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化的特点及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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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藏文化的特点及其所蕴涵的中华母文化的共性来源:中国藏学|发布日期:2014-01-11|浏览( 321)人次|投稿|收藏 徐宝国藏文化内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体现为藏文化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体现为中华母文化母体的共性。前者可以从藏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表现层面以及它和中华文化母体内的其他子文化的关系等不同角度加以阐述。后者中华母文化在其子系统藏文化中的表现,则可以从物质层面、观念层面、行为层面三个方面进行讨论。莱维一斯特劳斯说:“世界文明就是保持其各自独创性的诸文化之间在世界范围里的结合。”“诸文化越是多样化,它们之间的结合就越有成果。”为什么不同文化之间能够结合呢?原因就在于:宇宙万物和
2、人类精神世界既各具个性、千差万别,又相互联系、结为一体。华严经所揭示的一多相容、圆融无碍的境界,正是其本来面貌。西方哲人谈“多样的统一”,东方哲人谈“一”与“多”,二者颇为类似。不同的文化圈之间尚且可以通过交流、结合而产生新的生命,同一文化圈内部不同的子文化之间所进行的经常性的互补、重组,更能够使整个文化圈以及各个子文化本身不断焕发青春。不同文化的结合并非泯没了原有文化的个性;相反,原有文化在吸收了新的文化成分之后,会更具个性特征,就整个文化圈来说也更有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通过对藏文化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与中华文化整体关系的考察,可以加深对以上问题的认识。此外,笔者几年前在对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
3、萨尔进行初步研究时,曾提出“中华文化的多维向心结构”这一命题。我于2001年7月在第十二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的发言,从传统的中国哲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对“中华文化的多维向心结构”这一命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现在,我将视角转移到“藏文化”这个更加微观的层次,是为了获得对于以上命题的更为清晰具体的认识。因为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考察藏文化,是考察中华文化的一个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这篇文章里,笔者有意识地让理论和逻辑隐藏于幕后,以便凸显历史和事实的力量。一、关于藏族和藏文化的概念藏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民族之一。几百万藏族同胞主要分布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高
4、原上。这样一片占中国版图四分之一的广大地域,又可分为西藏、青海、甘南、川西、滇西北等几个单元。在这里居住的除了藏族之外,还有汉、蒙古、回、土、撒拉、羌、门巴、珞巴、纳西、怒、独龙等族。可见青藏高原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之地。关于藏族名称之来源,迄无定论。多认为从其自称而来。何为其自称?唐朝的音译是“蕃”。对于“蕃”(bod)字的含义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古代藏族部落居住在能够听到彼此呼唤的范围之内,呼唤之音为“蕃巴”,久而久之便成为地名。有的认为,“蕃”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地方,历史上悉补野赞普世系兴起之地雅隆乃高原农区,故称为“蕃”。悉补野赞普世系是将地名当做王号,故称“吐蕃赞普”。有的认
5、为“蕃”(bod)来源于“苯”(bon),而“苯”(bon)即指“苯教”,乃是古代藏族所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陈庆英先生认为:“bod作为地域和部族的名称,在吐蕃王朝之前即已出现,最初可能是对苯教的法师的称呼,后来成为对苯教的称呼,再后来成为某些部落联盟的名称,以后又成为这些部落居住的地域的名称。”唐以前的汉文典籍中统称青藏高原及其附近地区的各族为“羌”。在属于“羌”的大约150多个支系之中,有一部分成为藏族先民,“发羌”就是其中的一支。据民族古文献概览一书考证,“发羌”的“发”,方伐切,古无轻唇音,读若“拨”,音与bod通转。唐代汉文文献中多用“蕃”或“吐蕃”指称藏族。“蕃”字的一种读法为补过
6、切,实际上也是bod字之对音。后来的汉文史籍中还曾用过“西蕃”、“土蕃”、“土波”、“土钵”、“图白忒”、“土伯特”、“铁不得”等称谓,而其中的“波”、“钵”、“白忒”、“伯特”、“不得”等也都是bod音之不同用字。北方和西方一些民族称藏族为tuout(突厥),tuput(蒙古),tubut(满)等,均与“吐蕃”二字相关。远道跋涉来唐经商的阿拉伯人把“吐蕃”(tubat,tibat,tabat)一词传至欧洲,遂衍变为今日法语之tibet,英德语之tibet,等等。宋、元时期仍沿袭“吐蕃”这一称号,后来渐用“西番”之称;元、明史籍中出现“乌斯藏”一词,“乌斯藏”即指“卫藏”。其中“乌斯”或“卫”
7、指前藏;“藏”从“雅鲁藏布江”借来,指的是后藏。在清朝官方文件中常用“乌斯藏”代指整个西藏地区。不久便出现“西藏”之称,大概是将“西番”、“乌斯藏”两个名称合为一词。这是由于人们长期使用“西番”、“乌斯藏”这两个概念来指称同一个对象,在思维中便形成这样一种逻辑判断:西方的番地(西番)即“乌斯藏”,反过来说,“乌斯藏”即西方的番地(西番)。久而久之,就将表方位的“西”与表地名的“藏”粘合为一个词。这是在语言发展史上经常发生的现象。笔者在2000年夏天承蒙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陈庆英先生指教,对“西藏”一词的来源问题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陈庆英先生经过周密详细的考证,认为“藏文中的卫藏的卫字恰与满文中的西
8、方、西方的(wargi)一词的读音相近,且卫藏地区又处在中国的西南部分,因此可能是卫藏一词先在满文中译为wargi dzang,即西方的藏,再从满文译成汉文,即是现今常用的西藏一词。”他发现了“西藏”一词的最早出处在清实录康熙二年八月丙申条中,并在王钟翰教授的帮助下查出了它在被翻译成汉文之前的满文词组,这就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了。“藏族”这个概念的外延比“西藏”这个概念的外延大。今天的“西藏”一词系特指“西藏自治区”而言,在行政区划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自治地方之一,95以上的居住人口为藏族。但藏族的主要分布范围不仅包括西藏,而且包括西藏之外的几乎整个青藏高原及其毗邻地区。藏族作为中华民族实
9、体中所包含的56个兄弟成员之一,与中华民族的母体具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藏族的形成发展过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关系至深。藏文化是指在青藏高原的地域范围内,以中华民族五十六个成员之一的藏族为主体所创造的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虽然植根于本地的土壤之中,但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长河,从中华母文化的肌体上吸收了各种养分,同时也接受了邻近的其他文化圈的某些文化因子的影响。藏文化不仅在中华文化圈内表现出强烈的向心倾向,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也是多维而向心的组合体(这在格萨尔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我们要想全面地了解藏文化,必须弄清它所赖以产生的特定的时空条件,它在中华
10、文化圈内的位置,它与圈内其他子文化的关系,以及它本身的各个表现层面(如器物、制度、传统观念、风俗习惯、行为模式等)。通过这些考察,我们不仅可以更明确地认识藏文化的特殊价值,而且对其与整个中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会有更透彻的把握。二、藏文化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引起古今中外许多学者的注意。西方以德国的拉采尔和美国的森普尔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的理论偏颇现在看来已很明显,但其学说的合理部分仍值得我们重视。后来有很多学者(其中较为著名的如英国的汤因比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继续从不同角度论述文化与环境的问题。我们既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也不是技术决定论者。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关系的
11、学说把文化与环境、人与环境看成一个整体,更有助于我们把握藏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基础。关于青藏高原远古时期的地理情况,柱下遗教、贤者喜宴、红史、青史等古代藏族历史文献都有大同小异的记载。除了藏族文献所提供的材料之外,我们还应注意神话传说所包含的信息。因为神话传说是一个民族带有梦幻性质的思维形式,往往记录着该民族千万年来埋藏于其中的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梦也好,潜意识(或集体无意识)也好,都不过是以曲折变形的方式反映着该民族所处的真实世界。至今在西藏那曲地区还流传着一则神话:“世界开始时是一片大海。后来,天空生了七个太阳。由于太阳的猛烈曝晒,山岩都崩裂了。崩裂的碎石与海水混合,经
12、过风吹雨淋又结成了石头。石头上积了土,慢慢长出了草和花。后来又生长了五谷。”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也有一则神话说:“从前人们住的地方,本来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天天刮大风,把尘土刮到海面上,越积越厚。天长日久便形成了大地。那个时候天是石头的,也没有云彩。时间久了,石头裂了缝,眼看就要塌下来。人们在下面生活,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后来,有一个能人把海水变成雾气,升到空中,把石头托住,雾气变成了云彩。人们才放下心来,过上安宁日子。”现代科学考察报告揭示:青藏高原的形成,与地球最近一次强烈的大规模地壳运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密切相关。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地质历史最年轻的高原。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古代藏族竟能以自己特有
13、的思维方式,穿透浩渺的时空,真实地把握(或朦胧地感知)“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这样的沧桑巨变!特殊的地理条件注定要对藏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表层意识形态以及潜层心理因素都产生深刻影响。例如:藏族先民崇拜神山、神湖,在史诗格萨尔中还有不少“寄魂湖”之类的描写,这与青藏高原的地貌有着很大关系。这里分布着世界上许多著名的高大山脉,被誉为“山的海洋”。在高原的南侧耸立着由许多平行的山脉组成的喜马拉雅山脉,这里包括世界最高的珠穆朗玛峰在内的海拔7000米以上的高峰就有50多座。难怪藏族人民非常自豪地称其所居住的青藏高原为“雪域”。由此往北,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被视为“众山之根”、“众水之源”、“大
14、亲眷光明之神”,不仅是藏北、藏南以及藏东南的分界线,也是外流河与内流河的分界线。位于青藏高原西北侧的喀喇昆仑山正如一个链环,紧紧连接着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和唐古拉山。青、藏两省区的界山唐古拉山横卧在青藏高原中部,其西有喀喇昆仑山,其东南有横断山脉之怒山。号称“亚洲脊柱”并被视为中国古代西部神话体系的核心的昆仑山位于青藏高原北部,成为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界山。横断山脉位于藏川滇三省区交界的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是一组南北向的山系,自西而东排列着,山谷间众河奔流,“形成两山夹一川,两川夹一山的奇特景观”。青藏高原是亚洲许多重要河流的发源地,也是我国湖泊最多的地区。青藏高原上的河流,就归宿而言可分为
15、四大水系,即包括金沙江、雅砻江、通天河、岷江等长江干支流及黄河、澜沧江等在内的太平洋水系,包括雅鲁藏布江、怒江、象泉河、狮泉河等在内的印度洋水系,包括测曲、扎加藏布、扎根藏布、阿毛藏布、麻嘎藏布、柴达木河、格尔木河等在内的高原北部内流水系,以及高原南部内流水系。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湖区,共有大小湖泊1500多个,尤以藏北高原和青海高原最为密集。在过去的无数岁月中,藏族人民就在这样的山、谷、河、湖之间繁衍生息着。他们或在少量的宜耕地区定居,或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由于海拔高、辐射强,以及降水量从东南至西北逐渐递减等因素的作用,使青藏高原在植被上表现为高原寒漠或半荒漠(主要是羌塘
16、高原西北部)、高山草甸(玉树、果洛等地)、高山草原(占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主要分布在高原中部海拔4500米以上地区)三种类型,成为特殊的自然地带。这样的自然条件使得青藏高原经常发生雷暴、冰雹、风灾、雪灾、霜冻、旱灾、涝灾等灾害。藏族先民在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靠自身的力量难以战胜这些灾害,一时又难以认识这些灾害发生的原因,于是推想自然界本身存在着某种神秘力量。这是高原人以万物有灵论为特征的原始宗教信仰以及后来的苯教信仰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青藏高原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经济特点,并由此孕育了以格萨尔为代表的游牧文化。整个藏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结构、精
17、神面貌、行为方式等等就是在以上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首先是它的封闭性。藏文化的分布范围与藏族居住区的范围大体一致,即整个青藏高原地区,包括西藏地区、甘南藏区、青海藏区、川西藏区和滇西北藏区。这里号称“世界屋脊”,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而形成一个雪域文化圈。藏民族世代生存于此,宜农则农,宜牧则牧,与高山、大湖、河谷、草场相依成伴,其身心与自然环境已形成天人合一的关系。格萨尔中所表现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万物有灵、灵魂外寄、灵魂转世等传统观念,乃是藏民族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所产生的独特的精神文化。其次,藏文化在地域上又表现为向中原地区发展的趋势,并最终与整
18、个中华文化融为一体。例如位于青藏高原西南部的西藏,总体地形构造是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北逐渐向东南倾斜。“西藏这种地处东亚地形板块的最西端、面向内地并向内地倾斜的地形构造,使它在地理单元上天然地与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整体”。藏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的母体中既有自身的许多特点,又表现出对于中华文化母体的强烈的向心力。藏文化与整个中华文化的这种血脉相连的关系,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和历史、地理、种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三、藏文化的表现层面藏族人民在青藏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造就了藏族人的社会历史,造就了今天大家所能看到的全部藏文化。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人们可以用
19、不同的理论来解释这种文化,或者说它是一种“符号体系”,或者揭示其“深层结构”,或者发现其“行为模式”,等等。但所有的文化都离不开创造文化的人。只有始终抓住人类的实践活动这个根本,才能真正解读一切文化。另一方面,当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研究文化现象的时候,也要注意借鉴其他有用的方法。关于文化的分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在这里采取的是三分法,即:物质文化、观念文化、行为文化。因为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表现为一端是外在的物,另一端是内在的心,而介于心、物之间的是人的行为(即主观加之于客观的实践)。现在,就让我们沿着这一路径,对藏文化的概貌作一番大致的浏览。1、物质层面藏族先民面对条件恶劣的自然界
20、,用自己的双手制造生产工具,改造客观环境,获取所需的生活资料。其生产劳动实践的结果,一是表现为具有高原特色的劳动产品,包括人们吃、穿、用、住、行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二是表现为人们在生产劳动中所积累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三是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和制度;四是社会实践影响人的内心世界而产生了观念形态的文化,包括宗教信仰;五是社会实践对人的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常常通过风俗习惯表现出来。这五个方面与人的实践活动一起互动,共同组成人类生活的文化图景。上述一、二两个方面,应属于藏文化的物质层面。新唐书吐蕃传载:“其稼,小麦、青稞麦、荞麦、荳豆。其兽,牛、名马、犬、羊、彘,天鼠之皮可为裘,
21、独峰驼日驰千里。其宝,金、银、锡、铜。”这是对当时藏区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概括。早在止贡赞普时,除了长足发展的手工业和冶炼业以及藏北地区的牧业之外,雅隆河谷就有较为发达的灌溉农业,能够“制作犁轭,采用二牛共轭方式耕田犁地”。据说“吐蕃”的“蕃”在古代藏语中有“农业”之意(上文已经述及)。就手工业而言,“当时已能烧木为炭、熬皮为胶”,从矿石中提炼铁、铜、银等金属。“吐蕃王朝建立以后,由于结束了各部分立局面,加强统一管理,经济活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出现了专业化生产活动。贤者喜宴记载,当时有九王、七牧、六匠、五商等,各司其业。九王为:努氏王斯巴、洛氏王朗巴、列氏王朗巴、琛氏王尚巴、聂尼恰巴、绛阿桂巴、
22、却乃泽巴、协乌琼巴和索切巴,他们各有土地,上交差税。七牧者包括:洛昂牧马人、达木巴牧牛人、惹喀牧山羊人、喀尔巴牧绵羊人、桂氏牧驴人、恰氏牧狗人和俄氏养猪人。六匠者包括:噶尤铁匠、噶茹鞍匠、娑弓匠、惹夏剑匠、恰巴恺甲师、充孜天师(神师)。五商者有:汉地茶商、突厥玉商、吐谷浑刀商、丹玛帛商、兰地盐商。四王者向赞普贡赋,居于边地,他们是:纳木巴岱王(象雄)、泥婆罗铜王(尼泊尔),苏毗铁王(青海和中康)、门地则王(六巴部族)。三持者,即掌握特殊物品者,包括达氏掌管家畜、娘波掌管铁、卓氏掌管家禽。形成一定的规模生产。”在元、明两代的帕竹噶举执政时期,对封建庄园的农业生产比较重视,使经济结构趋于完善,经济
23、活动更为有序。史诗格萨尔中有一首酒歌唱道:“金壶里的这些美酒,有东方木雅的葡萄酒,有南方戎庆的黍米酒,有门城卡扎的白米酒,有玛域下香赤的小麦酒,有岭国上部的青稞酒,还有多年的陈酒和月酒。”从这首歌可以看到当时的农业(生产用来酿酒的粮食)、制造业(酿酒技术以及酒具的生产技术)、商业(产品在四面八方的交换与集散)的缩影。藏族人民还在生产实践中发明了具有高原、特色的天文历法学、数学、医药学、工艺学等等。例如早在藏族有文字记载以前,高原人发明的物候历就以谚语的形式流传于民间:“观察禽鸟和植物是璐、门法,观察星辰和风雪是藏北法,观察日、月运行是本象法,观察山、牲畜是岗卓法。”谚中依次介一绍了西藏各地的物
24、候历:南部璐巴、门巴族居住地。区的物候历,藏北的物候历和阿里地区苯教徒的物候历,以及西藏山南、日喀则等半农半牧地区的物候历。它们都有自己的特点。此外,流传民间的象雄老人口算是典型的阳历,而山南纺织老妇人之月算则是阴历。在物候历的基础上,藏族人民又吸收和借鉴了来自汉地的时宪历和来自印度的时轮历,形成了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历法。藏族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均是来自以上所说的那些改造山河大地的生产劳动。就吃而言,酥油、糌粑、茶叶、牛羊肉,被称为藏族饮食文化中的“四宝”。“四宝”之一的茶叶在古代乃经由汉、藏之间的“茶马互市”而得。就穿而言,农区穿氆氇长袍,脚穿长筒牛皮靴;藏北牧区穿皮袍,头戴羊皮帽;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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