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论老舍小说中蕴含的武侠文化.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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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学士学位论文论老舍小说中蕴含的武侠文化XX(内蒙古师范大学 文学院 2007级 07汉文2班 20071103666)指导教师:XXX引 言中国当代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华民族,有其丰富的侠义资源。以儒墨道法四大思想哲学流派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中,几乎无不涉及这一命题。墨家主张“摩顶放踵,利天下”,他们被视为“侠”之源头。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与侠义精神有相吻合的一面。道家的包括省、勇、义、知、仁在内的“道”,也对侠义精神作出了积极的提倡。法家的韩非子在五蠹中最早对“侠”加以定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真正使侠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有感于“游侠救人于厄,
2、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1】(p203)却不被列入史书,于是在史记中专列游侠列传,为朱家、剧孟、郭解等游侠立传。司马迁称赞他们:“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p115)太史公的这两段话概括了侠客的基本特征,并成为后人谈侠所本。太史公之后,描写侠客的任务渐渐由史家转移到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的身上。从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到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还有各朝各代的诗歌戏剧,一直都有关于侠客的描写。侠成为文人喜爱的形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3、,侠的观念越来越脱离其雏形阶段的具体历史情境,逐渐演化成一种精神气质,如“侠骨”、“侠情”、“侠气”。侠不仅是文人喜爱的意象,而且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汇入中国文人的精神世界里。在文学史上,很多新文学作家表现了对侠客这一类形象的喜欢,根据个人着眼点、文化情境和历史环境的不同,对侠这一类作品形象做了不同的诠释,有人基于人格建构和文化建构的价值理念,集合特定的时代氛围,努力开掘和提炼侠文化中的积极的精神因素,以清醒的现代意识对侠文化进行批判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如鲁迅、郭沫若、老舍、沈从文、萧军等。随着20世纪90年代侠文化研究热的兴起,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关系研究作为一个课题受到人们的关注,本
4、文以老舍为例,来分析和认识老舍小说蕴含的武侠文化。老舍小说与中国武侠文化的关系作为一个课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已经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成果,对老舍创作的研究也不仅仅停留在市民文化的体现和批判、京味风格的表现上,老舍创作研究已逐渐走向多元化和多角度研究。但是老舍小说与侠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新课题,由于研究时间短和研究人员少的原因,两者之间的研究成果仍然无法与市民文化的研究力度、深度和广度相抗衡,显得比较狭窄,关系没有完全梳理清楚,比如武侠文化具体在哪些方面对老舍小说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又是如何在创作上体现出来的?以及老舍小说中为何会蕴含武侠文化?诸如此类乃至更广泛深刻的问题都
5、有待于我们去认真思考。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对之做些探讨,以求可以加强对于老舍这一创作现象的认识。一、 武侠文化在老舍创作中的具体表现老舍小说与中国武侠文化有很深的濡染关系,具体创作中体现和记载了这种连带关系。在其作品中,老舍接受运用了武侠文化,并对其加以了一定程度的思考与改造,这种继承和改造主要体现老舍小说创作的思想层面。全面考察这种复杂的影响关系,对我们准确认识和评价老舍及其创作无疑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侠文化对老舍思想层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复仇精神,二是侠义精神。老舍对侠文化的接受与思考,主要立足于民间立场,以现代意识重新审视侠文化,对其进行了现代性转化和主体性再造, 在将侠文化
6、精神作为一种传统美德予以张扬的同时,把它作为文化建构和人格建构的参照系,从中汲取符合时代要求的要素来作为传统文化与国民人格更新再造的精神资源,将其纳入文化反思和国民性改造的整体文学格局中,最终致力于独立人格的全新建构、社会理想的探寻和民族新生的文化构想。(一)复仇精神的现代体现和独立人格的全新建构复仇精神是武侠文化硬质品格的典型体现。它主要体现为不畏强暴,敢于反抗的豪强精神品质和以暴易暴、以直报怨的行为方式。从本质上说,它是“人类精神的最古老的情欲之一,它的根子是扎在自卫的本能里,扎在推动动物和人进行抵抗的需要中,当他们受到打击时就会不自觉地予以回击。”这种本能情欲决定了人类自一开始就有着敢于
7、维护自我、毫不示弱于敌人的雄强本性,决定了这种本性乃人类之自然属性,这一点在武侠文化那里得到了肯定,并成为了武侠文化中独有的文化品格和武侠惯常的行为模式。武侠的复仇正好满足了民间百姓复仇伸冤的理想需求和现实承担,因此,武侠的复仇便往往被视为不畏强暴、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的义举,受到民间的广泛支持、效法与称道。因此,具有民间正义性的武侠的复仇精神,成了早期游侠的人格价值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体现。虽然复仇带有盲目性和残酷性,也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正确途径,但在客观上却维护了公道,捍卫了正义,有利于个体人格的独立健全和个性的张扬,维护了生命尊严。老舍笔下的复仇者在对传统侠文化中的复仇者形象进行解构引用,
8、使两者内在精神存在一定的共性,并对这些复仇者进行了具有现代意识的超越与把握。他把对复仇精神的理性阐发同他对整个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对国民性的改造、独立人格的建构联系起来,着重把复仇精神的价值指向同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个性的张扬、独立人格的建构紧密结合。于是,在复仇与侠义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内在有机的联系,形成一种趋于平衡的认知结构,强化了人们对复仇事件的肯定性评判,从而突出了复仇的历史合理性与社会正义性、独立人格建构的必然性和紧迫性。基于作家本人独有的国难家仇的情感因素和国民性改造的理性意图,老舍对武侠文化的复仇精神在认同和接纳的同时,并把它具化分解为健全独立人格的建构上。他意识到, 主宰中国的儒家
9、文化“温、良、恭、谦、礼”礼教几千年的统治,早已将国人雄强豪迈的复仇反抗本性剥蚀殆尽,无论在行为模式还是在精神特征上,国人的生命力和生命激情日趋萎缩,懈怠不堪,缺乏强烈的意志冲动及由此而来的外在生命行为,缺乏勇猛刚健的生命活力和积极进取的奋斗精神,只能一味地怯懦、忍让、屈从,形成二马中所说的“出窝老”的病态弱质人格。正是这一群体性弱智人格导致世界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化的深渊。小说猫城记充分表明了老舍对国民劣根性的清醒认识和深刻焦虑,对猫国的一切给予了极尽辛辣的嘲讽和怒其不争的悲哀。猫人面对外敌入侵,各个只求自保:上层统治者闭关自守,却又狐假虎威,利用外国人来稳固自己的统治;各种
10、政客团体的创办、活动只是为了起哄,争吃迷叶;军人以抢劫为天职;学者们只会讨论女人,讲究谄媚;妇女解放和婚姻自由都成了儿戏;当那位为了替猫人雪耻而牺牲的答应的头被悬挂出来后,毛人们争相围观,以致挤死了三位老人、两名妇女,使人联想到鲁迅的示众、复仇等作品中出现的相类场面。小说显示出,猫国的灭亡并非由于不如那伙倭人的强大,而在自己腐败的国民性,猫国的最后两人被抓在木龙里仍要互相厮打,这样的民族焉能不灭。最终猫国只能自取灭亡,跌入万劫不复之地。“你问,这教育崩溃的原因何在?我回答不上去。我觉得是因为没有人格怎样救国?知识与人格。【2】(P357)”一味妥协、敷衍、麻木不仁,最终不仅仅使一个人人格丧失,
11、而是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集体地位、尊严的消亡。武侠文化狭义上指复仇、反抗、伸张正义,而广义上却关系到国格、国民性的存亡,因而需要倡导独立人,独立人格的出现。类似对于国民性的批判的文章还有经典著作四世同堂,内忧外患、国破家亡的窘境下,京城没有亡国之悲,仍兴高采烈探讨吃喝玩乐,乐此不疲,参加北海滑冰比赛,穷极无聊,不敢对日本人说个不字,不肩负作为一个国民对于国家存亡应付的责任,只会生活在传统习惯的怪圈里,穷极国破仍不求上进、思变,沉沦堕落如行尸走肉。“我们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守旧的家伙,而不能产生壮怀激烈的好汉!我自己惭愧,同时我也为我们的文化担忧”。【3】(P192)老舍借笔下人物陈野求之
12、口道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忧虑。立人才是立国之本,皮将不覆,毛焉附之?国家都要灭亡了,作为国民的人却不知自立自强,只知自我保全,尚不知自我足以生存的前提是国存。以上可以看出,改造国民性是老舍小说长期思考和表现的一个重大问题,着眼于独立人格和健全人格的建构。面对如此残破不堪的人格缺陷,面对群体性的国民劣根性,如何对症下药,走上健全人格的道路?老舍在传统武侠文化精神中找到了药方和解决办法,倡导不畏强暴、勇于反抗的复仇精神和建立健全独立的人格意志,建立国民硬质的复仇品格,这是重建国民性、救亡图存的解决之路,尤其在当时中国内有外患、动乱不堪的条件下,复仇精神的现代意义倡导更有其现实必然性和紧迫性。
13、培养民众的敢于抗敌拼命的大无畏精神,假若素日他们没有见义勇为、侠肝义胆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在困难面前舍身成仁了。这便是武侠复仇精神的现代意义重提,主张利用旧思想把民心引到抗战上来弘扬复仇,倡导以复仇精神来改造国民性,树立国民的正气、勇气与骨气,在困难面前有敢担当的勇气,敢执行真作为的豪情,便成了老舍相当长时期内坚持的一个重要主张。早在1923年的处女作小铃儿中,老舍就叙写了一个复仇故事,从其中人物对江湖武侠行为的模仿中,我们已然可知老舍创作所背靠的武侠文化背景。特别是小铃儿面对家庭悲剧所表现出的复仇冲动和所直接作出的复仇行为选择,明白无疑地显示出作家老舍对武侠复仇的感情偏好。然而这时的偏好还
14、只是感性的实践的,还未能上升到理性高度。直到1926年发表老张的哲学时,老舍借笔下人物李老人之口,才直接而清晰地道出了他对武侠复仇价值意义的理性认识,并在实践上主张复仇。【4】(P274-275)一个“有一片傻好心”的老人在历经无数次“好心无好报”之后,终于放弃“恕道”,不再宽恕,而径直选择了武侠的复仇哲学,主张以恶抗恶,以暴易暴。且不论这一人物形象究竟有多少真实度,作家塑造这一形象的主观意念却是十分明显的,显然,作家是在以一部人生历史确证其复仇主张的合理性。这不仅仅可以从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反映出老舍对于武侠文化主张的伸张正义,不畏强暴精神的推崇,而在其他不同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同样的精神趋向。长篇
15、小说四世同堂高扬国家复仇意识,正面描写了多起刺杀事件。钱默吟一家的抗争。这是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家庭,在和平的日常生活里,他们心平气和,洁身自好,安贫乐道,但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之际,一家之长的钱默吟为代表,重气节,轻财力,挺身而出,勇赴国难。钱默吟是以“儒侠”形象出现的理想人物,他的人生哲学、文化观念、审美情趣等都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式的,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精神境界。他深明大义,一身正气,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在家仇国难面前,他经受住了考验和磨难,走上抗日救国之路,演出了轰轰烈烈的戏楼刺杀、郊外惩治汉奸的英雄传奇。钱默吟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其在民族
16、解放战争中的新生,显示了“儒侠”两种文化传统融汇的可能性。同为了病妻幼子竟然沦为汉奸的陈野求相比,同卖国求荣、丧失气节的汉奸冠晓荷、蓝东阳相比,钱默吟、祁老人、祁天佑、瑞宣、韵梅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畏强暴、敢于反抗、誓死坚守民族气节与捍卫人格尊严的精神,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是难能可贵的,充分显示了民族心态中坚贞勇毅的一面和民族文化可以积极建设的一面,这是老舍探寻民族传统文化出路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思想结晶。老舍塑造的这一系列人物形象,其抗世行为明显地表现为侠的方式一种江湖好汉式的复仇举动。通过老舍塑造的人物命运上可以看出,老舍常在隐忍苟安与复仇反抗的对比中来完成对前者的批判和对后者的肯定,以惨
17、痛的教训证明“恕道”的无用,而以成功或胜利的经验事实证明“复仇”反抗的价值意义。复仇精神的实质并非单纯的对性行动,而是一种精神品格的象征,一种健全人格的体现,一种新型社会道德的强大动力。所有这些创作事实表明,对武侠复仇精神的弘扬实已成为了老舍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老舍在对复仇行为的叙写中充满了对复仇精神的现代超越,对传统文化中的负面价值进行了颠覆和解构,揭露了怯懦、隐忍、苟安等在现实面前的无力与无益,肯定了复仇精神的价值意义,致力于独立健全人格的全新建构。(二)侠义精神的推崇和社会理想的探寻如果说老舍对于武侠文化的复仇精神颇有借重的话,那么他对武侠文化的侠义精神更是十分认同和接纳。相比于复仇
18、精神,侠义精神更能代表武侠文化的精髓,是侠文化精神的核心要素,侠在义的伦理原则支持下,有一种实现正义的深层动机,【5】(P69)正是这种侠义精神使得千百年来武侠能在中国百姓中得到认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行侠仗义”实乃武侠的基本行为准则。尽管中国的侠客面目各异,但他们拥有精神上傲视一切、重信轻利、勇猛无畏、见义勇为、打抱不平、杀富济贫、嫉恶如仇、惩恶扬善、忠贞不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武学的智慧和力量,从而使“武”与“侠”结合在一起,成为道义、勇敢和武力的化身,简言之就是义、勇、力的结合体。对于侠义精神,老舍深表认同和赞许,他说:“行侠仗义,好打不平,本是一个黑暗社会中应有
19、的好事。”【6】(P52)老舍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正有着深刻的体验,在卢沟桥事变以前,他一直向往一个和谐的没有欺压的美好世界。他崇尚善,想除尽人间不平事。于是,他在创作中塑造了许多富有侠义精神的理想人物,借以表达他的社会人生理想。于是,我们在老舍作品里看到了一个侠义人物形象系列。扶危济困的侠义人物群,笔下出现了一系列的扶危济难,仗义行侠的人物形象:王德行刺老张;车夫赵四出于义气,保护李静,拳打流氓蓝小山(老张哲学);李子荣为朋友事业不惜代价的“义气”(二马);四虎子对天赐从小到大的呵护和关爱,帮助天赐夺回财产的王宝斋(牛天赐传);帮助老张杀死流氓恶棍小赵的丁二爷(离婚)等等。即便是月牙儿中的暗娼
20、“我”与骆驼祥子中的悍妇虎妞,都灌注着或多或少的侠义之气。在这些民间侠义英雄中,有的是讲究策略,态度温和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粗犷、豪勇的市井义士。而在对这些侠义人物进行描写时,老舍常将其置于与自私自利的某个人物或群体的对立与抗争的关系中来展开文学叙写和意义表达。如老张的哲学中赵四与老张们的斗争,赵子曰中李景纯与赵子曰们的矛盾,一筒炮台烟中阚进一与其妻的争执等等。在这样的对比性描写中,私欲遭到鞭打,侠义得到了弘扬。这可以看作老舍一个固定的创作模式。当老舍写下这些人物的侠义行为时除了起到一定的除恶扬善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宣泄疏导了老舍自己内心的郁闷和不平之情。 “哪里有欺凌和压迫,哪里就有可能会
21、涌现出一些激于对社会公正、社会正义朴素愿望挺身而出的英雄好汉。自发性的侠义行为便升华成一种中国民间社会独特的文化精神,一种混合着强烈的社会冲动和朴素的理想精神的正义与公道的象征。”老舍笔下的理想人物,就是“一些激于对社会公正、社会正义朴素愿望挺身而出的英雄好汉”。他们或具有传统的道德力量,或呈现一派儒侠风度,或坚守崇高的民族气节。尽管他们身上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不能改变周围人物的悲剧命运,不能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弊端,但他们面对社会不公敢于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和“公道”。他们的侠义行为和高贵品格为老舍的艺术世界增添了亮色,不啻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这意味着老舍对社会发展和民族前途充满了希望,对
22、于美好人性的期待和美好社会理想建设的呼唤,更显示了他对传统文化积极一面的赞许。与离婚中那些庸庸碌碌、自私冷漠,表面却装做一本正经的“正人君子”们相比,丁二爷的形象显得卑微、可笑,甚至有些委琐。但就是这么一个常人眼里的怪人、废物,在张大哥落难之时,在其它人都落井下石、幸灾乐祸、袖手旁观之时,知恩图报、挺身而出。他杀死了作恶多端的小赵,救了快掉到火炕的秀珍,拿回了张大哥的房契,当然也就把张大哥从地狱又拉回了人间。张大哥不知道也决不会相信是丁二让他起死回生。张大哥只会想到是来去无踪的“七侠五义”、“除暴安良的侠义英雄”救他于水火。但即便认为有来无影去无踪的侠客所为,张大哥胆小怕事的性格还是让他无法安
23、然享受这本该属于他的一切。张大哥拿到房契后又是发愣又是出神,胆战心惊,惟恐牵连上什么事。可以推断,张大哥即使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多半是要将丁二送官的。张大哥折中、敷衍、只求平安无事的哲学不允许他与丁二一起承担这个责任,哪怕丁二是为他杀的小赵。虽然张大哥有时也会热心助人,排难解纷,比如老李媳妇被小赵拉去一起吃饭,为老李媳妇圆场,但采取的措施确实让人不敢恭维,所以才会让老李在瞬间更加讨厌他而不是小赵。因为张大哥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折中、敷衍,永远不得罪人,永远在寻求平衡,永远没有一个基本的义的立场,敢于说不,敢于反抗。因此,他看似在帮人做事,最终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张大哥的生活态度就是敷衍,而且
24、是郑重其事地敷衍,热闹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最终只能像老李所说的那样,张大哥“这种敷衍目下的办法虽然是善意的似乎只能继续保持社会的黑暗,而使人人乐意生活在黑暗里”。平时被大家所忽视的丁二爷竟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主人解了燃眉之急,这比费尽周折拯救张大哥一家但收效甚微的老李直截了当得多,也有用得多。通过张大哥、老李以及丁二爷三个人物形象,我们可以这样对侠做一下阐释:人生在世,对事物拥有基本的是非评判态度,基本的曲直观念,敢于伸张正义、好打抱不平的思想是很正常的,这就是义的要求,思想的冲动对于常人来说不是难事。义是武侠精神的核心,是依“仁”而行的方法、途径,是强调人的行为必须遵循一定规范和准则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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