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与传播问题与挑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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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与传播问题与挑战 张隆溪教授在北大的演讲 张隆溪 北京大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教北大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现任瑞典皇家人文、 历史及考古学院现在唯一健在华裔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香港城市大学“长江学者” 讲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及韦斯理大学杰出学人讲座教授。 演讲人:张隆溪地点: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时间: 2014 年 11 月 首届国际汉学翻译家大会在北京大学闭幕。两天的会程,来自17 个国家和地区的汉学 翻译家与会。“自19 世纪和20 世纪以来,海外汉学和中国研究对在欧美传播中国文学和 文化,作出了许多贡献,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汉学和中国研究毕竟不是
2、欧美学术的主流, 自身难免有其局限性。近三十多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极大发展, 在国际政治方面也逐渐发挥更大作用,使得欧美和全世界都越来越注重中国,也相应注重 中国的文化传统。”香港城市大学的著名学者张隆溪以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与传播: 问题与挑战为题作了演讲。 自 19 世纪和 20 世纪以来, 海外汉学和中国研究对于在欧美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出 了许多贡献, 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汉学和中国研究毕竟不是欧美学术的主流,自身也难免 其局限性。 近三十余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极大发展,在国际政治 方面也逐渐发挥更大作用,使得欧美和全世界都越来越注重中国,也
3、相应注重中国的文化传 统。一方面,国外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和文化,学 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也希望把自己的文学和文化介绍给外部世界, 把中国文学作品和人文研究的成果翻译成外文,传播到海外。 然而由于中外文化、社会和思 想意识各方面都存在差异,要成功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并非易事, 而且会面临不少问题和 挑战。如何了解和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汉学与中国学术 让我们首先考察汉学和海外的中国研究。所谓汉学, 是从外部尤其是西方的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而不是从中国内部看中国。这很容易使人想起“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老话, 或苏东坡 题
4、西林壁 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那有名的诗句。 这样看来, 作为国际学术一部分的汉学,因为是“旁观”,有一定客观和批评的距离,往往可以对中国 和中国传统有独到的看法,对中国人理解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传统,都有启发借鉴的意 义。西方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不仅其立场观点不同于中国学者,而且其研究方法也不 同。汉学家往往有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训练,把这类社会科学方法应用于中国研究。这当然 会形成汉学研究不同于中国本土学术的特点,但同时也可能产生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 “傲慢与偏见” ,即以为中国和中国人只能提供研究的材料和对象,只有西方才可能提供研 究的理论和方法。这其实是一种西方
5、理论的傲慢,也因此产生其狭隘的局限。 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只说到问题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也可以用两句老话来 概括,那就是“隔雾看花”、“隔靴搔痒”。从外部观察固然可以有一定客观距离,但也未 尝不会失之粗疏,没有直接经验的真切体会。其实庐山之大,无论站在山中还是走到山外, 都不可能穷尽其貌,这正是东坡要告诉我们的。东坡这首诗虽然结尾两句很有名,但开头两 句才真是说出了观察理解任何问题的复杂多变,因为他说得很明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 近高低各不同。 ”庐山面目是变化的,依据我们所处位置不同而呈现不同的面貌。把这个道 理用来理解中国,我们就可以明白,要真正了解中国,就必须从不同角度看,把看
6、到的不同 面貌综合起来, 才可能接近于真情实貌。换言之, 汉学和中国本土的学术应该互为补充,汉 学家不能忽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也不能不了解汉学家的著述。中国和海外学术 的互动交往已经越来越频繁,所以我曾撰文说: “我们早已经该打破内 与外 的隔阂, 抛弃社会科学模式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也抛弃西方理论复杂性的自傲,整合中西学 术最优秀的成果。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奠定理解中国及中国文化坚实可靠的基础,在获得 准确的认识方面,更接近庐山真面目。” 西方汉学本身发展的历史,对我们了解汉学与中国学术的关系不无帮助。最早从欧洲到 中国并在文化的互动交流方面产生影响的是基督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教
7、士。利玛窦从意 大利来到明朝末年的中国,在北京建立起基督教教会,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多有交往,用中 文撰写了天主实义等多部著作,其影响不可低估。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又把中国的古代 典籍用西文介绍到欧洲,以书信和著述陈述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产 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使欧洲一些重要思想家对中国形成良好的印象。但利玛窦死后, 教会内 部产生了所谓“中国礼仪之争”,中国和西方的差异成为争论焦点,不断得到强调,而争论 的结果,利玛窦和耶稣的“适应”策略被梵蒂冈教廷否定。在中国方面,康熙皇帝则禁止了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鸦片战争后, 中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更多新教的传教 士来到中国
8、,对中国的看法与耶稣会教士相比,也很不一样。无论如何,在文化方面最先了 解中国的西方人是传教士,西方大学里最早聘请的汉学教授,也大多是传教士。传教士在中 国社会, 尤其在医疗和教育方面作出的贡献,近年来已引起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得到肯定 和嘉许。但“礼仪之争”中坚持原教旨和教义纯正的一派,批评利玛窦和耶稣会“适应”策 略对异教的中国文化让步过多,于是转而强调中西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中西之间设立起互 不相通的对立。 这些纯粹派的思想观念对中西跨文化理解和沟通的努力,到现在仍然还有一 定影响。 中西对立的观念从“礼仪之争”时已初见端倪,只是在近代更具学术形式,往往上升到 思想和哲理的层面。法国社会
9、科学家和人类学家列维布鲁尔区分原始部落人与欧洲人的思 维方式, 认为原始思维是审美和形象而非理性和逻辑的,只有欧洲人具有逻辑思维能力;与 他交往甚密的汉学家葛兰言就曾以此模式,著有中国人之思维一书。稍后法国汉学家谢 和耐讨论基督教传教在中国之所以不成功,也归结为中国人思维方式与欧洲人根本不同,并 断定中国语言缺乏明确的语法,中国人的思维没有抽象能力,中国人缺乏对超越、精神和抽 象观念的理解能力。这类看法一直到今天仍然在西方学界有一定影响,如法国学者于连就连 篇累牍地著书立说,把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描述为截然不同的两种思维和两种文化形态,中 国乃是西方绝对的“他者”。这类看法在法国固然有一个连续几
10、代学人的传统,但又不仅止 于法国学者。美国学者尼斯贝特2003 年出版了一部阐述文化差异的书,标题就把大意说得 很清楚: 思想的地理学:亚洲人和欧洲人思维如何不同及其原因。曾在加州大学柏克莱 分校任教多年、 专门研究古代中国的汉学家古德炜,按理说对中国古代典籍应该不会太生疏, 但他在一篇文章里为了强调中国与希腊截然不同,就以古希腊神话中诡计多端而巧言善诈的 奥德修斯为例, 说古代希腊人认为表面现象都是虚假不可信的,有所谓“认识论悲观主义”; 而与此相反,古代中国人则大多相信表面现象是可靠的,抱着所谓 “认识论乐观主义”的态 度。可是老子七十章不是就抱怨说“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11、”么? 孟子 离娄章句上不也说“道在迩, 而求诸远, 事在易, 而求诸难” 么?无论道家或儒家, 老子和孟子都在抱怨说,人们往往连浅显明白的道理都不懂,理解和行动都有问题。这哪里 有什么中国人 “认识论乐观主义”的影子呢?中西思想、文化、传统当然有这样那样的差异, 但把两者说得截然不同,互相对立,就根本否定了文化交往的可能。我们要跨越文化差异, 沟通中西思想和传统,就必须批判这种绝对式的文化相对主义,真正站在平等的立场来理解 对方, 在比较之中既见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点,又避免把差异简单化、绝对化,形成文化之 间的隔阂。 翻译与文化理解 造成隔阂的原因很多,首先有一个语言差异的问题,但复杂文本的
12、翻译又绝对不是一个 简单的语言问题。中文的确是很复杂的语言,有时候即使著名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也难免出 错。亚瑟韦利大概是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和日本文学最重要也最著名的翻译家,他译的诗 经和源氏物语堪称经典,他节译西游记中描写孙悟空的精彩章节,题为猴王, 也十分成功。但就是这样一位大翻译家,也居然把“赤脚大仙”误解为“红脚大仙”,误解 很难完全避免。著名翻译家华兹生曾译庄子韩非子史记等中国重要著作,很有 成就。 但仔细查看之下,偶尔的错误也在所难免。庄子 外物结尾有这样一段有名的话: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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