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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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易正义对唐诗的影响作为唐太宗复兴文化以及构建国家意识形态重要举措的官修五经正义的问世,标志着经学在中古与近世之交走向了大一统,也预示着儒学新变的必然来I临。孔颖达领衔的五经正义修撰,大体取一家注为底本而综采南北各家之长,其调和折中远过于个人义理之发挥,因此五经正义是与传统中国在长期乱离之后重新走向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相吻合的经学一统工作。周易正义在修撰体例上同样遵照了以一家注为底本的原则,但与其它各经不同的是,孔疏周易正义在继承调和中展现了孔氏不同于古人的易学新思想。周易正义延续了隋朝尊崇王学的传统,以王弼注为主而辅以韩康伯注。在整体特点上,孔疏体现了对于玄学易学派的推崇。但孔氏并没有步趋玄学易
2、学派。“奉敕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孔颖达以“仲尼为宗”为总原则,对汉晋众家易学进行了有选择的吸收,在易学史上,孔疏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此书(按:指周易正义)的出现,从易学史上看,具有调和象数和义理两大流派的倾向,是南北朝时期两派易学相互吸收的学风的进一步发展。孔疏不只是引述和罗列各家的说法,而且加以消化,提出了自己的易学观,对唐宋时期易学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成为汉易转向宋易的桥梁。”周易正义在修订伊始,虽然未能颁行天下,但是由于修订完毕之后即付国学使用,而在唐初的科举考试中,国学是中举考生的
3、主要来源地。唐摭言?两监载:“按实录:西监,隋制;东监,龙朔元年所置。开元以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这样,作为国学教材的五经正义借助国家软权力的作用,迅速消解了各方隔阂,在高宗永徽四年得以最终颁行天下,并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定本,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唐代的儒学也因为五经正义的推行而形成了有儒学而无家学的局面。可以说对于唐代的考生来说,五经正义是必读之书。而“唐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取士。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为小经。盖大经,左氏文多于礼记,故多习礼记,不习左氏。中、小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难于易、书、诗,故多习易、诗、
4、诗”无论对于易学的关注是出于儒家义理的追寻,还是完全将易作为纯记忆性的知识储备,周易正义在唐代的盛行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不只是将目光放在易学史上,从文学的视角切人,同样可以发现孔疏,对于唐代的诗歌创作乃至理论发展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一、易、史结合:天道与人事 唐代的史学成就是足以让后人仰视的,在史官制度、官修史书以及史学理论的建构方面,唐代都取得了辉煌。唐自高祖开始便下诏修撰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为唐代史学的兴盛奠定了基本格局。太宗即位后又在禁中设史馆,复诏大臣修史。李氏的热情既来自于对于体现文化正统、追求天下一家理念的追寻,同时也是为了历览历史兴亡为王朝建设提供借鉴。初唐
5、的儒学复兴恰好与浓厚的史学氛围合拍。孔疏周易正义作为官方教材的推行,增进了唐代易学与史学的结合。对于天道与人事的普遍关注给唐代的诗歌带来了新变。 孔疏虽然以王弼注为底本。但对于王弼易学易流为空疏的弊病,孔颖达还是保持了足够的警惕。“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玄虚,义多浮诞。原夫易理难穷,虽复玄之又玄;至于垂范作则,便是有而觉有。若论住内住外之空,就能就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非孔门之教也。既背其本。又违于注。”孔颖达看到了江南易学的空疏之弊,虽然相较于郑玄易学,王弼注更聚焦于人事,但过于虚诞只会导致理论的贫血症。孔氏在疏中对
6、王弼注进行了改造,既改变了王注偏于义理人事,忽视象数的不足,试图沟通天象与人事,同时又着力在王弼理论的系统内部做文章,改变王注过于追求形而上的理论导向。孔氏的努力部分解决了李鼎祚所提出的郑、王两家易学的关注偏执。“自卜商入室亲授微言,传注百家绵历千古,虽竟有穿凿,犹未测渊深。唯王郑相讼颇行于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且易之为道,岂偏执于天人哉!致使后学之徒纷然淆乱,各修局见,莫辩源流,天象远而难寻,人事近而易习,则折杨黄华嗑然而笑,方以类聚,其在兹乎?”孔氏义疏对于天道人事结合的强调与史学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的关注,增强了唐代诗歌中的时空意识、人生担当以及永恒与流逝之间难以消解的紧
7、张感。 刘知己在其史通中对于史书在消解人生面对永恒时必然产生的紧张具有的功用进行了论述,虽然并没有跳出儒家三不朽的理论框架,但对于强化唐初士人的历史时空意识无疑是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夫人寓形天地,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如白驹在过隙,有且耻当年而功名不立,疾没世而名不闻。上起帝王,下穷匹庶,近则朝廷之士,远则山林之客,其于功也,名也,莫不汲汲焉,孜孜焉。夫如是者何哉?皆以图不朽之事也。何者而称不朽乎?盖书名竹帛而已。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也,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作为在世个体必然属己的,无法超越和必须面对的死亡,直接将一种难以消解而却必须消解的生存焦虑抛给了在世个体,特别是以敏感
8、心灵观照自然与人生的士人。相对于不尽流淌的宇宙洪流,个体的肉身永存不过是世人过于一相情愿的个人呓语。如何消解内心的焦虑,儒家所认可的立功、立德、立名的“三不朽”理论,超越了肉身层面。为士人提供了一条大致可循的选择路向。而史书则形成且强化了士人群体对于“三不朽”的认同,从而传统士人以集体认同的方式解决了个体的内心焦虑。创作以及阅读史书的过程,是今人和古人一种心灵对话。在“以生命印证生命”的文字活动中,今人不断的走人前人生活的时空中,在古人的生活经验中拓展当下个体的生命体验。由于史书的编纂其背后常有“政权”的肯定与参与,因此,史书的中历史人物的形象展现便有了合法性,从而对社会起到示范性的作用。士人
9、在对古人的期待与暗许中。形成了对于自我的期待。漫长的修史过程以及辉煌的修史成果。形成了一条纵向的士人标准形象图系,士人实现人生价值、消解内心焦虑的最佳途径即是在图系中找到自我的坐标。“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作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 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史学的兴盛在形成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价值标准之外,同时加深了参与创作与阅读个体的纵向历史感。个体在参与过程中“神人”古人的生活世界,并以因此而形成或强化的人生认同即对于个体未来的期许共同构建着个体的当下生活。历史、未来与当下共同形成了个体的在世生活。 由于官方对于史
10、学的推崇,以及贞观八年开始的进士考试加读经史一部的规定,唐初形成了全社会范围内的重史风气。唐初名臣薛元超更是以“不得修史”为人生的三大遗憾之一。作为一种典型心态。得到了唐初士人的普遍认可。史学的兴盛与周易正义调和天道与人事而偏重于人事的阐释特点相结合,对唐初乃至传统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唐初的诗歌除了占据主流地位的宫廷诗歌之外,其特有的清新之风即是诗人开始面对宇宙自然并积极回眸历史,在天道流变、自然循环以及历史兴亡中审视自我,抒发自我在天道、自然、历史面前的震惊、迷茫与希望。唐初的诗歌正是在这一点上重新接轨汉魏之风,因此,唐初的诗坛革新是诗人与汉魏诗人一样重新将自己置身于大与小、恒与变、古
11、与今的直接照面之中,自诗人心灵所发出的自然而然的主题回归。在这一回归过程中,周易正义的出现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科举与教育,周易正义在社会范围内发生了真正的影响力。“初唐易学与史学的沟通及其政治化,简易化的倾向,促使初唐文人对“天人之际”的思考,很少着眼于探索天象自身的奥秘。而是处处落实于历史和人生的变化规律上。四杰诗里往往充盈着盈虚有数,盛年不再的感触,也与这种思维惯性有关。”盘口果说在四杰这里,还有着无法掩饰的忧伤,个人与宇宙还出于无法和解的紧张之中,那么,到了张若虚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展现出全新的、闻一多称之为“更为迥绝”的宇宙意识时,诗人开始渐渐与宇宙自然走到一起,宇宙是充满温情的
12、宇宙,人生是充满友爱的人生。“这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识和被宇宙意识升华过的纯洁的爱情,又由爱情辐射出来的同情心。”代文化对自然、人生充满温情的文化内核逐步确立。或许但有史学的兴盛,或但有周易正义的普及,唐初的诗歌都不可能呈现出视域广阔、视角多样但却总能在其中找到可以用人心去感悟,用生命去印证的温情。这也许即是唐诗已历千载而依然如新脱于笔墨的重要原因。 二、象体理用 孔疏在体例上。虽然以遵王为主,但孔氏在继承发挥王派义理易学重视人事特点的同时,又积极弥补王弼易学过于偏重人事忽视象数所带来的易学阐释过执一端的不足。王弼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于“象”进行系统阐释。“夫象
13、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对于言、象、意三者关系的认定,得到了魏晋以降思想界的普遍认可。在这经典理论中,“象”为“意”所生并为达意而存在,作为观意的工具,象缺乏自身的主体性,一旦“得意”成为可能,象在思维过程中的作用即走向终结。而象的走向终结是“得意”的必然要求,如果得意而存象则造成“意”“象”的两伤。“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王弼的象论,在思想史上留下巨大的印记,在上个世纪出版的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
14、-周易正义?乾中,依然重复了王氏理论,以为周易之象不过是义理寄宿之蘧庐。钱氏在周易正义的读解似乎没有注意到孔颖达在象论上与王注明显的不同,而将一个可以构成思想史重要话题的理论交锋轻轻放过。 孔疏象论与王弼不同的关键之处在于,孔颖达的疏解赋予了“象”的本体地位,对于“象”的核心地位予以充分关注。与王弼派轻视取象不同。孔氏反对将周易的体例单一化,并认为易之卦名来于取象。“圣人名卦,体例不同。或则以物象而为卦名,若否、泰、剥、颐、鼎之属是也。或以象之所用而为卦名者,即乾坤之属是也。如此之类多矣。虽取象乃以人事而为卦名者,即家人、归妹、谦、履之属是也。所以如此不同者,但物有万象,人有万事。若执一事,不
15、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总万有之事。故名有隐显,辞有路驳,不可一例求,不可一类取之。”忽视取象,过偏义理,实际上是对王弼易学偏重人事特点的自我消解。物有万象、人有万事,将具体的时空掩去,所思考的只能是抽象的“人”,周易所具有的浓厚生命学问的色彩也必将随之消退。在孔氏看来,圣人作易本即由观象而来。“言其作易,圣人本观察变化之道,象于天地阴阳而立乾坤等卦,故日: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也。卦则雷风相薄、山泽通气拟象阴阳变化之体。此言六十四卦非小成之八卦也。伏牺初画八卦以震象雷,以巽象风,以艮象山,以兑象泽。八卦未重则雷风各异、山泽不通,于阴阳变化之理未为周备。故此下云: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
16、注云:八卦相错,变化理备,于往则顺而知之,于来则逆而数之。”八卦与六十四卦虽有“小成”与“大备”的区别。但两者均模拟事物之象与事物之理。对于物象与义理的兼重体现了孔疏意欲调和象数与义理易学的追求,孔氏在调和中对王弼的象论进行了根本的否定。“天者,定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故说卦云: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体。故名乾不言天也。天以健为用者,运行不息变化无穷,此天之自然之理。故圣人当法此自然之象而施人事,亦当应物成务、云为不已。”与王弼以“意”为体,以“象”为用,“象”生于“意”,观“象”明“意”不同,孔疏以“象”为体,以理(意)为用,理自象出。有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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