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与缓解.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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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与缓解以城市、乡村、市场与政府互动为视角【内容提要】伴随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乡村与城市的分工及其二元结构。随着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愈加突出;同时由于城市和乡村在其对立过程中各具优势资源,通过市场渠道的相互作用,也为逐步缓解这种对立创造着条件。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离不开人类社会城乡二元结构发展普遍规律的支配,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其特殊性来。其中,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于建国初期,固化于“单一所有制结构”与计划经济时期,缓解于1978年改革开放。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已经或正在消灭,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已经或正在缓解,
2、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性景观依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缓解过程是在农村优势资源、城市优势资源、市场决定作用及政府积极作为等“四要素”相互作用中逐步实现的。本文对此拟做初步的分析论证,分别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矛盾、差异问题上阐述了自身的基本观点。关 键 词】城乡二元结构/优势社会资源/市场作用/政府自觉自城市从乡村孕育生成以来,其结构性问题一直延续。马克思认为城乡间的矛盾是分工所引发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消灭有赖于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过程,其对立的消灭只能有赖于“物质前提”。假设按照马恩经典作家述说的社会革命基础,我国经历人民政权的建立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上城乡二元结构矛
3、盾应得到部分缓解。但回到中国社会现实,令人困惑的是,在现代化的加速推进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状况不但没有衰减,反而在某些领域呈现渐明显大的趋势。城乡二元结构,以人类社会自然生成与人为失当叠加共同效应仍广泛地呈现在中国大地上。新世纪以来,城乡二元发展的矛盾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在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上,党中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并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把统筹城乡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予以重视,在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党中央首次以党的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战略。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
4、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党的十八大强调“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道路”。十八届三中全会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针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问题,除中央层面给予指导性发展方向外,众多学者亦关注颇多,已故中国社会学会荣誉会长陆学艺甚至形容城乡二元问题为“鲁难未已”,将“国无宁日”。相关研究述评从社会
5、分工认知的基础上,对什么是乡村、城市及其二元结构的界定,城乡二元结构对立是如何生成的,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固化,又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缓解等问题,在学术界已经引起关注与研究,我们首先对此加以简要的述评。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界定与生成的问题。农村,亦称“乡村”,是“城市”的对称,是一个地域概念,即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农村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主要的生活地域,当早期人类结束狩猎、捕鱼、采集的游牧生活,在固定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在固定村落居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共同体形成了最早的农村即原始农村公社。至原始社会末期,随着交换的发展,在部分交通方便、位置适中的村落中,出现了集市。在奴隶社会的农村中随着手工业
6、与商业从农业中的进一步分离,商业集中地逐步发展演化出永久性市场,以此为中心,永久性市场逐步演变成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为了保护财产的安全、政权的巩固,该中心需修筑城堡等,逐渐出现了城市。早期意义上的乡村与城市显现为“浑然一体”的特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逐步从农村中孕育、发育、分离出来,农村与城市的区别显现。现阶段,农村一般表现为是村民的生活处所和生产活动基地,一般没有或者只在中心村落有日常生活需要的低级服务;人口密度较低;生产场所和商业、文化、教育、卫生等建筑设施比较分散;生产活动主要是农业;建筑形态与建筑材料和当地的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有紧密依存关系;政治上受城市引导。城市一般
7、表现为是市民的生活处所与主要活动基地,人口密度较高;主要从事非农业产业活动的地域;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聚集;其中某些重要城市,亦是现代大工业、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集中地,一般政治上领导乡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生成问题方面,学者林毅夫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与建国初期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政策有重大关联。重工业具有资金密集型产业特点,本身不会产生众多就业机会,无法吸收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倒逼国家采取干预政策,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孙立平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引发有“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与“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两种原因。行政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与市场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共同
8、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生成。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问题。学者蔡昉等认为,造成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固化要以改革开放前后的时间点来做出区分。改革开放前,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偏向城市的稳定政策是造成城乡差距固化的主要原因;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与传统经济体制遗留的制度障碍是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机会上的不平等,是横亘在城乡二元结构上的“天堑”;傅勇也认同“制度偏向”所导致的城乡机会差异,他把乡村落后归因于人为固化的“城乡政策偏向”。“城乡政策偏向”的执行,导致乡村人口“数量悖论”现象的出现。改革开放后的乡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失语”,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
9、厉以宁也赞同制度偏向在城乡二元结构固化中的作用,并认为建国以来城乡人员的权利、机会的不平等,造成农民处于“二等公民”位置,是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根源所在;何立胜认为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体制以及相关的不平等的二元交换制度、差别化二元教育制度、歧视性二元社会福利制度等分割体制,在路径依赖的强化下,造成了城乡正常合理流动的阻塞。户籍制度造成空间、历史差距、二元部门、社会地位等四大锁定效应;李骏、顾燕峰引入了户口所在地的不平等的新维度,指出户籍身份的两种属性户口类别和户口所在地共同作用,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所在(11);李强也从社会“丁字形”(12)结构的形成,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障碍给出解释。除
10、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制度偏向的归因外,也有学者尝试其他视角解释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路径。学者孙立平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被“行政主导型的二元结构”与“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引发。在改革开放前,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主;改革开放以后,市场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开始发挥作用,两者叠加,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固化(13)。赵红军、尹伯成从交易效率的视角对中国的城乡差距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的城乡交易效率“硬条件”与“软条件”是导致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重要原因(14)。文峰则认为城乡二元结构固化是由城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同作用发挥所致的。其中以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城市制度与以非正式制度为主的农村制度
11、分别造成了乡村与城市的落后(15)。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固化因素方面的研究,也有学者从单一角度给予解读,雷万鹏认为城乡高等教育数量与质量的差异性是城乡二元固化的重要因素所在(16)。部分学者甚至回溯到建国的历史根源,认为差序格局的消减,农村宗族纽带的减弱与近代城市口岸的兴起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重要原因,认为“现代中国城市的兴起是和中国农村经济的衰弱相平行的”(17)。由于本研究主要目的是考察建国以后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并未随着社会生产方式提高而减弱的原因,故建国前的历史因素暂不做分析。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缓解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负向作用远大于正向作用,破解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
12、思路,是当下的重要理论课题。有的学者从学理的角度,提供了破解城乡二元的思路。如周振超认为,破解城乡二元难题应当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历史进程。城乡二元矛盾的解决,需要渐进、均衡、有序的推进(18)。徐勇等学者认为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应通过“区域联动”带动乡村发展(19)。费孝通、张雨林等根据我国特有国情,主张以推进小城镇建设的方式,把工业拉进农村,实现“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就地非农化。(20)也有学者力图通过政府顶层设计,打破市管县体制下的城乡“板块式的行政合治,如通过省管县体制改革”(21)。宋蓓、陈国申等学者,比照西方城乡一体化的成功实践经验,提出“乡村地方政府自治”、农业技术改造等思路
13、。(22)由此可见,现有的关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生成、固化及缓解问题的研究成果,为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研究该问题准备了比较丰富的文献基础。譬如,已有的研究成果比较侧重于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对立问题,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问题决定的。其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自发性、基础性或决定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则更多地具有人为构造性、派生性或被动性。由此生成了一系列的城乡经济、政治、民生、文化等社会矛盾、对立甚至对抗和冲突问题。但同时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资源性及其在市场条件下相互交换性以及政府如何作为等问题的关注度有所不足,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为漠视市场对资源配置具有决定性。市场交换规律表明:任何主
14、体要想争取自身利益,自身就得有“拿手戏”,即自身拥有独特的可供调动的优势资源。这些资源的特殊性在于与自我相对的“他者”所缺少,但对“他者”来说是必须依赖的资源。西方学者对市场交换规律很早就有较深刻的认识,如根源于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思想,古典经济学家就普遍认为,人类在自由竞争的市场里与他人进行着交易或交换,理性地寻求最大限度的物质利益或功利。德国社会学家基奥格齐美尔认为交换得以进行有以下规律:交换受制于个体冲动与需求的约束,交换个体普遍在交换过程中左右形势、极力压制“他者”所拥有的对自我来说需求的物品的价值,被交换的物品价值低于交换得来的物品时交换才得以发生。并认为集体单位与个体单位一样参与交
15、换关系,同样服从以上规律(23)。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认为交换得以进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它必须要指向只有通过和他人的互动才能获得的目标,另一个是它必须试图使手段适合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24)。彼得布劳同时认为“拥有受其支配的稀缺资源的个体或群体能够使用这些资源对支配他人的权力提出不可否定的要求”(25)。“当人们能从一种交换关系中获取别人的顺从时,他们就有了权力”(26)。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给我们的启示主要在于:应当在深入挖掘、研究和把握城乡二元结构所具有的丰富资源基础上,引进和嵌入市场、政府要素进行分析研究,以助于我们揭示城乡二元结构生成的原因、固化及其缓解的一般规律性问题。二、我国城
16、乡二元结构生成的原因分析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生成的时限,一般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这一时期。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对立的实景态势是在建国初期我国特殊国内外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建国以前,我国深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对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经验不能照搬。建国初期,由于特殊的国内外环境,我国只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与政策,受苏联模式影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生成方面有鲜明的苏联模式“烙印”。但是同样由于国情与发展阶段的不同,苏联社会城乡关系的模式也不能照搬到我国。建国初期,基于我国社会性质及其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基于国家初步工业体系建立的急迫要求
17、,基于社会主义国家不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国家行为认知,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从当时的国情出发,我国通过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特有的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工农业关系上工业发展优先于农业;在城乡关系上城市发展优先于农村;在市场关系上城市市场优先于农村市场;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关系方面存在工业产品高于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形成了所谓“把农民挖的很苦”(27)的局面。我们即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自然生成。我们试图建立一种市场交换分析模型,把乡村与城市作为社会分工后的相互依赖主体进行分析,而双方囿于自身的利益,以各自优势社会资源产生相互博弈。其中,城市把乡
18、村作为必须依赖的“他者”,乡村同时也把城市作为必须依赖的“他者”,二者是互为依赖但同时又存在竞争的主体。通过比较城乡社会优势资源在城乡交换过程中的效用,得出城乡各自对“他者”的依赖程度,以此解读城乡二元结构的自然生成。城乡关系的处理方面,所关涉的主体主要有政府、市场、乡村与城市四个方面。我们先假设作为公权力的政府的中立。对于城乡关系主体的乡村与城市,则基于西方“经济人”的假设,把乡村与城市作为以维护自身利益的纯粹利己主义群体分析考察,把乡村与城市作为占据着相对社会优势资源的假设主体。我们试图找出城乡的各自社会优势资源,然后比较二者社会优势资源的效用的发挥。所谓城乡各自社会优势资源,其特点是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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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 键 词:
- 我国 城乡 二元 结构 生成 固化 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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