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对北京市两社区拆迁改建的调查分析.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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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对北京市两社区拆迁改建的调查分析(作者:_单位: _邮编: _) 提要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两个社区拆迁改建情况的分析,着重探讨了拆迁改建对动迁居民就业与生活的影响,以及居民对这个事件的能动反应。本文通过假设及分析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以后,拆迁改建从单纯的政府行为过渡到政府引导下吸入商业资本的市场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动迁区域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动迁居民的生活与就业同时面临着机会与风险。对动迁居民,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会使迫使他们向城市社会经济的边缘迁移从而遭受社会排斥,但这个过程
2、不是被动的,而是动迁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做出能动选择的后果。 一、缘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型、过渡。在这个所谓“革命”的过程中,一系列社会经济制度都面临着改变、转型、创新,城镇居民住房制度也是其中之一。但市场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社会问题。城镇居民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如此,它在盘活住房市场、拉动消费、增加GDP 、改善居民住房条件的同时,却对城镇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苦无良策,不仅如此,住房的市场化对城市化、城市建设、就业、社会分化、社会保障等方面又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为了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解决城镇居
3、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住房福利政策,如1994年开始的安居工程(后演变成经济适用房政策)、1998年的廉租房政策等。 对于北京这个特大城市来说,虽然由于历史、政治、文化等原因在全国处于比较特殊的位置,但它在住房市场化、城市建设及其他的改革措施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另外,北京的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有相当部分居住在旧城区,而旧城区是北京城市建设过程中拆迁改建的对象。拆迁改建,既是房地产市场化、商品化以及城市建设的过程,同时也是居民变换居住地、社会关系重组、社区生活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涉及到社会保障、福利住房、社会救助、社会排斥等一系列政策问题,又会涉及到社会变迁、社区重建
4、、人群分化等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这成为此次调查研究选取研究对象的出发点。 本项研究既是“社会保障课题组”在对整个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一项国际合作研究。伦敦经济学院Hyun-bang SHIN博士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参与了研究的设计与执行的全程2.同时,他还在韩国的汉城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作为北京研究的对照与参考。 二、假设、目标、方法、过程与主要概念界定 本次研究是一项针对特定社区的个案研究。在熟悉相关材料的前提下,本次研究提出如下假设性陈述: 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旧城区的拆迁改建总体上讲是与房地产的进一步市场化密切相关,同时,这个过程也受到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影响。进
5、一步讲,住房制度改革又是在80年代中前期开始的引进外资、放开市场(包括商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取消计划供应体制、企业改革等城镇改革过程中的一部分。 二、旧城区居民在拆迁改建的过程中,一方面原有的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影响着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变动中的行为,同时,这种变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又改变了他们的原来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居民是能动的个体,在面对政府、市场等外部结构性压力下,他们不断地调整自身的行为,力图达到预期的目标。本研究将以居民户为单位,讨论这种能动性。 三、对旧城区的低收入群体来讲,拆迁改建既可能是改善生活、更好地融入社会的过程,也可能是丧失既有生计、更易受社会排斥的边缘化过程。无论是前者还后
6、者,这个过程都不是被动的,而是动迁居民能动选择的结果。 本研究的目标是通过实地的调查研究及资料分析,讨论以上研究假设,同时挖掘出其他一些深层的问题与潜在的规则,以供同类研究之间的比较参考,以及为将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更为针对性的假设。 本研究在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街道选取了两个社区作为具体观察点,这两个社区均处于部分已拆迁、部分待拆迁的变动过程,有利于观察到各种可能的现象。在访谈户的选取上,本次调查主要选取低收入户、困难户作为访谈对象,同时兼顾其他收入层次的户。 本研究从2002年9月起开始筹备设计;2003年8月5日进入东直门街道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历时一月左右,调查方法包括主要有召开座谈会、访谈
7、官员及入户调查。 本文将涉及到以下主要概念,下面将逐一界定、解释。 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由政府推动的、逐步改变原有城镇住房体制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80年代的售房试点、提租补贴、优惠售房,以及90年代以来的以售带租、住房商品化、住房分配货币化等。 拆迁改建:指城镇化与城市建设的过程中拆除旧城区内的建筑,迁移拆除区内的居民,重新规划建设的过程。 居民户:本文的居民户不是指户口薄上登记的居住单位,而是指在一起居住、一起共灶吃饭的居住集体。由于居住条件及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住在一起的不一定属于同一户(家),而一户(家)也并不一定居住在一起。一般来说,居民户内成员间具有比较密切的
8、亲缘关系,是家庭的扩大或缩小。为了方便,实地访谈中以居民户作为调查单位。 低收入群体:本研究按2003年北京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其在对1000户城镇居民家庭的调查中,将居民家庭5等分,即“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为6820.9元(第180页),中等偏下收入户为9666.5元,中等收入户为11347.2(第180页)。对住房消费来讲,低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收入户面临的压力是差不多的。本次调查将低收入户与中等偏下收入户统称为低收入群体,将人均年收入在10506.9元以下(人均月收入在875.6元以下)的户3定义为低收入户,生
9、活在低收入户中的居民构成低收入群体。这样,以一个三口之家为例,如果夫妇都有工作,则他们的月收入应在1313.4元以下;如果一人下岗,则另一人的月收入应在2626.8元以下。 社会排斥:既指个人及家庭由于群体特点而享受不到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与机会,又指个人及家庭被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的过程。 三、背景 1、建国后北京市拆迁改建的历史与政策过程 建国后北京市的拆迁改建一方面与北京作为全国首都这个特殊的位置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整个国家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后来的市场化政策的相关。 建国以后,由于历史原因,北京市没有走在原内城之外再建新城的分散化城市发展道路,而是让内城继续承担了政治中心和部分经济、文化
10、中心的职能,陆续在城市内布局了大量的公共建筑和民用住宅,又由于建国初到50年代后期的在城市内大办工业、大搞建设,城内的人口密度持续升高,致使1960年北京市的人均住房面积降到了3.24平方米,为建国后的最低点(丽凌,1998)。同时,在此期间,由于“十大建筑”及其他公共建筑的兴建,占用了大量的私人住宅,出现了一批拆迁居民。在本次调研的东直门街道,就仍然居住着当时从北京站、外交部、东单等地拆迁来的居民。 城市人口增加对当时的重工业化战略及城镇居民的计划供应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压力,再加上“大跃进”时期大量农民进城搞建设,以及隨之而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部分导致了劝退几百万农民回乡及知识青年“上山下
11、乡”的“逆城市化”过程。在这个大背景下,北京市在六十年代又兴建了一批新的住宅以及在70年代成片改建住宅区的政策,使得北京市市民的住房条件有一定改善,到1978年北京城市人口的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55平方米。但七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初的知青返城又增加了北京市居住的压力,由于过于拥挤以及几代人共居一室的现象严重,很多平房的住户基本上都在原来房子前或旁边搭起了自建房,而当时的政策默许甚至鼓励这种做法。“自建房是自家拿钱,房管所来人帮你盖”(访谈户2)。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城市开始了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与此相一致,政府也在酝酿城镇住房制度的改革。正像农民有了钱先盖房一样,城市改革开始后政府与企业也
12、加大对城镇住房建设的投资。 与此相一致,80年代是北京住房建设稳步增长的时期,年均住宅竣工量稳定在500万平米左右,虽然人口在不断增长,但人均居住面积也在稳步攀升。(见图1、表1) 概括地讲,80年代北京市住房建设主体仍以政府与单位为主,在危旧房改造上基本仍以政府投资为主,但建设的主体逐渐由政府向所属的开发公司转移(丽凌,1998)。90年代,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国对外开放及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加快,私人投资尤其是外资大量进入国内的投资市场,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资金注入房地产业,在宏观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并在随后几年出现了房地产投资过热的势头。大量私有资本的注入不仅构建了国内的资
13、本市场,而且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房地产业、商品市场、国有企业改革、人口迁移以及本文所讨论的住房制度改革及城市拆迁改建(温铁军,2003)。 北京市的住房制度改革以出售公房为突破口,1992年全市房改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其中包括出售公有住房,逐步提高房租,允许个人购买商品房等,住宅建设向市场化转轨。国发1998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了变实物分房为货币分房的政策精神。1999年9月1日,北京市委、市政府联合颁布了关于印发北京市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了“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加快住房商品化”的政策要求。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催生及
14、深化了北京市的住房市场。 而90年代北京市的拆迁改建过程与宏观的政策环境及住房制度的改革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1990年北京市政府第八次常务会议做出了加快北京市危旧房改造步伐的决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大量外资进入北京房地产业,投向城区危改,突然增多的资金来源加大了危改进程。由于危改的部分权利下放到区县,区县的危改的工作以招商引资为重心,致使此后几年的危改鲜明地体现了资本逐利的特点,一方面大量的“黄金地段”被抢先开发,另一方面不合资本口味的但亟需改建的区域却迟迟得不到拆迁改建(张成,2000)。因而,危改的进程在1995年后处于下降的趋势,到达了不符合资本需要的困难期(图2)。但从上世
15、纪末开始,一方面由于住房的市场化降低了开发商的成本与风险,另一方面,北京市“十五”将危旧改列入重点计划项目,再加上入世与申奥的成功,使得危旧改在近几年又加快了进程(周乐,2002)。 2、东城区与东直门街道的拆迁改建 东城区是北京的四大城区之一,平房多,老小区多,又处于城市的中心位置,是北京市拆迁改建的重点区域之一。从1990年至1995年,东城区先后确定了三批危改项目,总计41片,其中旧城内27片,旧城外14片。但规划归规划,危改项目还受到资本的影响,到1996年,规划中的项目仅启动19片,未启动达22片(魏科,1996)。自2000年开始,东城区和其他城区一样,受市场化及建设现代城市、国际
16、化大都市思想的影响,也加快了拆迁改建旧小区、建设现代商务居住区的进程。例如,东城区确定了从2000年开始建设以王府井为龙头向四周辐射、面积约5平方公里的首都“中央商业区”(2000年1月1日北京晚报)。 东城区东直门街道办事处位于东城区东北部,因地处东直门而得名。辖区南北最长3114米,东西最宽1080米,总面积2.5平方公里,辖大街5条,有14个居住社区。 东直门在城市建设上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一、解放以后到50年代末。在这期间,建造了“十大建筑”之一的工人体育馆,同时也建造了一些“十大建筑”工人住的简易房。除这些工人外,一些拆迁来的居民也住在这些简易楼里;二、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主要建
17、设了一些居住小区,如十字坡东里、十字坡西里等;三、90年代以来。由于东直门处在一个开发区的位置,能够吸引到较多的投资,所以这期间陆续建造了一些宾馆、饭店、写字楼,如保利大厦、港澳中心、亚洲酒店、东湖别墅等。但是,除了这些极具商业价值的地段外,一些比较拥挤、需要改造的地方由于拆迁成本高(主要是给拆迁居民的补偿高),又相对不具有商业价值的危旧小区虽然在改建的规划之内,但却由于迟迟不能吸引开发商的投资而得不到拆迁改建。本文所调查的两个社区就是这种情况。 由于宏观环境、北京市“十五”规划以及相关政策(尤其是住房政策)的影响,东直门街道在近几年来加快了拆迁改建的步伐。交通枢纽的建设,靠近CBD (核心商
18、务圈)的优越位置,带动了一批高档公寓、写字楼开始动工建设,有名的如万国城、海晟、东方广场、聚龙花园等。而这些项目的建设使得原住居民绝大部分都迁走了,社会构成与人群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文所调查的两个社区正是受到这个大背景的直接影响下,部分拆迁改建但又部分保留待拆的两个社区:新中街社区与香河园社区。 3、两个社区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以新中街社区为主。目前的新中街社区是由五个居委会合成(包括两个家委会)的,是一个以平房及简易楼房构成为主的社区。此次调查以已拆迁及待拆迁的新西街、新中街及新东街为主。 拆迁区域的房屋是1953年至1955年间由国家投资建造的。居住其内的居民有如下几类:一是解放前后
19、在此居住的农民;二是解放后申请住到这里的无房户;三是参与五十年代“十大建筑”的工人;四是20世纪50-60年代北京市内搞建设从其他地方拆迁过来的居民,此次受访谈的居民户就有当时从北京站与东单等地拆迁来的;五是60年代以后单位分配或自愿调换而到此地居住的。 也许国家修建这片简易楼时并没有将这些房舍当成几十年的居所。 “我家是56年盖外交部时搬迁过来的。当时说这个房子就住5年,现在都快50年了。”(受访户2) 由于建筑质量不高,又经过近50年的使用,大多数房屋的墙片脱落,屋里阴暗潮湿,很多已是危房。同时,由于人口的迁移与自然增长,几乎每家每户都在门前屋旁搭起了自建房,这些房子大小不一,高低不齐,使
20、得道路狭窄,交通不便。 “这里面没有路,有病了,救护车都进不来;着火了,救火车也进不来。”(受访户8) 即使如此,这里的住房仍旧非常紧张,大部分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都在10平方米以下,相当一部分的居民在5平方米以下。 新中街社区的总人口为4151人,由于拆迁及其他原因,现有的常住人口为3403人。从居民的职业构成来看,大部分居民以前都是国有企业的职工。据社区主任介绍,在国企业工作的占到80%以上。这些居民属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企改革首当其冲的群体。 “国有企业、工厂,从95年以后,减员增效也好,旅游城市也好,企业慢慢就破产了,迁走了。企业迁到郊区之后,很多的工人(企业)就不要了,一是上班比较远
21、,另外是很多都是岁数大了的,(企业)在当地就可以找农村的劳动力,这也比城里的劳动力便宜。”(社区干部访谈) 下岗失业之后,很多还处于劳动年龄的社区居民,或者靠打零工,或者依赖于北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度日。与此相关的是,居民的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各种文化程度人数的百分比为文盲4.5%、小学13.5%、初中37.7%、高中36.1%、大专及以上6.4%;居民中,在职人员占总人口的38.4%,离退人员占22.7%,失业人员占8.4%(表2)。 从1999年12月开始,新中街社区的一至四条被拆除,拆迁343户,动迁居民867人。拆迁完之后建造了高档公寓楼“阳光都市”,住房的销售均价在8000元以上。在
22、343户拆迁居民中,绝大部分都外迁了,只有20多户回购4了阳光都市的房屋,但由于承担不起各种费用,现在居住在里面的原住户只有6户,他们将新房转租他人,自己另租比较便宜的住房。外迁居民户基本上迁到正东、东北、东南的新型小区内,绝大部分户都迁到四环以外,有的迁到五环以外(图3)。在此次调查研究中,在外迁户中选取了迁到东四环外的康家沟小区居民进行了访谈。 自从1999年12月一至四条拆迁之后,今年(2003年)东直门街道又启动了新一轮的拆迁,虽然拆迁工作人员已经丈量了房屋的面积,入户登记了拆迁区内的人数,但是具体的拆迁日期还没有定,老百姓都处于等待、议论、猜疑、四方打听的焦急状态中。对于大部分居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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