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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康沛竹,引言 国民革命的目标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 国共合作的破裂 结束语,本讲主要内容：,19241927年，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创建不久的共产党与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要政党国民党合作，掀起了国民革命，即大革命。,引言,1922年西湖会议后陈独秀在党的机关刊物向导上发表造国论,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只有两阶级联合的国民革命的时期是已经成熟了，这个时期的成熟是可以拿十余年来的政治史及眼前要求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呼声可以证明的。” “总括起来，我们造国的程序是：第一步组织国民军；第二步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国外的一切压迫；第三步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政府；第四步采用国家社会主义开发实业”。 陈独秀,郑超麟回忆：从苏联回来的人告诉他，“国际同志认为世界各国革命史配得上称为大革命的，只有1789年法国的大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现在的中国革命”。 此后，中共党内遂相沿成习，用“大革命 ”来称呼1925年开始的革命。,一、国民革命的目标,北洋军阀总统或临时执政在位时间表：,中国“名为共和国，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因为军阀无不欢迎外资以供其军资与浪费，国际帝国主义在相当的限制以内，也都乐于全力借给军阀，一是可以造成他们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一是可以延长中国内乱，使中国永远不能发展实业，永远为消费国家，永远为他们的市场。在这样状况之下的中国实业家受外资竞争，协定关税，地方扰乱，官场诛求，四面八方的压迫，简直没有发展的希望。” 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生命。” “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箝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在这样国际帝国主义政治的经济的侵略之下的中国，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 向导1922年9月13日,在军阀混战中遭受破坏的湖南株洲,军阀混战时期用泥土充饥的农民,辛亥之后，去满洲一国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暴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孙中山 这哪里是中华民国，分明是中华官国、中华匪国！ 陈独秀,国民革命的目标： “全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及本国贵族军阀压迫之下”，“有产无产两阶级共同起来，对外谋经济的独立，对内谋政治的自由”， “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封。但是，直接或间接参加到国民革命中来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苏联与共产国际、国民党、共产党，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实际上，孙中山的革命理念与苏俄、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主要表现对反帝反封的理解上。,（1）苏联和共产国际方面,苏先后派优林、越飞等来华，分别与北京政府外交部、张作霖、陈炯明、孙中山、冯玉祥、吴佩孚等接触。 1923年7月，派遣加拉罕使团来北京，使团主要成员鲍罗廷前往广州担任与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的孙中山的总顾问。,（2）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方面,国民党的演变：,国民党政权演变：,1923年孙中山与夫人在广州大元帅府,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变化； 对工人运动也有新认识 ； 同情社会主义，对列宁领导的苏俄有新的认识。,1923年1月， 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 “此项大事业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大革命时期苏联给国民党的部分支援：,（3）中国共产党方面,在“一大”通过的决议中，在对现有政党的态度一节中写道：“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陈潭秋回忆： 会议的最后一天，“在讨论对孙中山的态度与关系时，曾发生过小的争论，包惠僧认为我们与孙中山是代表两个敌对的阶级，没有妥协的可能，他说我们对孙中山，应当与对北洋军阀一样，甚至还要更严厉些，因为他在群众中有欺骗作用。他的意见，被大会打击以后，当时通过下列原则：对孙中山主义，采取批评态度，而对于某些进步运动，则采取党外合作的形式来援助他”。,在与国民党合作问题上，有两个因素起了至关重要作用。 共产国际的帮助 “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1922年1、2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来自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社会主义青年团、工农、学生、文化、妇女团体的代表共30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马林（1883-1942）原名亨克·斯尼佛力，荷兰人，早年参加荷兰的工会活动。后赴印尼从事工人运动和建党工作， 1921年4月被派来华， 7月参加一大，1923年10月调回共产国际。,“在二七以前的工人运动是在勃兴时期，我党同志当时都抱乐观态度，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的革命可以马上成功。 但二七失败却不同了，马上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失望，特别是京汉路的工人，因此影响到党内的思想发生变化，发生悲剧，对劳动运动怀疑，这是坏的思想。但还有好的，就是二七失败后得到教训，工人阶级独立争斗是不能得到胜利的，而还要有各阶级的援助” 。 蔡和森,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等步出国民党一大会场,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王若飞在延安整风时指出： 在大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有三个中心，即党中央所在地上海，那里有陈独秀、蔡和森等中央领导人以及第三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在北京有李大钊、赵世炎等及苏联驻中国大使加拉罕；在广州有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及广州革命政府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徐向前回忆：“来到了广州这个著名的大城市，此时的五羊城，和北方、上海都大不一样，革命的气氛很好，广州国民报天天公开登载革命者活动的消息，孙中山大元帅的名声很大。一天，我们听说孙中山在一个学校演说就自动跑去听。接连听过三次，因为是头一次看到这个伟大人物，只顾看人，他讲的话又多是广东官话听不大懂，印象深的是讲民主主义，使我们对这位革命领袖很钦佩，更坚定了考黄埔的决心。”,孙中山（台上居中者）在军校成立典礼上讲话,1924年8月，周恩来从法国回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五卅运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邓中夏在大会讲演,参与罢工决策的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1925年6月23日，省港罢工工人和广州各界人民游行时，遭到沙面租界的英法军队开枪射击，当场死亡52人，重伤178人，史称“沙基惨案”。,“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第六届农讲所所址,1924年至1926年，在广州开办了6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毛泽东等分别担任各期的主办人。,农讲所学员在进行军事训练,1926年12月，毛泽东前往长沙，参加湖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然后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下乡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介绍说，组织起200万农会会员，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以及各种宗法制度、贪官污吏发起攻击，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农会的领导下，做了十几件大事：采用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监狱、枪毙等手段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推翻乡村土豪劣绅的政权机关“都团”、“团防局”，建立起农民自己的乡村自治机关及“梭镖队”；推翻县官老爷衙门的政权，建立县长与革命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推翻压迫农民的族权、神权以及压迫妇女的“夫权”；禁牌、禁赌、禁毒，改良社会风气；清匪、清盗、废苛捐；普及政治宣传，开展文化运动；建立合作社，在消费、贩卖、信用方面合作互助；修道路、建塘坝，改善公共设施。,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共势力日渐活跃。 1925年6、7月间，自诩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忠实信徒” 的戴季陶，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反对马克思主义 。 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1925年8月20日被杀害 。 1925年11月23日，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议案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 1926年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各界群众5万人参加。蒋介石在大会上讲话。,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人员整队出发,北伐军中各军党代表。后排：右四为第六军副党代表林伯渠，右五为总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前排：右一为第三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右二为第三军党代表朱克靖，右三为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曾说：“在湖南战场，并不是唐生智打败了赵恒惕，而是革命的民众和共产党所发动的政治宣传瓦解了赵恒惕的部队” 。,三、国共合作的破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蒋介石下令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部,“闻看守所中只有两架，故同时仅能执行二人，而每人约费时十八分钟始绝命，计自二时至五时，二十人始处刑完毕。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 1927年5月6日申报,失败的原因： 阶级成分复杂，利益取向和政治意向不同；对反帝、反封等问题的理解国共两党存在着分歧。 中国共产党的处在幼年阶段；陈独秀的“二次革命” 论，放弃领导权；缺乏政治斗争经验。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 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中主张国共合作的中坚人物先后去世。 帝国主义的干涉。,陈独秀认为：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的事情，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国民党在这场革命中是当然的领导。 毛泽东后来批评说：国共合作以来，“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胡乔木说，陈独秀是一个书生，缺乏政治经验。“他在整个大革命期间，迷信群众运动。这跟他的二次革命论有关系。但是，他是完全幻想的。认为只要有群众运动，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就行了。这种思潮有相当的代表性。这种思潮，在共产党中的作用，就是在应该取得胜利的时候，不敢胜利，不想胜利。如果胜利了，感到没有办法。所以，军队不要，政权也不要，就专门搞群众运动。”,“共产党是把大革命发动起来了，但是不能领导，没有政治经验，没有政治胆识，胜利逼到面前来了，反而退却了。蒋介石在同共产党斗争时，搞赌博冒险，开始时是比较心虚的，他的力量是一步一步再冒险得手中增长的。每前进一步，成功了，力量就增长一些”。,在北伐的准备阶段，有三次让步： 一是政治上的让步，一是军事上的让步，一是党务上的让步。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在北伐中，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的地位的提高。”,鲍罗廷在1930年曾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 维经斯基后来说：“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胡乔木说：“列宁建立了一个集中制的共产国际，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原则错误。这种组织永远不能搞，每个党采取的任何一个策略步骤是正确还是错误，又都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来判断。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俄国要变成全世界的统治者，虽然列宁主观上并不是这样想的。”,汪精卫的叙述是一篇很好的反面教材： “ 国共两党为国民革命而合作时，可以打一个譬喻，如大家共坐一艘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有的要到天津去的，有的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时候，是不会有问题；所以国民革命的时候，也是不会有问题。然而到了上海之后，便怎样呢？一个要驰往天津，一个要驰往日本，如何不生冲突。” 这时，“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容共之后嘱定分共，是不可免的。”,毛泽东,董必武,李达,13位一大代表的不同人生道路给我们的启示：,何叔衡,王尽美,陈潭秋,李汉俊,邓恩铭,鲍惠僧,刘仁静,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陈独秀认为：“我们现在与国民党合作，不应引起国民党不放心我们，尤其军队应当是集中的，军队中绝对不能有两种政见不同的组织存在。” 1926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军事组织系统及其与党的关系的新规定，提出“不仅在国民革命军中不发展党的组织，不便有党支部，对于其他军队，甚至在反动军队或土匪中，亦不能且不必有党的支部组织”。,大革命的意义： （1）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从根本打垮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2）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得到了锻炼，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并从失败中汲取教训，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 。 （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新的发展。,结束语： 在中国近代史上，国共两党的关系呈现合作、分裂、再合作、再分裂的曲折发展历程。 两党或合作或对抗，是由多种因素所制约的。主要有： 两党的阶级性质不同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国际政治势力的态度和国际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