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与缓解.doc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与缓解以城市、乡村、市场与政府互动为视角【内容提要】伴随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乡村与城市的分工及其二元结构。随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愈加突出；同时由于城市和乡村在其对立过程中各具优势资源，通过市场渠道的相互作用，也为逐步缓解这种对立创造着条件。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人类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普遍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其特殊性来。其中，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建国初期，固化于“单一所有制结构”与计划经济时期，缓解于1978年改革开放。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已经或正在消灭，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已经或正在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性景观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过程是在农村优势资源、城市优势资源、市场决定作用及政府积极作为等“四要素”相互作用中逐步实现的。本文对此拟做初步的分析论证，分别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矛盾、差异问题上阐述了自身的基本观点。 关 键 词】城乡二元结构/优势社会资源/市场作用/政府自觉自城市从乡村孕育生成以来，其结构性问题一直延续。马克思认为城乡间的矛盾是分工所引发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消灭有赖于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过程，其对立的消灭只能有赖于“物质前提”。假设按照马恩经典作家述说的社会革命基础，我国经历人民政权的建立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上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应得到部分缓解。但回到中国社会现实，令人困惑的是，在现代化的加速推进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在某些领域呈现渐明显大的趋势。城乡二元结构，以人类社会自然生成与人为失当叠加共同效应仍广泛地呈现在中国大地上。新世纪以来，城乡二元发展的矛盾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并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把统筹城乡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予以重视，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党中央首次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党的十八大强调“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问题，除中央层面给予指导性发展方向外，众多学者亦关注颇多，已故中国社会学会荣誉会长陆学艺甚至形容城乡二元问题为“鲁难未已”，将“国无宁日”。相关研究述评    从社会分工认知的基础上，对什么是乡村、城市及其二元结构的界定，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是如何生成的，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固化，又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缓解等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引起关注与研究，我们首先对此加以简要的述评。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界定与生成的问题。农村，亦称“乡村”，是“城市”的对称，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农村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主要的生活地域，当早期人类结束狩猎、捕鱼、采集的游牧生活，在固定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在固定村落居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共同体形成了最早的农村即原始农村公社。至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交换的发展，在部分交通方便、位置适中的村落中，出现了集市。在奴隶社会的农村中随着手工业与商业从农业中的进一步分离，商业集中地逐步发展演化出永久性市场，以此为中心，永久性市场逐步演变成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保护财产的安全、政权的巩固，该中心需修筑城堡等，逐渐出现了城市。早期意义上的乡村与城市显现为“浑然一体”的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逐步从农村中孕育、发育、分离出来，农村与城市的区别显现。现阶段，农村一般表现为是村民的生活处所和生产活动基地，一般没有或者只在中心村落有日常生活需要的低级服务；人口密度较低；生产场所和商业、文化、教育、卫生等建筑设施比较分散；生产活动主要是农业；建筑形态与建筑材料和当地的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有紧密依存关系；政治上受城市引导。城市一般表现为是市民的生活处所与主要活动基地，人口密度较高；主要从事非农业产业活动的地域；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聚集；其中某些重要城市，亦是现代大工业、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集中地，一般政治上领导乡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生成问题方面，学者林毅夫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与建国初期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策有重大关联。重工业具有资金密集型产业特点，本身不会产生众多就业机会，无法吸收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倒逼国家采取干预政策，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孙立平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引发有“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与“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两种原因。行政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市场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共同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生成。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问题。学者蔡昉等认为，造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固化要以改革开放前后的时间点来做出区分。改革开放前，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偏向城市的稳定政策是造成城乡差距固化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与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机会上的不平等，是横亘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天堑”；傅勇也认同“制度偏向”所导致的城乡机会差异，他把乡村落后归因于人为固化的“城乡政策偏向”。“城乡政策偏向”的执行，导致乡村人口“数量悖论”现象的出现。改革开放后的乡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失语”，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厉以宁也赞同制度偏向在城乡二元结构固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建国以来城乡人员的权利、机会的不平等，造成农民处于“二等公民”位置，是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根源所在；何立胜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以及相关的不平等的二元交换制度、差别化二元教育制度、歧视性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等分割体制，在路径依赖的强化下，造成了城乡正常合理流动的阻塞。户籍制度造成空间、历史差距、二元部门、社会地位等四大锁定效应；李骏、顾燕峰引入了户口所在地的不平等的新维度，指出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户口类别和户口所在地共同作用，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所在(11)；李强也从社会“丁字形”(12)结构的形成，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障碍给出解释。除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制度偏向的归因外，也有学者尝试其他视角解释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路径。学者孙立平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被“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与“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引发。在改革开放前，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发挥作用，两者叠加，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固化(13)。赵红军、尹伯成从交易效率的视角对中国的城乡差距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的城乡交易效率“硬条件”与“软条件”是导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重要原因(14)。文峰则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固化是由城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同作用发挥所致的。其中以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城市制度与以非正式制度为主的农村制度分别造成了乡村与城市的落后(15)。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因素方面的研究，也有学者从单一角度给予解读，雷万鹏认为城乡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差异性是城乡二元固化的重要因素所在(16)。部分学者甚至回溯到建国的历史根源，认为差序格局的消减，农村宗族纽带的减弱与近代城市口岸的兴起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重要原因，认为“现代中国城市的兴起是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衰弱相平行的”(17)。由于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考察建国以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并未随着社会生产方式提高而减弱的原因，故建国前的历史因素暂不做分析。   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缓解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负向作用远大于正向作用，破解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思路，是当下的重要理论课题。有的学者从学理的角度，提供了破解城乡二元的思路。如周振超认为，破解城乡二元难题应当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历史进程。城乡二元矛盾的解决，需要渐进、均衡、有序的推进(18)。徐勇等学者认为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应通过“区域联动”带动乡村发展(19)。费孝通、张雨林等根据我国特有国情，主张以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方式，把工业拉进农村，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就地非农化。(20)也有学者力图通过政府顶层设计，打破市管县体制下的城乡“板块式的行政合治，如通过省管县体制改革”(21)。宋蓓、陈国申等学者，比照西方城乡一体化的成功实践经验，提出“乡村地方政府自治”、农业技术改造等思路。(22)    由此可见，现有的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及缓解问题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研究该问题准备了比较丰富的文献基础。譬如，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较侧重于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对立问题，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决定的。其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自发性、基础性或决定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更多地具有人为构造性、派生性或被动性。由此生成了一系列的城乡经济、政治、民生、文化等社会矛盾、对立甚至对抗和冲突问题。但同时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资源性及其在市场条件下相互交换性以及政府如何作为等问题的关注度有所不足，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为漠视市场对资源配置具有决定性。市场交换规律表明：任何主体要想争取自身利益，自身就得有“拿手戏”，即自身拥有独特的可供调动的优势资源。这些资源的特殊性在于与自我相对的“他者”所缺少，但对“他者”来说是必须依赖的资源。西方学者对市场交换规律很早就有较深刻的认识，如根源于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思想，古典经济学家就普遍认为，人类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与他人进行着交易或交换，理性地寻求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或功利。德国社会学家基奥格·齐美尔认为交换得以进行有以下规律：交换受制于个体冲动与需求的约束，交换个体普遍在交换过程中左右形势、极力压制“他者”所拥有的对自我来说需求的物品的价值，被交换的物品价值低于交换得来的物品时交换才得以发生。并认为集体单位与个体单位一样参与交换关系，同样服从以上规律(23)。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认为交换得以进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它必须要指向只有通过和他人的互动才能获得的目标，另一个是它必须试图使手段适合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24)。彼得·布劳同时认为“拥有受其支配的稀缺资源的个体或群体能够使用这些资源对支配他人的权力提出不可否定的要求”(25)。“当人们能从一种交换关系中获取别人的顺从时，他们就有了权力”(26)。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给我们的启示主要在于：应当在深入挖掘、研究和把握城乡二元结构所具有的丰富资源基础上，引进和嵌入市场、政府要素进行分析研究，以助于我们揭示城乡二元结构生成的原因、固化及其缓解的一般规律性问题。    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生成的原因分析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生成的时限，一般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时期。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实景态势是在建国初期我国特殊国内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建国以前，我国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经验不能照搬。建国初期，由于特殊的国内外环境，我国只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与政策，受苏联模式影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生成方面有鲜明的苏联模式“烙印”。但是同样由于国情与发展阶段的不同，苏联社会城乡关系的模式也不能照搬到我国。建国初期，基于我国社会性质及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基于国家初步工业体系建立的急迫要求，基于社会主义国家不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国家行为认知，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我国通过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特有的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工农业关系上工业发展优先于农业；在城乡关系上城市发展优先于农村；在市场关系上城市市场优先于农村市场；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关系方面存在工业产品高于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形成了所谓“把农民挖的很苦”(27)的局面。我们即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自然生成。    我们试图建立一种市场交换分析模型，把乡村与城市作为社会分工后的相互依赖主体进行分析，而双方囿于自身的利益，以各自优势社会资源产生相互博弈。其中，城市把乡村作为必须依赖的“他者”，乡村同时也把城市作为必须依赖的“他者”，二者是互为依赖但同时又存在竞争的主体。通过比较城乡社会优势资源在城乡交换过程中的效用，得出城乡各自对“他者”的依赖程度，以此解读城乡二元结构的自然生成。    城乡关系的处理方面，所关涉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市场、乡村与城市四个方面。我们先假设作为公权力的政府的中立。对于城乡关系主体的乡村与城市，则基于西方“经济人”的假设，把乡村与城市作为以维护自身利益的纯粹利己主义群体分析考察，把乡村与城市作为占据着相对社会优势资源的假设主体。我们试图找出城乡的各自社会优势资源，然后比较二者社会优势资源的效用的发挥。所谓城乡各自社会优势资源，其特点是必须满足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其存量不会发生次序的变化(28)，而且无论城乡，在可预见的将来对“他者”的优势社会资源，必须存在相互依赖关系。    在影响城乡关系自然生成的城市与乡村两大主体之间，城市总体上呈现出以从事工业活动为主要特征的社会风貌；乡村总体上呈现出以从事农业活动为主要特征的自然风貌。城市工业活动在资本、技术方面占据相对优势。乡村在农业产品、空间方面占据相对优势。城乡各自社会优势资源运用到城乡竞争的过程中，都形成了特定的价值，也就具有了资源的功效。如果我们把资金称作资本资源，技术称作技术资源，农产品称作农业资源，空间称作空间资源，这样城市就具备了优势资本资源、优势技术资源，乡村就具备了优势农业资源与优势空间资源。其中，乡村优势资源生成是动态的过程，更多地具有必然性与自然性；而城市优势资源更多地显现为历史性、制度性体制机制特征。对于乡村与城市社会优势资源的选择有很多，如劳动力资源的差异、历史资源的差异等等。但是总体上，乡村与城市的最为明晰的社会优势资源表现为城市具有技术资源与资本资源，乡村具有农业资源与空间资源。    为了更为明晰的探究乡村与城市社会优势资源及其关系，我们通过下图展示二者关系。把变量因素控制在乡村与城市的对等的两个方面。即：城市具有优势资本资源、优势技术资源，乡村具有优势农业资源、优势空间资源(29)，力图通过城乡社会优势资源市场交换建构研究图谱。    下面是城乡社会优势资源在城乡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图谱。       如上图所示，文明产生以来的人类社会，由乡村与城市两部分组成。其中城市是工业文明的主体，占据着技术资源与资本资源的资源优势，城市社会的技术资源与资本资源可以相互协调发生作用，资本的聚集可以为技术的创新提供基础，技术本身也可以使资本的积聚速度加快，产生资本的快速聚集。城市依赖乡村的农业资源作为基本生产、生活原料。城市优势技术资源为乡村农业资源的生产效率与生产条件的提高提供技术准备。城市优势技术资源为乡村优势农业资源的生产效率提供技术支撑与保障。同时，技术资源、资本资源工业化后的城市对空间产生了需求，提升了乡村空间资源的价值。城市优势资本资源为乡村农业资源与空间资源的价值的完成，提供了符号化的货币价值。乡村是农业文明的主体，占据着农业资源与空间资源。乡村的优势空间资源是城市技术资源与资本资源发挥效用的场所，尤其在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发展所需的大量土地空间，都依赖于乡村优势空间资源的提供。逻辑上城乡互有依赖，乡村与城市二者之间不存在优势地位，城市可以通过技术与资本使乡村对其产生依赖，乡村同样通过农业资源与空间资源制衡城市。    在城乡二元结构生成时期，周恩来总理就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都是辩证的两方面，绝不能取消或忽视任何一方面。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绝不是忽视广大的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作用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而且要以农业为基础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在工业的领导下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没有农业基础，工业不能前进；没有工业领导，农业就无法发展。(30)    尽管建国初期，国家领导人对城乡关系有正确的理论认知，但是面对国家建设的急迫要求，仍不可避免地屈服于当时的国情现实要求。特别是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伴随“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31)的要求，在城乡关系处理上，政府开始打破平衡，一方面单方面地向城市发展倾斜，以形成原始资本积累，初步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体系的构建，另一方面又人为扭曲农村优势农业资源与土地资源的价值，为城市优势技术资源与资本资源的原始积累提供条件。譬如，针对1953年全国粮食会议之后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当时中央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曾经无奈地说：“如果粮食不征购，国家就得用仅有的外汇去进口粮食，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国家工业化建设就无法推进，最重要的是城市就会出现大的混乱；如果征购的话，农村会出小乱子，甚至也会有大乱子，但是由于党与农民革命战争年代业已形成的紧密关系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32)    我们认为，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生成阶段，影响城乡二元关系形成的主要因素，不在于被动化的城市与乡村，而在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政府基于国家战略的发展，坚持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快速过渡到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为形式的公有制经济，一方面捍卫与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基础，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国家对城市与乡村市场的控制。计划经济的运营模式逐步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不自觉地充当了主导作用，城乡市场从此无形间被政府行为所湮没。    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因素分析    所谓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固化，一般是指1956年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到1978年改革开放这一时期实际存在的城乡关系现状。我们的初步研究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国内外特殊环境的影响以及受路径依赖或“马太效应”规则的支配，我国只能“关起门来搞建设”，所谓从内部挖潜，被拒斥于国际市场之外，又忽视国内市场；另一方面，1956年以后受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单一所有制结构与计划经济体制影响和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后者比前者影响更大。    1956年之后，伴随着苏共二十大，中国与苏联在正确评价斯大林功过上的分歧日益明显，特别是60年代中苏矛盾公开化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进一步稳固国家安全，国家不得已，只能通过对内消化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国际环境的不安定，强化了政府以剪刀差的方式完成国内工业化积累的动力。    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路径依赖效应亦开始显现，城市已然习惯通过对乡村压制来维护自身优势地位，政府曾经试图扭转这种二元对立状况，但囿于仰仗城市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家只能听任城乡二元继续对立。有时甚至为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出台了一些可能固化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措施。如1958年1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其通过二元的户籍制度，强化了对城乡人员流动的地方管制，固化了城乡二元关系。于1958年6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对我国城乡关系的固化进一步产生了影响，其规定农村的全国税率平均常量为15.5%，同时规定地方为了公益事业支出，也可向农村征收农业地方税收(33)。关起门来搞建设，只能依赖于从内部挖潜，而基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急迫需要，从内部挖潜，最后落实到“从乡村挖潜”。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此阶段已经认识到不能把“农民挖的太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毛泽东在195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着重强调要调整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对城乡农业与工业关系的认识得到了改进。(34)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35)这些都试图为当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的城乡关系做出微调。尽管如此，基于当时以工业化为核心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平衡城乡工农关系的设想大多被束之高阁，城乡二元对立反而愈发固化。    相对于“从乡村挖潜”来说，1956年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单一所有制结构与计划经济体制是城乡二元对立固化的最主要因素。单一所有制结构与计划经济体制无法使乡村优势资源通过市场交换体现自身资源价值，乡村优势农业资源只能通过统购统销政策被政府所垄断，进而服务于城市，服务于国家建设。乡村优势空间资源上面承载的土地也只能以低廉的价格被政府所征收，以服务于国家建设需要。乡村农民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相反，城市资本优势资源与技术优势资源则通过工业品的价值得以体现。工农业产品价值的“剪刀差”使城乡二元结构固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启，随着国内城乡市场各自优势资源的互通有无，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深入改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得到缓解。    四、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缓解的路径分析    所谓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缓解时期，一般主要是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际存在的城乡关系现状。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启动，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打破了单一传统所有制经济与计划经济体制，为城乡关系中市场作用的逐步发挥创造了根本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体制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深刻影响城乡关系的政府也开始自觉地更好发挥作用。政府与市场正确作用的逐步发挥，为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迎来了时代契机。    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乡村优势农业资源与优势空间资源的市场化价值开始逐步显现。被扭曲的乡村优势资源开始在市场交换中与城市优势资源“博弈”。另一方面，乡村与城市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还有赖于进一步确立。这其中，尤其要改变城乡事实上业已存在的“土地双轨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36)只有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才能保证城乡不同优势资源在市场资源配置中，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除实现乡村优势空间资源的市场化价值外，提升乡村农业资源的市场化程度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缓解的重要方面。提升乡村农业资源的市场化程度，要求在农业经营过程中采取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思路，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流转形式实现规模经营；通过农业以及农业集体土地规模经营、农业土地股份合作、农民专业合作等方式，使乡村优势农业资源资产化。    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一方面有赖于正常城乡交换市场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有赖于“政府更好作用的发挥”。在缓解城乡二元结构方面，政府更好作用的发挥，主要指正确处理好自身角色，处理好自身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做到政府自觉。在处理政府自身与市场的关系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的路径，就是要确保市场在城乡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实现城乡之间优势资源的市场公平交换。这是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缓解的根本保障。    作为以人民利益为指向的人民政府，在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过程中，也应当积极作为。具体而言，政府可从城乡一体化路径方面寻求突破。政府可通过统筹城乡规划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城乡资源配置一体化、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城乡生态文明一体化等八个方面，确保政府引导与“市民(村民、镇民)自觉”相结合，合理设定近、中、远期经济、社会、生态等发展目标，保证政府行为的正当性与人民需求的合理性的有机结合。政府在城乡一体化的政府行为中，切忌采取盲动主义，不能简单或超越其自身发展阶段地盲目“城市化”，而是顺应城市化本身发展规律，坚持走“村镇化镇城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发展之路。    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政府还应当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政府在处理城乡关系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基于乡村与城市二者关系的互动演变，另一方面要引导城乡对各自优势资源的正确认知。政府要让乡村与城市都充分认识到二者互为依存，离开了乡村，城市无法为继，离开了城市，乡村难以发展；政府要通过法律法规的确立，以国家强制力的方式，规范城乡各自组织实体，使城乡各自优势社会资源，在公平市场环境下发挥同等效力。政府在城乡关系处理上，应当采用帕累托改进策略，逐步培育乡村社会优势资源并且加强资源整合。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选择有利的时机，改变法律中对城乡关系处理的不利规则。同时兼顾城市的发展，充分利用城市的技术资源优势与资本资源优势，把社会财富的“蛋糕”首先做大，然后在分“蛋糕”的过程中，让城市与农村均不断获益的同时，给予乡村一定的倾斜。同时，政府也应当积极引导城乡不同群体实现由“理性经济人”向“理性社会人(37)”的转变。    政府在城乡二元结构缓解方面，切莫简单依靠强制力方式，以运动式治理理念处理城乡关系。政府应当在认识城乡既有优势社会资源的不平衡关系基础上，坚持以正义、公正作为社会的目标，既不满足于绝对平均的社会，也不满足于毫无城乡差别的社会(38)。在尊重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依靠政府自觉，当能逐步缓解城乡二元结构。    五、结论    经过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与缓解的演绎分析，我们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是必然、动态的过程；相对而言，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是或然、暂时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并不是消灭农村或者城市。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与固化具有某种历史阶段性。政府行为的发挥只能建立在乡村与城市各自优势社会资源的平等市场交换基础之上。只有利用“时”与“势”的结合，找到支撑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通过城市、乡村、市场与政府四者的共同互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才会逐步得到缓解。通过在“村镇化镇城化”方式基础上的城镇化发展，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道路(39)，是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缓解的有效思路。    通过本文的初步研究，我们的基本观点是：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历史进程的逐步拓展，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已经或正在消灭，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已经或正在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性景观依然存在。在构筑城乡一体化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城乡将各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