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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模式”形成的三个维面 近些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十分热烈。讨论中始终充塞着相左之音,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问题,论者们见仁见智。其实,如果撇开某些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考量和隐忧,无论是从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最初提出“北京共识”的主要内容来看,还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积累的一些相对稳定的做法和经验来看,说中国的发展业已形成某种模式即“中国模式”,都是未尝不可、无可厚非的。本文从三个方面考察了“中国模式”的存在。 张丹君(1957),女,中共江西省直机关工委讲师团调研员、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和党的建设;罗 帆(1965),男,中共江西
2、省直机关工委党校校委委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江西南昌 330006) “中国模式”的提法及其被关注虽非始自今日,但随着2008年以来中国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如南方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和青海玉树特大地震灾害、甘肃舟曲和四川特大泥石流灾害等),以及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和上海世界博览会,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世界经济一片衰落低迷的景况中,中国经济在危机中率先复苏,2009年依然保持9.1%的高增长率,国内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顿时变得热烈起来。这种讨论自然是好事,它表明这些年来我国取得的辉煌成就及其
3、丰富经验已经越来越引人注目,受人重视。但在这种讨论中,也始终充塞着相左的声音,即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问题论者们见仁见智。 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笔者以为,如果撇开某些政治或意识形态的考量和隐忧,仅就学理的角度而言,无论是从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最初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即由此延伸而来笔者注)的主要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来看,还是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积累的一些相对稳定的做法和经验来看,说中国的发展已形成某种模式即“中国模式”,都是未尝不可、无可厚非的。下面,笔者拟通过三个方面的分析,去
4、透视“中国模式”形成的三个维面。 一、虽然“模式”含有“标准形式”或者“标准样式”之意,但不可拘泥于“标准”以及由“标准”推导的普适性,事实上,任何发展模式的“标准”和“普适性”意蕴都是相对的 何谓“模式”?按照现在汉语词典,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1(P894)。这种对“模式”的释义,使得一些论者认为,但凡“模式”,必有一种“标准”及“普适性”的指向或功能。中国在自身发展中形成的某些做法非常特殊,使得其他国家难以模仿或重复,如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等。所以,有的论者认为应该慎提“中国模式”,或者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乃至从
5、根本上否定“中国模式”的存在2。 其实,讨论发展模式问题,虽然不能忽视字典、词典等工具书对于“模式”的解释,但也不能拘泥于此,尤其不能拘泥于由这种释义中的“标准”推导出的普适性,而更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即看它是否已成为一种研究社会现象的理论图式和解释方案,或者一种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再说,无论是在“标准”层面还是在“普适性”层面,任何发展模式都是相对的。比如,我们说西方国家在近现代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西方模式”,这大概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岂能说“西方模式”就是任何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标准形式或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的标准样式?事实并不尽然。近些年来不乏照抄照搬“西方模式”者,但无不以“水
6、土不服”而告终,其中,经济滑坡、两极分化严重者有之,群情愤懑、社会动荡者有之。这表明,尽管“西方模式”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但其“标准”和“普适性”意蕴都是相对的。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野中,任何社会发展模式的适用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各异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同样,讨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也应该放到一个相对的语境中特别是社会学语境中去观照和把握,而不可过分拘泥于“标准”、“定型”、“普适性”等义域。如此,对这种发展是否已经形成某种模式即“中国模式”,不仅能获得一种正确的方法论视角,而且对问题本身也能迎刃而解
7、。 二、中国在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中,对于如何推进国家发展和增进人民幸福,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做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开启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作为中国人民一次“新的长征”,没有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所以在具体措施上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是进行试验。比如,为积极响应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1979年7月,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当实践证明方向对、效果好时,1984年,党中央又决定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并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
8、、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从而为我国对外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载体。再如,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90年代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也都是经历了先试点、后推广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历史和实践为师,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不断改革完善一些体制和机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就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3(P236)但在当时,这一正确观点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
9、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为“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既是对把社会主义经济只看作计划经济观念的重大突破,也是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迈进。随着实践的深入,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4(P373)的振聋发聩之音,进而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 纵观30多年的风雨历程,总的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探索、创新中不断前行的。我们党和政府始终着眼于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祉,始终坚持实践标准,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做法。
10、比如,既要向西方打开国门,引进多种有益的经济要素,又要坚决避免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受到严重冲击;既要发扬市场经济的主导作用,又要避免思想、利益、组织形式多样化而造成社会失序;既要改革执政党“包办代替”、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的政权运行方式,又要避免在权力下放后对社会的整体调控能力大大减弱;既要激发有条件的地区、人群、领域的创造活力,又要避免相互之间差距过于明显而蓄积难以调和矛盾等的战略考虑,我国始终坚持“渐进式”的改革路径。“渐进式”改革的具体操作方式是新体制增量推进,在改革过程中建立起一个个缓冲带,以缓解社会矛盾。所以,“渐进式”改革显示出了我们党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勇于应对新事物的高超智慧
11、。这种智慧同样表现在我们党对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完善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例如,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不断完善,既使执政党受到有效监督,又能体现不同群体的意愿与利益,避免纯粹竞争性政党许多无谓的纷争;在社会整合方面,执政党团结各个政党、民族、宗教阶层以及海内外人士形成统一战线,既寻求一致性,又尊重差异性,形成合力,较好地完成了共同的目标;在民主形式上,将投票式民主与协商式民主有机结合,既显示了民主的多样性,体现民众的真实意愿,又能够有效减少单纯运用选举式民主对少数人利益的影响;在矛盾纠纷处理方面,实行司法审判与人民信访、人民调解相
12、结合,既体现了司法机关的尊严,又有利于化解矛盾;等等。总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只要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P372)的实践或做法,党和政府无不倍加珍惜,悉心总结,从而积累了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这就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
13、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5(P10)这“十个结合”高视界、大跨度,整合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人民正确处理和注重协调的各种关系,体现了原则性、全面性、均衡性,是“我们党继七大之后在历史经验总结上又一次最全面、最重要、最集中的概括”6,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兴盛之象,为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而且成为中国发展业已形成某种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最好注脚。 三、一个国家的发
14、展路径或形式是否形成了某种“模式”,应放在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予以观照,主要看它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及其对人类文明进程所起的作用 讨论发展模式问题,虽然不可拘泥于“标准”、“普适性”等义域,但其对其他国家的借鉴作用、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理应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内容。“二战”以来,主导世界发展历史进程的发展模式主要有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而正当这三种模式逐渐对世界发生重要影响之时,中国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在十年“文革”内乱结束之后,面对全球化的新背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以一种过去许多年来我们
15、从未见过的方式崛起为一个全方位的大国”7。 中国的崛起,既是一件具有中国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例如,从经济方面看,1978年至2009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 624.1亿元发展到335 353亿元,从位列世界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三位;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至目前不足1 500万,减贫人数所占全球减贫人数的比重超过70%,不仅使中国从贫穷走向富裕,而且发展成果惠及全球,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重要的驱动力之一,并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正如尼日利亚著名学者费米•阿科莫莱夫所说:“上世纪7080年代,中国和大部分非洲地区处于同样的经济落后局面,正因为如此
16、,中国今天的经济腾飞为非洲人提供了特殊的经验。”8又如,在发展理念上,我国既坚持和平发展,又坚持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就是中国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国际事务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倡导国与国之间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安全上相互信任、协力推进。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和平发展理念既是对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具体而生动的运用,又有利于防止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促使其转向建设性对话,从而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此外,将和平发展理念放到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由此取得现代化
17、建设伟大成就的语境中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尚有另一层重大意义,即与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对内靠剥夺农民、剥削工人,对外通过掠夺、扩张、海外殖民乃至发动侵略战争以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同,一条人类追求文明进步、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出现在世界面前。科学发展就是树立和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致力于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18、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格局。科学发展既是对“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的思想的重大反拨,又对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上出现的一些新的发展理念进行了充分的梳理和借鉴,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因而是人类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科学发展的理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现实的“有感而发”,但它也为许多世界发展难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范式。综上所述,从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力以及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来看,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与新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和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一样,中国在最近30多年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发展路径已日益幻化成一种影响世界发展历史进程的不容忽
19、视的重要发展模式。概言之,这种发展模式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推进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发展战略及治理模式。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国内外学界在讨论“中国模式”的过程中怀揣的某些政治或意识形态隐忧略加评述。这种隐忧可从两方面来看。就国外学界(主要是西方)来说,某些学者或政治家之所以对“中国模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这种强烈的主体性使之有此忧虑:中国即使经济逐渐强大起来,却仍然不会走上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道路,倘若有一种区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模式”存在,那么这种模式将可能成为反对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
20、,并进而把那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人和国家招致其麾下。这种隐忧似乎从另一个角度也能得到一些印证:综观国外学界有关“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其中有一种值得玩味的现象,即虽然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之存在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但大都有意回避其性质。为什么要回避?这使我们想起1988年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所说:“我们中国要用本世纪末期的二十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共七十年的时间,努力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9(P1255)如果西方学者不仅肯定“中国模式”的存在,而且承认其社会主义性质,那么根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及其发展趋势,岂不是无形之中在证明邓小平“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
21、论断么?这是西方某些学者或政治家极不愿意的。另一方面,就国内学界来说,一些学者之所以对“中国模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担心,倘若承认这种模式的存在,会进一步给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文化威胁论、地缘政治威胁论、政治体制威胁论、科技威胁论等)落下口实,或招惹“输出模式”的嫌疑,这说不定反而会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崛起造成不利影响。上述隐忧,也许放在某种特殊的语境中有其存在的某些“理由”,然而,所谓隐忧,毕竟是一种带有主观性的东西,它们终究难以掩盖“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自然,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并十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指导实践的社会主义中国,深知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极端重要性,故亦无意输出自己的模式。 注释: 参见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施雪华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载于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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