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莲说》对潇湘文学的承继及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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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莲说对潇湘文学的承继及影响周敦颐是潇湘地域上崛起的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他的一生,虽然留下的著作不多,总共加起来,也不过六千余言,然而,就在这寥寥六千言中,其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等著作开创了宋明理学的先河,成为自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在儒学史上被指认为“功盖在孔孟之间”;其爱莲说虽只有118字,却将“莲”之高贵品质与坦荡风骨尽现纸上,使之成为文学史上的一篇空前绝后的精美之作,对后来的文学与文化的审美取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周敦颐爱莲思想的由来 周敦颐,原名“实”,为避宋英宗之讳而更名为颐,字茂叔,宋天禧元年(1017)出生于湖南道县久佳乡楼田村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父亲周辅
2、成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任过贺州桂岭令。因此,周敦颐的出生正是其父仕途之最为得意之时,再加上其母亲又是京都龙图阁大学士郑向的妹妹,不仅贤慧能干,而且知书达礼,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背景下,周敦颐的童年获得了良好的文化教养。再加上自身的天资聪明、志趣高远,深得前辈赞许。周敦颐15岁那年,因父亲病故,便随母亲投奔开封,寄住在舅父家里。其舅父郑向对周敦颐的培养可谓是尽力尽心,几甚超过了自己的子女。景?v三年(1036),周敦颐刚刚年及二十,朝廷给了郑向一个荫及子孙的机会,郑向将这十分难得的机遇给了周敦颐,从此,便步入仕途。南宋度正的周敦颐年谱有这样的记述:“先生年二十,始冠。行谊早闻于时。
3、龙图公以叙例荫子,乃奏补先生。试将作监主簿。”1周敦颐先后历任过洪州分宁县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县令、广州转运判官、永州通判、知南康军等职。由于他性情高洁、远名厌利,不愿蝇营狗苟、疾恶如仇,提点刑狱,尝以洗冤泽物为己任,以天地良心、诚仁道德为准则,从不唯上唯亲。至嘉?v六年,迁国子博士,后以疾求知南康军,遂筑室庐山莲花峰下,门前有一小溪,并以故里营道的“濂溪”名之,于是世人便称其为“濂溪先生”。嘉?v八年,任虔州通判的周敦颐创作了他光耀千古的绝妙哲理美文爱莲说,将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化与佛道二教的修身养性的“出世”思想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开出了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朵智慧之花。 当然,
4、周敦颐在哲学与文学上的成就,除了其自身的悟性与家庭环境的熏陶外,还得益于遇上了赵宋皇朝这个“重文尚学”的好时代。公元960年,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开封东北的陈桥倒戈易帜,自立为王,从后周皇上柴宗训手中夺过黄袍,登上了九五之尊的皇帝宝座。上台后的赵匡胤深解“马上得之,不可马治之”的玄奥,于是,一改过去的流氓武夫之气,在总结五代各帝猝然而亡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他开创了“以文治国”的新时代。这一革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改革兵制,削弱藩镇势力;二是起用文人,罢黜武将,他认为文臣再坏,也要比割据一方的武将好;三是大兴儒学,使读书讲学之风盛行全国2。此外,还在太庙寝殿的夹室里立有一块专供“新天子”跪瞻默
5、诵、全然不为外人所知的“誓碑”。“誓碑”中的第二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3 于是,有宋一代,也是中国历史上言路之最为开放、思想之最为自由的几个时期之一。潜心于学问的周敦颐便在这种大环境下成了自“孔孟”而后的第一位集大成者。他的“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生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的辩证思想,不仅包含着道教、佛教思想的精髓,更是将儒家学说发扬到了一个极致的水平。在屈原的天问中曾对天体的形成与其发展变化的过程做过深睿的思考,“遂古之初,何由考之?上下未形,何能及之?”但是千百年来无一人能有一个较为完满的解释。于此,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从无极出
6、发,构筑了一个“道生一,一生万物”的完整的宇宙本体论与心性论体系。他认为太极化生万物,而万物以人为最贵。“太极之理即所谓诚,而诚也就是人之本性。诚是至善的,所以人之本性也是至善的。”4也是这种“诚”的思想的外化,他于嘉?v八年五月,创作了爱莲说,并勒于石上,从此,名播天下: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自然之中,奇花异卉多不胜数。
7、而周公唯独捡出傲霜斗寒的菊花、雍容华贵的牡丹与出污泥而染的荷莲作比,不仅比喻生动贴切,并且意蕴丰富深刻。这三种容颜可掬、特色各具的花卉,从总体上看都可谓是花中之魁,然而,周公认为三者品性有别、趣味有异。“菊”,生于郊野,长于篱下,傲霜斗寒、不畏风雨,但又不与春花争艳,可谓“花之隐逸者也”;“牡丹”,生于富贵之乡,长于名园圃之中,娇艳无比,鲜美夺人,实乃“花之富贵者也”;而独有“莲”,生于污泥之池,长于清涟之上,花艳而只可远观,香清而不可亵玩,“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顽强自立于尘世之中,可见,真是“花之君子者也”。通过这一组绝妙精辟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出周敦颐的人生理想不是
8、道家的隐逸与世俗的荣华,而是如这池中之“莲”一般做一个为人坦荡、净洁高雅、中正清廉的“君子”,去追求那“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高贵品质。 关于周敦颐笔下的“君子”人格,与韩愈原毁里所倡导的“君子风范”遥相呼应。韩愈认为“古之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是因为“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后世之人之所以难以成为真正的“君子”,是由于没人能像“古之君子”那样去严以律己而又宽以待人,所以“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敦颐,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放眼四望,在追逐荣华与富贵的寰寰人世,“君子”愈来
9、愈少,日渐稀疏。于是,周敦颐也只好引颈长叹、莫可奈何的写道:“莲之爱,同予者何人?”周公的爱莲说道出了他自己及天下文人的心灵追求与精神守望。 二、周敦颐对元结、柳宗元文风人品的承继 元结、柳宗元、周敦颐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三位巨匠,更是行吟潇湘的三大文豪。从元结任道州刺史而初识潇湘,到柳宗元贬谪永州而始得西山,再到周敦颐从濂溪故里走出潇湘,永州这个“迁客”“流放”、“贬谪”文人的居所这个被士子称为“南蛮”之地的偏远之州,进而已擢升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镇。这当然有赖周敦颐的承上启下之功,才掀起湖湘文化的千年巨浪。 纵观元结、柳宗元、周敦颐三人,他们有许多许多的相似之处:一都出身于望族世家,
10、均受过良好地家庭教育;二都聪悟宏达、智敏过人;三是人品高洁,抱负远大;四是仕途坎坷,都有弃仕归隐的思想;五都是文章高手;六都与潇水、湘江缘渊甚深,都家居溪旁,并深爱其溪。所以徐霞客说:“永州三溪,浯溪为元次山所居,愚溪为柳子厚所谪,濂溪为周元公所生。”(徐霞客游记),周公对元结、柳宗元无论是在人品抑或是文品上都可谓是“性相近”而又“气相投”。 关于周敦颐对元结思想的承继,其溪书堂一诗中有所提及:“元子溪曰,诗传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顾相钦吾乐盖易足,名濂朝暮箴。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5周公徘徊于“久爱”的庐山之野,那条承载着元结诗文的溪在门前奔流不息,推窗而望:“窗前即畴囿,囿外桑麻林”
11、,好一派幽静闲逸的生活图景。在这种图景中,周敦颐不由自主地由书院想到溪,由溪想到当年的元结。于是,在风月无边的晚夜,周公举杯相邀,意与元公对坐长谈,以探究天理人性之道。 关于文风上的继承,在周敦颐的爱莲说中很容易看出元次山的右溪记与柳宗元的永州八记相通相承的痕迹,第一,为文简略古朴,高秋独眺,气韵沉雄;第二,格物致知的手法甚为相似。 如元次山笔下的“右溪”:“道州城西百余步,有小溪,南流四十步合营溪。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欹嵌盘曲,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佳木异竹,垂阴相荫。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在人间,可为郡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而置州以来,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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