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是非功过.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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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义和团运动的是非功过,一、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一)列强瓜分狂潮引起的危机 (二)华北经济急剧变化,人民日益贫困 (三)反洋教斗争的持续发展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挟不平等条约来到中国传教,主要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东正教。至19世纪末,来华传教士有3200多人。有40多个教区,60多个教会。有80多万教民。,传教士的在华活动,传教士在华的活动除正常传教活动外,也有大量的非法、非理的活动。 1.充当间谍,为侵略中国出谋划策。 2.盘剥中国人民。(外国传教士可以置买房屋、土地) 3.传教士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太上皇,干涉地方行政。 4.纵容甚至唆使教民
2、危害地方。,义和团运动以前反洋教斗争概况,据统计,从至年全国共发生教案起。 前期(中法战争以前)反洋教斗争通常是偶发的个案。领导者为士绅。典型的是1870的天津教案。 后期(中法战争以后)则出现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领导者为秘密结社的领袖。如1891年热河朝阳金丹道反洋教斗争。1895年福建古田斋教反洋教斗争。1898年四川大足县余栋臣以“顺清灭洋”、“除教安民”为口号的反洋教斗争。,引起教案的原因,引起教案的根本原因是不法传教士和教民为非作歹,引起人民不满,但每起教案的具体原因又有不同。,西方宗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除了被洪秀全加以改造、利用外,一直没有在宗教信仰方面获得真正的进展。受过
3、传统儒家文化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常持积极用世主义,热情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特别是现实政治生活,他们鄙视西方宗教所宣传的“天国”,尤其嘲笑上帝造人说,因此西方宗教很难对中国知识分子发生影响,曾经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竟没有一个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参加,连乡村知识分子都很少参加,就是有力的证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道教,道教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最大不同在于它不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死后进天国或来生转世上,而是追求个人的成仙得道,它在本质上是追求人的生命的延长,仍是一种现实的人生追求。佛教,已被中国化的佛教,虽然也有类似天国的“莲花界”说,但它主要是宣传轮回说,宣扬人的再生,据说人的再生只要通过
4、人生前行善就可以实现。这种“行善再生”的说教对讲究现实人生的中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总之,在中国已经深深扎根的儒、释、道与西方宗教差别比较大,冲突是难免的。,中国民间还流行杂教,供奉杂神。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它既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也没有严格的宗教仪式。它的信仰很庞杂,不同村落所信仰的对象往往不同,即使是一村、一户、甚至一人,也并不专一信仰一个对象,而同时信仰几个神灵,而且这些神灵大都与他们的衣、食、住、行等现实生活需要密切相关。例如:遍布城乡的观音庙、娘娘庙是管生育的;龙王庙管天气,二郎神庙管治水,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门神、灶王爷保佑家宅平安;财神爷管发财;土地神管地方杂事;等等。即使同一
5、个神,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境遇、不同心理的人,也往往有不同的信仰意义。例如关帝庙里的关公,有人奉他为武神,有人奉他为武财神,更多的是奉他为伸张正义的保护神。,民间信仰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用主义,天旱时就拜龙王,希望生儿生女时就拜观音菩萨,希望科考中的就拜孔子牌位,等等。民间信仰的这些特点,与西方天主教、基督教有明显差别,天主教、基督教有统一的惟一的信仰上帝,而上帝与世俗生活中的某项具体利益没有直接关联,西方宗教的这种特点,使它不容易征服中国的民众。诚然,中国人也有入教的,但乡镇中的教民并非出于信仰入教,而是要得到洋教会的庇护,仍然是为了得到某些现实利益。,中西文化、习俗以及宗教信仰方面
6、存在的明显差异,是引起教案的原因之一。在义和团的一张揭帖中就这样批评洋教:“劝奉教,乃霸天,不信神佛忘祖先。”“不信神佛忘祖先”,就是不相信中国传统的道教(“神”)、佛教(“佛”)、儒教(“祖先”),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但是,中西文化、习俗以及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并不是引起教案的主要原因,把有案可查的教案逐个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单纯或主要是由宗教信仰而引起的教案是很少的。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排他性,更具兼容性,它长期是儒、释、道并存,三者之间有矛盾和斗争,但从未发生过西方和伊斯兰世界那样的宗教战争。如果近代来华的西方宗教能够恪守信条和教规进行传教,那么它也会逐渐被容纳的。但是它一
7、开始就是随着坚船利炮而来,一副强盗嘴脸,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压迫和干涉活动,是引起教案的主要原因。,梨园屯教案是个典型事例。这个教案由争夺玉皇庙基引起的。梨园屯是山东冠县十八村中的一村,十八村离冠县县城里,它是一块“飞地”,不在山东境内,而在直隶(今河北)境内,处于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带。梨园屯有一块由富户捐献的“义学地”,约多亩,村民在上面建造了一座玉皇庙,后因年久失修,庙宇塌坏。年,村中参加天主教的教民要求分割义学地,经汉教、洋教(圣教会)双方议定,汉教人多,分得亩,洋教人少,分得亩。教民把这亩地献给外国传教士,以便盖教堂。意大利籍传教士梁明德给教民个银元宝,买下玉皇庙宅地,但
8、是几个教民把元宝私分了,没有交给村上。梁明德认为庙基已经买下,就要拆庙盖教堂,村民当然反对,于是不断闹纠纷。,年,村民和教民达成协议,教民把庙基归还村民盖庙,村民出资为教民另购一块地基给教民盖教堂。应该说这个协议是比较妥当的,它也说明信奉汉教的村民并不排斥天主教,他们希望各奉各教,相安无事。但是,过了两年,法国方济各会山东主教马天恩无理推翻协议,非要在原基地上建立教堂不可。清地方官屈从外国势力,将庙基断给教民,教民还不满足,又要求惩办参与争夺庙基的村民,从而引起村民强烈愤慨而爆发武装冲突。,从梨园屯教案的经过来看,民教冲突是因为教会势力要霸占庙产引起的,是教民首先挑起的。在冲突的过程中,教民的
9、态度嚣张,之所以嚣张,是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外国教会势力,而教会势力背后是外交使节。因此争夺庙产权的斗争实质是侵略和反侵略的斗争。,自从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根据条约中关于退还以前没收的教会财产和允许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款,肆无忌惮地霸占土地,抢夺房屋。“仅在直隶一省,传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谓的旧址七十二处,强行要求给还。在江南一带,传教士甚至连处所也不提,只提十五个县府名称,令地方当局勘令给还,在山东济南,传教士煽动教民用暴力驱逐旧址大批居民,所强占的房屋地产,全部不给钱。”教堂在农村侵占有大量土地,以致被称作“地主堂”。传教士的这种掠夺行为自然会引起教案。,但在众多
10、的教案中,直接由传教士引起的教案还占少数,大多数是由于传教士纵容和包庇教民为非作歹引起的。 西方传教士,尤其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不择手段地吸收教民,其中“良少而莠多”。那些品行不良分子一旦入教,就依仗教会势力,肆无忌惮地为害乡里。,山东巡抚张汝梅曾指出:“教士远涉重洋,其传教原是劝人为善。惟入教之始,不细加选择,入教之后,遇事多所偏袒。于是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自揣理屈恐人控告因而入教者有之,甚至有父送忤逆,子投入教,遂不服传讯者有之。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谓某人系在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
11、。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民气遏抑太久,川壅则溃,伤人必多,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这个分析是切合实际的,它代表了地方官和士绅的普遍看法。,教案也与地方官处理教案不当有关。一般说来,地方官对外国传教士是不满的,厌恶的,因为传教士包庇不法教民,援引治外法权,包揽词讼,干涉地方行政,与地方官抗衡,甚至凌驾其上。不少地方官同情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但是在具体处理民教纠纷时,他们却往往屈从于教会压力,偏袒教民和传教士一方,结果不但不能平息纠纷,反而火上浇油。例如冠县梨园屯民教争夺玉皇庙基时,地方官多次把庙基判给教民,使村民感到无望,被迫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二、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抚清灭洋”,山东
12、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是“抚清灭洋”(或“顺清灭洋”、“助清灭洋”等),这个口号表明当时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它反映了广大劳动群众以及其他阶层的反帝情绪和要求,因此在社会上发生广泛的影响。但是这个口号毕竟是劳动群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尚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它带有严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义和团的所谓“灭洋”,最初仅是打杀传教士、教民和焚烧他们的居室。这种行为虽然也具有反侵略的意义,但不能夸大这种意义。近代在中国出现的传教士、教民,从根本上说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但传教士和教民并不等同于帝国主义侵略分子。有些传教士是侵略分子,有些教民作恶多端,他们都应该受到惩处,但这不能由群众
13、自发起来打杀,自发打杀是一种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它必然导致滥杀。,传教士并不个个都是十恶不赦的坏分子,义和团在打杀他们的时候,也并不是事先都掌握了他们的作恶事实,而是见着就杀。例如,1899年12月,英国牧师卜克斯在路过山东肥城时,被当地大刀会捉住杀死了,大刀会并不认识他,之所以杀死他,就因为他是一个外国传教士。,义和团打杀最多的是“二毛子”即教民,但数民并不都是作恶分子。就大多数教民来说,他们入教是为了躲避官府的压迫。有一个叫周挫庵的人曾这样分析说:“自捐例开而吏治鲜循良廉,俸扣而闾阎受剥削,正供之外,有耗羡,有浮收,又有办公陋规诸名目。地方不靖,则捐输勒派,诛求无已。中户贫户,岁丰仅足自给,
14、水旱遍灾,民有鬻子女以偿赋税者矣。甚者,凶荒之形既见,长吏不惟不恤之,而先期开征,迫民完纳;及恩诏蠲免而已入私囊,不可复得。上泽不下流,民于是不知有君而仇吏。民疾官也甚则视入教也轻。且入教之后,可以抗粮欠租、报私仇,孤寡举平日之苦,一洗而空之,又加有利焉,几何不胥而为夷也。及以身触法,得教士之庇而官不敢问,愈有以恣其所欲。”这里所说的入教原因虽然还不全面,却指出了主要原因躲避官府的压迫。,例如在山东冠县梨园屯,据说最早入教的是一位行医者,叫王松龄,他又介绍同村人入教。屯里有个姓李的农民曾参加过宋景诗的起义军,回到梨园屯后被官府抓去了,王松龄就劝李某的妻子入教,说“若全家奉教,你这官司就有救了”
15、,李某的妻子就入了教。神甫给冠县衙门去了一封信,说:“李某是我的教民,你们诬良为盗。”于是李某就被释放了。此后入教的就多起来。像王松龄、李某、李妻,都未必会成为作恶的教民。再如,解放后在河北宁津县所作的关于义和团的调查中(1963年),也反映说“教民入教原因:年景不好,神甫放红粮入的;也有因事入的,压迫不得已”。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入教的人也未必都成为坏人。但是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特别是在它的高潮时期,对教民不分良莠,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这就使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大大地打了折扣。,义和团的“灭洋”,还不仅是打击教会势力,而且包括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其中也包括先进的东西,如铁路、电线、
16、西药等。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这就造成更大范围的滥杀滥烧。有人记载说:“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更有甚者,还打杀南方人,例如保定地区的义和团“恨南人刺骨,意为南人在该处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为二毛子,南人遂被害
17、,逃出者无几”。这种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和打杀一切与“洋”字相联系的人的行为是对现代文明的反动。,还必须指出,成千上万的人参加到义和团运动中,虽然打着“灭洋”的旗号,但灭洋并不是惟一的目的,对于其中相当多的人来说,灭洋也也不是主要目的,甚至不是真实目的。以为成千成万的农民离乡背井到天津、到北京,就是因为怀着反帝爱国热情、自觉自愿地冒着生命危险去打击外国侵略者,那就夸大了他们的政治意识和民族意识。参加义和团的大多是穷苦无告的农民、手工业者、游民,其中又以农民为多,他们参加义和团主要是为了解决温饱。宁津县志调查材料中说:“参加义和团的都是穷人,有点东西的没有参加。”“前寨子有五名义和团。前寨子
18、张敬先有八十亩地。前寨子大师兄和后寨子大师兄叫张敬先供给义和团吃的粮食,不供给就用刀砍。”较早的义和团起义也多与饥民有关,如平原县义和团起义最初是因为六个团民被官府捕去,而这六个人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们有抢劫行为,之所以抢劫,是因为“无所得食”。,在1899至1900年,山东、直隶等地遭到严重的旱灾、霜冻、虫灾,造成粮食减产,甚至无收。史料中记载:“光绪廿五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汁(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廿六年至五月未下透雨,皆未种上。”连月大旱,闹得人心惶惶,致使大量农民离乡背井,去寻求生路,遂有大量饥民参加义和团。据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记载:一个叫刘士瑞的组织了金钟罩,又叫大刀
19、会,“那年天旱,麦没收好,人心慌慌,饥饿所迫,激起民愤,鲁西南几个县在大刀会旗号下动起来了,聚集在安陵崮堆一带,声势浩大。刘穿着戏衣,骑马拿刀,自称皇帝,穿黄衣,坐轿。结果麦后下了几场大雨,群众分散回家种豆子去了。当地群众流传这样歌谣:安陵崮堆拉大旗,淋散了”。,另一条记载说:山东荷泽沙土集大徐庄人徐传忠从直隶阳谷县请来一个叫韩姑娘的大刀会女首领,“当地麻布会(大集会)那天五月二七日,她骑着马,领十多人到龙堌住店,她管吃。当时正是大旱天,这样两三天中,加入她的大刀会的有上千人。她供给大刀会众吃粮食,是从富户拿过来的,过了两三天,下了场大雨,第二天就不见大刀会的人了,都没了。原来那些人是来吃饭的
20、,天一下雨都各自回家种庄稼去了。”即使那些跟着义和团进入天津、北京的农民,心里也还想着回家种地。顺天府尹陈夔龙曾记述他与一个义和团首领的谈话,这个“大师兄”是来向他讨要救济粮的,谈话间,“天际浓云密布,大雨将至”,大师兄“仰天太息曰:我等亦系好百姓,倘上天早半月降雨,四野沾足,早已披蓑戴笠,从事力作,哪有功夫来京作此勾当?”,从前,灾荒引起的饥民暴动,都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封建地主和官僚,但是义和团却把斗争矛头指向传教士,他们认为是传教士止住了雨,在散发的揭帖中说:“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灭洋人,才有下雨之欺(
21、期)”。 天灾造成劳动群众,其中主要是农民的流离失所,其社会原因,当然也与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但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造成的。义和团将这一切都归咎于外国教士,虽然它反映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矛盾的愈益尖锐,却掩盖了劳动群众和封建主义的矛盾,掩盖了农民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矛盾,致使义和团在打击外来帝国主义的时候,却放过了国内封建主义。,义和团不仅不打击封建主义,而且还要保护封建主义。它的口号有“抚清”,在义和团民的心目中,这个“清”既是祖国,也是清政府,也是与清政府相联系的封建制度,他们在保卫祖国的同时,也要保卫腐败的清政府和腐朽的封建制度。在他们所发布的一些揭帖中,明显表达了这种愿望。如说:“
22、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如果这里说的还太笼统,那么在一件所谓义和团代拟的“和约”中,则表达得就更具体更全面了。“和约”共二十四款: 一、各国前所索赔款,一概作废。二、各国应偿中国兵费四百兆两。三、各国兵船已在中国者,不准驶出。四、各国租价照今加倍。五、将总署交还中国。六、康有为回国治罪。七、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八、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九、德国将胶州交还中国。十、俄罗斯将大连交还中国。十一、所有教士各归其国,不准再来。十二、中国仍有管理高丽安南之权。十三、中国海关仍归华人办理。,十四、外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许进京。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
23、贡。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二十、俄罗斯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二十一、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合应加倍收税。二十三、洋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官兵,方准入口。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 这件“和约”不会出自普通义和团民之手,可能出于民间文人之手。这里有强烈的爱国主义,也有浓烈的封建气息。它反映了与旧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小生产者对侵略者的憎恶和对传统社会的怀念。,三、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和政策,山东巡抚同情、支持义和团,使
24、义和团得以在山东发展,先后任山东巡抚的李秉衡、张汝梅、毓贤都不同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义和团,特别是毓贤。在1899年10月19日朱红灯率领义和团在平原县森罗殿击败前来捕拿团民的清军之后,向清廷奏报,建议将带兵前往镇压义和团的平原县令蒋凯撤职,招抚义和团。此后义和团在山东迅速发展。 毓贤的立场引起列强的不满,驻华使节要求撤换毓贤。于是清政府另派主张镇压义和团的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袁世凯一到山东就不择手段地大肆镇压义和团。,袁世凯的幕僚张一麐记述袁世凯诈杀义和团的一件事:“拳匪起于山东,袁抚继毓贤之后。时袁之翼长为姜桂题,本淮军宿将,目不识丁,言于袁曰:有神拳师不畏枪炮,盍试之。袁乃听其所为。拳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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