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西对话视野中的当代翻译理论问题.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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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对话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翻译理论建设,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柏然 zhangboran_,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近年来显示出蓄势、 转折、求变、创新的特点。关于中西对话语境与中国翻译学学科建设、关于传统译论的现代转化,以及关于文化与翻译关系的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新进展。普遍主义与本土理论传统之争,文化研究冲击与审美经验在翻译学中地位的进与退,西方的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后学”话语的引入与对中国翻 译理论研究状况的现实思考,等等,是近年来的学术亮点。,一、20世纪:翻译的世纪,翻译学在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发展,到成为社会上众所关注的学科,再到新时期以来更新与求变的过程。 中国翻译理论研究
2、者在20世纪早期面对丰富的古代译论传统开始进行变革,开始引进西方的翻译理论和美学思想;稍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被接受、传播,并占据了主导地位;新时期以来,西方的各种思潮,特别是西方20世纪的翻译思潮再次影响中国的翻译理论建设。近年来许多文章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分析。其中有些强调中国与国外思想的关系;有些强调中国翻译学的内在建构过程;有些介绍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大学的教学体系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学院色彩的翻译学理论教科书的发展过程;有些则主要以翻译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翻译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等为线索,描述翻译学的变迁,等等。,对20世纪翻译学的种种描述和分析,都指向两个问题:
3、我们在建立新世纪翻译学时,可以借用、依赖哪些理论资源?应吸取哪些经验教训?翻译学学术界大体上可以认同的意见是,今天的翻译学面临着三种理论资源:西方美学与翻译批评传统;古代中国的翻译批评和翻译理论传统;“五四”以后形成的中国现代翻译学传统。在这三种资源的选择、侧重方面,有着不同的意见。 对于西方传统,对于西方美学与翻译学理论,过去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以前的、古代的西方美学和翻译理论研究较多,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的重点转移到西方翻译学的当代理论,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的理论上来。,对于古代中国的翻译批评和翻译学传统,许多学者认为,建构现代翻译传统需要利用中国传统资源。但是,在怎样对待传统资源方面,学术界有
4、着不同的意见。分歧不在于传统中国译学是否需要走向世界,并展开与世界的对话问题,争论似乎只在于中国翻译学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去与世界对话,是古典的价值和话语形态,还是现代的价值和话语形态?前者无须言谈,后者则需要进行现代转换。,传统中国译学如果不加阐释地去与具有当代形态的西方译学对话,其结果不仅是落差和错位,而且只能是另一种形式自说自话,所谓中国译学现代形态和对话机制的建立依旧是一句空话。开展中西译学对话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借助于“他者”的参照,由外在比较达于内在的超越,使中国译学由古典形态实现其现代形态的转换。由此而论,向西方人传达出一个不变的中国固有译学传统并不是翻译理论建设的根本目的。
5、我们应该在中西对话中重建关于译学的价值理解,重建一种具有更大圆周的话语和意义系统,以面对世界性交流共生状态下的共同翻译命题。,事实上,所谓“原义”的执着和肯定,也大有可讨论之处。抽象地谈原义并不困难,一旦涉及具体的概念和范畴,“原义”就将被置于特定的“语言”和“时空”当中,从而变成一种动态的、会生长的活的东西。从语言的立场去看,当你用语言(文字)去呈现对世界的美学和诗意理解时,语言无疑会切割、定向、定位,甚至歪曲你的理解。,中国历代文人为了不歪曲古人的“原义”,强调“述而不作”的治学传统,即对古人的“本义”只进行“注”“疏”式读解,只转述古人意思而不作自我发挥,以为这样便维护了经典的原义。但事
6、情并非如此简单,任何陈述都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再现,而是包含了阅读主体的理解,当你带着自己的现在经验结构和指向性去“注、疏、转述”的时候,便不可避免地溶进了对“本文”认识、扬弃和发明,也就掺入了主体的选择和判断。因此,这一“注、疏、转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阐释的过程。同样,处在特定“时空”中的“原义”,本身也呈现出它流动的存在。“原义”提示了基本的言谈范围,但在不同的时空状态下,其意义的规定性有所不同,任何传统译学的意义都不可能超越时空而抽象地存在,对于它的理解也只能在一定的时空中来展开。不同的时间点和空间范围,意义的内涵和外延都在变。而在漫长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中,译学概念的意义则沿着基本的言谈范
7、围不断萌芽、生长、扬弃和发展,稳定不变是相对的,变动则是绝对的。,“20世纪是翻译的世纪。20世纪百年翻译史是人类翻译史上的黄金时代。中国翻译发展史是一部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发展史的缩影。”(王秉钦: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 20世纪中国翻译学的成就不可否定。中国的现代学科制度在20世纪才建立起来。翻译学的建立是这种现代学科制度的产物。对于这种学科制度成果的全盘否定,幻想中国翻译学从19世纪直接跳入21世纪,是不现实的。追求一种不受任何国外影响的纯而又纯的中国声音,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当下的中国,较之历史上的中国,地理意义上,雕阑玉砌应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经百年欧风美雨的洗礼,朱颜已大改。中
8、国的翻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与国外美学与翻译思想交往、发展的结果。20世纪的翻译学发展,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理论前提。翻译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必须从这里出发。,二、全球化与本土翻译理论传统,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使所有非西方文化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和翻译史的古国,怎样给我们灿烂的翻译传统保留一个适合这种翻译的理论尺度,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在20世纪前期,许多学者都运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材料。在承认他们的成就的同时,也应承认他们有着时代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我们能否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首先适合中国翻译,对理解世界文化也有意义的理论,这曾经是一代又一代人努力
9、的方向,尚需我们继续不断地努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首先是当时的目标不明确,其次是当时国力限制了人们的视野,理论底气不足。20世纪中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人闭门造车,在不了解世界,特别是不了解国外理论最新发展的情况下,想凭空创造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种虚妄的“普遍”追求,实际上既不具有中国性,也不具有世界性。这是由于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习惯在一种文化圈内,用一种译学模型去考察翻译现象,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惯性。在相对封闭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文化惯性使我们觉得似乎这就是翻译研究的本来面目,天经地义,没有什么异常,以致有时甚至误以为我们的“模型”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可以用来“套”一切翻译现象。
10、问题恰恰就出在当历史条件转换,研究对象多元化时,但你真把你的“模型”放诸四海,譬如用东方译学去套西方翻译,或将西方理论框架来套中国文学翻译时,便出现了观念不同、尺码各异等一系列问题。,也即是说,当你用一种文化传统体系内生出的美学价值标准去衡量另一体系中的翻译现象时,便会发现一系列的错位、误读、歪曲。这种现象所提示的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即从根本意义上,任何理论都只是一种认识取向,一种研究策略,看似最完善、最周密的任何理论,也不可能涵盖川流不息、曲曲折折、千变万化的存在经验。更何况出自单一文化传统中的理论,其局限性自然更大。,就西方研究者而言,他终于会意识到,世界上很多翻译现象和译作的产生,并不
11、完全依据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等人的翻译原则,自有另一套模型系统去支撑;而对于一个今日中国的翻译批评家,他也会逐渐明白,除了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论以及钱钟书的“化境”说之外,也存在着另外不同的,关于翻译的观感思构程式和审美价值观。不同的体系要达到相互了解和认识,便不能仅仅依靠翻译自身的自然交流,还需要理论上的对话和沟通。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往的发展,可以形成一种文化与翻译思想上的国际对话。这种对话,与以往那种西方出理论、非西方出材料式的学术研究不同,是不同理论间的对话和互补。,中国翻译学的“主体性”的建立
12、,一方面需要破除西方翻译学话语权的钳制,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近代以来很多来自西方的新术语、新方法、新思想已经构成了中国新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通过对西方翻译学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相反,我们只有深入到西方翻译学的核心,充分了解了“他者”,才能清楚地确立“自我”。如果我们真的想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翻译学对中国翻译学的霸权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创新的翻译理论和理论典范,否则终将难逃被边缘化的宿命。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具有震撼力和创生性的“宏大叙事”,需要能够真正有效应对现时代的问题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中国翻译学”理论。中国翻译学只有自信地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地参
13、与跨文化的翻译学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翻译学智慧。,三、翻译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性相对于前现代的传统社会而言。由于欧洲城市的兴起,从市民中产生了资产阶级。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全球市场的开发,加速了这一进程,国家内的社会关系与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哲学上的主体性、个人主义等,都与这一进程联系在一起。研究现代性,不能离开这一人类社会从前现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但是,与翻译研究相联系的审美的现代性,并不是这种社会的和哲学的现代性的直接反映。审美的现代性是作为社会的现代性的批判、作为哲学的现代性的补充而出现的。这种现代性表现为不同的思想线索和阶段。审美的现代性是一个过程,是种种不同的现代翻
14、译观念的合流。,由于引入了“后现代”、“后结构”、“后殖民”等“后学”概念,中国翻译学学术界近年来展开了有关翻译性质的讨论。下面就拿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来做个例子。在讨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西方翻译理论研究所经历的语文学派和语言学派的主要观点,在与它们的比较中更清晰地认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的“庐山真面目”。 1. 语文学派的翻译观 从西塞罗、哲罗姆,到德莱顿、泰特勒,语文学翻译研究观点只是一些缺乏系统性的、零星的感性认识,其主要问题是脱离语言环境和上下文孤立地看待原文和译文,就事论事地对翻译技巧提出原则性的建议。这种研究范式重点在于遣词造句,评论多为点评,式、随感式
15、,缺乏理论基础和一定的哲学基础,带有一定的主观主义、神秘主义色彩。长期的语文学翻译研究形不成系统的理论,有许多问题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使得研究成果甚微,始终处于混沌、朦胧状态。人们渴望一种更为理性的思想方法,破除翻译和文学的神秘性。随着翻译活动的继续发展,旧的语文学研究范式已不堪重任,新的翻译研究范式急需建立,而20世纪初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的诞生则为这种需求提供了新的契机。,2语言学派的翻译观 17世纪以来,随着当时社会的文化转型,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唯理论的刺激和推动之下,新兴的语言理论受到青睐,西方译学的语言学范式亦随之渐露雏形。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对语言分析、语篇分析产生浓厚兴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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