2019第一篇愚昧与理性.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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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社会中，笑话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人们所讲的大量普遍流行的笑话都以牺牲那些所谓愚昧人群的利益为代价。在西方工业国家里,笑话通常都是关于某一种族或少数民族的,然而在东欧,笑话一般都带有政治色彩。除了与性有关的笑话外，各种各样的种族笑话或许是西方国家最流行的也是最多的，而在东欧，政治笑话却有统领通俗幽默之趋势,这一点也许不足为奇。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业社会中,有关愚昧的笑话流传最广,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最受大众欢迎。这种现象需要一种社会学来解释,比如,为什么西方工业国家更喜欢关于“愚昧的”少数民族的笑话,而不是其他的笑话呢?为什么他们如此热衷于以下这样的笑话呢： 一对波兰夫妇决定开办一个养鸡场,他们买了两只小鸡带回家后,在后院挖了一个洞,把小鸡的头（chicken head也有“笨蛋”的意思）先埋进去,第二天早上这对夫妇发现小鸡都死了。 他们又买了两只鸡,这次他们把鸡埋在地下一英尺深,到第二天早上鸡又死了。这对夫妇就给波兰领事写信说明自己的问题。一个星期不到,他们就收到了波兰领事的回复,信上写着:“请寄给我一份土壤样品。” （美国人） 爱尔兰医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输精管切除（男性结扎）会遗传吗？” （英国人） Sabena(比利时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在布鲁塞尔机场无法降落。那个比利时飞行员给塔台发信号说,起落跑道太短，他无法着陆,他惊讶地说“你们的跑道只有几米长,却有几公里宽。” （法国人） 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有这样关于他们自己国家“愚昧”人群的笑话,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表1.1中看出。表1.1讲关于自己国家“愚昧”人群或少数民族的笑话的国家笑话所涉及的群体或者少数族裔美国以及其中的某些地方:新泽西 旧金山 明尼苏达州 波兰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瑞典人英国爱尔兰人澳大利亚爱尔兰人，塔斯马尼亚人新西兰爱尔兰人，毛利人加拿大(东部)“纽芬兰狗”（即：纽芬兰人）加拿大(西部)乌克兰人，冰岛人爱尔兰凯利人法国比利时人荷兰比利时人比利时佛兰芒人德国东弗里斯兰人丹麦 奥尔胡斯人（奥尔胡斯市人），挪威人瑞典挪威人，芬兰人挪威拉普人芬兰吉普赛人，卡累利阿人奥地利 卡林西亚人意大利南部意大利人希腊 Pontians(黑海边的希腊人)上表中所列出的每一个笑话例子所涉及的人群,他们生活在讲这种笑话的国家的社会边缘或地理边缘。这些的人群通常只是指某一个少数族裔,但是这样的笑话也可能用于指涉附近国家(如比利时)、偏远的边缘城镇或地区的人。不同的国家经常可以发现同样的笑话,非常明显,一个国家的笑话有时可以改编或翻译后在其他国家使用。讲笑话的人可能讨厌,憎恶笑话所嘲笑的对象,对他们漠不关心,但也可能抱有同情的心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受害者是谁无关紧要，人们一般仅仅以两个特定种族之间的关系被误解来解释这些笑话。最关键的事实是这些笑话反映出人们有一种强烈的需求,他们不得不讲一些愚弄圈外人的笑话,通过谈论社会边缘人的愚昧,人们可以远离这些受人鄙视和令人害怕的品质,并且得到一种安慰,认为他们和他们群体成员并不愚昧，或者说是他们是正常人。 过去有很多笑话是讲头脑简单的人,傻瓜和白痴乡巴佬的；在前工业社会的很多国家，讲笑话者已经给特定的农村、城镇、地区和国家的居民带上了"愚昧"的标签。比如色雷斯(自爱琴海至多瑙河的巴尔干半岛东南部地区)的阿夫季拉镇(Abdera),东欧的海尔姆镇(Chelm),荷兰的坎朋镇(Kampen)和腓尼基（现为黎巴嫩）的西顿镇 (Sidon),早在现代工业社会形成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一直被当作有关愚昧居民 笑话的嘲笑对象。然而，大量关于“波兰人的笑话”、 “爱尔兰人的笑话”、“东弗里斯兰人的笑话”以及关于其他“愚昧”的圈外人的笑话成了工业社会的一个特点，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是前工业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在前工业社会里，愚昧仅是笑话中被嘲笑的受人鄙夷的品性之一,然而,在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工业国家里，有关愚昧的笑话成为最让人着迷的笑话。 关于愚昧少数人群的种族笑话越来越流行，这看起来似乎和工业社会的发展与巩固有着必然的联系。据说关于爱尔兰人愚昧的笑话首次出现在十七世纪末,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开始稳步增长,也是在这个时期英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 从此关于爱尔兰的笑话就在英国一直流行,爱尔兰人也成为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晚一点的美国关于愚昧的主要嘲笑对象。 关于的愚昧笑话,正如人们所预料的，在美国一直以来就很流行,而且是针对不同的移民移民群体,比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葡萄牙人,瑞典人以及波兰人。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美国很流行的波兰笑话,与有着很长种族异己愚昧笑话传统的美国笑话相比,则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自从二战以来,很多国家如印度,墨西哥,伊朗和南非在工业化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也开始创造大量的关于他们本地的愚昧少数群体的笑话。现在我们也可以把表1.2中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添加到前面引用的创作愚昧笑话的工业国家列表中去。 表1.2讲关于自己国家“愚昧”人群或少数民族的笑话的国家笑话所涉及的群体或者少数族裔印度 Sardarjis （即印度锡克教徒）墨西哥Yucatecos(尤卡坦州的人)伊朗阿塞拜疆人南非关于南非白人的“Van der Merwe”笑话与愚昧有关的笑话为何在西方工业社会如此受大量流行？一方面是笑话中所谈到的“愚昧”少数群体成员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一方面是工业社会强烈而快速增长的理性特质，其原因必须从这两者之间的对立中来寻找。追求技术和经济的高效率这一理念统领着工业社会，据此，所有机制必须通过市场，官僚机制和现代科学这些关键的客观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实现合理理性地组织，以便利用可供处置的资本最大限度实现其预定目标。那么从一个层面上来讲，我们可能把关于愚昧圈外人的笑话看成对理性，高效和讲笑话者运用智慧的肯定。因为任何不实践或者不遵循这些品质的人都被归于外圈人，接着他们就大受嘲笑。愚蠢可笑和不理智的是他们，聪明而有技能、有组织的是我们。以这种方法来分配含蓄的表扬和直接的嘲弄，那些笑话很可能扮演一种次要的社会控制手段的角色。它们是促使个体保持与现代组织和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的又一要素。 然而，为了对这些笑话受欢迎的原因进行充分说明，对理性社会组织带给个人的负面影响进行思考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必须要问的关键问题是：“这样一个理性社会秩序的哪一方面可能使社会个体对他所生活的理性世界中自己的位置产生焦虑，并且想以纵情于愚昧圈外人的笑话来发泄自己的焦虑？”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可能在于市场，官僚政治和现代科学所导致的高度专业化和强加于他们的劳动分工。大众市场鼓励个体成为专家，这样就可以在市场上出卖他们的特殊技能，从而可以利用这种全面提高的效率和赢利能力，而这恰恰是通过市场调节的劳动分工所创造的。 各种现代官僚组织几乎毫无例外的遵循劳动分工原理，正如韦伯所说：“官僚制建立在专门训练的基础上，这种训练可以形成一种工作上有效的专业化，同时形成一种态度，即习惯性的像行家里手一样掌握单一的技能，同时又被巧妙的整合在一起。” 现代科学，即使在没有按照官僚主义和市场导向的套路来组织（事实上常常是这样组织的）， 也要求各种科技工人高度的专业化，仅仅只是因为现在已经存在大量并且正在增长的与科学知识有关的机构， 除非严格的限制在某一研究领域，否则没有人能够知道、理解他狭隘的专业范围外的知识或者跟上新研究发现的洪流。 代表西方工业社会特征的极端的劳动分工已经造成了这一种形势所有人甚至包括技术最熟练的，最有创造力的人都意识到他们只是一个体系（市场，官僚体制或科学）中的一个小部分，这个体系中包含太多他们没有掌握的技能和知识。我们都是专家，但如果只是孤立的个人努力，对这个体系产生不了多大的作用。每一个专家都清楚他永远都依赖于无数其他专家，那些专家的工作或技能是他所专家无法复制的，很可能甚至理解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最博学最有技能的人也知道在这个非常重视技术和知识的世界，他知道的东西甚少，他们所能做的也是那么有限。在这样的世界中，每个人都需要重获信心，他们不是真的愚昧，真正愚昧的人被死死的限制在波兰人，爱尔兰人或者是其他被当地种族笑话嘲笑的什么人中。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到以下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多少愚昧少数人群的笑话中他们有人生活在飞机、潜艇 或航天火箭的环境下，在那里每个人都被固定在高科技人工环境下，他们的生死取决于高科技专家的智慧行为。人们陷于这样的科学控制和建构却也有潜在危险的环境中，这种情形就人们对自身地位的焦虑与依赖的一种极端的暗喻， 就如韦伯所描绘的官僚：“一个在不停运转的机械装置中的一个齿轮，这个装置规定了他按照一个固定的路线前行。” 把愚昧的局外人引入笑话所创造的环境中将产生极坏却有趣的结果： Porkorski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试飞员，他将直升飞机拉升到5000英尺10000英尺15000英尺的高度。突然飞机坠落了。在医院的病房里，Porkorski醒过来，在那里他的老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波兰飞行员说：“天太冷了，所以我关了风扇。” （美国人） “你怎么使一艘比利时潜艇下沉？” “你敲击眩窗，等人过来打开。” （法国人。也可见前面法国人关于比利时Sabena飞机的例子） Van是佛利州一个富裕的农场主，拥有自己的飞机。有一天他在好望角渡假，他的朋友Van Tonder就问他：“你想不想开我的水上飞机？”Van非常感激的接受并且在Tonder的陪同下从海湾完成了一个漂亮的起飞，使Van Tonder吃惊的是，飞了几圈后，Van开始向飞机场降落。 “喂，Van”他说：“这是水上飞机而不是陆上飞机，你必须在水上降落而不是在陆地上。” Van非常感谢Van Tonder的及时提醒，他把节气门望上一推，幽雅的降落在起飞那个海湾，Van朝Van Tonder说：“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是你提醒我不要在那个飞机场降落，如果你不指出来，我们可能已经完蛋了。”说完这些话，Van就从飞机上走下来，掉进了水里。（南非的“Van der Merwe”笑话） 一个飞行员将要靠近（英国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他要求控制塔台核实时间。塔台回复：“如果是澳大利亚航空QUAINT-ARSE，现在就是三点；如果是法国航空，现在就是1500小时；如果是爱尔兰航空AER FUNGUS，现在时钟指在12，分钟指在3。” （英国人）爱尔兰航空公司AER FUNGUS在都柏林到伦敦这条航线上引入了全自动的飞机。当飞机从都柏林起飞时，扬声器中传来了低沉的声音：“我是计算机操作的播音员，你们现在乘坐的是世界上第一架无人驾驶，完全由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的飞机。所有操作程序都是由爱尔兰最优秀的工程师设计编排的，你们大可放心，什么差错都不会出、不会出、不会出、不会出” （英国人）1990年，瑞典向外太空发射了他们的第一枚火箭，工作团队中包括一只猩猩，一个挪威人。在他们面前的控制板上有一个红灯和一个绿灯。当红灯闪烁时表示将给挪威人下达指令；绿灯亮时表示猩猩马上就会收到指示。点火起飞十分钟后，绿灯开始闪烁，猩猩接到指示要求稍微改变火箭运行路线，给瑞典拍射红外线照片，修理无线电发射机。半个小时后，绿灯再次闪烁，猩猩接到指示计算燃料燃烧的速度，调整计算机，观察地球引力变化状况。这时，挪威人无事可做，百无聊赖，对一直忙碌的猩猩充满忿恨。一个小时后红灯闪烁了，挪威人非常急切地期待指示。一分钟后，挪威人接到指示：“给猩猩喂食！” （瑞典人）因而，理性社会中总有一个方面受到重视，这种重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着社会成员。有时，人们会觉得独自一人面对现代技术和社会组织的错综复杂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喜欢追求这种感觉：他们自己比滑稽的外圈人优越，这些外圈人根本无法应付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然而，在一个职业高度分化和劳动严格分工的社会中，根据工作所需的技术熟练程度，受培训程度，工作敏锐程度把人们分化为各种各样不平等的群体。在一个极端，我们拥有高技术专家，他们经常必须完成那些要求高级智商、广博知识、精确判断和技术娴熟的复杂任务。外科医生、飞行员、电气工程师、律师、银行经理、谷物期货经营商，如果想在自己选的行业或职业中获得成功，在绝对多数时候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对于这些人来说，愚昧局外人的笑话可以使他们从长期的高度谨慎的压力中释放出来，可以从必须依赖自己的智慧而生活的紧张中解放出来。在某些关键时刻，关于其它的愚昧人的笑话可以用来排解对技能落伍、知识老化所产生的焦虑。在前工业社会，很可能由于相似的原因，关于愚昧的笑话在商业区最受欢迎，比如古雅典人的商业区，这里的笑话嘲笑附近的农业社会，诸如波俄提亚(BOETIA)或其来自西顿的商业竞争对手； 犹如东欧犹太人的商业区，这里有嘲笑Chelm或者Schlemies的笑话。 在这些地方,人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来生存,愚昧很可能被视为一种受鄙视,让人恐惧,受到广泛模仿的特征。而在另一个极端，在这个以高度分工为特点的社会里,有些人承担着极其简单的重复性劳动,这些劳动只是某些复杂工业化过程或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几乎不需要什么技能和智力。亚当斯密是最早引入现代劳动分工的观察者之一,他清楚地描述了这样的工作对人造成的影响: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日常工作形成了他们的理解力。他们一生都在进行几个简单的操作动作,这些动作所产生的结果也许是完全相同的或几乎相同。这样的人没有机会去思考,或者探究解决难题的应急手段，因为这样的难题从来不会出现。所以很自然的,他就失去了思考,创造的习惯,一般就会变得越来越愚昧,越来越无知。 这种人很可能也担心自己也会变的愚昧。在这个崇尚技能,智慧和理性的社会中，他们为自己地位低下而焦虑不安，他们担心自己所生活的复杂而令人困惑的社会对他们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不知如何去应对的要求。这些焦虑和担心可以通过关于愚昧种族的笑话予以缓解，据说那些种族非常愚昧，他们甚至达不到技术水平最低级的职业群体具有的社会能力和经济能力，而这种职业群体是由劳动分工造成的。对于这些人来讲,自尊的唯一源泉可能就是他们认为自己在智力方面比从外省、乡下和工业落后国家新来的移民要优越的多。（9）一个技术不精的人可能会被他为之工作的世界的复杂多变而吓倒，但是，正由于他熟知这个世界的复杂，才使他觉得自己比新来的人优越。所以出现了大量关于移民乡巴佬的故事，因为他们学不会最简单工作。 你听说了Polack因为不认识路线而丢掉电梯操作员工作吗？ （美国人） 一个多伦多妇女给一家有名的园林与室内装潢公司打电话。公司马上派人过来，那位女士带人参观了房子。每当她要求公司派来的人建议具体房间的装饰颜色时，他先不回答，而是走到窗户前打开窗户，对着窗外喊：“绿色站起来。”这样说了好几次后，女士好奇的问他：“这是某种仪式吗？”他回答说：“不，只是我叫了两个纽芬兰人在隔壁整草地。” （加拿大人） 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Sardarji(印度锡克教徒)一直使劲往墙钉钉子，但钉子是倒着的，另一个Sardarji看见他的努力徒劳无功，便说：“你用错了钉子，那些钉子是用在对面墙上的。” （印度人） 或许，那些关于愚昧外圈人的笑话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是因为他们能够缓解或者驱除这个理性社会市民所承受的各种各样的焦躁。这些焦虑大多数人可能都有所体会，也可能只是那些在劳动分工中占据特定位置的人才有，他们有着自己的技术水平、智力要求以及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不同的人可能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嘲笑笑话中所讲的愚蠢的少数民族人，但是,现在理性社会的本质是，每个人都有理由焦虑，每个人都有理由需要这种种族笑话。理性社会所产生的这种焦虑及伴随而来的对幽默释放的需要可能不同，但却可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 （10）所以，西方工业社会占主要地位的种族笑话，通过诋毁愚昧，缓和现代理性社会人们的各种焦虑，服务于理性的目标。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种次要的控制手段。爱尔兰人的笑话，波兰人的笑话，东弗里斯兰人的笑话，以一些微妙的方式使这些困惑的个体接受他们的命运，就如韦伯所说的“一个个官僚无法从他们自己设的套中钻出来”， 或“物质与理想生活的需求束缚了其行动的人”。 关于愚昧局外人的笑话构成了那种理想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笑话是一个小小的暗示，有助于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坚定理念：在理性社会中，人们致力于追求“精准、速度、清楚、丰富准确的知识、连续性、辨别力、统一、严格的主从关系、减少摩擦以及物力与人力消耗。” 然而，仔细研究种族笑话后，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所创造的讲求“规则、因果联系与实事求是” 的理性社会，在更深层次上则是非理性的。对效率的成功追求产生了“一种无快乐的经济”， 在这个世界中，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是枯燥、无聊、毫无创造性可言的，即使休闲也常常只是工作的一种镜像。 如果这就是追求理性所获得的成果，那么追求本身也许就是非理性的。悲观的说，马克思·韦伯写出了一个我们现在发现自己所处的陷阱： 清教徒对工作有种强烈的使命感，而我们被迫工作，因为当禁欲主义从隐修院的小密室被带进尘世生活中，并且开始统领尘世道德时，它就在建构现在经济秩序的庞大宇宙中发挥作用。这种经济秩序现在深受大机器生产的技术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今天，这些条件决定了所有出生在这一机制之中的每一个人的生活，而且不仅仅是那些直接经济获利的人的生活。或许这种决定性作用会一直持续到人类烧光最后一吨化石燃料为止。在Baxter看来，身外之物应该是“披在圣人肩上的一件随时可以甩掉的轻飘飘的披风”。然而命运却注定这披风将变成铁的牢笼在美国，财富的追求已被剥除了原有的宗教和伦理的涵义，趋向与纯粹的世俗情欲相关联，这种情欲事实上使其常常具有体育竞技之特征。没有谁会知道将来谁会生活在这个铁笼之中；也没有人知道在这种蓬勃发展结束之时是否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是否会出现一次旧思想与旧理想的伟大复兴；或者什么也不出现，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谁也不知道。在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人们完全可能这样说：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良心；这种毫无价值的文化幻想着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 （11）抗议铁笼禁锢的种族笑话远远不如那些嘲讽因为愚昧而无法在自己圈子里生存的笑话流行，数量也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经久不衰。然而，这种类型的种族笑话确实存在，而且多种多样，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其中三种，每一种都反映出对理性的某一方面的反叛。他们是关于工作狂美国人的笑话，关于僵化的、教条的、过于顺从的德国人的笑话；以及关于小气又过于理性、而毫无幽默感的苏格兰人的笑话。每种例子中，讲笑话者都嘲笑另一个种族的成员，过于受制于工作、金钱和任务。他们被描写成没有感觉的人，自己把自己锁在铁笼里，而且扔掉钥匙。他们的理性正是非理性的，正因为他们对实现目的所有手段进行井井有条的操控，剥夺了他们生活中享受人生乐趣和自由的可能性。一个在墨西哥访问的美国商人观看了一个印第安人做的陶瓷花瓶。他询问了价格。“二十分一个。” “那一百个呢?”那个当地人仔细想了一下就回答道：“那样的话，每一个四十分。”美国人想印第安人报错了价格，就又问道：“如果我买一千个一样的呢？” “一样的？”他说， “一千个？好吧，先生，那么每个六十分。”“不可能，你一定疯了！”“可能吧！”印第安人回答，“但是,我必须做那么多花瓶，而且是一样的，我不喜欢这样。所以，你看你必须支付我的工资，另外还要对这种乏味进行补偿。” （美国人） 一位工程师试图在某个拉美国家实施铁路建设的计划。他正在寻找一些当地人的支持。 “你用驴子驼运货物到市场上去要花多长时间呢？”他问一个当地人。“四天”，那个人说。“看这儿”这个工程是得意地说。“有了我们的铁路，你的货物到市场再返回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12）“但是，先生”当地人反驳道:“那其它三天我们干什么呢？” （美国人） 一对法国夫妻在美国辗转长途旅行时，他们经过一个老人家时，老人们在门廊的坐椅上前后使劲摇来摇去。“Regardez Clarenda”，法国夫妇说，“这些疯狂的美国人要把他们疯狂的脚步坚持到死呀。” （美国人） 一个美国老师接受一项任务，使一对菲律宾夫妇懒惰的儿子出来上班并且拼命挣钱。 “但是我为什么应该工作呢？”那个菲律宾男孩坦率的问。 “为什么呢？当你有了很多钱时，你就会独立，再也不用工作了。”老师回答说。 “我现在就不必工作呀。”那个当地男孩说，老师放弃了，心里极为厌恶。 （美国人）北方的参观者（在乔治亚州）说：“我看见你们这几乎都只养猪，你们觉得比种玉米和西红柿更有利可图吗？” 当地人慢慢的说：“噢，不，你看，陌生人，养猪不用进行耕种。！” （美国人）在南卡罗莱纳州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商人因为家庭和财务问题开枪自杀了。很自然，这个悲剧暂时成为当地谈论的主题。一个稍微了解这起自杀事件的居民与他的黑佣谈起这个悲惨的事情。他说：“乔，说起这些事，我对一个奇怪的现象感到很震惊。在我记忆中，我从未听说过你们种族人因为一些个人麻烦就精心策划自杀，然而天天在报纸上看到白人自杀，我纳闷这是这么回事！ “你自己是黑人，在这个问题上，你有什么想法？”乔说：“巴恩维尔(Barnwell)先生，事情就是这样，白人陷于困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没什么出路了，坐下来仔细考虑,不一会儿，他就抓起手枪，向自己开枪；一个黑人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会咆哮，然后他会坐下来，开始仔细思考，一会儿后，他就去睡觉了。” （美国人） 这些美国佬的笑话，虽然在一个层面上对缺少工作伦理的拉美、菲律宾黑人、南方白人等等摆出居高临下的样子，同时揭示了他们对自己工作狂的社会感到焦虑不安。很明显，对工作的价值与目的，对忙忙碌碌的美国工作狂的理性，所有这些笑话中都隐藏着一些颠覆性的信息。 在有关固执、理性、小气的苏格兰人笑话中也可以发现一种类似的颠覆性信息。在他们以加尔文主义为信仰的生活中，积极的工作当作自己的职责，然而这一观念正在悄悄的发生改变。 一个阿伯丁人的朋友在一家小医院住院，他坐在他朋友床边说，“你今天脸色看起来好多了。”“哎，我的老朋友，我原来以为自己会死，可是医生说他可以救我，只是需要花100英磅。”“这样啊，那简直太奢侈了，你认为这样做值得吗？” （英国人） 一个迪赛德(Deesie)妇人一晚上都在听Billy Commolly讲笑话和顺口溜，却没有露出一丝微笑。第二天她给一个朋友吐露了秘密：“他是一个伟大的喜剧演员，我所能做的就是尽量的不笑出声来。” （英国人） Wee Willie Deegan很爱打高尔夫，有一天，天气晴朗，可是，他的朋友看见他坐在俱乐部房间里闷闷不乐，球杆也不知道丢到哪里了。 “Willie，怎么没有出去打球呢？”他朋友问道。 “哎，我再也不能打球了。” Willie叹息了一声。 “为什么不能打球了？”朋友问。“我的球丢了。” Willie回答说。 （美国人）一个阿伯丁人和他老婆去罗斯赛海港渡假。他们乘船去海游玩，不幸的是，他老婆从船上掉到海里淹死了。阿伯丁告诉码头的负责人，如果找到他老婆尸体告诉他一声。两个星期后，他收到了一封电报：“昨天我发现尸体了，而且被螃蟹所包围，请指示。”那个阿伯丁人回复了一封电报。“卖掉螃蟹，现金寄过来，再放下去当诱饵。” （英国人）（14）一个阿伯丁人臼齿坏死了，他去看牙医，牙医告诉他拔掉那颗牙齿需要五英镑。阿伯丁人说：“你能帮我把牙齿弄松，我给你一英镑，然后我自己把牙齿拔了。” （英国人）一个殡仪人员在旋转餐厅的宴会上说将为俱乐部第一个死亡的成员提供免费葬礼，突然，从屋子后面传来一声枪响，一个苏格兰人自杀了。 （英国人）一个苏格兰人，像他那个种族中的其他人一样做事井井有条，吃苦耐劳，忠实憨厚，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个单身汉。自从他来到这个国家就开始积蓄金钱，直到现在他才觉得有资格建立一个家庭。一天他去看一个朋友，他说：“我已经决定要结婚了，事实上我现在一直到处找老婆。”“你一直在哪找呢？”他的朋友问。“说实话吧”苏格兰人说，“我相信在纽约大商场做店员的女孩子是很好的人选。一般说来，她们都穿着得体，整洁大方，相貌可人，行为端庄。她们一定非常自立，否则不会来工作。她们一定很聪明，否则就不可能得到这份工作。她们知道怎么让每个子发挥最大效用，要不然不会靠微薄的工资穿戴这么讲究的衣服。我是这样想的：借口要买东西，我将在各大商场转悠直到我看到在柜台后看到符合我要求的女孩为止。然后我会打探她的名字，私下询问她的性格和脾气等等。如果她符合我所有的要求，我就向她介绍我的情况，如果她看起来很喜欢我，我就请求她嫁给我。”六个月过去了，那个谨慎的苏格兰人和他曾经给吐露过这个计划的人又见面了，那个人觉得苏格兰朋友看起来非常的疲惫，一点也不快乐。“你最近这么样？”苏格兰人说，“我已经结婚了，你是不是这样认为呢？” “也许吧！你执行了那个计划吗？我的意思是我上次见到你时，你告诉我的那件事。” （15）“是的，我娶了一个在梅西百货上班的女孩.” “恭喜你！一切都好吧” 那个苏格兰人微微叹息，“有时吧，”他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也许在金贝儿商场我会找到一个更好的女孩。 (美国人) 滑稽的是，恰恰是节俭、自制、理性算计等品质在这里被悄无声息的破坏、颠覆了。弄巧成拙、甚至是自我毁灭揭示了苏格兰人对铁笼这三条铁栅的过渡依附，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温暖和快乐都被隔离了。第三个反抗铁笼的种族笑话的例子同样是把德国人典型的井井有条，不知变通，严守规则的行为描绘为自我毁灭。严守准则的人 一个莫斯比骑兵的生还者告诉我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很久以前就作为例子说明德国人在所有事情中对规则和秩序的热爱： 一个巴伐利亚移民参加了联邦军队，在美国南北战争发生的第三年被派去弗吉尼亚。一天晚上他喝了太多的烈酒，就在一块玉米地里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现那天晚上有个随军黑人杂役偷了他的制服，留下了一套破烂的民用装备，那个德国人就穿上这套破烂的衣服去找他的部队。 不一会，一件比被偷衣服更不幸的事情降临在他的身上。通过一些迹象他发现联邦军队已经从这个地方撤离了，现在已被敌军占领，他现在处于敌军的阵营里。当他一瘸一拐地去追赶他的所属部队时，一队穿着灰色破烂军装的士兵从灌木丛里钻出来，包围了他。他非常坦率的告诉他们，自己是谁，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把他当作战俘带走了。 突然俘虏他的人让他停下来，那里有一根树干高悬在路面上，一个南方人从鞍头解下缰绳，把缰绳的一端打成一个活套，战俘问中尉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6）“干什么？”那个中尉说,“我们将会像对待其他化装潜伏在我们军队中的北方佬一样对付你，根据战争法，我们将视你为间谍而绞死。” 那个德国人说：“好，法规万岁！” （美国人） 从希斯罗机场(英国伦敦)飞往柏林的汉莎航空的航班上，机长对乘客们这样说：“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机长，我们在英国标准时间十点三十分从希斯罗机场准点起飞，我们现在的飞行高度是一万五千英尺，两小时四十三分后，我们降至一万英尺。然后再过十六分十五秒我们将降至五千英尺。我们将在这个高度持续七分钟二十八秒，然后在十三点五十六分准时降落。如果有紧急情况，请遵守座位前卡片上的安全规则，如果你们都按照规则行事，就不需要惊慌，也不会出现伤亡。 （英国人） 汉莎航空的空姐：”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你们一定会喜欢这次旅行。” (英国人)在墨西哥城一个酒吧里两个德国人看见另一个人走了进来。 第一个德国人说：“那个人是警官。” 第二个德国人说：“你怎么知道？” 第一个德国人说:”他穿着制服。” （墨西哥人） 一个小男孩在特拉维夫市沿着本-耶胡达大街道走，他向一个大人询问时间，那个人说：“现在的精确时间是三点十七分三十秒。”“你是Yekke（德国犹太人的戏称）吗？”小孩问。“是的，可是你是怎么知道的？” （以色列）对受过训练的人来说小菜一碟 我是纽约晚间世界的记者。在长岛的一个偏僻的灌木丛中发现了一具穿着华贵的女尸。她是被谋杀的，子弹穿透了她的脑袋。得到她的死讯，我的同事哈里·斯托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记者。尸体没有被移动过，在检查尸体的过程中，哈里·斯托无意中还发现了当地尸检官没有发现的情况一张退色的有印刷和手写德文的碎纸片。（17）哈里·斯托悄悄的把纸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坐第一趟火车回到了镇上。他不认识德文，所以就把自己发现的成果带到了德国领事馆。在那儿她遇见了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带一副眼镜，是一位看起来非常严肃的副秘书。他帮他翻译了那张纸上的德文。那个秘书想知道整个事情是怎会回事。哈里·斯托跟他解释说那个被杀妇女的身份仍旧是个迷，没有人知道她是谁，干什么的。记者向秘书详细描述了被杀妇女所穿的衣服。德国人哼着鼻子说：“呸，美国警察太愚蠢了。对于训练有素的人来说，事情本身其实很简单。通过排除和推理，毫无疑问，确定这个女士是做什么的是可能的,而且一定是非常正确的。 “你能辨别吗？” Harry stowe满怀希望地问。“等一会儿。”那个副秘书长说。“快一点！麻烦您了！Harry stowe祈求道。“好的。”那个德国人说：“朋友，请紧紧跟上我。这张纸上写着某个女人在莱比锡的一个小店买了一些小物件和厨房用品一把切面包刀子，一个土豆捣碎器，一个咖啡研磨器。在德国除非是家庭主妇才会买这些东西，其他女人不会买的。所以，从另一方面来说，你说了，这个女人穿了四十美元的紧身内衣，在德国除非女演员才会穿四十美元的紧身内衣，其他女人不会穿的。没有女演员会买一些普通的家用器具，那样的话她就会变成家庭主妇，没有家庭主妇会穿四十美元的内衣，那样她就是演员。明白了！” （美国人）一列跨国列车上的警示牌： E pericoloso sporgersi Dangerous to lean out Nicht Hinauslehnen！ （译者注：用三种不同语言标示“危险！请勿探身车外！”）（英国人）所有这些关于“理性的”美国人，苏格兰人和德国人的种族笑话，都是早期关于愚昧种族群体笑话的一种镜像。美国、苏格兰、德国等种族对工作、金钱、秩序、规则、精确、理性的过分追求也被视为愚昧的表现。当这些在他们自己国家流行开来时，把对铁笼的热衷描绘成愚昧的笑话,把这些愚昧的特征投射于其他种族的笑话，都是对铁栅受到侵蚀的一种抗议。它们也可以帮助驱除我们心中的忧虑，担心我们也会被完全卷入到这个充满竞争和官僚习气的世界。笑话显示出令人安慰的信息，即其他人的理性都是非理性的，只有我们是明智的，不至于陷入铁笼的形式理性和技术理性而无法自拔。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关于愚昧和无理性的种族笑话主要都是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的。然而实际上，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愚昧人群的笑话同样也是非常多，非常流行的。不过，不同的是,在东欧这些笑话是关于掌权或执政的人群，而不是少数种族人群。东欧笑话中所描绘的愚昧人一般都是共产党领导人，职业政客，官方英雄，国民军（或警察）。所以与爱尔兰裔，波兰裔美国人笑话相对应的东欧笑话所涉及的不是种族，而是政治。为什么波兰民兵制服的肘部有条纹呢?这样他们就记得在哪弯胳膊了。 （波兰人）一个波兰民兵把他的车开进车库进行维修。他告诉机械师：“指示灯出毛病了。”机械师钻进车里打开灯，他问：“现在怎么样呢？”“亮了，灭了，亮了，灭了”那军人回答。 （波兰人）两个捷克军人在布拉格的温塞斯拉斯广场上执勤，一个外国人走向他们，用德语问怎么到达中心的火车站，但是那两个人没有做声，只是耸耸肩膀。外国人用英语试了一遍，那两个人还是没有回答；用法语问结果也是一样的；用俄语问，也没什么反映。最后外国人也耸耸肩离开了。“你要知道，我认为学习一门外语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一个军人说。“有什么用呢？”另一个问：“只要看看那个小伙子就行了，他会说那么多种语言，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捷克人）一个捷克警察去看医生，他的两只耳朵受到了严重的烫伤。“这是怎么弄的？”医生问，“我在烫衣服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是吗？那你怎么烫伤耳朵呢？”医生又问，“噢，我必须叫救护车呀!”那个军人说。 （捷克人）为什么捷克军人总是三个人一队呢？一个能读书，一个能写字，另一个在监视其他两个读书人。 （捷克人） 盖莱克(Gierek)担任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的时候，曾以其冗长、乏味、枯燥的演讲而出名。一个长达三个小时的沉闷演讲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