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模态语境的分析性刻画新方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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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模态语境的分析性刻画新方案一、分析性刻画的困难 对分析性概念的澄清是逻辑哲学中一项十分重要却又特别令人头疼的工作,从莱布尼兹、康德到逻辑实证主义者都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都不能十分令人满意。粗略来看,他们的解决方案大致有两种:一是将分析性、先验性、必然性这样一族紧密联系的概念直接混同或用它们来相互规定。但实际上,“分析性是一语义学概念,必然性是一形而上学概念,而先验性是一认识论概念”,显然,武断它们的等同是不当的。并且,这族概念中没有一个能够在上述哲学家那里得到精确刻画,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明确。因此,靠先验性或必然性来规定分析性这条路走不通。二是借助某个基础性概念如“意义
2、”来规定分析性。艾耶尔就认为:“如果一个命题的确只是由于它的构成符号的意义,因此不能被任何经验事实所肯定或否定,则那个命题便是分析的。”这里,他的“意义”主要是指可作为逻辑算子的符号的用法定义,靠它可说明重言式的分析性;但对普通词项的“意义”未作精确说明,也就没有刻画我们想要认识的“狭义分析性”。 认识到以上解决方案的困难之所在,蒯因对它们做了必要的修正,对分析性概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然而他得出的结论却是令人沮丧的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分析性是难以准确定义的。首先,他注意到意义与指称的区别,把意义称为“隐晦的中介物”而不予考虑,转而求助于语词的同义性来解释分析性。然而,同义性是
3、否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呢?据蒯因的考察,同义性的获得有三种途径:一是定义。但实际上,定义是对语词的惯常用法的经验总结,只有人们认为两个语词具有同义性才能把它们相互定义。因此,不是同义性依赖于定义,而是定义依赖于同义性。二是引进新的人工定义,这种情况下的同义性是派生的,可以定义解释。但这种情况只出现于极少数极端场合。三是借助于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性。然而,显然地,着眼于真值的语境是一种外延语境,故此两个指称相同的词项在这种语境下可以相互替换而保持命题的真值不变,而这两个词项的涵义可能是不相同的。要保证我们所需要的那种较强意义上的同义性(即不仅要求词项的指称相同,而且要求它们的涵义具有某种特定关系),或
4、许可以使用模态副词“必然地”。但在蒯因看来,“必然地”的引进并不是不会引起争议的,他认为模态语组是指称暧昧的,模态性质的获得靠的不是词项的指称,而是进行指称的方式。实际上,一个词项指称对象的方式是由词项在先的涵义决定的。换句话说,对模态语组中的词项进行同一替换必须以意义或同义性为先决条件,依靠保全真值的相互替换来规定同义性进而定义分析性似乎势必走上一条无意义的恶性循环之路。因此蒯因认为,求助于同义性对解决分析性问题没有太大的帮助。接下来,蒯因考察了卡尔纳普主张的在较为精确的人工语言内靠语义规则来刻画分析性的方案。他指出,卡氏对人工语言语义规则的规定是以如下形式“一个陈述S对于语言L0是分析的,
5、当且仅当”开头的。这里包涵有一个正是我们想要认识的“分析的”概念。退一步讲,我们可以将语义规则看作“对L0是分析的”的约定定义,然而蒯因认为,这样得到的语句类不能标示出与其他任意指定的语句类之间的区别。总之,他认为卡尔纳普面临的困难是必须对语义规则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而这个说明又要避开“分析的”这个敏感点。蒯因也承认,如果不去考虑对语义规则的严格界定,而只是针对某一具体语言L0规定若干条明确规则,通过它们能够得到一个明确的语句类,这个类中的每一语句的确可以称之为“分析的”。但在他看来,这只是人为规定在某一具体语言系统中分析陈述的范围,并没有说明一般的哪怕是仅限于人工语言的分析性概念。 综合考察
6、蒯因对分析性的阐释,可以发现,在其论述过程中始终缠绕着一个难解的结,这就是他力图对必然要涉及词项内涵的分析性概念做严格的外延化处理,更进一步说,他是要将词项内涵间关系做外延化处理,这点集中表现在他对同义性的考察中。所以蒯因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倾向,我想他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内涵与外延关系密切,是一个词项不可或缺的两个要素。其二,相较之下,词项的内涵似乎有玄虚的色彩,而外延则更接近人们的经验,况且,指称理论的状况要比意义理论为好,以它为基点刻画分析性似乎更令人放心一些。其三,更为重要地,逻辑语言一般是外延性语言,即使分析性概念肯定要涉及词项内涵间关系,但处理它的语言至少也应以外延性语言为基
7、础。 就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看来,蒯因的思路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然而事实上,他却得出了那样一个否定的结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他处理问题所使用的语言是纯粹外延性的语言,根本没有能力有效处理词项的内涵间关系。比如,在这样的语言中,我们可以判断两个谓词所指称的类是否相同,如相同,则它们两个是可保全真值相互替换的,也就是,从外延上讲,它们是等值的。但当我们考察谓词所标示的由以确定其指称的性质也即其内涵之间的关系时,会发现无法准确认识它显然不能由于两个谓词的外延相同就认定它们的涵义同一。明显地,“有心脏的动物”的涵义与“有肾脏的动物”的涵义并不相同。 蒯因想要做的是依靠词项外延间的关系来界定其内涵间的关系,如
8、果能够这样,反过来将内涵间关系做外延化处理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然而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他面临着两难境地:一方面力图在词项外延间关系与内涵间关系之间建立有效的沟通;而另一方面,纯粹的外延性语言又决定在其中这样的目的是永远达不到的。于是,他只好宣布分析性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但是,蒯因没有能够解决并不意味着就真地无法解决,这就是格赖斯与斯特劳逊对蒯因的著名反驳的关键之所在。我认为,蒯因所做的工作离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了,后人完全可以在他提供的思路上继续走下去,只要能够找到有效的法子使词项内涵间关系可做外延化处理即可。 近些年来,周北海先生提出了新观点,代表了在分析性问题上深入
9、思考的一种方向。其学说的中心要旨是:在一个普通的一阶语言L内部再构造一个(涵义)映射S,它是从L表达式到L表达式的映射,有此映射关系的两个表达式是S等值的。我们可以将带有S映射的一阶语言称为L,比较语言L和语言L,可以发现,L内的有效式在L内仍是有效的,而在S映射作用下,某些在L内并非有效的表达式在L内也可以是有效的,称为S有效式。周先生将映射S解释为语言L内部的内涵约定,S等值 则意味着两个表达式内涵同一,那么,S有效式就是那种凭借同义性而有效的分析表达式。由此,他在人工语言L中精确定义了S分析性。实际上,周先生所做的工作与卡尔纳普曾经做过的十分接近,他的S映射与卡氏的意义公设相类似,在其直
10、观意义上,就是人为约定表达式的同义。这样,不用任何中介,他们就明确了内涵间的同一关系,在外延性的逻辑化处理过程中,具有这种关系的表达式的保真互换靠的依然是指称相同,但这种外延性同一的获得不再是后天的经验把握,而是仅仅由于内涵同一必然决定的。这就划清了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之间的界限,反驳了蒯因的结论。 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虽然这种人为规定同义性的方法简单明了、方便易行,但是,人为约定的主观任意性却使它丧失了某种我们想要的客观确定性,以至于难以抗得住蒯因对语义规则所做的批评。因此上,周先生弱化了传统的结论,认为即使在人工语言中也根本不存在普遍的分析性,只是相对于特定的内涵映射S,才有具体的
11、S分析性。 二、模态语境下的新方案 综合以上各人的种种说法,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是:对词项内涵问同一关系做外延性处理是解决分析性问题的必由之路,而这又要求必须对同义性做明确规定。如果像周北海先生那样人为约定同义性,要导致弱化的结论,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不做此种选择。现在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词项外延间关系来规定同义性,就像蒯因曾经做过的那样,但我们又必须扩充他所使用的那种纯外延性语言,才能避免再次走上不归之路。 具体的做法是,在普通的外延性一阶语言中引入内涵性模态词“必然地”,并对其施之以可能世界的语义解释。那么我的结论是,在这种语言中,如果一个谓词可以凭借它所标示的性质而确定其指称的类
12、,那么就可以准确刻画分析性概念。 有了模态副词“必然地”,我们就可以通过谓词外延间关系来确定其内涵间的同义关系。我们规定,两个谓词是同义的,当且仅当它们的外延是必然同一的。用可能世界来解释,两个谓词同义当且仅当它们两者的外延在所有相关可能世界里都是不可分辨的同一关系。有了这样的界定,在蒯因那里纠缠不清的“单身汉”与“未婚者”间和“有心脏的动物”与“有肾脏的动物”间的两类不同关系的区分就是非常简单的了:我们认为“单身汉”与“未婚者”是同义的,而“有心脏的动物”与“有肾脏的动物”则并非同义,虽然两者的外延在现实世界是相同的。其理由如下: 我们可以选择不同时刻下的不同情况作为一系列的相关可能世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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