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果历史”与文化因果关联.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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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效果历史”与文化因果关联Effective History and Cultural Causality CHEN Jing, PENG Qifu ( 1. School of Humanity,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 Key words: effective history; culture; causality; teleology; hermeneutics Abstract: In i
2、nterpretive modes about culture: teleology and causality, both of them have shortcomings and a new mode should be set up. In this new mode, which is based on Gadamers concept of effective history, not only the cultural causality itself has been paid more attention to, but also the human understandin
3、g has been focused on and considered as a necessary intermediary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 in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the function of human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cultures which exist in different times and different space can be connected as a causal link. 对事物及其变化的诠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目的论诠释,另一种是因果论诠释。这
4、两种诠释模式 均肇始于古希腊,自然哲学开启了因果论诠释模式,而苏格拉底则成为目的论诠释模式的理论鼻祖。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发展,因果论诠释上升为诠释世界的主导模式,支配着人们对自然现象和历史文化现象的诠释。但是,自然现象和文化现象有重要的差别,自然中的因果关联和文化中的因果关联也不能简单等同,在文化现象的诠释中,需要引入第三种模式:诠释学诠释模式。这种诠释模式,不仅注重文化中的因果关联,而且把人的理解当成文化中的因果关联得以建立的必要环节和基本要素。 目的论诠释与因果论诠释 因果论诠释模式和目的论诠释模式,最初都不是专门指向文化现象,而是作为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与社会诸领域)的诠释模式出
5、现的。 古希腊泰勒斯突破神话思维的局限,开启了“以自然本身说明自然”之路,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引领早期哲学家纷纷将“气”、“火”、“四根”(火、土、气、水)和“种子”等物质元素视为世界的“本原”和“初因”;恩培多克勒及阿那克萨戈拉强调“爱”和“恨”是推动事物生灭变化的两种作用相反的动力,开始探析事物变化的动力因;而柏拉图的理念论则引入形式因的思考,并力图以形式因来统摄物质质料。 苏格拉底则对从自然本身来探寻其存在和变化的原因这一做法表示出失望和不满,主张引入一种目的论的思考。他认为自然哲学家(如阿那克萨戈拉)在诠释世界时,求助于空气、以太、水以及别的稀奇古怪的东西,却忽视了最为重要和根本的
6、原因目的。他提出,事物是“为了某种有用的目的而存在的东西”1167,比如说,人的眼睛是为了看而存在,耳朵是为了听而存在,门牙是为了撕咬而存在,臼牙是为了咀嚼而存在,眼睑是为了保护眼睛而存在,灵魂是为了供奉和崇拜神而存在,而这一切又都出于神的设计。1168171可见,苏格拉底采取的是一种外在目的论的诠释模式。 亚里士多德在对以往哲学家诠释世界的模式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因说”。他认为,任何事物的形成和变化,都离不开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而目的因也确实是以往自然哲学家们所未予重视的。与苏格拉底的外在目的论不同,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目的论诠释已经从外在目的论模式转变为内在目的论模式,他
7、所讲的“目的因”,不再是神的意志和目的,而是自然本身的目的,即自然事物实现自身的内在趋向。同时,尽管古希腊时期的“原因”概念不是完全与“结果”概念相对应,但是亚里士多德对“四因”(尤其是“动力因”)及其作用的分析,仍然具有某种因果分析的意蕴。所以有理由认为,亚里士多德初步开启了将因果论诠释与目的论诠释相结合的理路。 在西方,因果论和目的论也成为科学中流行的两种基本诠释模式。物质世界的运动包括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等五种形式。在研究前三类运动形式的多种学科(如物理学和化学)中,盛行因果论诠释;而在研究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的不同学科(如植物学、动物学和社会学)中,内在目的论
8、诠释成为因果论诠释的一个重要补充。人们相信,对于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诠释仅仅依靠因果论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于内在目的论才能臻于完满,植物的生长、动物的行为和人的活动,都需要引入内在目的论的维度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诠释。随着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诞生和影响的扩大,目的论诠释在生物学界也逐渐失去了可靠的根据,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成为目的论诠释赖以立足的最后地盘。 在社会学界,曾经盛行一种诉诸“整体需要”或“整体目的”的目的论诠释模式。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作“涂尔干”,1858-1917)注意到,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认为只要能够解释事物的实际效用或者说明事物的存在对于社会有什么
9、需要,就可以称得上完全了解那件事物”,像斯宾塞就“用协作的好处去解释社会的形成,用调节军事协作的效用去解释政府机构,用家庭成员、父子以及社会追求日益完善的利益的需要去解释家庭的演变。”27273迪尔凯姆认为,这种目的论的诠释混淆了事物的存在与事物的效用。他指出:“事物的存在不是用这种需要能够解释清楚的,事物的存在有它自己的原因。”273他肯定研究事物存在原因的必要性,认为“要想确定一种事物变化的真相,不能只了解人们的倾向、需要和意愿,还必须考察事物本身的原因以及由这些原因引起的后果。”275可见,迪尔凯姆试图突破单一目的论诠释模式的局限,转向与因果论诠释模式的结合。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迪尔凯姆
10、在对社会现象的考察中,仍然坚持“整体优先”这一整体主义的根本原则,强调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乃是满足整体基本功能、满足整体需要的东西,3这又为目的论诠释划定了一块自留地。美国社会学家特纳一针见血地指出:迪尔凯姆“坚持考察系统的某一部分对社会系统整体的功能使得他和他的许多追随者陷入一种成问题的目的论推论中。”452 美国学者鲁德纳(Richard S. Rudner)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或至少是社会的)历史只能作为一个目的论(或目标定向)系统才是可理解的”,5187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有理由认为,作为社会历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目的论诠释模式的赞同者或应用者,曾多次揭露了历史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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