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圣”意识的现代政治学意蕴及其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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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崇圣”意识的现代政治学意蕴及其影响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圣人观念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和理论构成。“圣人”这一词汇及其概念是中国文化的特产,世界上任何一种民族文化之中也没有与之完全相对应的概念。而且中国人的圣人崇拜,从一开始便同政治紧密相联,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中国政治的题中之义。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持久生命力的孕育下,这一传统政治心理及其内容迁延子民心理所培育的权威主义人格及道德崇拜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弥散着,影响着各个层次。 一、“崇圣”意识的传统政治哲学追寻 “圣人”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不论是道家、儒家,还是佛教,都极为重视圣人问题。中国历代先哲赋予“圣人”于各种社会、政
2、治功能,由“圣者通天下”推演出“圣者为王”,“王者为圣”,继而“圣王合一”。这一思维进路所饱含的政治意蕴则是对道德政治功能的无限放大和政治主体的独立政治人格的抹杀。 第一,“圣者通天下”。在国人的观念中,圣人是人们对“人”自身一切美好设想的综合体,他是理想的人格、理性的象征、人生的楷模、情感和信仰的寄托。白虎通义?圣人中认为:“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圣人被视为全能的人,是天与人的中枢。正因为圣人“无所不通”,于是圣人为民立极、立德、制礼、作乐、造器。商君书?君臣日:“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
3、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圣人的无所不能于是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功用,成为“解民于倒悬的救星和理想社会的创造者”。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先哲树立圣人,制造圣人,崇拜圣人。先民崇拜圣人的初衷,不管是出于道德的考虑还是出于政治的动机,显然都是为了树立人格的楷模。然而他们所理解的圣人,尤其是儒家眼中的圣人,其位格却不是人格而是神格,就像基督徒心目中的上帝,全知全能。正如已故学者张舜徽先生说的那样:“圣王之与神明,同义而殊称耳。”。这种对超越了凡人的一切道德化身的“圣人”的崇拜,事实上也就是对道德的无限崇拜。
4、第二,“圣者为王”一“王者为圣”一“圣王合一”。由于圣人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及智慧的优势,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必然发展出应由圣人为君王的思想。荀子提出要由圣人来治理天下。他说:“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的这一认识十分典型,代表了儒家文化的认识主流,意味着圣人向圣王理论过渡的完成。其次,儒家主张“圣”“王”同义。董仲舒曾言:“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此种思想绝非董仲舒的发明,亦非仅仅
5、体现于他的政治学说中,而是历代儒者所守持的一贯之道,且同“内圣外王”之思想模式相吻合。也就是说,只要按照“内圣外王”的思想模式思考社会政治问题,就必然会得出圣王合一的逻辑结论。“在内圣外王的宣扬下,在先秦以及后世的思想家们的持续营造下,终于在理论上完成了圣人与君主的一体化过程,圣人为王与王而成圣构成了逻辑上的统一体,这一点正是中国传统圣人观的核心”。圣与王的结合,最富有实际意义的是解决了君主政治的权力合法性问题,崇圣就意味着对君权的绝对肯定。由于儒家学者和历代统治者对圣人的推崇和造圣运动,崇圣成为历代民众心中一个无法割舍的情结。 中国历代先哲尤其是儒家出于世俗的考虑对“圣人”所做的界定,以及沿
6、着“圣人通天下”一“圣而为王”一“王而为圣”一“圣王合一”的思维进路所进行的理论推演及其现实教化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对道德功能的无限放大以及政治主体独立政治人格的丧失。 圣人崇拜就其本义而言,首先是对道德理性的崇拜。虽然说文和白虎通等文献将“圣”解释为“通”,而“通”乃是通天、地、人三者,属于知性的范畴。然而,在传统的中国哲学里,德同知性是一体的,且以德性为要。通天、地、人三者意指德力广大,亦即易传所云“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样的道德圣人是为人的极致,因此这种对超越了凡人的道德化身的“圣人”的崇拜,事实上也就是对道德的无限崇拜,道德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标识
7、,成为中国普通民众与执政者的最高行为准则。 这种道德至上观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全民范围的最高准则;二是政治结构范围内作为执政者的基本准则。首先,对于全民来说,圣人作为道德人格的楷模,为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尽管圣人是一切道德理想人格的化身,但儒家却又强调可以通过“修身”而达致圣人的境界,孟子就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圣人可学、圣人可至的必然逻辑就是将道德的作用无限夸大,成为处理一切社会关系的实质准则。其次,对于执政者来说,道德不仅是其赢得执政合法性的基础而且成为其处理政治关系的准则。正如汤森所言,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集中体现为“坚持从道义上赢得政治权威并通过捍
8、卫道德学说来表现这种权威。将“圣”与“王”作一体看待,儒家的旨趣就在于寻求政权的合法性根据,而且同其德治主张密不可分。因为圣人是一切道德的楷模,将“王”与“圣”等同也就意味者儒家希望通过“道德”来限制君权。然而,由于在儒家文化中,圣人崇拜的旨趣主要不在普世伦理而在政治伦理,同时也就决定了其善花不可能结出善果。以圣人的位格要求君王,从而使之实行仁政德治,从应然的层面看,似乎有益而无害,何况中国的王权没有限制,圣王合一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抑制君王们的私心膨胀。然而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应然与实然又是严重脱节的。圣王合一的理想非但很难使君王的道德圣化,而在缺乏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反而使他们更为专制,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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