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其现实生命力.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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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文化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其现实生命力近年来,中国所奉行的维护和平、睦邻友好、多边主义等外交原则在实践中表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同时,文化视角逐步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新趋势。现实外交成就与文化研究趋势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传统“和”文化逐渐进入国际关系研究的视野,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关于“和”的概念,学术界存在很大分歧,有的从字面出发认为“和”就是和平,有的认为“和”与“中庸”相近,有和睦、和顺、调和、折中等含义,还有的认为“和”就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存在的“和事、畏争、随大流、迁就、迎合”等等思想特征。这些看法都揭示了“和”文化的某些特征,但也存在明显的偏颇,因此有必要澄清“和”文化的完整内涵。同
2、时,“和”文化又是如何影响中国人处理对外关系的方式的呢?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深化发展的条件下,中国传统的“和”文化还有价值吗?如果有的话如何才能使它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和”文化的内涵 与其他思想文化一样,“和”文化也是源于人类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国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发现了异姓通婚有利于人口繁衍的规律,主张异姓通婚;随着群落组织扩大,有必要对生产生活进行协调。这种双重要求促使了“和”文化萌芽。国语?晋语中记载了西周晋国大夫司空季子关于“异德合姓”的自然婚配法则的论述,他说:“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是故娶妻避其同姓,姓利相更,成而
3、不迁,乃能摄固,保其土房。”其中表达了朴素的“和”的思想,说明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和”文化的思想萌芽。西周末期,这种朴素的思想观念逐步发展成为解释天地万物的一般法则。郑语?国语记载,周幽王八年,郑桓公与史伯论“兴衰之道”和“死生之道”,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杂即是和,即多种不同性质的事物共存,这被视作是万物繁衍生存的基本规律,“和实生物”的思想可以理解为一种朴素的世界观、宇宙观。周易中“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1所强调的也正是这种思想。 西周以溯,“天命”思想盛行,人们认为人
4、的一切均由“天”来决定,人被视为一种被动的存在物。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天命”思想受到了质疑,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通过这次思想解放,“天”的地位下降,“人”的地位上升,从而为早先朴素的“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当时的百家争鸣尽管学术流派众多,但其中居于主流地位并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是道、儒两派。道家着重于用“道”代替天,寻求新的本体,而儒家则强调人伦。 依据道家思想创始人老子的观点,“和”的内涵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指道生万物之理。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后,即言“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2。阴阳二气结合而生成万物,这是其基本的世
5、界观。其二,指和谐。老子用“玄同世界”来表述其社会观,“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2老子把这种“玄同世界”视作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这两方面的联系在于:阴阳二气冲和,和是万物生成的基本规律,人生、社会只有顺应这一规律,才能达到和谐状态。庄子时期尊重规律、追求和谐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弘扬,成为“和”文化的重要构成要素。老子的消极避世、清心寡欲、小国寡民等主张,也一起积淀进了“和”文化之中。 在儒家思想中,孔子赋予“和”这一概念以和谐共处、协调相济的含义,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3;同时,孔子主张用礼恢复节制各等级身份及其行为,使不同社会等级的人按照不同的方式行事,因而说“
6、礼之用,和为贵”3。根据中庸的解释,“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中节,谓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这里的“和”含有恰到好处、中庸的意思,孔子将“和”视作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秩序的重要手段。孔子之后,荀子提出了“义分则和”的思想,对礼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概括,进而也肯定了“和”的价值追求。可见,“和”是儒家思想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 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总是发生在两个层面上的,其一是社会的主流思想,一般为统治者所用,并广见于历史典籍之中。其二是指融入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思想观念,存在于普通民众的生活观念和习俗之中。两方面交
7、互作用,互相影响。自汉代后,儒家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遵从,其中包含的“和”文化作为主流意识得以传衍。道家文化则更多地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和”文化随之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和”文化得以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其后的发展中,有两个重要的时期值得关注。其一是隋唐时期。当时,儒、道、释三派思想大融合,佛教中众生平等、宽厚容人、慈善友爱、相互信任以及逆来顺受、与世无争等思想融入“和”文化中,使得“和”文化上下呼应,成为士农工商、官民僧俗共同认可的思想观念。其二是宋明时期。程朱理学的兴起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推至极致,儒学学说成为一种禁锢思想、压抑人性的思想体系,维护着王朝政权
8、的合理性和统一性。“和”文化中也因之注入了统一、完整的含意,包含了聚中、向协的内涵。 综上所述,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文化形成其独特的思想内涵:作为一种世界观,指和实生物、阴阳合气的万物生成机理,也有遵从规律、顺乎时势之意;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指君臣共济、恪守中庸、万众归心、天下一统的政治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指名份清晰、各居其位、互相帮助、和衷共济的理想状态,同时也包含有聚中协同、强调整体的意蕴;作为一种人生态度,它兼有宽容、共处、互济、忍让、迁就、无争等多种含义。 二、“和”文化对中国外交活动的影响 “和”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反映到外交活动之中。中国的对外
9、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初至鸦片战争,即“朝贡体系”阶段;第二阶段从鸦片战争至新中国 成立,即半殖民地外交阶段;第三阶段即新中国外交阶段。“和”文化在这三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作用。 (一)“和”文化构成了朝贡体系的思想文化基础 朝贡体系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与部分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体系,这一体系到明朝初年基本完善,经历明、清两朝一直持续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朝贡体系在多方面表现出典型的“和”文化特征,可以认为“和”文化是朝贡体系的思想文化基础。 首先,朝贡体系是出于“正名”的动机建立的。明初,统治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恢复在战争中遭到破坏的伦理纲常秩序,使新的王朝得到
10、“正名”,士农工商“复归本位”,从而实现“和”。朝贡体系是这种“正名”向外的自然延伸,即要求周边小国君主顺应天时,承认新朝,并向新朝称臣。其目的不在于向外扩张,而在于对中国改朝换代行为合理性的认可和对中土大国名义上的臣服。出于相同目的,满清统治巩固后,也实施了同样的行为。其次,朝贡体系是以和平方式建立的。明、清两代建朝初期,统治者并未大动兵戈以迫使周边邦国臣服,只是以天朝皇帝的名义正式颁发诏书,并派遣使节送达,宣告新朝成立,要求对方臣服朝贡,仅此而已。在很多情况下,周边邦国可以在是否臣服之间作出自主选择,皇帝并无强迫之意,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如明初倭寇多次骚扰沿海,洪武二年,明太祖派杨载使日本,
11、所奉诏书有这样的文字:“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循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5当番邦国家之间出现争战时,统治者从不武断地指责一方,一般总是以尊者的口吻送去诏书劝和。统治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表现出了极其宽容的襟怀,“和而不同”的观念发挥到了极致。最后,朝贡体系是以怀柔安抚的手段维系的。明、清统治者对于周边邦国不派兵征伐,不强求朝贡,朝贡时奉行“予多取少”的原则,着重于怀柔安抚,而无掠夺强取之心。仍以明初为例,洪武七年,明太祖为使臣属小国免于朝贡之苦,特意诏令各国不要每年都来朝贡,三年一次即可,如果对方乐意一世一次,也可以尊重对方的意愿。洪武九年,又诏令“使臣亦惟三、
12、五人止。奉贡之物,不必过厚,存其诚意可也。”6这种尊重对方、体谅对方的观念当然源自于“和”文化。 应当指出,这种过分的宽容也体现了“国家利益”意识的缺失,皇帝对于臣属邦国的宽容大度只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这在晚清时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半殖民地外交时期,“和”文化表现出明显的消极性 鸦片战争将中国社会拉人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这一体系内,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政权总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毕竟也存在着对外关系。在晚清、北京政府与军阀割据、民国政府三个政治阶段,“和”文化对外交活动的消极影响以晚清时期最为突出。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晚清王朝残存了60年之久,朝贡体系彻底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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