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救济”1917~1937年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的个案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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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救济”19171937年北京新型妇幼慈善事业的个案分析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慈善理念和实体救济事业的影响下,北京的传统妇幼救济开始了现代转变。其主要路向有三:一是以“卫道”为主旨,以“养”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妇幼慈善向强调“教育救济”的现代慈善转变。后者是在“养”的基础上,高度重视传授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的救济活动,目的在于使被救助者未来能够自谋生路和发展,避免再次落人困境。二是主要救济机构从传统的“善堂善会”转变为现代的“救济院”。两者的组织结构、管理体制、法律保障、救济内容和救济成效都有显著差异。三是官民慈善救济的主要动因从传统的“民众称颂德政”、“福祸报应”转变为谋求“完善教养”、“社会
2、进步”。 学术界对于民国以来传统慈善事业的现代转变问题已有初步研究,但多是宏观性的泛论,缺乏对各地区的具体个案的分析,这导致了一些诸如“现代慈善的特点是寓养于教”、这样的因史实不清而缺乏说服力的重要论断。 本文以北京档案馆的原始档案和民国北京报刊为主要研究资料,对19171937年的官办北平妇女救济院和民办香山慈幼院进行个案分析,以揭示“教育救济”北京妇幼慈善事业现代转变的模式、特点和社会效绩。 一、官办妇女慈善事业现代转变的尝试 清代,北京有救济贫困寡妇的“保节”、“清节”等类善堂,对入堂妇女强调贞操节烈、守寡到死,并不进行文化知识教育。进入民国后,这些清节堂因不合时宜迅速衰微。 北平市妇女
3、救济院正式成立于1928年10月1日,地址在西四牌楼石碑胡同,其前身是创始于清朝末年的内城贫民教养院。北平市政当局鉴于此前各慈善机构“救济与教养及发展工业、改良技艺等事混杂无章”,遂由社会局进行统一管理。 北平社会局为把妇女救济院办成新型慈善机构,挑选了一批教育人士而非传统官僚进行管理,主要管理人员大都受过大学高等教育。如北平市妇女救济院刚成立时,有管理人员8人。1929年,即增至12人,“院长一人,事务主任一人,庶务一人,教员兼管理一人,书记一人,助理医生一人”;儿童部另外设有“主任一人,庶务一人,书记一人,管理一人,教员二人”。1933年,管理人员增至17人。这17个人的姓名、学历等情况如
4、下表: 现代慈善事业的一大特点是真正的“养教结合”,重心还偏向于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教育,而非传统的以活命为目标的简单施舍。这就有赖于受过现代教育的人士来办慈善,远非只懂“忠孝节义”等旧礼教的“卫道士”所能承担。同时,任命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人士来管理妇女救济院,且多是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官员对现代慈善事业并非外行,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管理意识。 19281934年,北平妇女救济院根据救济人群的实际情况进行了部门划分,实行功能化管理,并在重新整合后巩固了“养教一体”。北平妇女救济院名义上可以收留、救济以下七类人群:生活无依者;奴婢及童养媳受虐待者;志愿脱离贱业者;贫民妇女志愿习
5、艺自助者;不受家庭约束经尊亲属送请教养者;身受拐骗无家族承领者;“因案由司法或警察官厅送请感化者”。 这七类人群必须自己或亲属提出申请,依照手续入院收容。“我系安徽寿县人,年十八岁,我父母均已故去,我随兄嫂在上海居住时,我胞兄将我交与素识人沈氏夫妇将我带来北平,即在板顺胡同兴顺小班为娼,因丁沈氏待我不好,时有打骂,我遂向嫖客胡天民欲跟其从良,胡天民不肯收留,是以将丁沈氏等控告解送法院,法院判决我与丁沈氏脱离关系。我请求将我送入济良所安置”。 妇女救济院收容的妇女,由家属“送请教养”的占少数,像妓女王何昭这样自己提出申请,由地方法院等官方机关“介送”的占了多一半。 1934年,北平妇女救济院收容
6、妇女200余人,一半以上是警察局等机构发函“票交”、“介送”的。救济院根据入院妇女的不同情况,安排她们到合适的部门接受救济。妇女救济院共设临时收容部、残老部、工作部、儿童部、济良部五个部门,各部门收容对象和救济功能如下: 临时收容部将“临时入院之妇女,按其年龄体质能力,分别划归院内残老儿童工作等部”。残老部“收容残废衰颓之贫苦妇女,遂其余生,既无工作之可能,故为单纯之救济性质”。工作部“凡非残老少弱而又无习艺之可能者属之,分缝纫、烹饪、洗濯三组”。儿童部“不以女童为限,即男童亦得随母收容,但以十龄内外为度”,这些儿童需接受文化教育。济良部“专事收容曾为娼妓之贱业妇女,教养择配、迁善自立”。因娼
7、妓名声太差,其他救济人群齿与之为伍,为使济良部妇女免受侮辱,她们的住处与其他妇女是分开的。 1933年,北平社会局下令将妇女习艺工厂整合、并人妇女救济院。“妇女习艺工厂系为收容贫寒女子习艺而设,与妇女救济院息息相关”,“妇女习艺工厂向系将妇女救济院所收容之贫寒女子送往该厂习艺,故该厂事务与妇女救济院为连带关系,兹将该厂所有事务归并于妇女救济院之内,如此办理计其便利约有数端:(一)贫寒女子自经妇女救济院收容后即可在该院分配习艺,毋须送往厂中致多周折。(二)厂长一员每月俸给四十五元,兹将该厂结束,此数即可减除。(三)本为所属惠工学校,现系租赁屋,每月须负担房租特多纠葛,将厂房屋拨作惠工学校校地以省
8、租赁”。 妇女救济院由此扩大、巩固了“养教一体”的慈善活动。妇女救济院结合妇女习艺工厂的工作分类,将扩大了的工作组分为刺绣、缝纫、理发、编织四个技能学习和实际工作部门。各部门妇女学习技艺完毕,即开始工作,分工很明确。缝纫组成员负责缝补全院儿童、老人及自身的衣服鞋袜。刺绣、编织组成员由救济院统一分配工作定量,下午工作结束时再统一收回产品和原料。理发组成员除为本院人员理发外,还对外服务,来理发的人络绎不绝。北平报纸称赞说:“妇女救济院,自成立以来,其过去之成绩,社会人士均所洞悉。自毛伍崇敏院长到任以来,对于内部整顿,更加努力,并以理发组毕业生三十余人,成立理发部一处,内部清洁异常,尤以烫发最为精良
9、,取费亦廉,每日前往理发者近百人,莫不赞美于途云”。妇女 救济院实行“分班制”文化知识教育,提高妇女儿童的个人素质,使其未来能有一定的生存发展能力,避免再堕困境。 在1933年院长毛伍崇敏上报社会局的计划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妇女救济院对救济人群一直有着比较完整的教育计划。 “一、甄别收容,按院厂归并统计人口近二百五十人,除残老一部不计外,其余拟本其年龄资质志愿加以甄别,分宜于习艺宜于读书宜于择配,使各随志愿各得其所。二、教育设施,按本院教育现况,儿童部取特殊教育,妇女训练班取家事教育,悉仍其旧。三、工艺设施,按现在公家力量只宜偏重造就艺术人才与以谋生技能,凡不能与市面争衡及耗资费事者概不采取”
10、。 这里的“特殊教育”,指的是文化知识教育。即除刺绣、缝纫、理发、编织等工作技能的学习外,救济院还组织人们学习文化知识。残老妇女因为身体差、记忆力衰退,可以不学习,其他人则都要接受文化知识教育,并按年龄分为儿童班与成年班分别授课。 儿童们班的课程是习字、国语、算术、常识、体育、音乐、手工、三民主义浅释等。对聪慧好学,学习成绩优良的,救济院还鼓励他们投考市立各中小学校,考取者不但学费由救济院支出,而且书籍、学习用品等费用也由救济院负担。考入市立学校上学的救济院儿童,饮食住宿仍然在救济院内,每天上学和下学,救济院都派有专人接送,并为他们重新起名,且在姓的后面都嵌一个“济”字以便识别。 成年班妇女按
11、文化基础的差异分为两个班级,都属于半工半读性质,每天学习两个小时,科目有注音字母、国语、算术等,主要目的是帮助她们掌握文字、数学等知识。 对因极度困窘而不得不接受救济的妇女来说,上述“教育救济”具有非比寻常的作用和意义。生活极度困境中的人非意志顽强者,不少人会因心理和实际生活中的无所凭依而悲观绝望。在30年代中期的北平,窘困的妇女不少,但文化程度越低,自杀的人越多,文盲妇女自杀者最多。 进入妇女救济院的妇女,接受了生计和文化知识教育,在心理和生活技能来两方面都有改善和提高。一些人重新回到社会生活后,适应性和抗压性都有所增强,凭信心和一技之长生存下来。 也正因为如此,愿意进入妇女救济院的受困女子
12、越来越多,救济院的影响日益增大,报纸也对此推波助澜,如一篇名为平市贫苦妇女之福音的文章云:“以后希望社会舆论,对于救济妇女事业,协力宣传云云。如有流离无归之妇女,尽可自行投局,即可收容,有食有住有衣,有学可求,有工可作,只消受相当时期之教养,即可谋独立之生活,慈航普渡,拯弱扶危,可谓大开方便之门”。 救济院中女子的教育,并没有什么“修身”的内容,这与清代的“善堂”不同。明清特别讲求女子“贞操节烈”,但经过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这些都被视为束缚妇女解放的枷锁而遭唾弃。但矫枉难免过正,连不良女子必不可少的品行教育也大为减省了。查阅当时北平的档案材料,只有专门收容妓女的另一救济机构“济良所”
13、才设有“修身”课程,但授课内容空洞简单,生硬的道德说教让多数妓女听不进去。当时,一些社会教育人士已经认识到:个人道德意识的提高并不必然导致此人积久成习的社会生活的改变;精神生活无法替代物质生活。一些不良妇女不改其“淫”,与其说是思想问题,不如说是实际生活习惯问题。妇女救济院的办法,是力图通过文化知识和生活技能教育,辅之以手工劳作来慢慢改变不良妇女懒散淫逸的生活习惯,继而改变其未来生活。 二、民间幼儿慈善事业现代转变的成功个案 北京民间慈善团体开展幼儿“教育救济”要早于官办机构。从笔者目前掌握的北京档案馆档案、国家图书馆的民国文书材料看,当时北京民间慈善团体中,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开展教育救济
14、活动最活跃最成功,在幼儿教育慈善方面的影响也最大。 香山慈幼院初建于1917年,正式成立于1920年10月,校址在香山静宜园。该院的宗旨是“办理慈善兼教育事业,收录各省水旱兵灾及贫苦儿童,分别施以学科或职业并军事训练以养成其生活技能”,至1931年,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救济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熊希龄趁热打铁,上书呈请北平市教育局设立香山慈幼院为教育总汇机关,真正实现了这一慈善机构的现代转变。 呈文日:香山慈幼院“九年十月实行开办。原有慈幼局灾童三百余人,又添招北平旗汉贫苦儿童四百余人,共有学生七百人,就其年龄大小,姿性高下,分为蒙养、小学、工读各班,施以相当之教育。逮小学毕业,察其年龄尚轻,难谋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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