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布瑞克的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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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彼得布瑞克(Peter Blickle),1938年生,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长期担任瑞士伯尔尼大学历史教授,是布瑞克农民学研究学派的开创者和中坚力量。主要著作有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普通人的革命、从社区宗教改革到普通人的革命、社区宗教改革、帝国的宗教改革等。早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各国历史学家就开始对德国农民战争性质探讨,其中最著名的一种流派,就是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出,将之誉为“德意志人民最壮阔的革命之举”;恩格斯著作的影响至今仍为部分德国史学家和前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学界所认同,如威尔海姆、戚美尔曼在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通史中说,“
2、这场战争不啻是一场自由对非人道压迫、光明对黑暗的战斗”这种激进的观点,随着更多史料的出现,人们看到这种自下而上的所谓革命带来的暴力和巨大破坏性,由此大众对于恩格斯等的激进观点表示质疑,史学界转而占据上风的是以兰克为首的史料派,兰克在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中,把农民战争打上“自发事件”的标签,他说不能为德国农民战争找到合适、准确的历史位置。他相信无组织、无预谋的农民战争,是由于部分领主对农民日益残酷的压迫所激发,也是一种对当时反宗教改革倾向比较严重的南德地区的一种极端反应。兰克把农民战争变成一个背离宗教改革史主线的枝桠现象。后世的史学家继续争辩着,其中包括著名的京特 弗朗茨和斯米林等,但主要论点莫不
3、出于上面这两个流派。布瑞克这本书标明,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是一场社会和政治的运动,而且是一场普通人的大革命。布瑞克认为革命起源于中世纪后期的封建主义危机和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变化。布瑞克分析了德国的政治、宗教、经济和农民心态,依据大量德国农民战争的原始史料,揭示了德国农民战争的起因、性质和后果,提出了一条通过普通人的大联合,经公社、议会、共和国三个步骤,自下而上建立近代民主政治的途径。研究重点和论据围绕1525年农民领袖会议提交给诸侯联盟(士瓦本联盟)的所谓“十二条款”。由此,他的结论是,农民战争是一次革命,也是一次宗教变革运动;但同时也承认农民运动的无组织性、破坏性,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冠之以“伟大”
4、,不予以承认。目录:布瑞克教授和他的农民学研究学派(代译序)引言:各种解释、存在问题和全新的概念第一部分 封建主义的危机和革命的缘起第一章 十二条款:1525年革命的宣言第二章 十二条款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第三章 十二条款的传播和影响第四章 农业秩序的危机和近代早期国家的批判第五章 福音主义对抗封建主义第二部分 革命的目标:全体基督徒的幸福和兄弟之爱第六章 基督教联盟和大会: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模式?第七章 作为普通人起义的农民战争第八章 作为一场革命的普通人起义第九章 宗教改革神学和革命实践第三部分 革命的结果:恢复和合作第十章 安定帝国的措施:在1526年施佩耶尔帝国会议之上普通人的
5、怨情陈述第十一章 帝国之内各邦国对冲突的决议第十二章 革命的结果:领地制度第十三章 政府对社区宗教改革的限制结论附录人名译名对照表地名译名对照表专有名词译名对照表布瑞克教授和他的农民学研究学派(代译序)朱孝远谁试图把布瑞克(Peter Blickle)教授的名字同那些只用经济利益来解释农民运动起源的学说区分开来,并且试图把农民的形象永久地雕刻在现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史上,那么,谁就算是真正理解布瑞克农民学研究学派的伟大意义了;谁试图回忆布瑞克教授为农民运动所做出的千百次的、天使般的辩护,谁就会首先想到布瑞克慷慨激昂言辞下的农民团体、农民的道德使命,以及千千万万的农民是如何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制
6、度的发展。 布瑞克教授是我们当今世界把农民作用提高到最高程度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是一位德国教授,却服务于瑞士的伯尔尼大学。更重要的是,他是服务于一个崇高的使命:正确阐述农民对于缔造现代社会的作用。为此,他几乎穷尽地研究了有关十五六世纪德国农民的所有原始文献,包括各式各样的农民的怨情陈述书、各式各样的农民运动的纲领、各式各样的农民乡村组织的史料。布瑞克教授一丝不苟地工作着,一天接着一天,一年接着一年。在他那硕大无比的伯尔尼大学的工作室里,布瑞克这位德国历史学家开展研究。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1525年革命:对德囝农民战争的新透视正式出版了。一个布瑞克农民学研究学派脱颖而出,一个让世界震惊的结论向
7、世界宣告:创建近代民主政治的真正英雄,并不是什么舞刀弄剑的帝王将相,而是百姓,一个以农民、矿工、城市平民组成的普通人阶层,他们在特定的时刻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现代政治的发展。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在他们面前纷纷分崩离析,一部由公社、议会和共和国三个乐章组成的交响乐在欧洲大陆奏响。欧洲的农民,普通的百姓,只要起来奋斗,始终是有能力、有条件地去建立这样的丰功伟绩,创造出建立现代国家这样惊天动地的人间奇迹。 重新评价农民运动 无法否认,布瑞克教授对我个人学术发展的影响无与伦比。早在1987年,当我准备以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题目起,布瑞克这个名字就开始与我相伴。因此,
8、我必须先简明扼要地说说是什么情况使这位伟大教授的研究在我眼中变得可敬的。 15241526年间,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从西面的阿尔萨斯到东边的斯蒂里亚,从南面的蒂罗尔至北部的图林根,遍燃着战争烽火。成千上万的农民、市民、雇工、矿工、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政府的秘书、公务员等联合起来,他们高举神圣的福音书,英勇抗击贵族领主的残暴压迫。当城堡、宫殿、修道院和诸侯住宅被付之一炬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僧俗贵族在农民面前被迫逃亡,帝国统治势力不得不为生死存亡而斗争。不久,当农民们被诸侯的雇佣军打败、屠杀和审判时,农民的一方显得单薄无助。当乡
9、村中的农场、农民的房屋被火焰吞没时,那些关于基督教世界的美好向往,那些对兄弟之爱、友善、平等、正义和公正的追求,那些以福音书和基督教神法为指南、要求建立基督教人间天国的政治构思,似乎也与起义者崇高的斗争理想一起烟消云散了。但是历史却永远铭记了这场人民的革命运动。事件发生不久,一个同时代的人就称它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普通人的伟大起义”;革命导师恩格斯称它为“德意志人民最壮观的革命之举”;德国历史学家马克斯施泰因梅茨断言它是“1918年11月革命以前德国人民最重要的具有革命性的群众运动”;而德国学者布瑞克则称它为“普通人的大革命”。 1525年的伟大运动虽然一直活在世界人民心中,这个运动却没有很好地
10、为人们所理解。首先,起义者不是人们通常所想象的罗宾汉式的“绿林好汉”。起义者们有很好的纪律,他们佩带宝剑,身着盔甲,扛着军旗,敲着军鼓,是一支支颇有军纪的队伍。这些队伍没有随意抢劫的习惯,而起义也不是为了一时的劫富济贫。他们的领袖中不乏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职业军人。这些纪律和军事风范告诉人们起义者不是捣乱的强盗,他们是为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真正的友爱、和平、忍耐、和谐而作战的真正的军人和基督教徒。他们要反对的是福音的死敌,要制止的是不敬神者的反基督行为。他们所具有的使命感、道德感和正义性,使他们完全不同于绿林兄弟。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兄弟,肩负着重大的政治和道德使命。 第二种通常的误解是把起义看成一种
11、单纯反对剥削的经济斗争,如认为起义者都是清一色绝对贫困的农民或农奴,这些人没有政治头脑,只是在遭受压迫情况下为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才揭竿而起的;他们没有推翻领主、诸侯封建统治的愿望,整个起义都是一种经济斗争。 这些有关起义的误解不仅仅存在于群众的观念之中,就是在专业的学术圈子里,也充满了对起义的奇谈怪论。早在起义结束后不久,就有两个同时代的作家断言是马丁路德反对教会的福音运动诱发农民起来反对他们的合法领主;农民们的起义仅仅是为了一些经济上的改善;这些农民非常残暴,他们滥杀无辜;除此之外毫无结果。这些观点直到20世纪还有人在不断地重复着。不过,21世纪的大多数的学者对此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参加15
12、25年运动的那些农民是老百姓中有责任心的人们,而绝不是罪犯;起义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起义者们没有滥用暴力;革命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后果。起义是下层人民的一次政治行动,而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斗争。起义显示了人民大众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和宗教的变化的看法和改变历史进程的企图。在宗教方面,有的学者对农民起义是路德改革运动精神的产儿的说法提出异议,指出农民信仰的不是路德教,而是他们自己的基督教。 正是在这样的一幅扑朔迷离的图像中,我接触到了布瑞克教授的名著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1975年布瑞克提出了“普通人大革命”的新解释。布瑞克认为1525年革命的原因主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农业秩序危机。封
13、建贵族为补偿他们在14世纪农业危机时受到的损失,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引起农民起义。他指出:“农民为参加政权而发动起义,希望用革命手段来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为此目的,他们成为现代国家积极建造者。农民自下而上推动国家建设共分三个阶段公社阶段、议会阶段和共和阶段。这种发展路线同自上而下的王权专制主宰的发展正好形成鲜明对比。布瑞克把农民革命的政治目标解释成了克服封建主义的危机的斗争、议会斗争和建立共和政治。布瑞克的解释是一种大的综合:他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关于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说同德国历史学家弗朗茨和布塞罗两人所建立的“政治运动说”的解释相结合,建立了对德国农民战争比较复杂的解释。布瑞克的解释比较
14、全面,他既关注农业危机的影响,如关注农民和贵族为争夺产品分配额的斗争,又把这场革命引申为一场由百姓来建立现代民主政治的斗争。布瑞克这样论述1525年革命的目标:“革命的社会目标是建立基督教共同体、实现兄弟之爱。从消极意义来看,这意味着限制特权等级的特权和权力。革命的政治目标是(在小政权林立的地方)谋求建立合作制的联邦制度;在大的领地政府管理的地方,谋求建立一种国会体制。由于改革力量的不足,革命最终失败,但却使农业经济得到解放(各地情况十分不同);法律上有了安全保证;农民的政治权利走向制度化和稳定化。” 这是何等的气魄和胸怀!因为布瑞克的使命就是本着博爱的精神将关于德国农民运动的分析牢固地建立在
15、农民的真正需求和农村制度改革的层面上,进而阐明了这种改革对构建现代欧洲民主政治的作用。尽管布瑞克用的词句是“普通人的大革命”。实际上他是解答了恩格斯所说的“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是第一次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命题。把路德宗教改革说成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这很可以理解,但如何理解德国农民战争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呢?布瑞克的解释就是:农民的运动和城市的运动是具有联系和同步进行的;农村的公社和城市的公社异质同构,成为当时人民的一种政治性的组织,在此基础上通过公社、议会和共和国,自下而上地发展了现代民主政治。布瑞克以令人信服的智慧和汗牛充栋的原始文献,为欧洲最重要的农民运动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进行了重新
16、评价,不仅赋予其政治的性质,而且发掘出了它推动欧洲现代化、特别是推动现代社会民主政治的深层内涵。 不存在脱离农民需要的现代化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布瑞克学派的要点,那就是:“不存在脱离农民需要的现代化。”现代化运动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对此,就需要深入了解在社会人口总额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农民的要求。布瑞克认为。现代化的源头要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社会组织的结构中去寻找。换言之,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因此,农村的现代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不可能脱离农民的需要来谈论现代化的问题。 一、农民的需要是什么? 布瑞克首先强凋的是,农
17、民的需要是同16世纪德同经济、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背景相关的。在社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农民也不再仅仅是“做工的”,而已经发展成为具有政治觉悟的新阶层,农民要求改革农村的农业秩序。农业秩序一词,首先是从制度层面来说的,它的存在不以单个农民是否改善了其经济地位(如减少租税额度、废除农奴身份),而是要建立起一种新的机制,用来缓和德国社会变化带给农民的压力。近代早期国家的出现、大诸侯加紧收缩领地、地方上的小领主加紧对农民的剥削,以及通过货币地租和领主自己对不动产剥削的发展,这些都最大限度地剥削了农民农业劳动的剩余。领主扩大自己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特权。加重赋税(dues)和劳役,并削弱农民的财产权。这种举措
18、的一种方法就是农奴制(serfdom)。在这种制度的帮助下,农民遭受的剥削自15世纪以来就不断加剧。农民的经济状况非常可怜,到1525年更糟。正是这样的背景,农民开始行动起来。布瑞克不同意把农民的行为完全看成是一种对于社会变化的被动应付,而是强调农民具有改革农村经济的主动性,强调农民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政治智慧,具有改革农村秩序的能力。 然而,这种农业秩序的改革仅仅是农民要为自己在经济分配上争得一个更为有利的份额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布瑞克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农业秩序的危机是旧封建体制瓦解时加重了对农民的压迫(如再版农奴制)和近代早期体制出现时完全忽略农民利益这两个原因引起的,因而1525年的
19、德国农民运动就具有特殊的背景,有别于历史上那些仅为解决温饱问题而爆发的农民起义。事实上,布瑞克在这里想要揭示的是:离开农民需要来建立现代农村秩序,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当时德国的状况是:一方面,旧有的封建体制正在崩溃,新的经济体制正在兴起(如市场经济、土地、森林水泽等的财产所有权的确立、帝国和诸侯领地小邦赋税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另一方面,这种体制转变却给予农民更多的贫困和更多的不自由(如不再能使用公地和在森林里捕鱼打猎;缴纳更多的赋税)。在封建经济向近代市场经济的转型时出现了诸多问题:领主土地所有权的强化,使农民(乡村自主的公社)无法再自行经营农业生产;公用的森林和公地现在成为有价之物,农民们无
20、法再无偿使用公地,或在森林水泽中自由地打猎和捕鱼;尽管农民的身份已经是佃农,但劳役(services)和强制性劳动依然存在;随着近代早期国家的出现,不仅领地税和军事税不断增加,佃农现在还要以国家属民的身份向帝国缴税。这一切,都说明了在农村经济秩序转型时,农民的生活水平反而是在大幅度地下降,这就使得农村成为各种危机粘合起来的火山口,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民不得不组织起来,发动了伟大的德国农民战争,即1525年革命。 这里,我们已经涉及“农民与现代化”这个概念了。 二、那么,农民改革的性质又是怎样的? 它与社会的转型之间的区别和关系又是怎样的? 根据布瑞克的看法,经济问题还不是农民运动的起因。它只是农
21、民运动产生的前提和诱发者。只有现代化和农村经济改革充分考虑农民的需要、采纳农民的意见时,转型和改革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农村经济秩序改革和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只有在农民以主体的身份参与时,它才有可能真正地被完成。布瑞克有一句常常被人引述的名言:“我们将农民最主要目标视为重组领地政体,如果我们的判断不错的话,那这只是再一次证实我们的发现,即早些时候在领地国家这一层次上获得政治经验的农民,最易清楚地表述政治概念。”因此,农村经济秩序改革在性质上显然正是按照农民的要求来建立新的农村社会。布瑞克指出: 在政治结构的具体问题之外,普通人的要求中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要素:在“公共利益”的口号下减轻普通人的经济负担
22、;在“基督教和兄弟之爱”的口号下破除各等级之间的法律和社会的藩篱;在确保没有人为添加物的纯粹福音(通过民众选举教职人员来保障)的原则下谋求社区自治;以及以“神法”为依据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联合体的政治和法律秩序。1525年的空想家试图将这些要素纳入理论上可接受的、有内在连贯性的体系中。 现在我们来看看布瑞克怎样总结出这些目标的两个特征。首先,布瑞克是把农民运动放在现代化的框架里来探讨的,因此就凸显了农民在建立新体制方面的作用。其次,农村社会的内容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制度、教育、社会平等各个方面。换一个说法,如果说农民运动的作用是要在建立新的社会体制时发出农民自己的声音的话,那么,根据
23、农民的要求来重新考虑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就是一个伟大农民革命的最根本的目标。 农民革命与现代化这两者处于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中。没有一个农民参与的新型农村社会制度,现代化就无从产生,也就不能被理解;而没有一个现代化的进程,农民运动也就会始终停留在为自己争取一点经济利益的传统框架里,而无法反映出其现代特征。布瑞克因此把以古法(为自己争取权利习惯法)为依据的运动与以神法(即不加修饰的“上帝之言”,被用来争取社会平等)为理论的运动区分开来:前者是封建社会里农民保卫自己权益的运动,后者是在“基督教兄弟之爱”的原则下实现农民和市民的大联合,直至建立反映人民要求的人民民主社会,即建立“人间天国”。 三
24、、那么。农民又是如何实现自己这些目标的呢? 布瑞克认为实现目标的途径就是:通过普通人的大联合、自上而下地推动社会的民主化。布瑞克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农民运动“领地城市、帝国城市的平民和矿丁都卷入了,那么普通人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到底有多广泛呢?称这场战争为普通人的革命是否真的更恰当呢”?具体地说,就是要在全国的范围内来考虑普通人的需要,因为农民和市民是联合在一起的,况且农村的公社组织和城市的公社组织也具有类似性。农民运动和市民运动因此可以放在一起来考察(普通人的大联合),正是普通人的行动,推动了欧洲的现代化,尤其是通过公社、议会和共和国三个阶梯,自下而上地推动了近代民主政治。 在布瑞克那里,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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