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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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对经济的影响(作者:_单位: _邮编: _) 【英文标题】Beyond the Bagu Training:Educ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Economy in Ming-QingJiangnan 【内容提要】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到底具有何种影响?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明清江南的情况为例,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文对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及大众教育的内容(特别是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培养)、教育对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与以往的看法相反,科举应试教育并非明清教育的全部,而明清江南教育
2、的发展和普及对于明清江南经济的成长和江南经济成长模式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英文摘要】What role education played in pre-modern societies is an issue in dispute. The central theme of this case study is that the Bagu training, aiming at the civil examination and concentrateing dexclusively 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did not tell the whole
3、 story of education in Jiangnan (the Yangzi Delta)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times.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both elite and popular education in Ming-Qing Jiangnan,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cquirement of ability of reading, writing and calculating, which was key to the commerc
4、ial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for the young people in all social strata. Finally,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education not on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in the shaping of the Jiangnan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关 键 词】明清/江南/教育/经济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587(2004
5、)-01-0001-14 一、前言:科举应试教育是否明清教育的全部? 在近代社会里,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法、英等西方先进国家自十九世纪率先开始实行义务教育,造就近代经济所需要的各种人才,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注:立法实行义务教育的时间,在法国是1806年,英国则是1876年。)在今天的我国,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迅速进展,“要致富,先治愚”这一形象化的口号,也成为了许多地方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到底具有何种影响?人们对此问题的看法颇不明确。一般意见倾向于认为:在近代以前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等经济活动中,由于技术落后,组织简单,因此从事这些活
6、动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因此经济活动与以知识传播为主旨的教育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十分疏远。同时,在近代以前的社会中,通常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接受教育,教育的内容亦与经济活动隔离甚远,因此教育对经济发展也起不到多大作用。在西欧,直到工业革命时代,推动科技进步和制度变革者主要也是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士。因此整个社会的教育问题似乎与经济发展并无直接的关联。 在以往的明清史研究中,上述情况特别显著。按照以往流行的看法,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教育是一种仅止局限于少数人(主要是上层社会的男性)之中、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这种教育非常僵化和刻板,内容与社会实践毫无关系,使得受教育者“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
7、会在八股文中讨生活,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创新精神,从而妨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制度的变革。中国之所以未能如西欧那样走向近代化,这种教育被视为罪魁祸首,自戊戌变法开始,直到今天,一直受到猛烈的抨击。因此明清的教育就是以八股文为特色的教育,而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大敌,这已经成为一种似乎无须讨论的共识。 然而,到了20世纪末叶,随着对中西历史认识的深化和西方中心论的破产,一些学者发现上述共识实际上尚未经深入的论证,因此并非定论。同时,我们也发现上述共识包含着许多难以解释的矛盾。例如,江南是明清中国科举应试教育最发达的地区,科举功名之盛,甲于天下(注:本文中的江南,其地理范围我已
8、作过界定,包括明清的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大体相当于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而非广泛意义上的“江南”。详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厦门),1990年第4期。),但是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和出科技人才最多的地区(注:有关情况详见本文第三节。)。其次,明清江南虽然为功名而苦读者数量众多,但是从明清史籍中可见到更多的人读书并不是为功名,而是为以后从事工、商、医(生)、幕(友)、讼(师)乃至农业等工作,他们所受的教育在方式上也并非与科举应试教育一样,而是使用不同的教材,采用不同方法。再次,这个明清中国科举应试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却成
9、为了中国近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直至今日还是如此。这些都提示我们:明清中国教育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我们的了解还很不深入,尚待进一步研究。无论如何,以前那种把明清中国教育等同于科举应试教育的看法,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看法。这种科举应试教育,并不足以代表明清中国教育的全部。 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要对近代以前中国的教育作一简单界定。杜熙德(Denis Twitchett)指出:“我们经常错误地从其表面价值上接受了中国文人的观点,即识字完全是为学习儒家经典打基础。倘若以此标准来看,中国识字的人确实非常有限。然而毫无疑问的是,此外还有非常多的人,尽管按照经典学术的标准来说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但无论如何是识
10、字的。”(注:Evelyn Rawski: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1979年,第23页。)由此而言,中国的传统教育并未局限于少数人中。由于宋代的“教学革命”和印刷术的普及及其所导致的书写规范化,中国的民间教育在“质”与“量”两个方面都有颇大发展。(注:让-皮埃尔戴仁:中国的读书写字和木板印刷,收于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法国汉学,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一发展为明清民间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奠定了基础。至于这种教育是否全然脱离社会实践,也还有待进一
11、步讨论。因此到了明清时期,教育决不只是限于少数人的应试教育了。我认为:根据所追求目标的不同,可以把明清时期的教育大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科举为目标的教育(我称之为精英教育),另一类则是追求实用的教育(我称之为大众教育)。这两种教育在教育的对象、目标和内容上都有颇大区别。因此在讨论明清教育问题时,不能只把前者作为教育的全部。 鉴于江南是明清中国教育最昌盛的地区,因此其情况对于明清江南教育研究意义尤为重要。那么,明清时期江南的教育情况如何?它对于经济起了什么影响?这是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问题,但遗憾的是以往对此研究很少,因此很有必要作一专门讨论。 明清江南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大众教育问题)
12、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题目,但是限于史料(特别是数学教育等方面的史料)的匮缺,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近年来,一些学者(特别是罗友枝、梁其姿)在此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为进一步发展此项研究奠定了基础。我在过去关于明清江南人力问题的研究中,也谈到了教育问题。本文以我过去的研究为基础,综合学界现有研究成果,力图对明清江南的教育情况作出一个更为全面的描述,并与我本人对明清江南经济史的研究相结合,讨论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 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科举是进入统治阶层和上流社会的主要途径(或者说是“正途”)。因此,精英教育对当时的社会各个阶层都具有巨大的吸
13、引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就使得读书受到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并且有力地激发了各阶层人民的读书之风。 (一)精英教育的内容 以八股文写作训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本文称之为科举应试教育)是明清江南精英教育的核心,本文对于这一点并没有异议。我们在此想要讨论的问题是:首先,到底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否只限于八股文写作训练?其次,这种科举应试教育是否就是精英教育的全部? 首先,我们要指出:八股文写作训练(以及与此相成表里的儒家经典学习)是科举应试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其全部。明清的乡试和会试,考试内容除了经义和八股文外,还有史、策、论、判、诏诰表乃至律诗等。具体选取哪些内容,在明清时期不断变化。乾隆
14、五十二年(1787)定制,确定乡试和会试均三场,第一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试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其中的策一项,最值得注意。明代规定乡试和会试的策每道限三百字以上,而从现存的会试试卷来看,实际上往往长达一二千言或甚至更多,比八股文的规定字数多得多。(注: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新华出版社(北京)1993年,第76-77,87,98页。八股文的字数规定,时有变化。万历八年(1580)规定经义每道限五百字以内,过多者不予誊录。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每篇字数限在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1778)曾为七百字,超过概不录取,遂为定制。)策的内容为对现实问题而提出的
15、对策,务必翔实。洪武二十四年(1391)定考试文字格式时对此下了明确的界定:“凡对策,须参详题意,明白回答,如问钱粮即言钱粮,如问水利即言水利,孰得孰失,务在典实,不许敷衍繁文。”(注:大明会典卷七七科举通例,转引自张希清: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第98页。)因此如果不掌握关于财政、地方行政、水利、边防等方面的必要知识,要通过乡试和会试是不可能的。 此外,明清科举应试教育以宋明理学为核心,而宋明理学的一个特点就是讲究“数术之理”,即将“理”、“象”、“数”三者密切结合。项麟说:“盖天地之中,有理斯有象也,有象斯有数也,有数斯有据也。”因此要掌握理学,就必须具有相当的数学知识。对此,大数学家朱载堉说得
16、非常清楚:“夫术士知而未达理,故失之浅。先儒明理而复善其数,故得之深。数在六艺之中,乃学者常事耳数非律所禁也,天运无端,惟数可以测其机;天道至玄,因数可以见其妙。理有数显,数自理出,理数相倚而不可相违,古之道也夫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理由象显,数自理出,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凡天地造化,莫能逃乎数。”(注:朱载堉:律历融通卷三、卷四,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石家庄)2000年,第339页。)也正是因为理学与数学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时期西欧国家天主教会选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时,都特别注意选派那些精通数学的人,法王路易十四的告解师拉雪兹(Fra
17、ncois de La Chaise)更明确地促成“国王数学家”来华。(注: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155-158页。)而在理学熏陶之下并由科举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江南读书人如徐光启等,也成为了数学大师。因此,科举应试教育除了八股文写作训练外,还有不少其他内容。 其次,至少是从明代后期以来,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已不只限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在精英教育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除了历史、地理、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外,实用数学也是这种“经世致用”之学的一个基础。这一点,明代数学家吴继绶在算法纂要序中已说得很清楚:“而
18、今南倭北虏充斥于边陲,若何而将将将兵,若何而行师转饷,折衡决胜,焉能无算?编户齐民征徭逋负,当工役繁兴,司农辄为告罄,若何而取之缓之,不病国,不病民,焉能无算?肉食者遍巗廓,要以谋国,而见功堇堇何也,若何而旁招荐引,务在精白以承休,焉能无算?凡此皆今日之不容缓者,舍筹度,计算曷由哉?”而清代著名珠算家程大位,更认为社会生活各方面都离不开数学:“故圣人继天立极,所以齐度量而立民信者,不外黄钟九寸之管;所以定四时而成岁功者,不外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之数。以至远而天地之高广,近而山川之浩衍,大而朝廷军国之需,小而民生日用之费,皆莫能外。数岂不重已哉!”(注:程大位:书直指算法统宗后,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
19、实用算术,第346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世致用”的理念已经开始向教育渗透。明末大数学家李之藻说:“古者教士三物而艺居一,六艺而数居一,数于艺犹士于五行无处不寓”(注:李之藻:同文算指前编序,转引自劳汉生:珠算与实用算术,第347页。),清楚地说明实用数学应当是“士”的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明末以江南为主要活动地区的泰州学派领袖颜元,更提出教育要重实践(即“习行”与“践履”),而实践的内容不仅包括儒家礼教(“践履”),而且也包括对“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有关“器物度数”和“技击”、“艺能”的“习行”。而比颜元稍前的江南学者陆世仪,在教育应“切于用世”方面走得比颜氏还
20、要远。因此杨向奎认为“他陆氏所主张的学校制度,已接近近代规模。这不仅是道德教育,也不仅限于经义教育,而兼有科学教育,天文、地理、水利、兵法都是。而小学亦不仅识字教育,还有歌诗习礼。这比后来颜习斋的教育理想还要完备”。(注: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引自葛荣晋、王俊才:陆世仪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南京),1996年,第228、229、244页。)虽然陆氏提出的具体办学方案并未为社会广泛采用,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却反映了当时众多的社会人士对精英教育的期盼。 在这种“经世致用”思想所反映的社会风习的影响下,即使是在科举成功的人士中,也有许多人努力学习各种实用知识,以致明清江南科技人才辈出,数量为全国之冠。不
21、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还突破了蔑视“蛮夷”的传统的自大心理,对此时期传入的西洋科技知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积极的反应(徐光启就是其杰出代表)。 由于明清江南的精英教育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学习并非冰炭不相容,因此,明清江南受过精英教育的人士中,出了众多的优秀科技人才。其中最著名的科学家,有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李之藻(1565-1630年,仁和人),数学家项名达(1789-1850年,仁和人)、戴熙(1806-1860年,钱塘人)与李善兰(1811-1882年,海宁人),天文学家王锡阐(1628-1682年,吴江人)与陈杰(嘉道时人,生卒年不详,乌程人),天文气象学家王贞仪(1768-1797年,江宁人),
22、地理学家徐宏祖(霞客)(1586-1641年,江阴人)与顾祖禹(1631-1692年,无锡人),地理学家与人口学家洪亮吉(1746-1809年,阳湖人),医学家王肯堂(1549-1613年,金坛人)、吴有性(1528-1652年,吴县人)、叶天士(1667-1745年,吴县人)、徐大椿(1693-1772年,吴江人)与王士雄(1808-?年,海宁人),药物学家赵学敏(1719-1805年,钱塘人),等等。上面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人材,绝大多数都受过精英教育。明清时代中国最著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也泰半出于江南。在江南籍的技术专家和发明家中,有水利工程专家沈启(1496-1568年,吴
23、江人)、潘季驯(1521-1596年,乌程人)、陈潢(1637-1688年,秀水人),农学家张履祥(1613-1677年,桐乡人)与姜皋(道光时华亭人)、兵器制造专家龚振麟(嘉道时长洲人),化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徐寿(1818-1884年,无锡人),数学家与机械制造专家华蘅芳(1833-1902年,无锡人),等等。这些技术人才中的大多数也都受过精英教育。因此精英教育虽然是一种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以八股文写作训练为重要特色、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应试教育,但在科技人才培养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并不像过去所想像的那样,培养出来的都是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一类冬烘先生。 (二)精英教育的普及 因为明清江南
24、社会对读书做官极度重视,所以江南科举之盛冠于全国。虽然明清政府对进士名额实行地区分配制度,但是考中进士的人数,明代浙江居全国各省之首,江苏次之;而清代则江苏第一,浙江次之。(注: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62年,第227、228、239、240页。)而在江浙二省中,本文所说的江南又占了大多数。(注:在明代,苏、常、松三府囊括了江苏省进士的77。而在清代,苏、常、松、镇江、江宁五府及太仓州则包办了江苏省状元总数(113名)的86。见Ping-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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