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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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内容提要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 文献标识码A 在梁漱溟的中后期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说其“
2、重要”,是因为梁漱溟在几本中后期代表作中都提到这个概念,如在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一书中,他提出“以理性求组织”的思想;在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一书中,他提出“理性”是人类的特征、中国人长于“理性”而短于理智等观点;在人心与人生(1984年)一书中,他重新厘定“理性”与理智的界限。国内有学者将“理性”视为梁漱溟思想的核心概念。说其“费解”,至少有一点可以证明: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用直觉来解释“仁”,到1930年后,改用“理性”来解释“仁”,一般的研究者认为“理性”与直觉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如美国学者艾恺(Guy S. Alitto)指出,两者具有“相同的功能”。如在50年代
3、贺麟说,两者“完全是同一之物”。如果是这样的话,后期梁漱溟为什么一定要用“理性”来置换“直觉”呢?在这种词语转换的背后,难道就没有深意可寻?归结起来说,究竟如何理解“理性”论在梁漱溟哲学中的意义与地位? 一、从直觉到“理性” 我们先来看一下梁漱溟如何用“理性”替换直觉。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阶段,梁漱溟受柏格森生命哲学、泰州学派等思想的影响,推崇直觉说。他的直觉说对后来的哲学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贺麟所坦言:“漱溟先生最早即引起我注意直觉问题,于是我乃由漱溟先生的直觉说,进而追溯到宋明儒的直觉说,且更推广去研究西洋哲学对于直觉的说法”贺麟对直觉说的系统阐述受到梁漱溟的启发。 在早期梁漱溟的论述中,
4、直觉有很多含义。简单地说,两个含义是最基本的。 第一,从形而上的角度看,直觉既是体认生命本体的方法,也是本体本身。他说:“宇宙的本体不是固定的静体,是生命、是绵延要认识本体非感觉理智所能办,必方生活的直觉才行,直觉时即生活时,浑融为一个,没有主客观的,可以称为绝对。”这个绝对的本体,梁漱溟有时也称为“仁”。在中国文化中,“仁”的扩张与开显,也是生命本体的流行过程。这个过程只有诉诸直觉才能体认,换言之,直觉的体认与“仁”的开显、生命的流行是合一的。 第二,从形而下的角度看,直觉包容本能和感情之维,与理智相对。梁漱溟一方面用直觉来解释“仁”:“此敏锐的直觉,就是孔子所谓仁。”另一方面,他又从情感、
5、本能方面来解释“仁”:“仁就是本能、情感、直觉。”他认为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就是直觉。综合起来看,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梁漱溟所说的直觉或“仁”包括了本能和感情的成分,或者也可以认为,这三者的意思大致相当,但在更多的时候他所说的直觉指的是本能。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动物本能的角度来理解梁漱溟所说的本能。梁漱溟使用的本能概念主要有几个意思:一指生命冲动,此说受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二指道德本能,此说受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三指社会本能,如互助的本能,此说受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影响。这些含义是有交叉的。总的来说,凭直觉与本能生活的人是随感而应、率性而行的,有一股生命的冲动;凭理智生活的人是麻木不仁的,总是
6、计较着利益得失,违逆本能的自然流行。 梁漱溟早年将人的心理二分,即理智与直觉(本能、感情)。后来他意识到这个二分法的错误,进而接受了罗素在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的观点,提倡心理的三分法,即本能、理智与“理性”(在罗素那里作“灵性”解)。梁漱溟所谓的“理性”表示人心中情感意志方面的内容,这样,“理性”就不同于直觉,因为“理性”剔除了本能之维。这样,本能与“理性”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本能“必当从属于理性而涵于理性之中。本能突出而理性若失者,则近于禽兽矣。”唯有“理性”才是人之为人的特征。本能只是人类生活的工具,服务于“理性”。 那么,具体地说,梁漱溟赋予“理性”什么样的含义呢?他对“理性”有很多界定,
7、这些界定随着语境的转换而变化。在梁漱溟看来,“理性”不是概念或课题,不能用定义的方法加以界定。大致可以从心理与伦理两个层面进行界说。 第一,从心理学上讲,“理性”指无私的感情(impersonal feeling)、通达的心理。“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它超越本能与理智,常指直接的、无利益取向的心理体验。 第二,从伦理学上讲,“理性”指伦理的情谊或情理。“所谓理性,要无外父慈子孝的伦理情谊,和好善改过的人生向上。”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指互相尊重的伦理关系,即相与之情;二指向上之心,它包括两层意思,从道德上看,它指向善的意愿,指行动不违背良知,从生活态度上看,它指一种积极进取、奋斗
8、不止的乐观精神。简言之,“理性”是一种道德生命的表达。 从生物的演化历程看,动物依赖本能生活,人类则从本能的生活中获得解放,凭借理智创造工具以改善生活。理智越发展,越远离本能,越趋向生命的本真境地,即“理性”之域。“理性”与理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他说:“理性、理智为心思作用之两面:知的一面曰理智,情的一面曰理性,二者本来密切相联不离。譬如计算数目,计算之心是理智,而求正确之心便是理性。”两者都是人类生命的显现,但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地位。借助理智,人们认识到的是客观的物理;借助“理性”,人们认识到的是主观的情理与道德上的应当。如果说理智的作用在于通过知识、技术与工具的进步促进生活,那么,“理性”的
9、作用在于引导人超越了利益层次与机械生活,而进入“无所为”的精神境地。“理性”高于理智,前者是体,后者是用。 梁漱溟显然对他的“理性”论很欣赏,以至于用“理性主义”来描述儒家的思想。这个举动容易引起误解。因为我们常常也用理性主义一词来概括某些现代西方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且理性一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有比较确定的含义。我们只要看看张申府的理性的必要(1937)、毛泽东的实践论(1937)、张东荪的理性与民主(1946)等文章或著作,就可以知道,它多指人的一种运用理智的认识能力,既与感觉经验、感性相对,也与天启、神性权威相对。 梁漱溟当然知道人们已经习惯于一般意义上的用法,可是,他为什么还要用这个
10、很容易混淆的概念呢?他似乎有意要用“理性”概念来标新立异。当然,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用“理性”来解释儒家伦理思想,梁漱溟对此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他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所讲的“理”的含义是不同的,西方人讲的“理”指事理,是知识把握到的“理”,而中国人讲的“理”是情理,是和人的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这种“理”告诉人们应该如何行动,应该如何与人愉快相处。但是,在分歧的背后,中西方之间也存在着“共性”:“两种理性,实实在在都是靠一种推理作用,靠思索,靠推论,靠判断,所以都应当称为一种理性主义,没有比这个字(英文为Rationalism)更合适的了。”这是梁漱溟继续选择使用“理性”概念的主要理由。对这个
11、理由需要作点解释。因为从字面上来看,梁漱溟的这个理由是很成问题的。当他用推理、推论来解释“理性”的时候,他实际上是把“理性”等同于理智,而与“无私的感情”这个表述产生了冲突。要想使梁漱溟的思想保持圆融,必须抛弃上述解释,做出更切近梁漱溟“理性”思想的解释:他所说的推理、推论只能理解为体认式的推理,他所说的判断只能理解为顿悟式的判断。 二、“理性”与乡村建设 如前所述,从内容上看,直觉与“理性”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这并不等于说“理性”就是直觉。从直觉论到“理性”论的转换,不仅仅是词语、概念的转换,而且是意义与精神的转换,表明梁漱溟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了新的答案。 要理解从直觉到“理性”的转换的意义
12、,必须了解梁漱溟的哲学工作的目的。梁漱溟从事哲学思考不是为了个人的娱乐,也不是为了猎奇而一时兴起,他的真正关注点在中国社会。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不断地追问:中国问题出在哪里?该如何解决?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的思索有了明确的结论:中国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的组织构造崩溃了。古代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长期以来,以伦理“理性”为主导的传统社会的结构十分稳定。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旧的社会构造出现了裂痕,社会秩序出现了混乱。 梁漱溟既是个理论家,也是个实践家。面对危机,他在实践层面上提出了许多乡村建设的具体措施来拯救中国社会。在理论层面上,他明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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