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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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传统比较优势的丧失(作者:_单位: _邮编: _) 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了19,20世纪产业的地理分布问题。这一理论认为,生产的分布取决于两个因素:天赋的自然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占有率(资本与劳动力的相对富裕程度)。那些土质肥沃、气候适宜、降水充沛懂得地方发展农业生产;油储丰富的地区则提供石油。资本富足型国家(劳动力人均占有资本量多)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那些劳动力富足型国家(劳动力人均占有资本量少)则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比较优势理论足以解释所有需要解释的问题。美国在南部种植棉花,因为那里有适宜的气候和土壤;在新英格兰
2、纺织,因为那里拥有驱动纺织厂的水力和建造纺织厂的资金;纽约成为美国最大的城市,因为那里拥有东部海岸最大的天然良港,并且具有建造联系中西部水运线(伊利运河)的雄厚资本。匹兹堡成为钢铁之都,因为根据美国的煤炭、铁矿、河流和湖泊的分布,在那里生产钢铁成本最低。在铁路运输时代,芝加哥注定要成为美国的交通重镇和世界肉食品集散中心。德克萨斯是油都,而电力的使用则决定了铝只能在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河畔生产。 1900年1月1日,美国12家最大的公司是美国棉油公司、美国钢铁、美国炼糖公司、大陆烟草、联邦钢铁、通用电气、国家铅业、太平洋邮电、人民煤气、田纳西煤铁、美国皮革和美国橡胶。212家公司中有10家是自然资
3、源型公司,可见本世纪初的经济仍然是自然资源经济。 这份名单让人感兴趣的地方还有,除了通用电气公司至今仍“健在”之外,其余公司都只能残存于别的公司之中。这11家公司没有能以独立的实体进入下个世纪,寓意是显然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充满活力的新兴小公司将不断地取代那些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大型老公司。 同样的情况在美国之外也发生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英国的煤矿下:辛苦劳作的工人有100多万,占劳动力总数的6。煤炭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使世界运转的动力。今天,依旧是那些矿井,但只有不到3万人在那里工作。 在1917年制造业正处于上升之势时,按当时资产计算,最大的20家工业企业中有1
4、3家依然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公司,这20家公司是美国钢铁、美孚石油、伯利恒钢铁、阿摩公司:斯威福特公司、米德威尔钢铁与军械、国际哈维斯特、杜邦公司、美国橡胶、弗尔普斯道奇、通用电气、阿纳康达铜业、美国冶炼、辛格缝纫机、福特汽车公司、威斯汀豪斯(西屋)、美国烟草、琼斯劳林钢铁、联合碳化物和韦尔豪泽。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阿根廷和智利等自然资源充足的周家是富国,而像日本之类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则注定了贫穷的命运。19和20世纪里的所有富国都是拥有自然资源的国家。 一旦一个国家变成富国,便有保持其富国之势。收入越高,储蓄越多;储蓄越多,投资越大;投资越大,投人生产的工厂和设备越多;投入生产的资本
5、越多,生产力越高;生产力越高,所能付出的工资就越高。对于那些富国而言,存在着一种良性循环,使它们更加富裕。随着国家的富裕,它们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和更高的工资水平。 相比之下,日本通产省1990年预测在20世纪90年代和2l世纪初最具有增长潜力的产业名单是:微电子、生物技术、新材料科学产业、电信、民用航空制造、机械制造与机器人、计 算机(包括硬件和软件)。这些都属于人工智能产业,它们可分布在地球表面的任何地方。至于它们到底分布在哪里,取决于谁拥有了足以创办它们的智能。 天赋的自然资源优势已不再成为一种竞争要素,因为现代产品所耗费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少。桥梁和汽车所需
6、钢材越来越少,而诸如计算机之类的设备却基本上不耗费什么自然资源。现代交通业的发展;已使资源能以较低的成本运送到任何需要它们的地方。日本是最好的例子,它拥有占世界主导地位的钢核、工业,自身却没有(炼钢所必需的)煤炭和铁、矿;在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 扣除一般的通货膨胀因素之后,自然资源的价格从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下降了60,可以断定,在今后的25年里还会下降60。原材料将会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更为重要的是,世界正处于材料科学革命的前沿,它将带来按需定制的材料。生物技术也将加速农业中的绿色革命进程。在21世纪,没有任何国家能仅仅靠拥有原材料而致富。 资
7、本优势也不再成为一种竞争要素了。随着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从纽约、伦敦或东京借贷。今天,曼谷的企业家所建造的工厂,资本密集度可同美国、德国或日本的任何一家工厂相媲美,尽管在他生活的国家里人均净收入不足上述三国的十分之一。事实上,以投资而言,已没有什么资本富国或资本穷国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并不必然在富国生产,富国的工人并不必然占有更多的资本,也不必然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水平,或获得更高的工资。 在人工智能产业时代,资本与劳动力之比不再成其为有意义的变量,因为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整体差别已不复存在。技能、知识与入力资本,都是由产生有形资本的同一投资基金创造出来的;原劳动力(指放弃闲暇的意愿)
8、依旧存在,但其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已大为降低,并且,在全球大量贫穷的失业工人存在的情况下,原劳动力可以很便宜地买到。 如今,知识与技能正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而凸现出来,成为20世纪后期经济活动分布中的决定性因素。硅谷和128公路之所以座落在它们现在的位置,仅仅因为那里是智能集中之地,此外则一无可取之处。 随着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于20世纪的问世(其首例当推德国的化工业),对新产品的有意发明显得日渐重要。那些新产品的发明者将在新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期生产这些产品,并得到高额利润和工资。最终,这种生产会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但到那时,产品就成为劳动力密集型的低收入、低利润商品。纺织业是典型的例子,它曾是推动
9、英国和美国工业革命的带头力量,但今天,它已成为标准的第三世界加工业产品。 所谓的“产品周期”也已不复存在。逆向工程技术加上跨国公司将其技术向产品成本最低地区转移的趋势日渐加剧,使新产品技术就像资本和自然资源一样,能够迅速地传到世界各地。新产品技术授权应用之处不一定是其发明地,使用者也不一定是其所有权持有者。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摄像机和录像机(由美国人发明)、传真机(由美国人发明)以及激光唱盘机(由荷兰人发明)的情况。当这些产品步入商品化、产业化和盈利阶段时,它们全成了日本产品,尽管日本人并未发明其中任何一种产品。如果一个国家只是单纯的产品发明者,而不同时是其低成本生产者的话,它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
10、微乎其微。技术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但与新产品技术的领先相比,生产制造技术的领先更为重要。 低成本生产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与工资有关,但从更深层次看,成为低成本生产者意味着成为生产制造技术的主人,意味着不仅拥有了相关的技艺,知道该如何把新技术组合到一起,而且拥有了生产过程的管理能力。要想成为生产制造技术的主人,成功的企业必须把其发明、设计、生产、销售、后勤以及服务等众多环节管理好,组成竞争对手难以企及的严密网络。成功的奥秘不是劳动力或资本的堆积,甚至也不是管理上的集成。而是整个组织的技能基础、正是它将上述诸多行为环节整合成一个低成本的系统。 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常常使人觉得,似乎所有人都可以此贸易中获
11、利,但从技术上看却并非如此。从比较优势中获利国家的总收入的增长,将以这些国家中某些企业的亏损为代价。这一理论的真正含义在于,那些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的企业,能够从其行为中获得额外的利润,以补偿那些在国际贸易中亏损的企业。如果这种补偿未能真正兑现(它还从来没有兑现过),那么那些亏损企业就有理由反对国际贸易。在经典理论看来,这种亏损是微不足道的。首先,它假定存在完全就业,自由贸易不会把任何人推向失业的深渊;其次,转移成本被假定为零,在不同地区、行业和公司之间被迫转换工作的过程中,不会有某些地区、行业或公司的物质、人力资本会遭受损失;第三,收益被假定为处处均等,每一行业的人力或物质资本的收益率都是相同的
12、,不论哪一公司或行业,工人自愿放弃的每一小时闲暇,都可获得同样的工资。因此,被动地转换工作不会对工资产生太大的改变,如果存在什么变化的话。 在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中,政府在决定产业布局方面不起任何作用,由资源票赋和因素比所决定的“正确”地点适用于一切投资。如果一切都在“正确”地点进行;世界的总生产就会达到最大化。因此明智的政府都知道,任何改变企业自选场址的企图,都只会佼经济活动落实到“不适当”的地点,增加无效支出,阻碍经济发展。 这一系列信念导致了米切尔波斯金(乔治布什总统之没济顾问团主席)的不朽名言: 一个国家到底是生产马铃薯片还是计算机芯片,并没有什么差别。 但所有这些假设中,没有任何一项是
13、当然正确的。贸易能导致失业,那些在进口增加的情况下失业的人,往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无法摆脱失业状态。虽然从理论上讲,政府可通过刺激经济增长避免高失业率,但政府一般不会这样做。人们在不同地区、行业或公司之间的流动是有转移成本的。从经验上看,工资和资本的回报率即使是在长时间内也不会均等。 1992年美国每小时的人均工资,从卷烟加工业的20.68美元和啤酒制造业的1970美元,到女装制作业的5.94美元和餐饮业的529美元不等。如果将附加福利也包括在内,这些差别还会扩大四分之一。1992年,普通股权益的平均回报率,制药业是27,而建筑材料业则是一26。如果看公司而不是行业的回报率,差距还会更大。
14、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差别会持续存在下去。现实世界的经济是动态的,永远不会固定在某种等工资、等回报率的均衡状态。制药业之所以成为一个热点政治问题,主要是因为几乎在整个二战之后,制药业的投资回报率一直最高。石油业的工资一直高出平均水平(多出29),而家庭服务业的工资则一直低于平均水平(少36)。 工资并非单纯地取决于个人的生产率。同样是拥有博士头衔的大学经济学家,在美国工作就会比在英国工作挣的钱要多。他们(英国经济学家),的知识并不比我们少,但其创造的收入却比我们少,因为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整个集团生产率比我们低。任何个体所拥有的知识的价值,都取决于它在整个系统中被运用的智力程度-即购买者和其供应者
15、吸收知识的能力。 这些事实并不改变国际贸易产生净利润的结论,但它们也意味着总亏损和亏损者数量是相当大的。如果赢利者真的对亏损者作出补偿,他们将丧失所获利润的大部分。亏损者常常数量很大,且会失掉他们大量的收入。因此,奋力抗争以抵制朗种损失并非不合情理。 当依赖于研究、开发和人类技能的人工智能产业占据系统的主导地位时,问题就会更加复杂。投资者不会只对某套固定的投资机会作出反应。研究与开发投资创造出一系列产业发展的可能性。各国不会具有相同的投资机会。 未来的产业需要创造,它们并不是现成的。将来,各国必须对那些能创造出一系列人工智能产业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投资,只有这样才能为国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和更高的生活
16、水准。相比而言,自然资源产业基本上是先天注定的,你要么出生在一个自然资源富足的国家,要么不是;而人工智能产业却非先天的,若在创建这些产业时不付出努力、没有必要的投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坐享其成。 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有效,但一个国家的优势是由其所作所为-更准确地说,是其做何种投资-创造的。如果某一国家没有必要的技能基础,比如在微生物学方面的博士,就不可能拥有自己的生物工程产业。 美国的观察家们常常担心低于平均工资水平的服务行业的过度增长,这尽管可以理解,但并无必要。在历史上,我们的统计数据一直把产业划分为为农业、矿业、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其中服务业是一个庞杂的、包括了其他四类不能含括在内的所有
17、产业。由于过于庞杂,服务业已是个没多大意义的门类称呼。平均来说,服务业的工资收入要比制造业的低三分之但某些服务行业,如金融业和医疗行业,其工资收入在整个经济系统中是最高的。 真正值得担心的问题不是服务业的增长,而是经济能成功从低工资、低技能产业(在我们标准的统计分类中,每一类都存在这种行业)向高工资、高技能产业(在标准统计的每一门类中也都同样存在)的转移。1900年,美国12家最大的公司中有两家(太平洋邮电和人民煤气)是服务行业公司;时隔90年之后,被日本人认为最有发展潜力的产业中,也有两个(电信和计算机软件)属于服务行业。一个国家在未来的成败盛衰,取决于它今日是否成功地实现了向人工智能产业的
18、转变,而不是某一个产业部门的规模大小。 在人工智能产业时代,世界经济处于永无止歇的转变之中。不会存在由于缺乏技术革新而使竞争拉平工资和投资回报率的时候,也不会有所有经济活动都同样地有利可图,做什么都无关紧要的时候。使回报平均化的长期市场力量肯定存在着,但某些公司与产业高于平均水平的工资和资本回报率,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它们能做到这一点,凭借的是其产品在同类技术领域里迅速地更新,使那些置身相关产业之外的公司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跟进(发展必要的智能和技能需要时间)并分享这些新兴经济活动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当其他人进入这些领域,他们实际上已开始从这些新的经济活动中退出,转而开发那些更新、回报
19、更高的经济活动去了。 如果进入的成本壁垒高,赶上市场领先者必要的时间就长,例如,欧洲的空中客车企业需要20多年的时间才能赶上美国的飞机制造业,它将耗费260多亿美元的公共基金。 经济学家的均衡概念在确定经济力量的长期方向上是有用的,但不适用于描述某一时刻的现实经济状况。经济每时每刻都在短期的动态不平衡中运行,虽然朝向平衡发展,但由于动态变化相对于达到平衡所必要的时间如此之快,短期的不平衡阶段永远也不可能成为长期的平衡阶段。 这种不平衡阶段,常常有取得很高工资和很高投资回报率的时候。由于在微处理机制造方面保持着领先一代的优势,英特尔公司的利润率达到了销售额的23,资产净回报则罚17,尽管它必须要
20、花费近5亿美元去纠正奔腾芯片中的一个缺陷。由于在软件方面领先一大步,微软公司1995年的净收入达到销售额的24。“这些高于均衡回报的收入给比尔.盖茨带来了150亿美元的净资产,使尚不足40岁的他一跃而成为美国的首富。 这类回报不会永远保持下去(它们在经济学中被称为非均衡准租金),但可持续许多年英特尔公司获得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已有十多年。这些获利机会就,像是发现黄金国的现代翻版。但它们是永久的财富之源,不会像金矿一样在最后一盎司黄金被发掘殆尽之后就消失了。个人和国家的财富都将由此而生。 如果一个公司或国家希望在技术上保持领先地位以便能不断获得非均衡状态下的高工资和高利润,那么它就必须参与到人工
21、智能产业的革命进程中去,占据有利的位置,充分利用不断出现的技术、经济革命。被迫退出这类产业的代价,不仅仅在于要把人员和资本从某一产业、地区转移到别处,或者者是被解雇人员再就业获得的低工资的代价。从短期和中期来看,真正代价是失去了在保持其新技术领先地位时所能获得的高工资高利润。从长期来看,代价则是被关在未来发展的大门之外,无法参与新的高工资、高利润机会的角逐。没有生产随机存储器芯片能力的国家将不可能制造微处理机。 如果自然资源在人工智能产业的世界里已无力主导经济活动,如果要素比在国际资本市场和后勤供应网络的世界里已经效,如果新产品来得如此之快以致于劳动力和资本市场永远有足够的时间达到均衡,如果转
22、移成本过大,如果持续的高失业率是一种世界范围的生活事实,那么,现实的世界就已远不是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所能解释的了。贸易仍能产生巨大的净利润,但利润如何分配,谁获得利润,谁承受损失,便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 技能:长远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源泉 随着其他事物不再成为竞争要素,知识成为长远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然而,知识只能由个体的技能表现出来,正如其他一切因素一样,知识与技能也将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但流动比其他因素要慢。教育和培训的周期很长,许多相关技能在正式教育机构是学不到的,特别是那些生产性技能,只能在生产环境中习得。掌握半导体设计理论比较容易,但要实际制造出达到预定公差范围内(小于半
23、个微米)的半导体却相当困难。 今天的运输和通讯技术可使第一世界的熟练工人能够有效地同第三世界的非熟练工人协同工作。技术含量高的部件第一世界生产,然后运送到第三世界,与那里生产的低技术部件组装在一起。将第一世界的熟练工人和低工资的第三世非熟练工人结合使用,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使一些第一世界的熟练工人获得的工资收人高过他们与高工资的第一世界的非熟练工人一起工作时的工资收入。 研究与设计技术可以通过电子手段从第一世界引进,销售情况可以很快地传给第三世界的工厂,零售商们也都知道产品的产地对于发货的速度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即时通讯和快速运输意味着市场需求能有效地从地球另一半的产地得到满足。 跨国公司
24、是这一过程的中坚力量,它们的诸多决策,如在哪里发展并保持技术领先地位,决定了大多数最佳工作机会的地点。跨国公司把其高薪领先技术放在美国,并非因为它们碰巧都是美国公司,而是因为在美国开发这些领先技术的成本最低。能为公司开发领先技术提供最低成本的国家,将是那些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以及基础设施(如电信系统等)等获取领先地位所必需的方面投资最多的国家。国家财富将流向那些技能群集、彼此促进的国家。 必须建立能把全球技能集中起来的组织并予以妥善管理;那些有能力把全球范围内必要的技术组织在一起的人将有可能成为收入最高的知识型工作者精英中的精英。 过去,只具有第三世界技术水平的第一世界工人能够获得超额工资,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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