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不可说”及其对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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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不可说”及其对策 内容提要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而在中国哲学家的形上学建构中,“以负代正”和“遮诠”,成为代表性的表述方式。 一 说到“体”,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体”是否可知、可说的问题,在现代知识语境中,又不免牵扯到知识论、认识论与本体论的问题,也涉及到对形而上学的认识
2、与定位问题。作为哲学意义上“体”的纯正意蕴,是指万物之共同本质和存在根据,或者世界之最高本体(本原)及其认识路径。对此,熊十力(18851968年)先生揭示很明确:“体字有二义,曰体认,曰体现。”(注:熊十力:原儒下卷,熊十力全集第六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70页。)第一义涉及到认识论与价值论,第二义则涉及到知识论与本体论。对于终极性本原的探索,是人类形上追求中一个永恒的话题。自笛卡尔(Ren Descartes,1596-1650年)、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年)以来的西方认识论传统,囿于主客二分模式和自我中心主义,除了使问题层出不穷外,并不能推进知识论、本体
3、论的进步。熊先生就曾批评过西方的旧形而上学,认为它们把本体视为现象之外、与现象毫无共同之处而不可沟通的另一重世界,而现代哲学则只谈知识论,不谈本体论,这又陷入另一偏向。对此,他认为: 因为哲学所以站脚得住者,只以本体论是科学所夺不去的。我们正以未得证体,才研究知识论。今乃立意不承有本体,而只在知识论上转来转去,终无结果,如何不是脱离哲学的立场?凡此种种妄见,如前哲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251、678-680页。) 熊氏认为研究知识论、认识论的最终目的就在于认识和达到最高本体,离开本体证悟,孤立地研究知识论,实际上
4、只是“量智”的认识论,也即经验的认识和逻辑的推理,只能认识现象界,不能认识本体界。东方哲学家注重“性智”,这是一种直觉认识本体的能力,只有通过“性智”才能认识本体。 正是针对西方哲学只重视向外认识客观世界,而不重视向内认识人的心灵,不懂得人的心灵是与宇宙的本体相通的种种不足,熊氏提出“反识本心”,也就是要认识宇宙本体,必须返观人的本心,而不能向外探求。 但是,问题的难处在于,作为哲学最高存在的“体”,正如王弼(226249年)所谓“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老子注),已经完全脱离了形与象的具体联系,遁形于万物之中,蕴涵在道器、隐显、动静、常变之间,那么,如何达致“体”呢?这在中西学术传
5、统中,有着不同的思想特质与衍变历程。 纯观念形态的“体”,往往隐微难察,唯一可以把握的是其种种“化迹”,即在“用”中显现,离“用”无从识“体”,识“体”必依其“用”。从西学的角度看,作为本质的“体”和作为属性的“用”,有似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年)范畴篇中“本体”与“属性”(包括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等九个范畴)的对举,“本体”是“体”,是其他范畴存在的根据,其他范畴都是表述它的,不能和它分离。对于“体”的认识,中国古代哲人也作过许多精微的研究。孔子(前551前479年)少有形上思考,因为对孔子而言,本体是不可言喻的,只能诉之于个体的直接体验,所以他以“
6、无言”的方式来表述天的存在,故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不可言,但并不意味着天不可知,只是知的方式不是通过言的方式,而是体验地知,意会地知,朱子(11301200年)集注释云:“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在儒学看来,“体”之最根本特质,还在于个体不同的体验。 比较而言,老庄对于“体”的思考,更为精深。在老学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本体,整个思想系统都是围绕道展开的。何谓道,老子(前580前500年)开章明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一章)在老子的思想中,作为终极存在的道具有如下特性:不可言说、不
7、可命名,且“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抟之不得”(第十四章),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因此道是不确定的,人的耳闻目睹言说,对于体道,均是无效的,正因为无法肯定它是什么,所以只能说它不是什么,此之谓“正言若反”。那么,如何体道呢?老子是这样描述的:“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第十六章)所谓“守静”、“知常”、“归根”,是老子体道的途径,这是一种将个人体验完全融入天地万物的意会感知方式,这与尔后庄学通过“心斋”、“坐忘”、“忘言”体道,路径大抵相同,均以为语言的知识形态与表达方式,无法达成对本体的理解。诚
8、如有的研究者指出,道家的无名理论在西方哲学中没有十分准确的相似物,它源自古人一种独特的观念:语言相对于本体论的理解而言并不是完全可有可无的,但是,为了达到对这样的本体论理解,语言又必须废除。本体论和语言是不能并立的,它们分别属于人类经验的两个层面。(注:美成中英:易学本体论(Theory of Benti in the Philosophy of Yijing),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接受过道家思想熏陶的金岳霖(18961984年)先生,从元学的对象,认同庄学“万物齐一,孰短孰长,超形脱相,无人无我,生有自来,死而不已”的思想。他认为,研究知识论可以站在知识论对象范围之外
9、,可以暂时忘记自己是人,用冷静的态度去研究;研究元学则不同,虽然可以忘记自己是人,但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不仅在研究方法上追求理智了解,而且在研究结果上追求情感的满足。(注:金岳霖:论道•绪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718页。)金先生早年接受过英国分析哲学的知识论和逻辑学的训练,在他看来,形上的世界,是超经验知识的世界,是说不得的世界,他在势至原则中论述“名言世界与说不得”问题时认为: 治哲学总会到一说不得的阶段。说不得的东西就是普通所言名言所不能达的东西说不得的东西当然说不得,若勉强而说之,所说的话也与普通的话两样因为治哲学者的要求就是因为感觉这些名言
10、之所不能达的东西,而要说些命题所不能表示的思想。假若他不是这样,他或者不治哲学,或者虽治哲学而根本没有哲学问题。(注:金岳霖: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39340页。) 金氏通过文法主宾词与逻辑主宾词的不同,来说明为什么形上本体说不得,在其形上学的建构中,“能”就是说不得的,因为“能”根本无所谓,不是个体,也就不在“名言范围之内”。值得赞赏的是,金氏的思想体系虽然吸取了许多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用以确定概念、范畴的明晰含义,但其内容形式却是民族化的,诸如理、势、性、情、太极、无极、正觉、意念等,由此建立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本体论、逻辑论和认识论系统,为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世
11、界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体”是超验的、不可言说的,正是在不可说的地方,通过“无”的境界,才能领悟存在的真谛,才能达到人与万物的整体合一,庄子(约前355前275年)所说“泰初有无,无有无名”(庄子•天地),王弼所说“以无为本”(周易•系辞注引王弼大衍义),庄子通过“心斋”、“坐忘”达到与道合一,王弼通过“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体“无”,大抵都是这个意思。针对今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偏颇,有学者反省认为: 我们一般都把这种以“无”为最高原则、承认有不可说的思想贴上神秘主义的标签其实,这是由于不懂得把握人与存在合一之整体正是哲学思考之第一要义,不懂得只有在不可说的地方
12、,通过“无”的境界,才能真正把握这种整体的意义。这种观点片面地以为人对世界万物的唯一态度和关系就是主客关系式,因而认为哲学的最高任务只是把握客体或对象性事物之本质,而看不到对上述整体之把握;这种观点还在于片面的理性至上主义,以为最高、最真实的只是可以通过概念,通过逻辑来认识的,只是可以言说的,而看不到正是在不可说的地方,在一般所谓神秘的地方,有着最真实、最深刻的意义。(注: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758页。) 进一步言,“无”虽然不可说,但不能认为不可说者就没有,只有超越“无”这一最高原则,人才能把握与存在协调合一的整体性。 二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活动中的一
13、种普遍性体验,中西哲人都意识到,对于终极的真实无法作出陈述或者判断,由此形成“体不可说”的见解及相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方法的选择上,道家以“无”为“体”,从方法论角度,反面说无,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多从概念范畴立论,从认识论角度,正面说有。 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渊源来看,哲学研究的主体有一个不断转变的过程。传统形而上学秉承理性至上的原则,一般认为凭借知识与理性,没有不可说的、没有不可认识的。这虽然是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但也不乏被斥为神秘主义的异端思想存在,这就包括了从古希腊后期延续到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许多思想家的观点。譬如古希腊后期的普罗提诺(Plotinus,204269年),他视“太一”为最高
14、的统一体,它无感觉、无思想、无区别,是超越“有”之上的“无”,不可知、不可定义,是语言文字不可名状的,是最真实的无所不包的整体。普罗提诺将“太一”置于柏拉图的“理念”之上,明确认定有超出理性思维的不可说的领域,要把握“太一”,无法借助抽象思维及概念,而要靠“出神”的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人才能与“太一”合一。(注:参考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3,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87188页;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363页;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辑,北京大学翻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463页。)又譬如中世纪的爱里更那(Jo
15、hn Scotus Erigena,810877年),他认为最高统一体超出名言,不可说,人只有在忘我的精神状态中直观它。黑格尔(Hegel,17701831年)认为,像爱里更那那样被称为神秘主义的哲学家是“虔诚的、富于精神修养的人物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纯真的哲学思想”,他对此表示赞赏,并与中世纪的正统经院哲学比较,谴责后者的“彼岸性”,欣赏前者的现实整体性与反彼岸性。(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卷3,第319、323页。) 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逻辑认为,概念是思维中最基本的要素,由概念而判断而推理,通过概念、判断可以说尽形而上学。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年)对此提出挑战,
16、他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思维中运用的概念、范畴,不是先于判断,而是由判断力发展而来的,他以“二率背反”驳斥传统的理性至上,主张有不可知的,有一般概念不可言说的最高存在。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反形而上学和“语言的转向”,一些西方哲学家更加关注语言的有限度问题,其中,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年)的“过程哲学”,德国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18891951年)的“逻辑哲学”,值得我们注意。 在谈论哲学的目的时,怀特海认为,哲学的困难源于语言的失误,难以表达自明的东西。人类的日常语言虽然变化万千,但均不涉及到哲学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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