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举隅.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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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举隅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换,标志之一是学术分科体系的形成。晚清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进一步扩展,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观念上的差异日渐突出。一方面,“格致学”(自然科学)诸科自输入后迅速生长,成为重要的学科门类;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学术固有的经学、史学等在西学冲击下瓦解、分化,形成近代学术分科中的文学、历史、哲学等科,实现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的转换。而其间转换的关键,与某些核心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变化密切相关。通过考察词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可以透见其中蕴藏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一学术研究理念,冯天瑜先生概括为“历史文化语义学”。其中包含了理论、方法及实践等层面的价值,
2、对于考察中国学术文化的近代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文化语义学”的一般理论 思想文化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是与核心概念意涵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德国学者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指出:“同一个词,或同一个概念,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不同情境中的人来使用时,所表示的往往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当词语在某种情境中被使用,与之对应的词义及具体指涉就会形成固定、单一的内涵。随着历史文化的流衍,有着固定词义与具体指涉的词语被用于不同的情境,其指示性也随之变得模糊,在原有基础上引申出各种不同的义项,以至于我们对同一语汇的注解,因具体指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涵。 从词源到引申意涵的转化既然与历史文化的
3、发展有关,具体历史文化问题的产生也就必然与概念的历史演变联系在一起。陈寅恪在致沈兼士中提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作为历史学家,陈寅恪对“字”(概念)释义的认识,显然不仅局限于语言体系内部,而是强调在对概念展开溯源讨流的同时,分析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承袭、改造、转化、延伸等情形,由探讨词义变化切入,发掘其间包蕴的历史文化内涵。 近代历史文化各领域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近代新语的创制演变过程;近代中国各种新思想、新事物、新技术层见叠出,是通过不断生长的新语汇、新名词予以表达的。用费正清的话说,即“每一领域内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各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近现代出现的大批名词、语汇
4、,有的是重新创制的,有的从日本直接引进,有的通过对旧语词进行改造和转化。近代社会新语系统的不断扩充和膨胀,是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重要标识。章太炎援引日本学者武岛又次郎修辞学的论述认为: 外来语,破纯粹之国语而驳之,亦非尽人理解;有时势所逼迫,非他语可以佣代,则用之可也;若务为虚饰,适示其言语匮乏耳。新造语者,盖言语发达之端,新陈代谢之用也;今世纪为进步发见之时,代有新事物,诚非新造语不明。 近代以降,伴随西方学术文化涌入中国,其内容大大超出传统概念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容纳范围。在此背景下,借用日译新语和创造新语势属必然。今人探讨中国近代学术体系的形成,考察新语生成、演化、定型等过程也就成了必由之径。
5、“新事物”与“新造语”之间的互动,不只是“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对应关系,更包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面对产生大量新语的近代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研究者较少从考察新语的生成人手对之进行解析,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历史研究的一个缺失。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滞后于西方,掌握“话语霸权”的西方文化或经由日本或伴随着西方国家军事上的入侵,开始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输入中国,由此引发了中国文化自身的思考与变革,新语的不断涌现就是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冲击的“本能反应”。近代中国社会新语的大量创制,以最为直观的方式反映了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转换。冯天瑜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多年来一直以近代新语
6、为窗口展开近代历史文化研究: 近现代中国新思想迭出,而新思想无不仰赖新语汇表述新概念。君主立宪思想采用“议院、上议院、下议院、国会、虚君共和、君民共治”等新语;革命思想倡用“革命、共和、民权、民治、主权在民”;进化思潮广用“物竞、天择、进化、野蛮时代、文明时代”;自由主义服膺“自由、独立、平等、博爱”;社会主义频用“阶级、资本、资本家、剩余价值、专政、群众、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新语的创制,新思想便无从产生与传播。反之,新思想与新事物一起,又成为新语涌现的无尽源泉。 近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由于大量术语系的出现而有了不同的路向。新名词、新概念在近代生成、传播,从深层结构上影响着
7、人们的知识谱系、人生信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传统文化的内核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那些被统称为“现代性”的因素,即是随着不断产生的新语而变得日渐丰富并逐步凸显。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近代历史文化的“话语体系”,成为构筑近代历史的重要内容。 19、20世纪之交,随着西学东渐潮流的日益扩大,一方面,为了应对日新月异的思想文化发展状况,大量日译汉字新语涌人中国,使语言体系得以满足对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的指称;另一方面,大量日译汉字新语的涌入,必然对传统的话语结构和学术体系形成巨大冲击,短时间内不可避免地出现“失语”现象。张之洞等人曾试图借助体制的力量阻遏这一潮流: 古人云:文以载道。今日时势,更兼有文以
8、载政之用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辞不相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 对于身处传统语境中的晚清士人来说,许多由日本输入的汉字新语,字形虽与中国古典词并无二致,其义却“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也在情理之中。百年以后,对于已经熟习此类词“新义”的今人来说,其在中国古典中的真解大多已不甚了了。研究
9、者如果以今时之义度古人之见,导致误识也就势所必然。故对今时习见惯用的某些概念进行辨析,考其源流,探讨其中的宛委曲折,也就显得十分必要。 二、“文学”概念转换与“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方法论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转型的过程中,不少中国古典词都发生了词义的转换,其间大多经历了语义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以“文学”词义的演化为窗口探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近代转换,是基于对核心概念和关键术语古今演绎、中外对接所蕴含历史文化意涵的充分认识,文学史、学术史、文学思想史等层面的意义也由此得到很好的体现。 “文学”虽然是中国古典词,但在清民之际的话语体系中,其义却并不明晰。章克标等编译开明文学辞典,曾对其间复杂多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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