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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精神”的新生,一、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精神”传统 二、社会主义价值实践与“中国精神”的革命性转型 三、“三个倡导”与中国精神的转化性再创造,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本身包括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复兴从根本上也取决于民族文化的复兴,取决于在“归根还本”中“中国精神”的新生,亦即中华民族的“精神自我”在当代的转化性创造。而这种转化性创造的坐标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要以“三个倡导”为标帜,积极培育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3年12月23日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
2、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强调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2月2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 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3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在全社会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中国的崛起与“中国精神”传统,中国的崛起着实令人震撼,让人迷惑,甚至在许多西方“中国通”眼中都似乎显得有点“突然”。 费正清追问道:“中国能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切换到产品、资本、人员,甚
3、至理念的自由市场吗?如果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还会存在下去吗?这是一个19世纪典型的铁路和城市建设与后工业时代电子技术蓬勃发展齐头并进的时期。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提出的问题与中国自身价值观的重新评价进行着竞争。变革迅猛异常;中国的发展开足了马力。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思想16世纪以来如此为众人所仰慕,现在却难觅踪影。难怪邓小平的改革不但让我们迷惑不解,也让一些中国人迷惑不解。”,事实是中国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中国的成功崛起有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原因,宏论颇多(如哈维、斯蒂格利茨、雷默等),而从精神-文化根源上深入探讨的则显得很不够。 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崛起本身伴随的是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
4、“凤凰涅槃”,其中“中国精神”传统、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观念、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三者交锋较量、激荡冲突、对话融合一直持存着,直至现在。三者在中国的崛起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推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的深刻转变,催生着一种新的“中国精神”或者说一种新的文明的生成。,1、“中国精神”传统的内核与“勤劳革命”,“中国精神”传统的特质为何?,我们约略可把儒家思想传统中的“重德尽性致中和”视为其主要表现,其核心就是重德精神。,牟宗三:“儒家立教本就是一个道德意识,无有如此明确而显豁者。儒家是直接由我们的道德意识呈露那内在的道德实体。这是四无傍依而直接觌体挺立的,不是来回旋转,驰骋妙谈,以求解脱或灭度的,在这样
5、面对所呈露的实体而挺立自己中,这所呈露的实体直接是道德的,同时亦是形上学。”,劳思光指出“重德精神”五个方面的特点: 1.不重思辨而重践履、重主体自身之升进; 2.以自觉地价值主体改造实然的自我; 3.只问应然的努力,不问实然的限制; 4.知识从属于道德; 5.由于不重实然境遇,因而未能区分个人事务与超个人事务,使政治从属于道德,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国文化传统之重德精神必落实于群体主义中,从而催生了古往今来中华儿女们共享的核心道德规范“仁、义、礼、智、信、勇”。 今天,在融入了中国革命的现代精神之后,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核一般被概
6、括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独立自主”。,在这里,我们仅以“勤劳”这一基本德性对中国崛起的作用作一分析。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吃苦耐劳、坚忍勤劳的民族。勤劳就是不辞辛苦、坚持不懈的勤奋劳作、苦干实干,反映的是一种崇尚通过本本分分的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价值观 这实在是代表着我们的“民族之魂”。,“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日本学者杉原薰就认为,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中国及东亚的劳动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劳
7、动者。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其新作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也指出,“中国的关键优势来自她所拥有的13亿进取、努力、不屈不挠的人民。”,“勤劳”甚至可以说是开辟“中国道路”的基石。杉原薰在其著作东亚经济发展道路:从长期的观点看中正是用“勤劳革命”理论解释了东亚发展道路的特点与中国崛起的根源。 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与崛起实际上处于开始于明清之际的“勤劳革命”并由中国革命重新奠基的历史延长线上,它扎根于民族共同体的相互扶持、互帮互助、勤劳致富的传统及经过中国革命转化的集体主义,且即使在高度市场经济环境之下,都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他的结论是,在今天及未来只有“西方道路向东亚道路(趋同)而不
8、是相反,分配奇迹才能继续下去。”,2、被忽视的“另类”传统:商业文化与市场意识,科斯认为,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的战斗口号的邓小平那句朴实的话“致富光荣”可谓是与中国历史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遥相呼应。科斯因此认为,“在遭遇了一个半世纪的自我怀疑与自我否认之后,中国在20世纪末建设中式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终于开始回归属于她自己的文化根基”。,在阿里吉看来,中国崛起实际上是基于传统而创造的,是向着中国古已有之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传统的“回归”! 阿里吉认为,黄宗智、弗兰克和彭慕兰都发现了,欧洲虽信奉自由市场,但真正来说,“亚当斯密在北京”中国虽未受斯密主义影响,却以其“实践相关性”体现着斯
9、密的市场经济原旨。而今日中国之崛起建立在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理念上,这并非总设计师邓小平受到了斯密的启发,他所做的只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延续了由“勤劳革命”开辟的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传统。,美国霍布金斯大学东亚系主任罗威廉教授在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2001年)中就以清朝政治精英陈宏谋(清朝名臣,官居东阁大学士)为例,阐明了18世纪中国政治精英拥有先进的市场意识,推崇以市场手段发展经济。,3、发挥“合法性”作用的中国革命传统,阿里吉分析中国崛起根源时深刻指出,中国的崛起的巨大精神资源就是“中国革命”传统,这个以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为核心的“革命”传统本身就是对已有“
10、中国精神”传统的革命性重塑,它是中国在当代崛起的引领性动力。,虽然彻底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却并未批判中国革命或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也未批判毛泽东的整体思想。”这如汪晖所言产生了两种效果: 第一,社会主义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国家改革的内在牵制力的作用。 第二,社会主义传统给予工人、农民和其他社会群体某些合法的手段,来对抗或应对国家腐败的或不平等的市场化进程。,中国革命传统或社会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崛起进程中发挥着政治学意义的“政治合法性”功能,它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改革、治国理政的合法性基础。从改革伊始到今天,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而是忠于社会主义。阿里吉还指出,构成“这一传
11、统的基础是独特的中国式马列主义,它首先出现于1920年代末红军形成时期,但直到1930年末日本占领中国沿海地区后才得到充分发展。” 这一意识形态的创新主要有两个部分:,1、群众路线,2、给予农民优先权,费正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念,确实是一种符合中国传统的民主形式。心中牢记地方群众真正利益的高级官员才能管理得最好,并且能代表其来执政。”,阿里吉:“这两个特点与马列主义的现代主义精髓相结合,一直是中国革命传统的基本原则,并且有助于理解改革前后中国发展道路的主要方面以及近期的政策转变。”,二、社会主义价值实践与“中国精神”的革命性转型,一方面,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中国革命与建设进程中不断通过与
12、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走向“中国化”; 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国精神”则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熔铸下也获得新的质地,进入新的境界。,1、“两个阶段”与“三次冲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精神传统的革命性转型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1.从五四运动至新中国成立,2.建国后六十年,从1840年以来, “中国精神”传统遭遇了三次亘古未见的重大冲击:,1. 1840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西方列强入侵及其文化冲击,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系统走向式微,中国被迫转向现代化。,2.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3.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传统遭到第三次冲击。,今天
13、我们正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何去何从?为此,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动员令,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对如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文化建设、重铸民族之魂进行了战略布署,掀开了文化秩序重建的新一页。,2、“中国精神”新生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在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方面的最基本最突出的观念。 它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社会主义根本信念; 是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居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的价值理念; 它具有理想性、统摄性、稳定性、共识性、建设性的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价值观包含一条主线、四个
14、层面。 主线就是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本质是维护私有制,是一种占有式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具体形式表现为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与货币拜物教,在资本主义的生活中充满了对效用价值的追求。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价值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人这个存在物必须被归结
15、为这种绝对的贫困,这样他才能够从自身产生出他的内在丰富性。”,四个层面是: 第一,社会主义在物质价值层次强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同时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人的价值的实现。 第二,社会主义在道德价值方面强调超越效用价值,拒斥个人主义,践行集体主义。 第三,社会主义在政治价值方面超越抽象正义走向实质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与公正。 第四,社会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上述四个方面概括起来可以总结为: (1)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 (2)人民当家作主,实行“真正的民主制”; (3)集体主义,或曰“社会个人”主义; (4)劳动者最高贵,幸福生活是通过劳动而自我实现; (5)人的自
16、由而全面发展。 这就是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重塑,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重塑,其最大成果就是产生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凝现,是“中国精神”当代思想精髓。社会主义价值实践对中国精神的重塑,其基本进程就是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规范社会的思想、道德、文化转变过程。,梁漱溟先生这样概括“中国精神”的特点: (一)自私自利; (二)勤俭; (三)爱讲礼貌; (四)和平文弱; (五)知足自得; (六)守旧; (七)马虎; (八)坚忍以及残忍; (九)韧性及弹性
17、; (十)圆熟老道。,林语堂先生概括“中国精神”的特点: (一)为稳健; (二)为淳朴; (三)为爱好自然; (四)为忍耐; (五)为无可无不可;(六)为老滑俏皮; (七)为生殖力高; (八)为勤勉; (九)为俭约; (十)为爱好家庭生活; (十一)为和平; (十二)为知足; (十三)为幽默; (十四)为保守; (十五)为好色。,中国共产党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中国精神的转变对“中国精神” 性进行了革命性重塑,具体表现为: (1)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取代儒学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努力将其与中国现实、中国历史、中国传
18、统相结合,将其植入中国悠久的文化土壤之中,由此结出新的果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社会主义取代大同思想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理想与追求。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妇,发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智,以功为己。是为小康。” (礼记礼运)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代替
19、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就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3)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的批判吸收和转换,构建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并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规范与道德精神,在全社会倡导与推行,使之成为社会主导的价值导向。 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剥除传统道德中的等级压迫、保守封闭的方面,但积极倡导和弘扬诸如“忠诚”、“信义”、“仁德”等优良道德元素,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并人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做了全新的诠释。 如抗战期间,我们党重新解释忠孝节义等伦理
20、规范就是对传统道德规范进行转换的典型案例,“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号召全国同胞实行这种最高的民族道德,这就是对于古代的封建道德给了改造和扩充。,再如,毛泽东同志批判地对“重义轻利”的话语进行重新提炼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他依据马克思主义,肯定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同时,又把对“利”的概念上升到革命功利主义的高度,指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
21、主义者。”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肯定“重义轻利”话语的价值取向,强调“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毛泽东同志还对社会主义道德精神作了自己独特的创新阐释,如提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互相关系、互相帮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的雷锋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庆精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往无前,英勇牺牲的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4)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产业,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号召力、吸引力,营造浓郁的社会主义文化氛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上的传播不是靠说教,也
22、不是靠几个先进的“表率”就可以普及的,而是必然要通过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活动,以丰富多彩的渠道传播优良的社会文化风尚。 (主要用电影、戏剧、广播、招贴画、连环画等形式传播革命精神和社会新风。),三、“三个倡导”与中国精神的转化性再创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首先,不能把“三个倡导”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要通过“三个倡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三个倡导”汲取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精华,但绝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价值观。我们可以发现,这十二个词,即使在儒家的中国精神传统中,有的本身就是核心价值追求,
23、有的虽然不是传统主流价值的中心词汇,但也在历史中隐现,所以,“三个倡导”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但是,如果仅仅把“三个倡导”看做是“中国精神”的“本有”,则未免显得鄙薄和自大。 再次,“三个倡导”表示了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现代性价值观,但绝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接受、仍可,而是批判基础上的超越,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之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平等、法治。“儒学虽然理所当然地主张建立集权式的统治体系 ,但它和其他某些传统一样,也具备了一些民主、民权方面的因素。”马丁雅克。,1、“三个倡导”为“中国精神”再造定向,2、在民族文化价值传统的深处扎根立新,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首
24、要的就是要回到中华民族价值传统的深处,也只有立足“本土”传统价值资源的转化性创造,才能体现中国性,成为一种“中国精神”,才能避免再度被文化殖民。,林毓生:“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起来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为此,他自觉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为职志,力图实现“迈出五四以光大五四”的文化使命。,习近平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中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25、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说:“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
26、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从与西方现代性价值,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相比,陈来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价值取向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十句话: 道德比法律更重要; 社群比个人更重要; 精神比物质更重要; 责任比权利更重要; 民生比民主更重要; 秩序比自由更重要; 今生比来世更有价值;和谐比斗争有价值; 文明比贫穷有价值; 家庭比阶级有价值。,第二,对于传统基本价值元素,不仅要维护,而且要在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打通”、“融通”。 汤一介认为,儒家所说的“大同”社会就是建立在公平与正义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因而包含着某种合理地
27、因素,可以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提供可利用的宝贵资源。 其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实践的哲学。 其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社会关系来定义人,强调人的社会性。 其四,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斗争”与“和谐”都持辩证的看法。,第三,维护、融通本身就是在批判继承与社会实践中综合创新的过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再中国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中国精神”的转化性深构的过程。 张岱年指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问题是义利问题、理欲问题、德力问题及法教问题,而个人与群体、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是传统价值观的核心问题。 围绕前一问题而进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转化中的再造,张岱年的基本构想是,“中国古代重义轻利、重理轻
28、欲、重德轻力的传统应该改变了,应该肯定义与利的统一、理与欲的统一,德与力的结合。但是,如果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必走向失败;如果无礼无义、人欲横流,必至于引起混乱;如果维力是崇,不顾德教,难免失道寡助。以义兴利,以理导欲、兼重德力,才是正确的道路。”,而针对后一个根本问题,张岱年指出,儒家片面强调群体利益重于个体利益、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道家片面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和个性自由价值;法家片面强调国家利益而否认精神生活的价值,都是有失偏颇的。在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地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既克服“个人本位,自我中心”的价值取向,又不能“群体至上,淹没个体”。在物质生活
29、与精神生活的关系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应批判并克服“重理灭欲”、“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偏失,强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有机统一。 从学理上,我非常赞成张岱年先生这一“综合创新说”。这样,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核心的中国精神才能从根子上生长出来、挺立起来。“简单移栽”原典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往往会水土不服,在当代只有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思想才会有生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需在“三个倡导”基础之上进一步凝练,以进一步明确“中国精神”新生的方向。我们认为,“三个倡导”所体现的价值观可以进一步集中归结为“共富”、“民主”、“和谐”、“利群”、“自由”。这十个字、五个关键词是在秉承
30、马克思主义价值理想和汲取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精华的基础上对“三个倡导”的进一步凝练升华,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也是“中国精神”当代新生的根本点。,3、“三个倡导”的凝练升华及其实践构序,“共富”也就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根本追求,如果说“富强”是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共同追求,“共富”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它既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和内在要求,也契合中国传统对“大同社会”的向往。 “民主”本身就涵盖了“平等”,它就是要在保证平等作为社会主义首要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公权在社会成员中的最大分配,实现人民群众真正的当家作主。 “和谐”是我们在社会层面上的根本追
31、求。和谐内在地以“公正”为前提和保障,是承认差异基础之上的辩证统一,是“和而不同”。 “利群”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文化与道德上的基本追求,这是中国传统的群体主义价值观的扬弃,是中国传统的“仁爱”、“诚信”等德性与现代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美德的融合再生,同时也内含了“爱国”、“敬业”等价值元素。 “自由”是人之存在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理想,共产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概括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我们要在“五大建设”中切实地追求“三个倡导”,并聚焦于“共富”、“民主”、“和谐”、“利群”、“自由”五大价值;不是一般的倡导,而是要扎实的践行。,“三个倡导”已然为“中国精神”
32、的新生定向。“中国精神”的新生不是一个文学经典重光的问题,不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为此就需要有制度作保证,通过政策、法律、伦理制度的建设,来加以施行。光靠个人觉悟,或少数人的表率是不够的,必须依赖于社会制度的安排。,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一个“良序社会”的形成需要个人正义,更根本的是要有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安排。这样一种制度的安排内含着规范、约束、惩罚、奖赏机制。,邓小平:“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通过制度化的实践来维护“中国精神”、化育“中国精神”、壮大“中国精神”,需要政府与社会的共治,其中政府的治理尤
33、为关键,是治理的主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政府既要推动经济发展,更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其中,重要抓手就是“道德治理”。,“治理”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它通常指“在政治系统的特殊范围内行使权威,对政务或公共事务做出有效的安排,以达到维护政治秩序和维护正义价值的目的。就此用法而言,治理经常被缩小为国家作用的运作问题。”(张凤阳等:政治哲学关键词) 道德治理是政府治理的一种形式,旨在守住伦理底线、匡正社会风气、形成良俗公序。 对此,十八大报告特别指出“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通过教育与治理,“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总之,在当代中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文化建设,正在“大行其道”,一种崭新的“中国精神”犹如一轮红日正在东方升腾,它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去努力实现“中国梦”。而这“中国梦”的实现也是向世界绚烂呈现出那绵远流长的“中国精神”的无限魅力,或许“中国梦”也是“世界梦”,成为美国人、欧洲人及世界上的所有人艳羡的理想。,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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