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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恋的工作模式以及对婚恋伴侣不同形式关怀的反应 由于依恋理论的启示，作者检验了一系列由理论引出的预测。该预测是关于依恋的工作模式(由成人依恋访谈评估对父母的依恋; M. Main & R. Goldwyn, 1994)以及由约会对象在一场压力大的冲突解决讨论中所提供的特殊关怀之间的关系。每一个伴侣首先要完成成人依恋访谈。一周之后，每一对情侣如何解决他们关系问题的情况将会被视频录制下来。训练过的观察者将对以下相互作用的程度进行评分：a) 情感性的，工具性的以及躯体性的关怀行为的表现;b) 关怀接收者对伴侣所做的关怀尝试的平静情况;c)每一对伴侣在讨论时所表现出的痛苦。当伴侣表现出情感的关怀时，对父母具有安全感受的个体被评价为更加的平静，特别是被认为更加痛苦的时候。相反地，当伴侣表现出工具性的关怀时，对父母具有不安全感受的个体被评价为更加的平静，特别是被认为更加痛苦的时候。这些发现更广泛的理论应用将会在本文被讨论。 虽然领悟社会支持的有利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记载(Cohen & Willis, 1985)，最近的支持研究却表明支持的接收者常常不能从社会支持中获益处，甚至有时会因此而情况更糟(Bolger, Foster, Vinokur, & Ng, 1996; Bolger,Zuckerman, & Kessler, 2000; Taylor, 2007; Westmaas & Jamner,2006)。对于这些令人费解的发现，已经产生了一些解释。解释认为支持的提供者可能不够有经验，这些支持可能会破坏被支持者的自尊，或者是被支持者觉得欠了支持的提供者，又或者这些提供的支持可能将错误的种类提供给了错误的人(Bolger等人, 2000; Cohen & Willis, 1985; Taylor, 2007).。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调查了最后一种“配对”的解释。我们推测，由生命早期受到的敏感与不敏感的照顾所决定的个性特征，可能会在成年后，部分地决定从伴侣那里获得什么样的支持，能够最有效的镇静一个人。由依恋理论所指引(Bowlby, 1969, 1973,1980)，我们假设那些与父母有安全型依恋历史的成人，应该能够从他们的现任伴侣所提供的情感性支持中获益。同时，那些与父母有不安全型依恋历史的成人，应该能够从他们的现任伴侣所提供的工具性支持中获益。成人依恋以及工作模式根据Bowlby(1973, 1980), 依恋的经历产生的表征或者“工作模式”，会在之后的伴侣关系中影响行为，关怀以及感知。最早的工作模式在婴儿期以及童年早期形成，这些模式部分的是由和父母以及其他重要照顾者之间的互动中产生(van IJzendoorn, 1995).。在社会性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中心的依恋模式不会改变(Main, Kaplan, & Cassidy, 1985).，不同的依恋模式将融合成更综合的，更高层次的关于自我及重要他人的模式。在儿童期以及青少年时期，关于新的人以及新的关系的模式将在原来的模式上发展起来。因此，新的模式并不是与原有的模式完全独立的，旧有的模式会指导如何将关于新的人及关系的信息进行编码，加工，解释，储存以及最终表现出来(Bowlby, 1973; Collins, Guichard, Ford, & Feeney, 2004; Crittenden, 1985)。尽管已经知道相当多的关于不同类型的模式（例，面对恋人，面对父母）是如何与关怀行为相联系的，然而对于在可能激发依恋模式的情境下(参见, for example,Feeney & Collins, 2001; Kunce & Shaver, 1994)，不同依恋模式类型的人是如何对关怀进行反应的，却知之甚少。在一项由处理一条蛇引起压力的研究中，Mikulincer and Florian (1997)发现，当在等待处理蛇的过程中，有安全性恋爱依恋的个体，在于陌生人进行不论是情感性的还是工具性的沟通中均显示出更少的负面情绪。相反地，回避型的人，在于陌生人进行工具性的对话中显示出了较少的负面情绪，但在进行情感性的交流中显示出了更多的负面反应。矛盾类型的人，仅仅在工具性的对话后显示出更多的负面情绪。在一个关于一个伴侣感到苦恼并且需要支持的社会互动实验中，Collins和Feeney (2004)发现如果在一个很令人感到压力的任务之前（例如做一场录像的演讲），给回避型的人由伴侣所给的鼓励性的话语，他们会有负面评价。然而，如果在有压力的任务之后，给矛盾型的人一些鼓励性的话语，他们的感觉很负面。为了研究以安全感为基础的行为，Crowell等人(2002)使用安全感基本评分系统(Crowell等人, 2002)，调查了根据成人依恋访谈(AAI; Main & Goldwyn, 1994)的分类是如何与问题解决行为所关联的。相对缺乏安全感的人，在成人依恋访谈中具有安全感的人，在问题解决以及安慰伴侣时常常表现出更多的具有安全感的行为。现在这项研究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所关注的焦点在于由恋人在一个很有压力的情境下所展示出的不同形式的关怀，在不同形式依恋的人身上，是如何具有差异性的。由依恋理论(Bowlby, 1969, 1973, 1980)以及关怀模式(George & Solomon, 1996, 1999)的结果，我们检验了一系列由理论所引出的预测，包括不同类型依恋的工作模式，是如何预测个体在压力情景下（试图解决一个重要的关系冲突），对于他们的恋人所提供的不同类型的关怀，是如何反应的。自我报告的依恋评估可以有意识地评估那些关于婚恋的依恋问题中所表现出的信念，价值观，情绪。与自我报告的依恋评估相反的是，在儿童期形成的拥有不同依恋类型的成人，可以被这些无意识的“惊喜”所测量以及挖掘出过去的内隐的依恋工作模式。最流行所使用的方法是成人依恋访谈，这是一个半结构化的访谈。这个测试包括了将童年与父母之间经历以及其他依恋事件经历的的收集。访谈是根据交流的清晰度及连贯性来给语言及行为打分。回答者描述他们和父母一起的童年的清晰度，可信度以及连贯性的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成人依恋访谈中的依恋类型分类。因此，一些人声称在童年是具有安全感的或者是认为与父母具有安全性的关系的人，在这个根据描述童年经历的方式以及连贯性（而不是内容）为基础的访谈中被评价为是具有不安全性依恋的。这部分的解释了，为何自我报告的成人恋爱依恋风格与AAI分数没有系统的相关性(参见Roisman 等人, 2007; Shaver, Belsky, & Brennan, 2000)。事实上，Bowlby相信在童年早期所形成的最初的关系的模型，影响了以后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更复杂的模式。这些复杂的模式是个体拥有更加高级的认知技能，去形成更加成熟的心理表征（参见Wilson, Lindsey, & Schooler, 2000）。AAI旨在就过去的依恋问题衡量个体现在的思想情况，而不是他们童年与父母的依恋关系本身(Main 等人, 1985)。除非个体有特殊的依恋问题，或者不能够被归类为某一个的依恋类型，大部分人可以被归类为以下三种之中的一种：安全型，回避型，焦虑型。这三个大类所获得的分数可以用来继续测量依恋安全感的程度(Kobak, Cole, Ferenz-Gillies, Fleming, & Gamble, 1993; Simpson, Rholes, Orina, & Grich, 2002)。使用AAI各个分类的分数成为一个安全感指数索引是一个很适合又很好的方式去衡量依恋的安全感(参见Roisman 等人, 2007; Simpson 等人, 2002)。在AAI中被衡量为安全型的人，呈现出清晰的和支持他们的父母关系。他们回忆的童年情节是生动，连贯的，他们回顾重要的童年经历没有什么困难，即使他们的成长是很艰难的。在AAI中被认为是回避型的人通常认为他们的父母和养育过程是正常的甚至是理想的，但不能提供支持这些说法的具体的的童年事件。其他一部分回避型的人回避或无视与依恋行为相关的行为和情感的重要性。在AAI中被认为焦虑型的人通常在访谈中广泛地讨论自己在童年时与依恋相关的事情。他们在访谈中常常显示出面向一个或两个父母的深层次的以及待解决的怒火。这影响了他们对于过去经历的描述及阐释。因为仅仅只有12位被试（占6.45%的现有样本）被认为是焦虑型的，报告的预测及分析要少于安全型以及回避型的。依恋与关怀一些行为观察的研究已经发现，AAI与在不同类型的依恋关系中，跟关怀有关的行为之间的联系。例如，个体在AAI中被认为是安全型依恋的，被观察者认为是更加敏感，热情，以及在面对他们的孩子时展示出更多的积极的照顾行为(Crowell & Feldman, 1988, 1991; 也参见 van IJzendoorn, 1995)。在与恋人进行冲突解决的讨论时，个体在AAI中显示更具有安全感的人，会比没有安全感的个体显示出更多的具有安全感的行为，他们更多地表现出积极的与情感相关的行为(Bouthillier, Julien, Dube, Belanger, & Hamelin, 2002)。更具有安全感的个体也会在与恋人解决问题的讨论中，显示出更大的合作性（例如，相互的连贯的话语）(Roisman 等人, 2007)。Simpson 等人 (2002) 用录像记录了正在约会的情侣，其中一个伴侣（男性）等待去做一项压力大的任务时的情景。在任务完成之后，观察者评价了每一个女人的支持提供行为以及每一个男性的支持寻找行为。在AAI中显示出更多安全感的，并且她们的伴侣在等待期间寻找更多帮助的女人，提供了更多的支持。以此同时，更不具有安全感的女性，不管他们的伴侣要求多少帮助，都提供了更少的支持。因此，尽管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有关于在AAI依恋安全感访谈与关怀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对什么样的支持行为（例如感情上的，实用性的，躯体上的）能够最好的安抚具有不同依恋历史的的个体知之甚少。这造成了我们现有知识体系的巨大漏洞。依恋理论和对于不同关怀类型的反应Bowlby和抚养者的早期经验会影响成人认为什么样的关怀最安慰，特别是当他们感到痛苦时。根据George and Solomon (1996, 1999)，与最主要的抚养者的早期经验，特别是在个体感到失望以及需要安慰时，可以传达个体的自我价值感和他或她可以对未来照顾者的期待的信息。因此，个体对童年期由依恋对象提供的关怀质量的感知和记忆，会影响他们在成年后对依恋对象提供的不同的关怀的反应。AAI测试了跟父母在中早期童年（5至12岁）的互动模式，这段时期，个体很少能自给自足，更多的依赖于抚养者的关怀与支持。因此，在有压力的情况下， AAI应该是一个很理想的预测个体对不同类型关怀是如何反应的测试。根据Bowlby(1969,1973)，受到过敏感的积极照顾的个体，在痛苦需要帮助时，会懂得从他人处获取帮助和支持(参见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在发展过程中，当他们痛苦和依恋系统被激发时，个体应该从抚养者那里获得了更多的有效的，情感的关注与关怀(Kunce & Shaver, 1994)。因此，成年以后，具有安全性的个体应该更喜欢情感形式的关怀，特别是当他们痛苦时。尤其，当伴侣提供给他们的感情支持多与工具性的支持时，更具安全性的个体应该被更好的安抚。虽然在与依恋相关的情境中，他们更可能被生理上唤醒(Roisman, Tsai, & Chiang, 2004)，被依恋对象拒绝过的个体（例如高度回避型的人）在痛苦时，倾向于不向他人寻求帮助(Crittenden & Ainsworth, 1989)。因为，高度回避型的个体学习到更加自给自足的应付事情(Bowlby, 1973)，他们崇尚独立和自立。在某种程度上，情感形式的关怀（例如，抚养，放心，舒缓）相对于工具性的照顾（例如，提供具体的意见或建议，关于如何解决问题；参见Bowlby，1973），可能会破坏有力量和情感独立的感觉，高度回避的个体应该更倾向于从恋人处获得工具性关怀，尤其是当他们痛苦时。高度回避型的个体对于情感性的支持感到更少的舒适度，因为这会表示他们与伴侣在情感上靠得太近，同时，工具性的帮助表示他们是被尊重以及被他们的伴侣“认真对待”。根据Ainsworth 等人 (1978)，那些产生回避型依恋孩子的母亲，情感封闭并且不喜欢与婴儿有亲密的身体接触。因此，大部分的回避型的婴儿学习到了不要从最主要的抚养者那里寻找紧密的联系（例如，被抱起来）。在AAI测试（成人形式的回避）中被判定为回避型的母亲，同样不喜欢与他们的婴儿有亲密的身体接触。最终，那些被报告为于恋人有着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同样声称不喜欢与自己的恋人有亲密的身体接触(Brennan, Wu, & Loev, 1998)。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之上，我们初步推测，那些更加回避型的成人，不能从与伴侣有身体接触的支持中获益。本研究的概述目前的有关于关怀的研究，几乎都仅仅关注了AAI的依恋安全性是如何预测在社会交往中提供的关怀行为的数量和质量(Mikulincer &Shaver, 2003)。就我们目前所知，没有研究讨论了关于AAI的不同安全感类型，在痛苦的情境时，哪种类型的关怀能够更好的减小痛苦。鉴于一个以前的研究发现，在一个令人感到压力的情境后，紧跟着情感性的和/或者工具性的对话与自我报告的恋爱依恋测试和自我报告的感情测试之间的关系(Mikulincer & Florian, 1997)。我们测量了被试情感依恋的倾向。在目前的研究中，我们使用了依恋理论(Bowlby, 1969, 1973, 1980)以及关怀模型(George & Solomon, 1996, 1999)作为最主要的框架，来检验成年恋人所提供的不同种类的关怀是如何与父母的依恋模式（由AAI测验）相关的。为了做这项研究，我们考虑到了多方面的关怀的本质以及测量了三种主要类型的关怀：情感性的，工具性的以及躯体性的（参见Cohen & Wills, 1985; Cutrona, 1990)。我们的观察实验研究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有长期恋爱关系的恋人中的每一个都要完成AAI测试，这个过程会被录音，然后由训练有素的评分者进行转录编码。第二阶段，一周以后，每一对情侣回到实验室，完成自我报告的关系测量（单独地），然后参与一项10分钟的录像的冲突解决讨论。在第三阶段，训练过的观察者，将会对以下内容进行打分。首先是当伴侣（或者说是关怀接收者）表现出失望时，他的伴侣所表现出情感性的，工具性的，躯体性的关怀行为的情况。其次是，这些关怀行为对于关怀接受者的影响。第三是，每一个伴侣在讨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痛苦/焦虑程度。假设我们检验了五个主要的假设。第一，我们预测跟父母有更好的安全依恋的个体（由AAI评估），当他们的伴侣提供更多的情感的关怀时（由观察者评估），反应会更加的积极（例如更加的平静和满足，由观察者评估）（假设1）。相反地，我们预测跟父母有不安全依恋的个体（由AAI评估），当他们的伴侣提供更多的工具性的关怀时（理性的建议性的），反应会更加的积极（假设2），对于躯体性的关怀则比较不喜欢（假设3）。我们还预测，AAI依恋安全性与在冲突讨论中的痛苦水平(由观察者评价)将会产生相互作用，可以用来预测对于伴侣不同形式关怀行为的反应。尤其是，具有安全性的个体相对于回避型的个体，我们将会对于情感性的关怀更多的积极反应，特别是当个体感到痛苦时（假设4）。相反地，具有不安全感的个体相对于安全感的的个体，我们将会看到对于工具性的关怀更多的积极反应，特别是当个体感到痛苦时（假设5）。方法被试 93对正处于约会当中的异性恋伴侣参与了这项研究。每对伴侣中至少一名成员参加了一个在美国西南部一所大学的心理学入门班，并获得参与研究的部分课程学分。伴侣需要互相交往过至少3个月，以确保他们参与了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恋爱关系的平均长度是17.63个月（方差为15.30个月，范围为3至65个月）。男士和女士的平均年龄分别为19.53周岁和18.80周岁（男士年龄范围为17至24周岁，女士为17至21周岁）。 程序 该项研究分三个阶段。在阶段1中，在单个房间里每个约会伴侣（单独）进行AAI（成人依恋访谈）。为以后的转录和编码对每个AAI录音。大约1周后，每对恋人都回到了实验室进行阶段2的研究。每个伴侣私下完成自我报告关系测试，之后，这对伴侣参与一个化解矛盾的讨论任务，并对该任务进行标准化录音（参见辛普森,Rholes,& Phillips,1996）。在第三阶段，训练有素的观察员评估每个伴侣的关怀行为，重点指出讨论期间当每个个体的伴侣出现痛苦/不安时（见下面）。观察员也评估这些关怀行为对接收者的影响（即他/她在提供的关怀下有多么平静或满意），以及在讨论期间每位伴侣表现出的痛苦/焦虑的数量。第一阶段: AAI访谈当情侣到达实验室后（单独的），他们会被告知将会完成两个“不相干”的项目。第一个项目表面地检查了人们是如何认为以及记得哪些他们的童年的。为了保证隐私，每一位约会的伴侣在分开的房子里，由专门经过训练的不同的提问者进行访谈。被试被承诺他们在访问时说的话将不会被泄露给任何人，甚至是他们的父母。每一个访谈都被录音下来并且逐字转录。每一个文本会由两位由Mary Main and Erik Hesse所办的AAI研究所训练过的计分者，独立地进行评判。评分者在没有被试其他资料的情况下分析文本。在主要的AAI量表（例如思维的连贯性，文字记录的一致性，愤怒程度，依恋损害，理想化）得分的基础上，每一位被试首先被分配到依恋类型中的一种。更加具体的，每一位被试，均获得了一个主要的得分（安全性F,焦虑型E,回避型Ds,混合型U，或者无法分类CC），同时也获得一个主要得分中的次要得分（例如,Ds1,F3,E3）。89个男人和88个女人被认为是属于三个主要的依恋类型的（即F,E或者Ds）。因为我们的预测仅仅涉及了这些“普通”的依恋分类，我们的分析仅仅关注了这些被试（例如，U型和CC型的人没有被包括在以下分析报告中）。与之前在大学生中AAI的调查结果一致（例如，Simpson 等人, 2002），在当前的实验中更少的人被分类为焦虑型（12人或者样本中的6.45%)。因为这个原因，以下的报告大部分分析的都是Fs 或者Ds的，这些人包括了90%的样本。在之前的分类的基础之上，每一个被试再被分配一个有关于他们依恋安全感的程度的分数。根据AAI评分标准，安全型依恋维度中最高的安全性分数分配给那些被认为最有安全感的个体。最低的分数分配给那些被认为是最不具有安全感的个体。因此，每一个个体都被获得了一个6分制计分的AAI安全性程度量表分数。在量表中Ds2= 1, Ds1= 2, Ds3 =3, F1 and F5= 4, F2 and F4 =5, and F3=6 (参见 Simpson 等人, 2002)。33%的样本被认为是Ds类型的，其余的67%被认为是属于F类型的。第二阶段：问卷调查和冲突-解决讨论任务当一个星期之后每对夫妇回到实验室时，每个人首先被领到一个单人间去完成自我报告调查问卷。这项调查里面含有一个7项的关系满意度量表和一个17项的成人依恋问卷。我们总结满意度量表来评估满意的个体与现在的关系如何。我们进行成人依恋问卷调查以确定两个维度中的哪一个构成自我报告的成人浪漫依恋措施焦虑和回避来自不同形式关怀所取得任何系统的影响。考虑到（a）相较于成人浪漫依恋取向，成人依恋访谈与照看的关系应该更紧密，并且（b）成人依恋问卷维度也不产生任何统计学的显著影响。在这里我们不进一步讨论成人依恋问卷。一旦夫妇双方都完成了问卷，他们就被带到那个发生冲突解决讨论的房间。在这一点上，实验者这么说道：在所有的关系中，有时候当伴侣未必同意或者愿意看到。你的约会对象可能有一个你发现麻烦的习惯、态度或者行为。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正在调查约会当中的情侣是如何讨论发生在他们关系中的问题和分歧。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要录下你们两个（得到你的同意）讨论你们你们关系中目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在你们的互动中没有人会观看。你的录像带会在稍后的时间由受训练的的等级评定者进行编码。在录制会话期间，当你在讨论你们关系中的一个（次要的/主要的）问题时，我们将会用磁带录音7到10分钟。当你们在开始这个讨论之前，我们希望你们两个都来确定一些问题。为了确保讨论在重要性和强度方面有梯度，实验者让每对情侣讨论一个主要的和次要的未解决的关系问题。在实验者指示每个夫妇确定一个特定的问题后,每个伴侣列出四个与主题相关的问题。一旦双方都创造出了他们单独的列表，每个人会检查他/她伴侣的列表，然后双方共同商定讨论什么具体问题。然后双方被单独留下讨论这个问题，这被录制在双摄像机系统的多画面之中。在讨论开始的时候，每对情侣被要求陈述他们在讨论开始已经同意讨论的问题。因此等级评定者将会清楚什么是争论的主要问题。在7分钟的时候，用对讲机通知每对情侣他们需要结束这次讨论。所有的讨论持续7到10分钟。第三阶段 行为编码由9个独立的观察员对冲突的讨论进行观察和编码，这些观察员不知道实验假设和参与者的其他资料。为了估计评分者信度，我们计算克龙巴赫a系数，在这篇文章中克龙巴赫a系数是对评分者信度合适的估计。因为所有九个观察者给所有参与者（目标）评定等级，并且九个观察者的平均评定等级被用于数据分析。关怀行为 编码者首先会对每个参与者关怀行为进行等级评定，关注什么时候每个参与者的伴侣表现出关注或出现心烦意乱。为了识别特定的关怀行为以便编码，我们借鉴了依恋理论，Cutrona（1996）的工作提供了支持，Johnson(2004)关于情绪集中治疗的工作，和由明尼苏达的风险研究和从出生到成年的适应研究所建立的安全基地量表。鉴于我们的理论兴趣是可以缓解安全型和不安全型人痛苦的特定类型的关怀。观察者对每个伴侣的关怀行为从三个维度进行等级评定：（a）工具性关怀，其中包括一些行为比如提出关于如何解决问题和/或以一个理智的、理性的方式解决或澄清一个问题的特定的、具体的建议或提示；（b）情感性关怀，其中包括的行为比如鼓励伴侣谈论与他或她情感和经验有关的问题，例如被抚养、被安抚，以及表达或共享亲密情感和亲密；（c）躯体性的关怀，这涉及的行为比如身体前倾，通过触摸他或她给（或试图提供）身体接触安慰伴侣。在大量的培训中，我们给予编码者详细的定义和众多每种关怀形式的行为的例子。观察者对当他们的伴侣在讨论中出现出现痛苦、不安、或者心烦意乱时参与者表现出每种形式的关怀的程度在9点量表上进行等级评定（规定1=一点也不，9=极大程度）。关怀项目的评分者信度在0.75到0.93之间（均值是0.83）。对每一项的评级随后会被总结在评定机构为每一个被评定的项目形成平均值。因为项目假设来衡量每个类型的关怀是内在一致的。（工具性关怀=0.84，情感性关怀=0.92，躯体性关怀=0.75），它们是通过总计形成反应工具性关怀，情感性关怀，躯体性关怀的单独量表的。在每个量表上更高的得分暗示着更多类型/形式的关怀。探索性因素分析证实，所有项目在每个量表上都考虑到性别因素。对关怀的反应 在一个单独的编码波中，9个经过训练的观察者对关怀接受者（例如当他们在讨论中表达担心或者表现出痛苦时从他们的伴侣那获得支持/关怀的参与者）如何对他们伴侣的关怀尝试做出反应经行等级评定。特别地，观察者对每个关心接受者的程度进行等级评定（a）由于他们伴侣的关怀得到了平息（b）随着问题的解决似乎很满意（在讨论的结尾）。每个项目都在9点量表上进行等级评定，（1=一点也不，9=极大程度）所有项目的克龙巴赫a系数都在0.82到0.93之间（M=0.88），这些等级评定随后会被合计到每个项目中。两个项目高度相关（r=0.89）。因此，他们被聚合为对关怀的同伴反应的单个指标。分数从2到18不等。高分暗示着更多的舒适反应（例如更平静，更满意）。紧张/焦虑 为了评估每个伴侣在讨论期间表现出来的压力/焦虑，一组新的5个独立的观察者用9点量表（1代表一点也不，9代表极其严重）从以下项目对参与者的行为进行评估：紧张，焦虑，不安，镇静（反向得分），和放松（反向得分）。每个项目的等级评定在评级机构都是合理可靠的（克龙巴赫a系数的平均值是0.65），所以每个项目是被等级评定者平均的以形成每个评价项目的均值。所以五个项目都在每个性别上加上一个单一因素。因此，我们聚合这些分数，形成一个紧张/焦虑的全球观察者额定指标。(男性克龙巴赫a系数为0.90，女性的克龙巴赫a系数为0.89)。更高的分数暗示着更大的紧张/压力。结果描述性统计表一包含研究中主要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平均值的差异和配对t检验。参与者依恋分类的分布类似于与大学样本在成人依恋访谈的结果。配对t检验显示两个有意义的性别差异。其一，女性被评定为比男性提供更多的工具性关怀;其二，与女性对其伴侣关怀尝试的反应相比，男性对其伴侣关怀尝试的反应被评定为轻微的更积极。 所有变量之间的零阶相关性都在表二中列出来了。在所有值得注意的发现之中，在成人依恋访谈中得分高的男性（即，更安全的男人）在冲突-解决讨论时给予更多的情感关怀。此外，由男性给予的更大的情感性，工具性，躯体性关怀与他们女性伴侣身上更积极的反应，更少观察者评定紧张相关联。而由女性提供的更大的工具性和情感性关怀与他们男性伴侣更积极的反应（但没有更少的观察者评定紧张）相关联。 APIM分析正如表二多明显显示的那样，约会对象的分数与一些变量显著相关，表明某种程度的二元相互依赖在情侣中的存在。因此，我们使用成对分析行动者对象互依性模型。APIM允许一个人确定归因于行动者相关因素的（即个体提供的反应或者行为），以及行动者伴侣的相关因素的二元依赖成员的反应或者行为的程度。即APIM估计行动者的影响（个人预测变量得分对他或她自己结果得分的影响）和伴侣的影响（个体伴侣的预测变量得分对他或她自己结果得分的影响）。APIM允许人们对符合二元性质的当前数据进行分析，允许对行动者和同伴合适行为的影响进行测试。在这种方法中，双方中的另外一方被看做是分析的一个单元，并且行动者和伴侣的影响是用适当的自由度来检测的。所有的分析都是由SAS 9.1版进行的。行动者和伴侣之间的影响被报告为回归系数：所有的自变量都是标准化的，所有的因变量都是非标准化的。所有的预测变量都集中在大样本均值。每一个步骤都有计算自由度（即估计二分体之间，二分体之内的变量）。出现的所有显著结果都在下列报告中。假设检定按照假设1，当伴侣提供更大的情感关怀时，对父母亲有更多安全依恋反应的个体应该更镇静，尤其是个体表现出更痛苦的时候。相反地，那些有更多回避的反应的个体应该对他们的伴侣提供的更多的工具性（即基于理性的建议）关怀行为作出更积极的反应，而对他们伴侣的躯体性关怀尝试作出较不积极的反应。为了检测这个预测，我们在SAS软件中用PROC MIXED程序进行APIM分析。我们分析中的主要预测变量是行动者在成人依恋访谈中安全维度（分数越高，安全性就越高）的持续的量表分数，行动者由观察者评定的持续的紧张/压力等级，以及伴侣三种关怀行为的持续等级（工具性的，情感性的，和躯体性的）。其他的预测变量是每对情侣被随机分配（讨论一个主要的和次要的问题）的条件和性别。条件和性别是效果编码（即1，-1）。因变量是行为者对伴侣的关怀的反应（即伴侣对关怀反应的观察者额定指标）。初步分析为双向和三项交互测试，涉及性别，情境，并且每一预测变量显示只有一个显著的三项交互作用，其涉及行为者性别，情境，和伴侣的躯体性关怀。b=-0.09, t(82) =-2.13, p0.05.这个交互作用表明：当讨论一个主要问题（而不是次要的一个）时，女性对躯体性关怀的反应更为积极。检查条件和所有变量之间的单独的初步分析也显示一个显著的交互作用，涉及情境，行动者的成人依恋访谈得分和伴侣的躯体性关怀b=0.06,t(112)=2.73,p<0.05.这个交互作用表明，当对一个主要和次要问题进行讨论时，回避型的关怀接受者（行动者）对他们的关怀给予者（伴侣）的躯体性关怀作出更积极的反应。因为两个有意义的交互作用将会被偶然的期望，并且这些特别的结果与我们主要的预测无关，涉及性别和情境的相互作用项并不包含在下面的初步分析报告中。为了检验我们最初的假设，我们把上面提到的所有预测变量都包含在我们的APIM模型中，所有相关双向交互作用（即那些需要测试三方互动的预测）涉及行动者的成人依恋访谈得分，观察者评定的行动者紧张程度，伴侣的关怀行为。预测的三方交互作用涉及行动者的成人依恋访谈得分，观察者评定的行动者紧张程度，伴侣的关怀行为。几个有意义的主要效应出现了，行动者紧张的主效应显示在讨论中显示更多的观察者额定紧张/焦虑，对他们伴侣的关怀尝试作出的反应越不利。b=1.1,t(147)=6.44,p<0.001.伴侣工具性关怀的主效应，b=0.17,t(153)=2.93,P<0.01,和伴侣情感性关怀的主效应，b=0.12,t(148)=4.31,p<0.001,也显示这两种形式的关怀都与关怀接受者(行动者)对关怀更多的积极反应有关。与我们的预测相一致，行动者成人依恋访谈安全性的程度与伴侣情感性关怀的数量之间的交互作用也出现了，b=0.03,t(122)=2.14,p<0.04.正如图1和支持性假设1所显示的，在成人依恋访谈中有更高安全性的关怀接受者（行动者）对他们的关怀给予者（伴侣）的情感性关怀尝试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反应，而更加回避的关怀接受者的反应则相对不那么积极。支持性假设2，关怀接受者（行动者）的AAI安全性的程度与伴侣工具性关怀的数量有交互作用，这样与安全依恋的关怀接受者相比，当他们从他们的伴侣那受到更多工具性关怀时，回避型关怀接受者被评定为更冷静/满意，b=0.07,t(123)=2.06,p=0.01.我们认为更多的回避型个体会对他们伴侣的身体上关怀的尝试反应更差这一预测没有得到支持，b=0.02,t(129)=0.12,ns.我们会在讨论部分讨论这一无效结果的可能原因。我们还预测AAI依恋安全性会与在讨论中表现出来的紧张/焦虑水平相互作用可以预测对伴侣关怀行为的反应。特别地，当个体更痛苦的时候，更安全的人相对于更更回避的人而言，对情感性关怀的镇定反应应该是最明显的（假设4）。相反，当个体更痛苦的时候，更回避的人相对于更安全的人而言，对工具性关怀的镇静反应应该是最明显的（假设5）。支持性假设4，在所有那些被评定为在讨论中更痛苦的关怀接受者（行为者）中，如果他们的关怀给予者（伴侣）提供更大的情感性支持，与更回避的同伴相比，更安全的关怀接受者会更镇静b=0.04,t(117)=2.27,p<0.03(见图3，下一页)。简单斜坡测试表明那些更痛苦的（见下一页图3）更安全的人的回归线显著不同于零，t(87)=2.30,p<0.05.而更痛苦的更回避的人的回归线则不显著，t(87)=0.19,ns.较低痛苦的人回归线没有显著不同于零的，ts<0.91,ns.与假设5相一致，如果同伴提供更大的工具性关怀，与更安全的人相比，在关怀接受者（行动者）中被评定为更痛苦，更回避的关怀接受者会更镇静，b=0.08,t(117)=2.29,p<0.025(见图4，下一页)。更深的测试显示，更痛苦的（见下一页图4）更回避的人的回归线会更显著不同于零，t(87)=2.10,p<0.05,而更痛苦的更安全人的回归线则不显著，t(87)=0.48,ns.完全没有低痛苦的人们的回归线显著不同于零，ts<0.71,ns.判别效度分析 我们接下来进行了三个附加分析，排除可能的替代解释。较不安全依恋型的人可能拥有较少令人满意的爱情关系（辛普森，1990）。在当前样本中，较之于那些缺少安全感的被试，被认为在AAI中更有安全感的被试并没有对与他们目前伴侣的关系更满意。然而，我们进行了一组额外分析，其中，我们控制了上面报导的原始分析中关系满意度的效应(亨德里克满意度量表;亨德里克,1988)。当我们这样做时，先前所有的依恋效应仍在统计学上显著（所有的p值均小于0.05）。因为越为逃避的人效率越低，合作性越小，或者当他们沮丧时不太可能去寻求关怀，因此，寻求关怀的质量也可能与依恋的安全性有关系（参见 Crittenden & Ainsworth, 1989)。相应地，我们也让评估者评价每位参与者寻求关怀的质量，对我们原始分析中看护接受者寻求关怀的质量进行统计学上的控制。当我们对关怀寻求进行额定控制，再重复APIM分析时，所有上面报告的显著效应仍在统计学上显著（所有的p值均小于0.05）。最后，我们对伴侣的AAI安全性得分进行控制，然后重复最初的APIM分析。我们做这项分析，是为了决定是否是伴侣的类型或提供关怀的数量而不是他们的AAI得分解释了上面所报告的效应。当我们控制了伴侣的AAI得分时，所报道的效应中只有一项关怀接受者的AAI得分和关怀者的情感性关怀两者之间的交互变得不是那么显著（p=0.09）。 总而言之，在对关系满意度、寻求关怀的程度以及伴侣的AAI安全性进行统计学控制时，我们所有的研究发现仍在统计学上显著（有一个处于边缘位置）。因此，这些发现是正确的。讨论 据我们所知，这是第一项去调查哪一种照看方式情感性、工具性还是躯体性最有效地减轻那些具有不同AAI安全性的人的痛苦的研究。该研究有几个独特之处。首先,它检测了对不同关怀形式的反应的核心预测，这些关怀形式来源于依恋理论，依据于乔治和所罗门(1996年,1999年）的关怀模型。第二，它检查了伴侣关怀或“可得之物”所采取的的不同形式，就像Mikulincer 和Shaver (2003)所呼吁的那样。第三，当关怀行为自然地发生在一个平常的应激情境中时试图去解决与伴侣之间已经存在的关系问题，关怀的不同形式由训练有素的观察者进行评估。实验结果支持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假设。特别是，如我们预测的那样，我们发现，那些对父母有着更为安全型依恋表征的个体，如果伴侣向其提供更为情感化的关怀，他们表现的更为平静（假设1），而那些父母表现为不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当伴侣向其提供更高层次的工具性关怀时，他们更为平静（假设2）。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我们也预测并发现了讨论期间个体的压力或焦虑水平（由观察者所评估）减缓了这些效应。特别是，在那些更为焦虑的个体当中，对情感性关怀有着更为积极反应的是那些安全型个体，而不是那些更为逃避的个体（假说4），而对工具性关怀更为积极的反应在较为逃避的人中较为明显，而不是那些更有安全感的人（假说5）。只有假说3没有得到支持：更为逃避的个体对躯体性关怀并没有更消极的反应。鉴于这些结果，对于恋爱关系中关怀过程的知识和理解，本研究填补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缺口。首先，它证实了看护行为的不同类型尤其是情感性的和工具性的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效果。大部分先前对看护的依恋研究，没有区别出伴侣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有两种重要的例外，参见Collins & Feeney, 2000; Florian, Mikulincer, & Bucholtz, 1995）实行的看护行为的不同类型和形式，也没有检查这三种看护形式对所观察行为的影响。第二，本研究证实了某些人在某些看护形式下因某些原因变得更为平静或舒适，依恋理论(Bowlby, 1973)和看护模型(George & Solomon, 1996, 1999)都预期了这些原因。唯一没有得到支持的是假说3，这一假说预示道，回避将明显预示着对于躯体性看护更为消极的反应。虽然躯体性关怀可以与性或交配系统相联系，而不是年轻人中的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