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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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据阴发祥遗著往事今鉴记载:1979年全国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会议发奖仪式的前一天12月28日上午,陈永贵到西苑饭店看望山西代表,在带队人住的房间坐了一会儿。他对阴发祥说:“劳动管理上我错了。”就这么一句话,别无反省与自责。这不啻是陈永贵个人觉悟与进步的表现,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结果,是理性的胜利。至此,“大寨工”一场持续16年之久,席卷全国的风暴,以陈永贵认错而告终。此次陈永贵与阴发祥的谈话,自始至终在座的有栗茂林和杨葆荃。 分歧从何而来? 从头谈起: 1964年3月5日,晋中地区农业生产
2、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榆次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即所谓“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事实上是取消劳动定额,不要评工记分,后来简称“大寨工”),全场轰动,反应不一。会前,我(当时任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到招待所看代表,在陈永贵住处说起他的发言题目,他说准备讲劳动管理。我说还是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好。他没有听。他在大会上讲了劳动管理经验。随后,我讲了我的意见:这是大寨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可以在先进生产队试验、示范,不宜普遍推广(会后,各县选择一部分生产队试验。截至年底统计,有占全区生产队总数13%的一类生产队试行,试验结果,效果不好)。从此埋下了我在“文革”中遭遇的祸机。
3、1964年3月25日,阴发祥随陶鲁笳到邯郸汇报山西“四清”,毛联珏把他写的建议托阴发祥送交毛主席。建议写的很短,用3号黑体字打印了半页。内称:生产队社员计酬,大体合理即可,不宜斤斤计较,把制度搞的繁琐复杂。29日下午,陶鲁笳让阴发祥给毛主席送材料,阴发祥把毛联珏的建议放在上面。毛主席当即看了,随即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根据地社会并不实行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多的时候有几十万,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的鼓舞。”毛主席的这段话不胫而走,山西日报
4、记者郝占鳌闻风而动,把大寨的劳动管理概括为9个“活”字,写了一篇充满革命词藻的报道,4月上旬见报。 这篇报道一发表,山西全省哗然。各地、市、县、社纷纷提出意见,要求省委表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还要不要制度,社员报酬还要不要有差别?于是,山西省委派出由省委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王林堂任组长的工作组到大寨调查。阴发祥(当时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组织领导了这次调查。经过调查研究,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是在历史上死分活记、等级工资影响下,在抢险救灾中逐步形成的,是有制度的,社员标准工分也是有差别的。调查组回来后,约请山西日报记者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座谈,共同核实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求得了
5、共识,要点如下: 第一条叫定额先定心;第二条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叫打铁先得本身硬;第三条出勤日、标准工分等也是有制度的,叫做制度不繁琐;第四条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标准工分也是有差别的,叫做有差别悬殊不大;第五条农活质量主要不是靠事后检查,而是靠社员自觉和生产中互相监督,叫做把不合质量的农活消灭在生产过程中。自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大家在座谈会上一致认为:大寨的经营管理也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1964年4月30日,省委工作组写出了关于大寨生产大队以革命精神改进劳动管理的考察报告。5月10日,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批语中写道:大寨生产大队改进劳动管理的五条基本指导思想,各地在整顿经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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