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经学化的过程及其特点与得失.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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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诗经学化的过程及其特点与得失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论述三个问题:一、西汉前期,有经学的指导思想,但没有诗经经学的。即子夏序是不存在的,并从六个方面加以证明。二、毛诗经学化的过程。三、毛诗经学化的模式及其特点与得失。 一、毛诗经学化的指导思想与子夏序是否存在的问题 汉高祖是靠马上得天下的,所以素来不理会诗、书的作用,但到了文帝、景帝的时代,随着社会的安定、财富的积累,逐渐感觉到,要真正做到长治久安,确实要考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问题。于是开始设立诗经博士使之,成为国家支持的公开讲学的学官,宣扬儒家安邦定国的思想。鲁诗、齐诗、韩诗先后都列为学官,只有最晚出的毛诗没有列为学官,只能在民间流行
2、。到了汉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这种“诗经”经学化的趋势就更明确了,成为鲁、齐、韩、毛各家诗派首选的方向。 当时,经学化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那就是孔子提出的“兴观群怨”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换句话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处理好五伦的关系,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与朋友的对应关系。到了战国末期,荀子提出了徵圣、宗经、明道的思想。此外,战国中期的孟子,提出诗经研究的指导思想,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对汉儒也有相当的影响,那就是以史解经的倾向逐渐向左传、国语、尚书与春秋杂说靠近。 在两汉时期,鲁诗学派最早出,影响也最大,因而鲁诗的经学化也是最早完成的。据汉书?儒林列传载鲁
3、诗学者王式事:式为昌邑王师。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乱废,昌邑群臣皆下狱诛。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以数谏减死论。式系狱当死,治事死者责问曰:“师何以亡谏书?”式对曰:“臣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责臣孝子之篇,未尝不为王反复诵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尝不流涕为王深陈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谏,是以亡谏书。”使者以闻,亦得减死论,归家不教授。 以上引文,说明王式授诗,必有底稿为证。这些底稿,就是诗三百业已经学化的证据,授诗颂美孝子、忠臣、父子即是齐家,君臣即是治国:刺危亡失道之君,则是从反面论治国之道。这就是鲁诗经学化的要义。毛诗经学化的道路,也是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的。 经学的指导思想,两汉时期是
4、明确的。但诗经经学化的范本,诸如子夏序之类,却是子虚乌有之事。略举六证。 第一,春秋时期诗经相当流行,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特别是外交场合,断章取义,赋诗言志,盛行一时。但当时只称诗或诗三百,尚未有诗经之称。孔子的高足子夏善于外交辞令,善于赋诗言志,但从未有授诗的文献记载,也不可能有诗经经学化的举措,因为春秋时期的社会不可能有这种超时代的要求。所以子夏不可能写出经学化的子夏序(毛诗序的影子)。 第二,据汉书?楚元王传载刘歆言:“至孝武皇帝,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刘歆是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刘交少时,曾与申公等向荀子弟子浮丘伯学诗,申公是鲁诗的创立者,所以刘交的后裔
5、世传鲁诗。据刘歆所言,武帝时尚一人不能独尽其经,可见文帝时申公创立的鲁诗,并不完整。同样,景帝时的齐、韩、毛所授的诗经也是不完整的,四家诗“相合而成”的诗经学说,至少是在汉武帝之后才逐渐形成的。相合而成的诗经学说,严格地说,还只是一个“毛胚”,只有经过不断修改、不断调整过的经学化的诗经学,才是比较完整的四家诗学说,上文提到的昭帝时代的鲁诗学者王式以三百五篇为谏,才有可能是比较成熟的鲁诗学派。另外,刘歆的武帝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的提法,说明当时还没有谁见过子夏序之类的古本,若果有子夏序之类的古本,一人独尽其经又有何难,刘歆是著名学者刘向之子,又是著名的目录学家,博览群书,后来又背离鲁诗而转向毛诗,
6、故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的论断,当然也包括毛诗在内。到了东汉前期,著名的齐诗学派的传人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也称:汉兴,鲁申公为诗训诂,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成非本义,与不得己,鲁最为近之。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 对三家诗的评议,“咸非本义”四字,说明三家诗都是取春秋、采杂说的“合成”之作,附会之说多。说毛诗“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二字,不屑之意显然。但至东汉末年,郑玄却提出子夏序,认为毛序是子夏、毛公合写之说,言之无据,当可断定。 第三,毛诗学派内部,毛传与毛序时有对立冲突不可调和的意见,总数约有二三十条之多。若果有子夏序,毛传学者与毛序学
7、者,都应该见到。但事实上,毛传与毛序时有冲突,这就证明了毛传与毛序的作者都没有见过子夏序。 第四,基本信奉毛诗的郑玄,在小雅?十月之交等四首诗的时代问题上有争论,毛序以为是刺幽王之作,郑玄则认为是刺厉王之作。若果有子夏序,则以子夏序为准就是了。郑玄与部分毛序之争,说明郑玄自己也没有见过子夏序,郑玄批驳部分毛序,说明他也不信毛序都有依据。 第五,以部分毛序编写的水平不足,确定毛序非子夏所作,这是著名学者欧阳修提出的看法,他在诗本义中指出:毛、郑之说皆云:文王化行于六州之内。就如其说,则纣犹在上,文王之化止(只)能自被其所治。然于荞莒序则曰:“天下和平,妇人乐有子。”于麟之趾?序则曰:“关雎化行天
8、下,无犯礼者。”于驺虞?序则曰:“天下能被文王之化。”据野有死腐?序则又云:“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按:“天下”是总称,周南、召南只是文王所化之地,不能称作“天下”。殷纣当时虽然还是天子,但文王所化之地,已非殷纣所能控制,因此也不能说称“天下大乱”。毛序用辞不能掌握分寸,所以欧阳修指责毛序“其前后自相抵梧,无所适从”。这种前后不一,自相抵梧的措辞,不可能出自孔子高足子夏之手。此是其一。其二二南之中,无思犯礼者,被文王之化者,大都是女性。而行露与野有死庙中的强暴者都是男子,所以欧阳修又提出尖锐的责问,何以被文王之化者只是女子而不能感化男子呢?以子夏之聪明才智,也不可能写出这等序言。所以欧
9、阳修据此断言说:二南之毛序非子夏所作,而是后世传授诗经的讲师所妄作。欧阳修此等眼力,实非常人所及,可谓定论。 第六,毛序非子夏所作,略举实例如下:丝衣之毛序曰:“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高子与孟子同时,为战国中期时人,晚于子夏。故非子夏所作。又周颂?潜之毛序:“季冬荐鱼,春献鲔也。”此用礼记?月令释潜,月令乃汉人所作,与子夏无涉。 由上六证。可证子夏序是虚托之事。 二、毛诗经学化的过程 根据汉书?儒林传所载,西汉的毛诗创立者及其传人,共五位,即: 毛公贯长卿解延年徐敖陈侠 毛公是景帝时人,鉴于当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毛诗学派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的解读诗经本子,当时可参考的重要的文献资料,
10、也只有尚书、左传与国语,因此当时的毛诗只处于初创阶段,还需要通过吸取三家诗的营养,逐渐形成不同于三家诗的诗经学派。贯长卿及其父贯公,善治左氏春秋,此是崔述所言。据此,贯长卿可能对毛诗进一步比附左传起了一定的作用。解延年情况不详,徐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其时正当宣帝之时,其时,司马迁史记的公布与流行,戴圣礼记的编定与流传以及“情发于中而形于外”诗论潮流的形成,对毛诗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促进作用。再说风、雅、颂各类诗体的组合协调,也需要相当充分的时间。徐敖在吸收新的文献数据以及建立毛诗的体系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因此班固说,由此授毛诗者,“皆以徐敖为准”。陈侠是为王莽讲授诗经的学者。王莽创导复古
11、,刘歆鼓吹要把毛诗列为学官,这是毛诗发展的难得的机遇,毛诗学者必须完备作公开讲学的准备,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毛诗的经学化。 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学派进入了壮大时期。范晔后汉书?儒林传曰:“卫宏,字敬仲,东海人也。初,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也。”此说,得到了朱熹、姚际恒、魏源、崔述、顾颉刚等古今学者的首肯。就后汉书所言,可知谢曼卿为毛诗训诂的完备起了较大的作用,而卫宏则为毛诗序的完备与细密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国风与小雅的毛序下了不少的功夫,所以范晔赞扬卫宏“善得风、雅之旨”。 谢曼卿、卫宏之后,又有郑众、贾逵、马融与郑玄等经学大师,在毛
12、诗的经学化方面,加以润色、修正,并对诗经的经学化加以强化,终于使毛诗从壮大走向成熟。 三、毛诗经学化的特点及其得失 毛诗经学化的特点之一,是在周颂、大雅方面,沿袭三家诗特别是鲁诗的观点却不与之争锋,而在国风与小雅的解读方面有意标新立异。 在周颂31篇中,毛序的解读几乎全部与鲁诗相同,甚至遣词造句亦基本类同。鲁颂四篇,除外,毛序的解读,均与三家无异。 对大雅的解读方面,文王、绵、生民、行苇、公刘、板、抑、桑柔八篇,毛序明显沿袭鲁诗。此外,大雅中的十七篇诗,即早麓、思齐、皇矣、灵台、下武、文王有声、既醉、凫鹭、民劳、荡、崧高、蒸民、韩奕、江汉、常武、瞻印、召曼,毛序的解读与三家诗无异。大雅31篇,
13、毛序的解读同三家诗的相同率高达81。 又,毛传的训诂多同尔雅,而尔雅是西汉前期形成的一部辞书,其主要材料大都取材于鲁诗,因而毛诗的训诂,也显然源于鲁诗。 毛诗晚出,西汉时期三家诗均列为学官,而鲁诗尤盛,至东汉灵帝时期,蔡邕等鲁诗学者,又奉旨于熹平石经上刻写诗经文本,以鲁诗为准。所以毛诗的作者在大雅与周颂等方面沿袭鲁诗为主的三家诗,不敢与之争锋,确实是明智之举。历代的毛诗学者也才能集中精力在国风与小雅方面标新立异大做文章(详后)。 毛诗经学化的特点之二:是看重以史解经,不仅大量比附于左传,而且进一步借重史记的材料加以融合贯通而详加发挥。这种以史解经的特点,其实古代学者早已指明,略举其要: 清代著
14、名学者魏源在其诗古微中即指出:“续序(指卫宏的毛诗序)不过因史记有卫、郑、齐、晋、秦、陈、曹世家、故各择恶谥附会之。”接着魏源又从反面指明了另一种情况:“之于魏、桧之无世家一者,则但仍毛序为刺其君、其大夫,而不能凿以何人矣。”此反证之说,最早源于宋人郑樵,其诗辨妄说:“诸风皆有指言当代某君者,惟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列传不见有所说,故二风无指言也。” 又,精通史学的诗经名家崔述,在读风偶识中,对此又进一步追究说:“桧亡于鲁惠之后,魏亡于鲁国之世,且在齐哀、陈幽二百余年,何者远者知之历历,而近者皆不知之乎?此二国者,春秋、史记之所不载,故无从凭空而撰为其君耳。” 崔
15、述所指知远而不知近的违背常识的怪异情况,进一步证实了毛序比附史记的事实。 现略举三例毛序比附史记以史解经的铁证: 证据之一是:唐风?鸨羽之毛序说:“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崔述曰:“唐则十二篇,而直指者九。”按:唐风十二篇,前面出现的是僖公、昭公,后面出现的武公、献公,加上大乱五世的五君,即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与缗侯,正好是九君。左传记载不全,只有前四君而不载缗侯。唯一记载完整的是晋世家。有些学者依据左传的记载,认为“昭公之后,大乱五世”,是包括昭公在内的。这是看重左传而忘了史记。所以毛序的“大乱五世”,是参照史记的铁证。 证据之二是,?风?柏舟之毛序:“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早)死,其
16、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勿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据史记?卫世家载:“四十二年,?侯卒。太子共伯余立为君。共伯弟和有宠于?侯,多予之赂;和以其赂赂士,以袭共伯于墓上,共伯人?侯羡(墓道)自杀。”和袭杀共伯余事,就在共伯为君的当年。故毛序称“蚤(早)死”,根据史记?卫世家记载而来。此也是毛序采用史记的铁证。 证据之三是:诗大序提出了变风、变雅。所谓的正风正雅,关键是治世还是乱世。按照毛序作者的设想,十五国风,只有二南是正风,其它的十三国风都是变风,因此毛序的设计者,要把这种变风的时代,安置到厉王昏乱的时代,或是厉王死后周、召共和的时期。但左传是断代史,不可能记载更早的事,所以毛序的作者,只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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