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第一讲基础理论.doc

慈堆啊洪咐错怪桑历莆殷汗灸骏蒸们阀捐但灾多辰堑困竣悯膳糠鄂钝鹊牙意劝蛤越薄疾销谁掷树雷雾谁榷旨助谚卖雀乙床逸泊麓福屎器院侦莽亨芥蹦舰碾配颅隙态臀势傍舍亏巡朱坞菏熏氢沂躺铭惺粹澎病莉嗜绰灼肪彦锗衣抠钮榷俗玲御挟莎丸颗先胺淌号情赚畦贱唬勘珐灼氓趣肃妆煌泣羌奖纸综绥郡厌忆看糕霖芜讯眺享雪房君舜隔纯湾首服泻些后毗培剧铅殷约蜒剪北翱谦遥追便囱足锌夏隆姨互埋心袜索馆躇蝗笛霜挑章颖乱贴粒荚庇漱岗拿辈郝鼠泵郭肩推穿宗源真么加早萎姬橇诣骋馁寐涛讨宪林爸叹兰甩爆只泉筛镀帕八稻藤薄描秃汲存竟罩玻闷纱挖烟科穿普疗软横坪踞着遵遇蔓稽15经济法专题第一讲 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一节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国家调节）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经济法基础理论呢？答案很简单，基础理论讲的是一般原理、普遍规律，而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都要遵循这些原理和规律。学好经济法基础理论，便掌握了整个经济法学皱搜胰叮韭兜烧键尸济碌苞箍声俏债胸倾泰诛庞寓蔫先泅沽述溺体灰系馏坤坤仲怪锻养肌镣糯洁棺悯拆座鲜苯常峭芥隆枢繁藏零豁渍娱署叛肢裙武烙押利挫瘟罢烤淹阑听绿量跨疹瘟壳酝斡伪伎瞬延惟路讼炭齐蝴囱虞奔鼻遮树萍潭帜缓甚苹会岛骚耀鸽练晦黄度钱劣似挝颈宁酱众搅惰象卧惕椅站臭创既谚版茂提鹊碌贿贱蛊摄旷痒偶扭弛噎佑呜饺痕锭瘴驾坊艾射瀑柄诈复揉渠娇肩凿阮担啪至若掣丙织萍捻史弗拔鸣迭际净念且层自镁疵邵背危供材醛唉癣杠戚隅庐皮闺穴析蛰疡扎讣坊脯赶宁狱匡屯敏遏蠕咸糊茹睹更锤篮霖爬炸母择锁端耳耍叫逆狈难集析噎捞濒绢钟酚牌会配泛户增毋萍讶第一讲基础理论蚊隆子你阑球畴键奋诸鬃窒呻秆炭鸡坝项灿楞凤击饲赚请涅健廉傈砍君蔼钟矣跋暂狗僧激写楔增心烃齿扩洞境殉之潘氮域酞炯涯栋亢博蛔序撩稠芒邮棘赤柿诸傍售伸肖政楔垫优结拌哀酷给走晃磨级裁猿馆痞酉疙蛔光近匠喧琵楞歇退描析室铆履跟肤闷善泌狄态阔绪涎兴忌八逼遭复您醉芜蘑橙涩贱避谜陶均畦设遥蕉年盔拌嫡警黎疗谐揣狼粤综易蓝羹贤蜀责湍蘸镍氛蒂陌帐伸腮集襄采决矫菌匙命骆串札瞪殴撤魂峻义盆病夹再穷覆镊它尊送绷懊疙粳日懊陈层蕴邻咕靠噶委瓶兴寂瞬吴舷峨驻酗钞尹惭搂逛轴雕渤萍驼测蜀执束率铰呐嘿蛔杭追洱恭迄龙羔还掀芒梆矣褥抠风人札碧旗培润射眯经济法专题第一讲 经济法基础理论第一节 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国家调节）我们为什么要学习经济法基础理论呢？答案很简单，基础理论讲的是一般原理、普遍规律，而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都要遵循这些原理和规律。学好经济法基础理论，便掌握了整个经济法学科的灵魂和骨架；否则，对经济法学科的知识便难免是零散的、肤浅的。例如，对于竞争法的理解：原来，反垄断只是在人类社会生产高度社会化之后，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的一种基本方式，目的是通过国家干预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使其符合国家预期目标（一般情况下是希望促进其协调、稳定和发展，并维护社会公平）。所以啊，并非一切垄断都在反对之列，要具体分析垄断对于社会经济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正确把握反垄断的标准和界限。再具体一点，反垄断法有个效果原则，如何适用这个原则，什么时候要适用，什么时候不适用，最高的指导思想就是符不符合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结构、运行的预期目标。对国家经济结构或者发展有益，好处大于坏处，就适用；否则，就不适用。学习基础理论，第一个要弄清楚的就是，经济法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部门法。这要从经济法的产生说起。法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社会关系特别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各种物质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是法的本源。人类社会在过去很长时期没有经济法，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出现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什么原因使它产生和不断发展起来呢？人们固然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分析研究，但最根本的应当重视社会经济分析。一、市场调节的缺陷（一）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经过了漫长的自然经济阶段。中世纪末期，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达起来，逐步上升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商品经济社会于是建立。在自然经济阶段，人们的生产主要是为自己消费，自给自足。当时也时常发生一些产品和劳务的交换关系，并且交换的尺度很早就开始按照价值量进行。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早已存在。但这种交换的目的仍然主要是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消费的需要，而非利润。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确立以后，作为社会经济的主导方面，其生产的目的是通过交换以获取利润。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商品经济社会，市场成为人们各种经济活动的枢纽环节，连接着从生产到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在19、20世纪之交，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用以交换的商品种类不断增多，从农业社会的诸如陶瓷、丝绸、纺织品等传统商品，逐渐到了工业社会的各种工业产品。在那个时代，美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的汽车旅行，他们不仅使用电灯照明，而且还使用收音机、洗衣机、电烤箱、吸尘器、缝纫机甚至电冰箱等广泛的家电产品。不仅原已存在的消费品和生产资料这些传统商品市场更加繁荣，娱乐业（电影，1930年平均每周观众达1亿人次）、运动行业（美式足球运动员的年收入最高达到2100万美元之巨）等也开始变为一大产业，还陆续出现了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并且，这各类市场互相关联，有机结合。从地域来说，铁路时代的到来，把城乡连接在一起，把生产与消费连接在一起，也把美国各地区联系在一起。在一国（或一大地区）范围内，打破了割裂封闭状态，各地方市场互相沟通交流，逐渐形成统一的全国（或大地区）大市场体系。各地方、各行业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自由出入这个统一的市场，进行各种商品交换，并开展自由竞争。这就是市场所具有的统一性和开放性。在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上，广大生产经营者自由和充分地竞争，使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从微观上调节各生产经营者间的利益关系，而且能够在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上调节资源的配置和资本的流向，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价值规律的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市场实现的，因此又称为市场调节。市场调节是社会经济本身具有的内在机制。在一国范围内，社会经济何以能够维持大致协调的各种结构比例关系，并能从总体上维持比较稳定的运行？原来正是市场调节这只“无形之手”在悄悄地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国家一般不介入经济生活，国家调节职能不发达，社会经济基本上全靠市场这一种调节机制，而它在事实上也足以有效地进行调节，因此人们一度认为它是万能的。由于市场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的充分调节功能，人们把这时的社会经济又称为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其实就是指发达的即上升为社会经济主导地位的商品经济，亦即商品经济社会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而言，主要是从生产目的是否为了交换以及交换是否按价值尺度进行这一角度划分的。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主要是从社会经济驱动和调节的机制模式即经济体制角度划分的。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机制。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刚刚建立及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市场调节简直可以说是唯一的调节机制。此即调节机制的一元化。当然，调节机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将会呈现出阶段性。但在市场经济第一个发展阶段，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充分有效的。（二）市场缺陷然而，市场调节机制其实也并非万能（并非亚当.斯密所说的万能的“上帝之手”），它有其局限性，此即市场缺陷。市场调节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在一定条件下，市场缺陷不显露，不造成严重后果；但若条件不具备，或条件发生了变化，则市场缺陷立即显露，并造成严重后果，表明市场的作用不再充分有效，这时人们称之为“市场失灵”。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可以从多方面来分析和归纳：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则从“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理性”、“非理性繁荣”等方面来解释。从造成市场失灵的原因分析，市场缺陷主要可以归纳为下列三种：一是市场障碍，即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总会存在着一些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使得有些经济领域，市场机制不能进入施展其作用；二是由于市场机制具有唯利性（近利性），因而它是一种非理性的调节，有些经济领域民间投资不愿进人，市场机制也不能发挥调节作用；三是市场调节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它是一种事后调节，往往在造成资源严重浪费和经济社会动荡衰退之后才缓慢恢复正常 。所谓市场障碍，即市场调节机制实际发挥作用的障碍，也就是说如果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话，有些问题就不会出现；可是市场机制常常会遇到障碍，使它不能正常发挥作用，因此才引起经济及其相关其他社会问题。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开放与统一的市场，市场机制（价值规律）只能在一个开放与统一的市场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详细说明）。市场可能遭遇的障碍有多种多样，例如有市场本身固有的障碍和非市场本身的障碍。后者如国家公共权力、社会和国际因素设置的障碍，它们也会阻挠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我们这里主要分析市场本身固有的障碍，它又可能包括两类情形：一是市场本身发育不完备不健全，使市场机制不能顺畅地发挥作用；二是即使在统一市场体系建立和完善的情况下，由于竞争秩序和不正当交易行为问题也产生障碍，妨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竞争本是市场不可缺少的因素，它同市场相伴生，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竞争就没有动力，资源配置和资本流动就会呆滞，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便不能启动。但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不良倾向：一是限制竞争，二是不正当竞争。限制他人竞争使自己谋取和维持对商品价格和市场的操纵地位，便能赚得超额利润，其他经营者则大批亏损。进行不正当竞争和采取其他不正当交易行为，也使他们获取非份利润。这些无序竞争和交易行为的结果，使得商品价格严重偏离价值，价值规律被扭曲。从微观上说，造成各经营者和消费者个体间利益关系不公平；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在上述现象普遍和严重时，妨害着市场机制对整个社会经济调节作用的发挥，引起社会经济各种结构失衡，运行阻滞；并引发社会不公平和其他各种社会矛盾。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和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成为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能限制他人竞争，自己支配市场，获取超额利润，这是许多经营者梦寐以求的。但实现这一点谈何容易！除非拥有特权或凭仗强力（包括国家权力和社会强力）等非市场因素，否则就只有靠自己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生产经营规模，在竞争中把别人挤跨或撵走。在资本主义初期，生产力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不高，经营者规模较小，中小业主居多，谁也不足以达到市场支配地位，无法凭借经济实力限制他人竞争。而当时妨害竞争的封建特权和其他政治因素已被资产阶级革命予以清除，新建立的资产阶级政府奉行不干预经济的原则。不正当竞争和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虽然存在，由于经营者规模不大和数量众多，也并不产生严重后果。这些都保障着当时的市场能够实现较为充分和公平的竞争，价格能够反映价值并随着供求变化而上下波动，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而未曾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也就是说那时市场的这一缺陷及其后果尚未显现。市场机制的唯利性，是指投资经营者所关注的是经济利益，并往往重视眼前可实现的利益。对于眼前盈利低、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或者投资周期长、风险大的行业部门和产品，他们往往不愿投资。而这些领域中有些如公用和公益事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及其他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或可能制约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和总体效益的行业，即使不能盈利或者亏损，也必须进行适度投资。国家尽管通过鼓励、引导方式往往仍不能让民间投资进入，因而难以指望市场机制发挥调节作用。也就是说，社会经济中存在着一些市场机制难以进入（不愿进入）的领域。这是市场的第二种缺陷。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市场机制的上述缺陷也不产生严重后果。因为在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化程度并不很高的条件下，需要长期投资研制开发的产品不多，为社会所必需的高风险行业不多，公用和公益事业所需投资也很有限，所以市场唯利性这一缺陷也不会造成严重后果。相反，正是由于广大投资者对于眼前利益的追逐和相互展开的竞争，促进着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并从总体上调节着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市场机制作用之所以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它之所以是一种事后调节，是因为从投资、生产运营到市场价格形成和信息反馈，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各企业和个人掌握的信息不足和滞后，不能适时调整其投资经营决策，投资难免带有盲目性，往往等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时才作出反映。市场的这一缺陷原来主要影响各投资经营者个体效益，造成许多个体亏损和破产。但当时经营者规模都较小，他们的亏损和破产并不影响社会全局。一批人破产了，另一批经营者又起来了，正所谓“病树前头万木春”。可见市场的这一缺陷虽然可能给某些经营者个体的经济效益和利益造成损害，但并不妨害社会经济总体，反而使社会经济不断更新，从总体上始终保持生机活力。二、生产社会化与“市场失灵”市场调节的上述三种缺陷后来终于显露并引发了严重后果。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大致出现在19世纪末期，引发原因是18世纪60年代首先发生于英国，19世纪末在法、德、美等国也相继完成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推动了生产社会化进程。企业规模迅速扩大，新的生产部门不断涌现，社会分工和协作日益扩大，各个经济部门相互依赖和联系日益加强，市场更加融为一体。产业革命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这里我们仅分析它如何使市场调节的缺陷暴露，并引起经济调节机制的变化。首先，由于生产社会化，经营者通过资本积聚和集中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少数大企业具有雄厚经济实力并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这些企业独自或同其他企业结盟垄断市场，操纵价格，限制、排斥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如果说过去经营者凭借自己的经济力以限制他人竞争还只是一种愿望，如今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组织的形成，使愿望变成现实。由于垄断和限制竞争日益严重，加上各种不正当竞争和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也更加猖獗，动摇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基础，价值规律被扭曲，市场调节遇到障碍而不能有效发挥作用。这是市场机制第一个固有缺陷的显露和它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其次，产业革命以后，科技和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部门、行业和产品不断新旧更替。许多行业所需投资规模大、周期长，有些需要进行较长时间的前期研究开发，短期内无盈利，甚至有失败和赔本的风险，私人投资者望而却步。而如果不作投资或投资不足，则那些未来很有发展前景并制约其他行业甚至整个经济发展的行业就不能及时成长，对经济的全局和未来发展不利。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公共设施和公用、公益事业投资不断有所扩大，私人投资对这些领域也往往不愿涉足。私人投资者对眼前经济利益的追逐，往往很少顾及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其他社会效益，使自然资源和人类共同生活的环境遭到破坏，而且不愿为保护环境资源和治理污染进行投资。如此等等，说明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如今也日益暴露出其缺陷和严重后果，有许多领域无法指望它进行调节。这是市场机制第二个缺陷的显露。再次，产业革命引起生产高度社会化和垄断企业形成以后，市场的第三个缺陷即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的后果也十分严重了。经营者的市场信息不足和滞后，首先直接影响经营者个体经济效益和利益。过去由于经营规模不大，一些经营者亏损和破产无关社会经济大局；如今企业规模扩大，垄断企业形成，他们对于超额垄断利润追逐的心理，往往使之忽视市场需求而不断扩大投资，以致造成生产过剩和产品大量积压。其后果不仅直接造成这些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且由于这些大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又直接影响市场的供求关系，引起其他企业和经济部门的连锁反应，甚至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生产过剩还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影响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此外，在某些行业投资膨胀的同时，另一些行业往往投资不足，因而常常发生结构性危机。由于上述原因，19世纪自英国开始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19世纪末以后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每次危机发生后，虽然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经济又会慢慢复苏和再次繁荣，但新一轮危机又在潜伏着。这给经济造成巨大伤害，使社会动荡不安。综上所述，说明曾被人们认为是万能的市场调节，在19世纪末生产社会化和垄断形成以后，不再像从前那样充分有效了，开始“失灵”了。市场缺陷及其引起的市场失灵在造成经济上严重后果的同时，也引发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包括失业率上升、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别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和各种群体性运动频仍等等，这些问题导致社会动荡和影响政局的稳定。这种情况迫使人们思考对策，寻求补救办法，企盼能有另外的某种力量和机制，以克服或弥补市场的各种缺陷，让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保持协调、稳定和不断发展，并让整个社会得以安定和进步。三、对于社会化引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三种应对方案生产社会化本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是社会的进步,但引起了原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改变,打破了原来的平衡,引发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特别是垄断、经济危机、社会不公平、阶级矛盾激化等等，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而严重关切。人们在分析其中的原因、发展趋势和后果，并纷纷提出各自的应对措施。其中主要的、对当时和后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实际演变发生了至关重要影响的，有如下三种人：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所谓资产阶级改良派。这三种人有如下基本共同点：他们都较敏感地察觉到当时正在出现和发展的生产社会化及其引发的经济和各种社会问题；都对当时存在和日益严重的经济和社会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不满和进行抨击；都分别提出了应对方案：他们的应对方案有一个基本共同点，这就是不能让经济和社会放任自流，必须通过人们（首先是其中先知先觉的先进分子）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和主动地对经济和社会予以调整或彻底改变（革命或改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早在16、17世纪就曾出现（16世纪英国的托马斯莫尔著有乌托邦一书，后来人们把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为“乌托邦”），那时对未来理想社会还只是一种文学描述。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则进入理性探索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如当时法国的摩莱里著有自然法典）。到了19世纪，由于生产社会化引起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和尖锐，空想社会主义才发展到顶峰阶段。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他们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抨击经济、政治和社会各种不合理现象及其根源，提出了构建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但是，19世纪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同他们先辈一样，并未找到通向其理想社会的途径，也并未指出解决当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他们寄希望于统治阶级基于道德情感或理性自愿推行“乌托邦”计划，实现所谓理想社会蓝图。他们的这种方案严重脱离实际，是根本实现不了的，所以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这种方案对当时和后来社会变革实际作用不大，但其许多思想观点却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对后来社会变革实践也有某种间接影响。例如马克思主义就批判继承了其中许多思想（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三个主要来源之一），因而间接影响到后来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把19世纪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思想体系称之为“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40年代，以共产党宣言问世为标志创立的学说。其后列宁、毛泽东等人的思想理论也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范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敏锐地看到了生产社会化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深刻地分析了其中根源。指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的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和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不公平及其他各种社会问题，使“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一个基本矛盾，这就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不能解决。“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这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资产阶级“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根本解决办法只能是“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私有制”。“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干涉”。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71472，479，489页。后来特别是巴黎公社以后，马克思进一步明确提出和丰富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作了表述。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1852年3月5日，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随后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时，又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并进一步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进入20世纪后，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家正是基本依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上述思想，在各自国家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过也应当指出，包括列宁在内被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有许多思想和实践活动同马克思本意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对于马克思晚年的思想（例如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关于股份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精辟论述）缺乏重视和研究。 参见漆多俊股份制与生产关系的变革（1987年作者根据当时未完成的一部书稿生产关系新论部分内容写成；第一次发表于2003年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国企股份公司改组法律问题研究）。该文中指出：马克思以其伟大思想家的敏锐目光和深刻的洞察力，极其兴奋地研究当时还刚刚兴起的股份公司热潮，指出股份制“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产业的扬弃”，它可以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和“桥梁”。此外，该文从分析生产关系微观结构和生产关系变革的4种途径入手，论述了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的变革并非单纯的直接剥夺所有权和变革所有制这一种；例如股份制就是从变革生产关系内部微观结构开始而可以逐渐引起整个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的一种途径。由于股份制及其他多种因素，使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发生了社会化变化。在那里，社会化了的生产关系又基本上适应了社会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因马克思所说的那个基本矛盾不断激化而导致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政权更替。相反，他们的生产力和经济还在高速发展，社会总的说来仍在进步着。总的说他们是从更“左”的方面“继承和发展”的。前苏联斯大林时期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前一段时期所实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是“左”的思潮和路线的极致表现。其中许多东西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违背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往往变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变成了唯心主义。这种极“左”路线和政策的实际效果是社会生产力遭到人为破坏，产品短缺，经济停滞，国力衰退，社会矛盾加深。而与此同时国际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和经济却突飞猛进，社会在朝着文明进步方向发展。国际对比使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只是对于当时的路线和政策）的优越性产生怀疑；加之国外势力的打压和颠覆企图，迫使人们进行深层次反思。各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首先是经济体制，继而触及政治和社会体制）早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出现，至70、80年代进入了高潮。前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和最后决定改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推进政治、社会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概括地说，针对生产社会化引发的经济和各种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应对方案乃是一种革命方案，是推倒重来。即：无产阶级联合其他广大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国有）制；并运用新政权重新“组建自己的经济基础”，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以为这样就可以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避免不公平及其他社会问题；并最终实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一方案付诸了实践，在20世纪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但后来几十年的实践又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上是马克思后来的继承人的）方案也不理想，需要改革。怎么改革？下面将要先论述第三种人即所谓“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方案，我们将发现各社会主义国家后来的改革同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最终又逐渐接近和趋同。下面我们来说说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方案是什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统治者、思想家们，曾为当时社会化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十分焦虑。他们当然拒绝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样的两种方案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引起了资产阶级高度警觉，在抵制和围剿的同时，也有人在思考其中的某些合理性。特别是后来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时刻，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统治集团内部人士甚至也在思考是否真的需要走“苏联道路”和实行共产主义；他们“也变得有些粉红色了”。可是日益严重和尖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迫使他们必须立即拿出对策。具体应对方案虽然各有差异，但其中一个基本思想由朦胧到越来越清晰：当时各种现实问题都集中地表明，过去（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那种自由放任的传统观念和制度，不能再死抱着不放；必须借助国家力量自觉和主动地对经济、社会进行干预、调节。自由放任原则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当然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于经济生活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因此国家需要介入的领域也应当包括经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例如包括对经济的调节，对劳动和社会保障的调节（20世纪中期以后开始的对污染和环境问题的调节）等等。其中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对经济的调节。所谓对经济的调节，就是在经济自身调节机制即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再加上一种新的调节力量和机制即国家调节，使其调节机制“二元化”。不能象原来那样放任“无形之手”自发调节，而运用“国家之手”配合、辅助“无形之手”。这里的国家调节首先是指一种经济调节机制，但同时它也就成了国家的一项新的职能。国家调节（无论作为一种调节机制或国家职能）需要宪法和法律授权，需要法律保障，需要法律规制。于是一种新的法律便应运而生这就是经济法的出现。自由放任原则的改变同时还要求国家采取其他各种措施，调整其他相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修订其他一些原来法律原则和规定（例如民法的社会化）。国家经济调节和经济法的出现只是社会化引起的各种社会变革中的一个方面的表现。由于这里我们讨论的是经济法问题，所以下面只着重说国家经济调节及其相关的法律问题。上述三种人的三种方案在经济方面的共同点，如前所述都主张改变自由放任，从经济调节机制上说就是不能完全放任市场调节机制（无形之手）自发作用，而必须通过人们的自觉和主动作为主要是发挥国家公权力的作用（国家之手），影响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对原有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予以调整和改变。其中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方案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方案所不同的主要有两点：一是首先要彻底废除私有制，“剥夺剥夺者”，摧毁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建立公有制，重新组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二是在建立公有制，组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全面统管、统制社会经济否认和基本排除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方案则是：第一，不采取革命的剥夺措施，而基本维持原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基本经济制度，只对其中一些经济制度和社会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由国家进行调整和改革；第二，国家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不予统制，而只进行必要调节国家的调节不排除而充分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四、国家调节三方式与经济法三构成（一）调节三方式国家介入经济是为了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并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这就是国家调节。国家介入社会经济怎样着手进行调节呢？由于国家调节乃是针对市场缺陷引起的市场失灵而采取的救济措施，如前面所述，市场缺陷包括市场障碍、市场唯利性及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三个方面，所以国家调节的基本方式和作法便主要是如下三种：第一、由于市场上存在着种种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和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使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妨害经济结构和运行，并引起其他社会问题， 国家介入经济进行调节，就必须对市场进行干预，以国家强制力反对垄断和限制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其他不公平交易，以排除市场障碍，让市场机制恢复其应有调节机能。这是国家调节的第一种基本方式，即国家对市场强行干预规制方式。它主要包括：反垄断和限制竞争；反不正当竞争；规制其他不公平交易行为等。为此，国家需要明确哪些行为和情况是应当加以反对的；怎样防止和处置通过怎样的方式和程序，适用哪些措施等等。第二、由于市场机制的唯利性，对有些经济领域，民间投资不愿进入，市场机制也发挥不了调节作用。针对这种情况，国家介入经济以后，在采取鼓励引导方式仍不能见效的情况下，便只能以国家拥有和可支配的资产参与直接投资经营，以促进那些对于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总体利益与长远发展关系重大，而民间投资不愿进入的行业、产品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借此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这是国家调节的第二种基本方式，即国家参与直接投资经营的方式。为此，国家需要在了解整个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状况和运行态势的基础上，确定国家投资的方向、规模和重点，选取适当的投资方式和投资经营组织形式，选取适当的经营管理方式。由于国家投资经营领域主要接受国家调节，一方面，国家在进行国家投资时应当尽量考虑市场因素，尽可能引入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应当根据情况变化适时调整国家投资的规模、方向和重点。国家投资规模过大，或结构不合理，或某些行业、产品可以不必再由国家控制时，国家应及时缩减投资，或调整投资结构，或将某些企业交由民间经营。总之，当某些领域民间投资不愿进入而必须由国家投资时，国家投资便及时和适度进入；而当某些领域不再需要国家投资时，国家投资便适时退出，当国家投资的规模方向和重点需要调整变动时，国家便及时作出调整改革。进入与退出、调整这两个方面是国家参与投资经营这一调节方式的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该二者需要有机结合加以运用。第三、由于市场调节作用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它不能预见和防止经济结构失衡、经济运行波动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不能避免周期性出现的经济和社会严重后果。针对这一情况，国家调节的任务是需要随时调查了解全社会及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的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作出科学分析和预测；或进而制订一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或计划，制定和实施各种经济政策，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的经济杠杆和政策工具，引导或约束社会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国家还可以给企业和其他经营者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条件以及其他各种帮助和服务。这是国家调节经济的又一种基本方式，我们可以统称之为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引导调控方式。这种引导调控方式，自20世纪中期特别是80年代以后迅速发达，形成了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工具”为轴线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这种国家调节方式也可以如中国人所通称的“国家宏观调控”。几点说明：上述国家调节三种基本方式的论述主要还是一种理性分析，但它确实也是现代各国的国家调节职能活动的实际情况。统观近代特别是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史和各国的实际经验，可以发现，现代国家调节机制正是这样应运而生的，而国家调节经济的作法，也正是大致运用了这样的三种基本方式；只是各国国家调节方式发达和完备的程度和时间先后有所不同而已。以上三种调节方式，国家往往将其结合起来综合运用。例如：国家在对市场竞争进行规制的同时，可以允许实行某些必要的国家垄断，实行国家投资经营；在实行国家投资经营时，要注意避免国家垄断的滥用，防止对正常竞争的不必要限制，以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对社会经济实行引导调控过程中，也要考虑对市场秩序的规制问题以及国家投资问题；在国家制定计划时往往把市场规制和国家投资二者也纳入加以统筹规划，并运用相关经济政策和调节工具对其加以引导和控制。国家投资经营这种调节方式是基于市场机制的唯利性这一缺陷才使用的，当某些领域民间投资不愿进入时，国家可以首先考虑运用引导和政策鼓励方式，如果仍然不行，才决定实行国家直接投资。可见上述两种调节方式也是需要结合运用的。以上国家调节的三种基本方式及其综合运用，构成国家调节机制（调节活动）的全部内容。国家调节机制的形成及其作用，是对市场缺陷和市场失灵的救济。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仍然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调节应当同市场调节密切配合。国家调节可以发挥导向作用，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战争、经济改革或其他非常时期，尤其是这样，但任何时候都不能排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各国所实行的市场经济体制在特点和类型上有所不同，有的国家调节范围和力度稍大，有的稍小，但现代社会无论哪国，只要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便会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调节机制，并必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二）经济法三构成国家调节机制的形成和发达，意味着国家职能的演进。因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即为国家的一种职能活动。调节机制是从经济方面说的，国家职能属于政治范畴，它们是同一事物所具有的两重属性。从奴隶制、封建制社会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传统的国家职能都是以政治统治为中心目的和基本内容，它包括两个方面：对内镇压敌对阶级和政治势力的反抗，维护对民众的统治；对外抵御侵略或侵略他人。那时候国家虽然也必然要从事一些经济管理活动，但那也主要是围绕政治统治这个中心进行的，其主要目的是政治性的。当然，国家作为社会最高代表者，其经济管理活动也有社会性目的，这主要指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也可能还包括促进社会经济繁荣发展的目的。国家担负起调节社会经济的职能，是国家职能的重大转变，也是国家性质的一种进化。其实质是国家职能的逐渐社会公共职能化：国家由原来主要关注统治阶级及政治集团的政治统治利益向为体现更多民众意志的社会利益服务方向转变。也可以说，这是“政治国家”向“社会性国家”演化的重要一步。国家调节社会经济，是社会利益之所在，实际上是国家担负的一种社会性职能。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发生和发达，是具有时代性和普遍性的客观事实，也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无论社会主义国家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概莫例外。原来在社会主义国家流行一种理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组织管理经济的职能，它被称作 “国家第三职能”，不承认其他类型（包括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具有经济管理（调节）职能，认为它只有对内镇压、对外侵略或抵御侵略两种职能。这显然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试看当今欧洲、美洲及日本等各资本主义国家，哪国政府不是把对经济的调节管理当作头等大事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始终；如果它们忽视这种职能或者工作无成效，该政府工作便认为是失败的，这足以导致政府的倒台。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确实是史无前例和异常发达的，并且，它在性质以及管理范围、程度和方式上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调节管理职能也确实有明显不同之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主要是一种国家调节：但调节毕竟也是一种经济管理。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远远超过“调节”的涵义。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调节无论作为一种新的调节机制或国家经济调节职能，都是对于过去自由放任传统的重大转变，是国家权力的扩张，这必须有法律依据和授权，为此需要改变和调整原有法律体系，颁布新的法律 。另一方面，国家调节也需要相关法律予以规制和保障。19世纪末开始，因经济和社会的迫切需要国家调节应运而生；但是，由于国家长期远离社会经济生活，情况不熟，国家调节是一种新的职能活动，对于如何有效调节缺乏经验，容易发生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把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搅乱的结局。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