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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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历史学) “封建社会”再认识 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及古史分期的相关问题。曾经引起史学界乃至多个社会阶层深入而持久的关注。其中。自秦至清的中国是否为封建社会。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议题。经过学者们长期的论辩,在许多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新中国建立以后,尽管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上限存在诸多不同观点,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性质却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因此,关于此问题论争明显减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在对史学研究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对以前的某些“定论”提出质疑,从而引起新的讨论。尤其是对秦以后社会性质的认定上,即秦至清以后的中国能否称为封建社会的问题。再
2、次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在持质疑或否定观点的学者中。以冯天瑜为代表。近年来,他先后发表多篇文章。论述自己的观点,阐明自己对于“封建”的看法及对秦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2006年出版的“封建”考论,是其有关研究成果的集中而系统的展示。2007年,冯天瑜继续在多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封建”的本意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殷周实行此制,秦汉以下虽保留封建制的某些部分,但社会制度的主体已转化为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和地主自耕农经济。然而,现代中国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含义发生偏误。“封建”之义变化颇大。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苏俄和共产国际
3、泛化封建观及“五种社会形态说”传人中国,将具有“君主专制”和“地主经济”等“非封建”社会结构的秦至清称之“封建社会”。又经由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使这种泛化封建观逐渐普被中国,成为从学术界到大众“日用而不辨”的术语。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上述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封建主义”概念有其内在的规定性,非贵族性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均不相兼容。君主专制发生在封建等级制衰亡的过渡期,并非封建主义的固有之义。用马克思逻辑判断周
4、秦以下中国社会形态。绝非“封建社会”。流行的泛化封建观。既不符合古义,也大异于西义,并且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此种泛化封建观,不利于古今史论的承续,也不利于中外史论的对接。在详细考察、辨析了“封建”之义后。冯天瑜强调,由于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失却了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在否定了秦至清中国社会性质的“封建”说后,冯天瑜认为。秦至清两千余年间,在中国社会长期延续的,不是渐居次要的“封建制”。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建议以“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名之。或简称为“地主社会”。 冯天瑜的相关成果发表后,因其所论涉及中国史学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
5、。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冯天瑜的有关学术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评。李根蟠对冯天瑜的“封建”考论提出了全面而尖锐的商榷。他认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这种变化是合理的,反映了人类认识进步的正常过程,不应用“凝固”和“外铄”的观点看待“封建”概念的演变和传播,否则就会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否认“封建”概念演变的合理性。李根蟠重点批驳了冯天瑜所提出的“泛封建观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的观点。他认为,冯天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数处论断均产生了误读,因而其观点是建立在曲解的基础上的。是用“西义”的封建观念来锁定马恩的封建观。是主观的臆造。李根蟠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
6、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论定战国秦汉以后属于封建社会。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这种理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实际。这种认识的正确性。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证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 一些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陈启云考察了“封建”一词所牵涉的理念和所指的对象,并梳理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论述。他认为。传统中国到底是属于“封建型”还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若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是,若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
7、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而更多情况下是同时并存的(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这是哲学型的“范畴”推断和史学型的“事实”认知的不同。陈启云提出了“大一统与封建之间”的理念:因为“封建”或“一统极权”本身的理念虽较为接近底层事实。但也较为狭窄(中国秦汉至明清并非只有极权而无封建,西欧中世纪并非只有封建而无极权),而“一统与封建之间”或“中央极权与地方分权之间”的尺度较为宽广,且也没有远离底层事实;中西或世界各国、各文化、各社会均可就此比较的宽广尺度加以衡量。 张国刚认为,“封建”的汉语古义在用来指称中国从上古到近代之间的那段历史(或称中国的中世纪),便产生了语义上的
8、混乱。因为它描述的主要是秦到清的历史,而这恰恰是废除了西周封建制之后的皇权时代,中国皇权时代的分封制度。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制度中并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应当承认世界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的同时。也具有统一性或同一性。他认为。冯天瑜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来定性秦到清的历史,并不妥当,它并不能取代“封建”二字。因为“封建主义”是从社会经济形态来立论的,而“宗法地主专制”则是混合型的概念。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观察角度和划分标准。关于历史阶段的划分,既可以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把中国的中世纪称做封建社会;也可以从现代化的立场出发,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将中国历
9、史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等时段;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与理解。就张国刚本人而言。他更倾向于用“皇权时代”来表述秦到清的历史。 许苏民不同意冯天瑜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定。他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需要再加斟酌。“封建”概念既然不可以泛用,那么“宗法”概念自然也不可以泛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相统一的标准,此期间的社会性质其实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张绪山则认为,冯天瑜概括出来的名称所显示的弱点是过于繁复。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不如把秦汉至清代的中国社会名之为“皇权社会”。
10、2007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历史研究编辑部和经济研究所协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2007年中国古代史论坛”在北京举行。正如卜宪群在大会的开幕 词中所言:“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关于封建一词的含义,以及是否能够使用封建一词来概括中国古代自秦至清的社会,争议再起。这次争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双方的分歧日益明朗化,不同观点的阐述也都比较完整,思考也比以前更加全面和深入。可以说,这是近年来能够在历史学界引起较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原因在于这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牵涉面非常广泛的具体的学术性的问题。”本次会议的召开,正是为了加强交流与研讨,以
11、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与会学者们认为,史学界对封建社会形态的理解的确还存在着不同看法,进一步开展“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深化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学者们围绕“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此次会议考察了“封建”名实问题讨论的由来、实质和意义,重点研讨了如何认识和看待“封建”概念的演变、如何理解马列主义的封建观、中外封建社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问题,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 主要参考文章: 冯天瑜,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载学术月刊,2007(2);陈启云;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与
12、史实,载学术月刊,2007(2);张国刚;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载学术月刊,2007(2);许苏民: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载学术月刊,2007(2);冯天瑜、陈启云、张国刚、郑大华:秦至清社会形态再认识笔谈,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1);李根蟠t“封建”名实析义评冯天瑜(“封建”考论),载史学理论研究,2007(2);冯天瑜、樊良树;关于“封建”概念的对话,载社会科学论坛,2007(4);张绪山:拨开近百年“封建”概念的迷雾读冯天瑜(“封建”考论),载湖北社会科学,2007(1);余来明:(“封建”考论);廓清史学核心概念的坚实努力
13、“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2);(10)李根蟠:如何科学理解马列主义封建观“封建”名实问题与马列主义封建观学术研讨会纪要,载光明日报,2008-02-17。 黑水城文献与宋夏金元史研究 近年来,随着相关新史料的刊布,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一些领域呈现了崭新的气象,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其中。黑水城文献的刊布及因此而取得的史学研究成果尤为引人关注。 黑水城文献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以后的又一次重大出土文献发现。黑水城文献是指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黑水城遗址的古代文献遗存。20世纪初,该文献曾因俄、英等国探险家盗掘而流失国外。20世纪8
14、0年代初。中国考古工作者对黑水城遗址有计划地进行了发掘,并出土了一批文献。现今世界上黑水城出土文献的主要收藏地分别有“俄藏”、“英藏”和国内收藏三大部分。黑水城文献大量刊布后。学者们利用新出史料对宋夏金元史研究中的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很多疑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找到了合理的答案。2007年4月。为进一步推动黑水城文献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在石家庄举办了“黑水城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史”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黑水城文献与敦煌吐鲁番文献的衔接、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史学价值、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与宋夏金元史研究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对黑水城文献研究进行了集中检视。本年度
15、。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史金波认为,黑水城出土文献的整理与刊布对于引领学术尤其是西夏历史、社会和宋史等相关学科学术新潮流的作用日益明显,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高度重视。黑水城出土文献中以西夏文献为多数,在翻译、整理、利用和研究这些西夏历史珍贵文献的同时。也不应忽视黑水城出土文献中的大量汉文文书。这些文书。数量可观,内容丰富。包括了多种世俗文书和宗教文献。世俗文书中又包括了西夏、宋、金、元几个朝代。甚至还有更早时期的文献。史金波从文物、文献和史料以及学术等三个方面对其价值进行探讨。他认为,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有着与敦煌出土文献共同的难点。其首要的表现就是残页多,虽然亦有少量的残页尚可拼接,但更多
16、的还是一些不完整的资料。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对之加以利用就需要动用丰富的相关历史文化知识进行细致地释读和考证研究。唯其如此,才能使这些支离破碎的材料变得生动、鲜活。显现其价值。史金波还明确指出了在黑水城汉文文献的录文、定名和断代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的研究现状作了探讨。 白滨论述了黑水城文献的考证与还原问题。他认为。黑水城文献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历时弥久。由于不同时期的盗挖或发掘者采取的手段以及保存的方式均不相同。再加上文献出土后又经流散、异地收藏,故而,目前我们在对黑水城文献(主要是俄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时。需要注意的是文献出土地辨析、残件缀合、文献内容的确定和断代等问题
17、。他还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个例。对黑水城文献整理与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作了解析。白滨指出。文献出土地辨析与文献甄别是首要的工作;对黑水城文献中的散卷与残卷、残片的缀合,是黑水城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中一项极其重要而又十分艰难的工作。首先应考虑对同一发掘者、同一时期、同一地点、同一遗址出土并收藏于不同地方的文献的缀合;对黑水城文献中失去写、刻时代或年代标志的文献。特别是大量的残卷、残页、残片的断代。通常是根据文献内容的缀合和文献外形。诸如写本、刊本、装帧、纸张、行款、墨色、字体等特征的综合比对。他并就黑水城文献收藏的原因、文献的性质等目前史学界探讨很不充分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孙继民对文献的朝
18、代构成和学科定名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目前所见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六册汉文部分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大量西夏、宋、金、元(包括北元)文献之外。还有数量不等的唐代、五代、辽代和伪齐文书,并有一件清代文书。所以。不妨可以认为。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以至整个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朝代构成就是唐、五代、辽、宋、西夏、金、伪齐、元(包括北元)诸朝。在明确了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文献的朝代构成后。孙继民探讨了黑水城文献的学科定名问题。他认为,探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学科定名有必要首先弄清“西夏学”的内涵、辨明黑水城文献与西夏学的关系,澄清笼罩在两者关系之间的重重迷雾,以利于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发展。“西夏学”一称的出现、使用与流行
19、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的一面,它反映了黑水城出土文献以西夏文为主的实际构成。留下了近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最初对黑水城文献关注点与兴奋点的痕迹,凸显了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学术特色。但 同时“西夏学”的称谓存在未能避免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所体现的单一文字含义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所包括的多语种的文字构成;所体现的单一王朝含义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所包括的多王朝的朝代构成;所体现的清一色西夏文和西夏王朝文献的含义均不符合黑水城文献非西夏文、非西夏王朝文献占有相当比例的事实。因此。目前流行的“西夏学”一语不足以涵盖黑水城文献的性质,“西夏学”不等于黑水城文献学。围绕黑水城文献研究而兴起的专门学问不宜用“西夏学”来指称或
20、代称。长期以来将黑水城文献简单定性为“西夏学”。在相当程序上影响或限制了非西夏学学者对黑水城文献研究的关注和参与。孙继民指出。围绕黑水城文献而兴起的专门学问。用“黑城学”或“黑水城文献学”定名更为恰当。它是准确反映黑水城文献学术研究性质、完全涵盖黑水城文献文字种类时代构成而又名实相符的最佳学科名称。此外。他还对“黑城学”与“西夏学”的关系进行了辨析。 杨倩描以?延路为研究个案,对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与宋史研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俄藏黑水城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不仅可以对两宋之际以?延路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史料作一定的补充,而且对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宋代制度事件、人物的研究也有相当的价值。 孙继民、
21、杜立晖还就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金代毛克下正军编册(简称毛克文书)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代文书极其稀见,因此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所载的此件毛克文书就显得弥足珍贵。它对于研究金代历史,尤其是猛安谋克制度、金代文书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资料价值和文献意义。毛克文书的撰拟时间以金太宗天会四年(1126年)以上限更为合适,而其撰拟时间的下限应当是在金宣宗贞祜三年(1215年)之前。毛克文书撰拟的单位只能是某个猛安。而不可能是这些毛克本身。同时。参考对文书时间的考证,将其定名为金中期某猛安所辖诸毛克下正军文书,应该较为准确。该份文书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它提供了金代“谋克”。或异称“毛克”的文献实证;在一定程度上
22、印证了史籍所载金代猛安谋克内部的兵役构成。也提供了猛安内部谋克编成番号的新材料。 郑彦卿则对黑城出土文书中编号为F61:W4的一件职官品级表展开了研究。认为该份文书提供了部分元代职官的名称和品级情况。通过考证。可以断定这件文书最早产生于元代晚期。其中的一些记载,可以作为印证和补充元史的重要资料。 主要参考文章: 史金波:创建黑水城出土文献研究新的里程碑,载河北学刊,2007(4);白滨;黑水城文献的考证与还原,载河北学刊,2007(4);孙继民:黑城学:一个更贴切的学科命名,载河北学刊,2007(4);杨倩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与宋史研究以?延路为中心,载河北学刊,2007(4);陈瑞青:“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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