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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 【内容提要】本文从魏晋之际政治局势与皇甫谧所患疾病之关系这一特殊的切入视角,结合皇甫谧的地域家世学术文化背景,分析他在魏晋政局中基本的政治态度及思想情感。文中较多地使用传统医学理论和唐以前中医古籍中的相关材料,与正史所载皇甫谧在正始末年“得风痹疾”和甘露中“病风”“苦聋”的情况相映证,指出其罹疾之基本原因,和当时朝中紧张的政治气氛所引发的情志忧惧不安、其羸弱的体质状况、以及居处环境、汉魏时期频发的寒冷灾害性气候等因素密切相关。进而依据中医病机之说,对其“风痹”和“病风”的不同病因病机及证候等加以区别辩证,以说明其实际病况,并初步涉及他所以选用服寒食药以疗痼疾之缘由等。
2、皇甫谧在魏末坚拒征辟,隐居着述,精研医理,以学术事业终其一身的人生选择以及他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中的真正地位由此得以更深理解。 【关键词】魏晋之际 政治局势 汉魏思想 皇甫谧 风痹 病风一 皇甫谧是魏晋士人中一个相当独特的人物。他生于汉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卒于西晋国势最盛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亲眼目睹了魏晋最高权力转换的整个过程。虽与魏末名士阮籍嵇康属于同一代人,却在政治和思想上都处于一种较为边缘的地位,既没有卷入作为当时关注焦点、与士人进退出处密切相关的自然名教之争等玄学讨论,也未对曹马两派的派别和权力之争表现出明显是非之意。但当司马氏掌握政权,士人纷纷归顺入仕之时,他却不从流
3、俗,坚决不应征辟,隐居着述,精研医理,以学术事业终其一生。由他所开创的河西学术一脉,在中古思想文化学术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历史的表层,我们不难看到皇甫谧是以久婴笃疾的理由,拒绝朝廷的征辟,也借不仕的态度,表明了他的政治人生选择,展现了他的人格精神1。而在历史的更深层面,他是何以罹致废疾以及所在时代的政治社会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他的精神体质和疾病进程,也许对于我们真正深入理解其人其学及当时社会思想文化的真实状况,是一个更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魏晋之际的政治局势对皇甫谧所患诸疾之影响这一特殊的观察视角入手,结合其地域家世学术文化背景,去探寻其人在魏晋之世的心路历程,并由此认识他的人生选择
4、以及他在中古学术文化史中的真正地位。 魏晋之际,天下多故,世途险恶,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使士人的生存环境异常艰难。对此,学者论之已详。要之,魏末朝廷内曾有过四次钜变,即正始十年(249)春的高平陵事件;嘉平六年(254)李丰、夏侯玄、许允等曹爽余党的被诛;嘉平六年秋魏少帝曹芳的被废;以及甘露五年(260)高贵乡公曹髦的被弑。此四次事件作为魏晋间政治冲突的集中表现,在大批士人卷入其中,成为牺牲品的同时,也对社会中一般士人的思想感情产生极大震动,导致他们内心若干传统价值观念的严重扰乱。 作为魏晋间一系列废立弑逆事件的亲历者,皇甫谧对当时政治中所发生的一切有何感受呢?他在此时期罹患笃疾的情况
5、,恰好为治史者留下了一些通常易被忽略的历史线索。因此,我们可首先留意一下有关皇甫谧前后所患疾病的具体时间问题。 根据现有史料,可知皇甫谧先是在正始九、十年间“得风痹疾”。本传载皇甫谧在泰始三年(267年)前后上晋武帝疏中,有“久婴笃疾,十有九载”之言,说明皇甫谧罹患风痹疾之时间,当在曹魏正始九年(248年)前后,时年三十四岁左右;其后即开始学医“习览经方”;甘露中(256260年)病情加剧,“病风”“苦聋”,其后作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大致在甘露末景元初,开始“服寒食药”,由于“性与之忤”,又“违错节度”,造成身心极大痛苦,几欲自杀,其泰始三年上武帝疏中,自言服寒食药违错节度已七年,推其时在魏甘
6、露五年(260年)前后,时皇甫谧四十六岁左右;此期间作释劝,表明了他拒绝出仕,并将进一步深入研究医道的态度;再其后,或由于朝廷前后敦迫出仕,环境压力加大的因素,病情趋于恶化,故作笃终安排后事,其时大致当在泰始末年(273年前后),不足六十岁时。 从上述疾病进程中,可以发现,皇甫谧病情的发生和发展,与魏末朝中所发生的几次政治变故在时间上有一些耐人寻味的微妙相联。可以推想,这种时间上的契合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他在当时思想情感与政治倾向的独特表露。如对皇甫谧本人的家世、学术背景和深层思想等作一番考察,还应当说,这种一致并非偶然巧合。二 皇甫谧出身西州着姓,家世忠义尚武。汉魏陇右河西地区, 士风民俗与
7、文化风气自来与中原地区有所不同。作为汉以来的西北边陲重地, 雍凉士民, 浸染羌胡之风, 本身多好勇尚武, 娴于弓马。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八(下)言: (凉州)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保边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 两汉(尤其是东汉)之凉州地区,地域上可分西北之河西四郡及东南之北地、安定、汉阳(天水)、武都诸郡两大板块,前者连接西域,后者则紧靠司隶部之右扶风。在各方面都与汉之三辅地区关系极其密
8、切。皇甫氏世居安定,其地本秦地,汉武帝元鼎三年分北地置郡,汉以来行政区划一直隶属凉州。到汉末以后,才改隶雍州。作为西州要郡,安定风气亦与当时凉州各郡相同。汉书地理志八称:“(天水、陇西)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力气,以射猎为先。汉兴,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此数郡民俗质木,不耻寇盗”。皇甫谧自言少年时不喜读书,“与从姑子梁柳等或编荆为盾, 执杖为戈, 分阵相刺, 有若习兵”,正见边郡尚武风气之深远影响。 虽为西北边州,汉代凉州与京畿所在之三辅地区,在政治、文化上有着特别的亲和与认同。后汉书卷五八虞诩传载虞诩在永初四年反对邓骘因羌胡残破并、凉
9、而欲弃凉州之议,指出:“凉州既弃,即以三辅为塞;三辅为塞,则园陵单外。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观其习兵壮勇,实过馀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虞诩此议,西州士人咸赞同之,安定王符在潜夫论中即言“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可见凉州三辅,实为辅车相依,彼此地位都很重要。或因此故,凉州地区除了尚武之习,还有深厚的汉学渊源,是汉代学术文化的重点幅射区,而其主要之文化影响无疑来自关中三辅地区。东汉以降,河西关陇间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载南阳
10、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任延于两汉之交,避兵至于陇西,至光武帝建武中,出任武威太守,其到郡,“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郡遂有儒雅之士。”任延之学,属正统今文学,所治诗、易、春秋,对陇右河西地区之学风民俗,颇具影响。尤其安定其及毗邻的陇西、武威等郡,地处河西走廊与关中三辅之间,作为中原文化流布陇右河西的重要通道,当地士人受汉代思想学术影响的程度更过他郡。 安定皇甫氏自汉以来,即以事功儒业着称于郡。皇甫谧七世祖棱,为汉度辽将军;六世祖旗,为扶风都尉;高祖节,雁门太守;从高祖规,度辽将军、护羌校尉;曾祖嵩
11、,太尉;祖叔献, 灞陵令;父叔侯, 举孝廉。其家族不仅累世以材力为名将,习兵尚武而重事功,同时又兼有累世奉儒,治正统经学之传统。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载规于顺帝时举贤良方正,对策皆正论。以批评时事,讥刺梁冀得罪,托疾免归。在家“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馀人,积十四年”;永康元年又举贤良方正,对策有“天之于王者,如君之于臣,父之于子也。诫以灾妖,使从福祥。愿陛下暂留圣明,容受謇直,则前责可弭,后福必降”诸言。卷七一皇甫嵩传亦言嵩自幼“好诗、书”。分别为皇甫规和皇甫嵩所器重交好的敦煌张奂与北地傅燮等人,均有治今文经学之背景。张奂在今文经方面造诣颇深,且有所撰述创新,“少游三辅,师事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
12、。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馀言,奂减为九万言。”后为宦官陷害,禁锢归田里,“闭门不出,养徒千人,着尚书记难三十馀万言。”10傅燮为忠烈节义之士,在皇甫嵩为左中郎将讨张角时,出任其护军司马。史载其学渊源乃“少师事太尉刘宽,再举孝廉。”11)按刘宽为弘农华阴人,后汉书卷二五刘宽传李注引谢承书称:“宽少学欧阳尚书,京氏易,尤明韩诗外传。星官、风角、算历,皆究极师法,称为通儒。未尝与人争势利也。”由此可推测,安定皇甫氏家世所治之易、书、诗诸经,其家法亦不会与张、傅二人之师承渊源相去太远。不过从皇甫规、张奂等人本“有兵略”,多有文章着述传世13,张氏又有治文字之学之家风等情形来看,其学亦已经是掺杂
13、今古,由经学而入小学乃至诸子之学了。这当然是由时代之大背景使然。 由于得汉学之深厚影响,加之民风敦厚朴讷,凉州学者在思想学术方面往往恪守正统儒学文化本位,当汉末新学风兴起之后,此地区仍保有浓郁的汉代旧学风气,存重节义,不染浮华,与中原地区士人的某些时尚风习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在此方面,安定王符之学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从潜夫论中务本、遏利、论荣、考绩诸篇文字对当时政风、士风与学风的深入批评,不难看出,厚笃务实不喜交游的西州士人,已经看到了正统经学与名教统治衰落后,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名实相离变化,因此站在传统的立场上,主张务本清源,而对当时许多士人不修本实,背弃儒学道德根本,以浮名交
14、游进趋于世的行为深以为病。并非偶然的是,王符与安定皇甫氏之间,本亦因思想情感的投合而颇有交往。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载皇甫规解官归安定,有乡人得太守者来谒,规卧而不迎,后“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此后在皇甫氏后人如皇甫嵩、谧等的许多思想主张及个性为人中,屡可以发现来自王符的影响。特别是皇甫谧的许多观念,如元气论之宇宙观及上古史观14、士以道贵,重贤尚能之政治思想15、“不好戏弄”的生活态度16,乃至于针灸甲乙经中视精通医道为忠孝之性、济拯之心的具体体现17、笃终中俭殓薄葬之后事安排
15、18等等,均可见潜夫论中思想之痕迹。而玄晏先生守高尚之志,不肯“修名广交”,潜隐不仕之人生选择,也未必没有潜夫先生穷居着书,以处士终老之人生经历之影子。只是王符在后汉之世,尚能于“志意蕴愤”之际,放言“讥当时得失,指讦时短,讨讁物情”19,而皇甫谧在魏晋间,却只能作帝王世纪、高士传、列女传,将自己对于时事的批判,寓于对上古帝王、前代之隐士奇女的感叹怀想之中。 由此而观皇甫谧之思想,总体上当仍属汉代旧学范围,而与汉末之新学有别。但由于时代等诸多因素,其思想中又具有一种与王符相类似的新旧杂陈,似旧还新的特点(20)。亦可以说,西州地区乃至皇甫谧本人,并非完全没有受至汉末以来新学风之影响21。尤其皇
16、甫谧,在思想学术方面,较之其祖辈,已经是更加多元。而其有变于汉代旧学最不能忽视的一个因素,应是他少时出继叔父,迁居新安一事。 按新安魏时属弘农郡,(晋以后改隶河东)地处谷洛二水之北,黄河以南,为汉魏新学风影响所及之区。皇甫谧在这一带的居止行迹,根据现有史料,唯知其曾一度隐居女几山,晋书卷八六张轨传载张轨“与同郡皇甫谧善,隐于宜阳女几山”22。宜阳新安毗邻,同属弘农,后者在前者以南约三十里许,曾为魏洛阳典农都尉治所。新安一带洛水穿流,林竹茂密,多山水之胜,又邻近渑池二崤,形势险阻23,为“控扼之要地”24且与洛阳相隔不远,易通消息,在魏晋间地理位置殊不寻常,颇类当时位于黄河以北,太行南麓的河内山
17、阳地区。一些在魏末政局中地位重要的官僚名士,其活动与此地往往有一定关联。如曾任洛阳典农都尉的丘俭,其起兵前,其子甸为治书侍御史,“私出将家属逃走新安灵山上”,后司马氏派兵,始“别攻下之”25。按灵山26在新安南,紧邻宜阳,丘甸逃走此地,可知其地势险要。另据水经注卷十五洛水: nbsp;臧荣绪晋书称,孙登尝经宜阳山,作炭人见之,与语,登不应。作炭者觉其情神非常,咸共传说。太祖闻之,使阮籍往观,与语,亦不应。籍因大啸。登笑曰:复作向声。又为啸。求与俱出,登不肯,籍因别去。登上峰,行且啸,如箫韶笙簧之音,声振山谷。籍怪而问作炭人,作炭人曰:故是向人声。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问久之,乃知姓名。此说亦见
18、于王隐晋书27,后东晋孙绰作高士传,认为孙登所经之山为苏门山,但从阮籍曾作宜阳记,对此地的山川形胜物产显得相当熟谙的情形来看,或当以宜阳山为是28。 皇甫谧从安定迁往新安的时间,史无明书,参照相关史事,或可推算。曹魏中期之安定,由于魏蜀争夺陇右战略要地,加之邻近之匈奴氐羌族势力之侵扰,一直战乱不绝。明帝太和二年,诸葛亮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叛应。以后连年出兵,在这一带形成拉锯局面。到青龙元年秋末,还有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职等的叛乱29。太和二年皇甫谧十四岁,估计他就在此时徙离原籍,其入居新安,大致应在志学之年前后。其后由于有机会了解接触名流,一定程度上受汉魏新学熏染,是十分自然的事。因
19、此之故,他与魏晋清谈名士,思想深处并非侔不相通。其隐逸不仕的思想与实践,不完全和嵇阮等竹林之游的宗旨追求相同,但在某些层面,也不乏契合之处。他在释劝等文中表现出的尊士重道之观念,驳文立上表朝廷谓“命士有贽为烦,请绝其礼币”之议论,与阮籍“布衣韦带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礼下之者,为道存也”30之言及嵇康太师箴对“大道沉沦”之后君主*,“凭尊恃势,不友不师。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的抨击,出发点或有不同,但立场相当接近。尤其他作释劝之时间,大体上也正是嵇阮等人借自然放达之举,对司马氏作消极反抗之时,类似之思想态度,相同之历史场景,清楚地说明,他与嵇阮等人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 皇甫谧的思想特点,决
20、定了他颇为微妙的政治倾向。在当日复杂的政局中,皇甫谧由于在思想上与正始玄风有较大差异,对名士浮华清谈之习也距离甚远,从各个方面来看,显非曹魏集团中人。这或许也是司马氏一再拉拢,极力征辟其入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实际上,他对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东汉以来河北大族集团并不认同,在曹马之争中,也并无支持司马氏集团的倾向。 从历史上看,皇甫氏这种僻处一方的西州着姓(相当于地方豪族)和号“天下名贤”,诗礼传家的中原名族之间,在许多方面素来存在隔阂。皇甫谧高叔祖皇甫规,在汉末之党人运动中,虽然在感情倾向于朝中反对宦官外戚之清流士大夫,(因为受到当时黑暗朝政影响的,自然也包括他们那一批以实实在在之军功来博取功名的武
21、将)可是由于他的身份,大约还有另一些原因,史书说他“虽为名将,素誉不高”,并不为党人所接纳,他“以西州豪杰,耻不得豫”,竟不得不上表自请坐党人之罪。31这种“西州豪杰”与“天下名贤”之隔,既有家世门第高下的因素,也有东汉以来黄河上游地区士人与黄河中下游地区士人在个性为人治学立身风气等方面多有差异的缘故。后汉书王符传称“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途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而从潜夫论中对俗士“多务交游而结党助”32之尖锐批评,到后来皇甫谧在处世上不肯“修名广交”以“崇接世利”33,尤可从一个侧面看到西州之士与中原新派士人观念价值之不同。如唐长孺先生所指出,汉末以袁氏为代表的
22、河北大族集团34,有尚名之习,“所以在袁氏统治下的冀州朋党标榜之风盛行,曹操得冀州后就下令禁止阿党比周,说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而且这种用人态度又必然与大族横行相关”35。 除了在地域、家世门第方面并不属于与冀州人士为主体的司马氏河北大族集团的因素,皇甫谧之难以认同司马氏集团,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在儒学大义这一根本问题上。安定皇甫氏自汉以来,即守公忠仁厚之儒学家风,后汉书皇甫嵩传载嵩在汉末“夙夜在公,心不忘忠”,又“爱慎尽勤”,“折节下士”,为人作派迥异于董卓等凉州军阀。相形之下,司马氏虽号诗礼传家,却非纯儒,刚狠冷酷,阴鸷好杀,“外宽而内忌,猜忌多权变”36。其所奉儒,乃“术”而非“学
23、”,与皇甫家风全然不同。有此家世传统,且汉学背景深厚的皇甫谧,其政治观念,是看重纲常,谨守君父大节,并用这一观念,去对待、理解魏晋间的朝廷权力之争。固不赞同曹氏之某些思想和政治习尚,更反对司马氏之狼顾狗偷,公然篡位。这一集团不尊君权,野心篡政,恣行废立,甚至公然弑逆的行为,决非他这一类士人所能接受,其情感倾向于“君”是毫无疑问的。其所作针灸甲乙经序之末,有一段深切感慨之言: 夫爱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焉可忽乎?此序作于甘露五年高贵乡公被弑之后,其中痛言忠孝之心
24、,君父之困,决非泛泛之语,确可看出他内心爱憎情感之所在。 由此,亦可以推想他对于正始名士的态度。正始改制之目的,在于改善君主统治,加强朝廷力量,限制世家大族势力把持选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那些出身于地方,门第不高的士人入仕进取,因利益上本无冲突,因此他们这类士人,其实对改制之事并无反感。何晏等人忠于魏室的立场,也并不与皇甫谧的立场相抵触。只是这班新学之士,热衷干进,在政事上却短识无谋,不知兵略,为人作派不为皇甫谧所喜而已。事实上,在高平陵事变之前,皇甫谧已预感到他们必败的命运,且深为之忧虑。魏志卷九曹真传注引汉晋春秋中载: nbsp;nbsp;nbsp;nbsp;安定皇甫谧以(正始)九年冬梦至洛
25、阳,自庙出,见车骑甚众,以物呈庙云:“诛大将军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梦乎!,朝无公孙强如何?且爽兄弟典重兵,又权尚书事,谁敢谋之?”谧曰:“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强?昔汉之阎显,倚母后之尊,权国威命,可谓至重矣,阉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 此条记载可以说是史书中反映皇甫谧在高平陵政变前夕之隐秘思想情感的唯一材料,甚值得分析。按所谓“曹人之梦”,典出左传及史记管蔡世家:“初,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强,许之。旦而求之曹,无之。戒其子曰:我死,尔闻公孙强为政,必去之。及曹伯阳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孙强好弋,获白雁,献之,且言田
26、弋之说说之,因访政事,大说之,有宠,使为司城以听政。梦者之子乃行”37。不久,曹国亡,而曹君伯阳与公孙强俱被杀。此典故中所暗喻之史事及所隐含的皇甫谧之心态甚为曲折。表面上,似是以公孙强比喻曹爽等,指责他们乱政。但从谧所言“爽无叔振铎之请”语中,可知乱政者或曰谋亡曹者当别有人。按曹叔振铎其人,与管叔鲜和蔡叔度同为周武王同母弟,武王克殷后封功臣昆弟,他与管、蔡同时被封,成为曹国之君。武王死后周公专王室,管、蔡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因而作乱,遂被诛放。此事亦牵连到武王其馀母弟,曹叔等均被遣就国,不再任职王室。司马迁因此将他与管、蔡同传,其与周室之关系地位可知。结合“曹人之梦”古典之原义与皇甫谧和邑人
27、之对话的内容,可对此典所喻指之人事作一分析:其中“曹”乃代指魏室,当无可疑;“谋亡曹”之“众君子”,应是代指司马氏集团,当时许多人都隐约意识到了这一集团将不利于魏室,从魏明帝时高堂隆“臣观黄初之际,天兆其戒,异类之鸟,育长燕巢,口爪胸赤。此魏氏之大异也,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38之上疏,到陈矫答明帝“忧社稷”之问,以为司马氏未必为“社稷之臣”39,可以看出这种猜疑是由来已久的;“曹伯阳”与“公孙强”,表面上应是代指魏帝和曹爽集团,不过当时在位之齐王过恶不彰,而且以皇甫谧之思想为人,也不可能直斥君过,故此处所实喻者乃为魏宗室的曹爽与何晏、邓等人。耐人寻味的是皇甫谧之邑人以为“朝无公孙强如何?”
28、这实际上显示出当时一般人的看法,即并不以为何、邓等为朝中乱政之人。“叔振铎”其人,自是代指曹魏宗社之灵。皇甫谧用其古典,以为“爽无叔振铎之请,苟失天机则离矣,何恃于强”,可见他也并不认为何、邓诸人即公孙强辈。且人谋亡曹而叔振铎能请待之,实际上说明此时魏德尚未衰微,还远未到亡国之时。然则司马氏之诛伐废立,显然悖于天理。还值得注意的是,皇甫谧将预感中的曹爽之诛,比作东汉宦官诛外戚阎显。后汉书卷十皇后传称阎显“及弟景、耀、晏并为卿校,典禁兵”,“颇与朝权”,曹爽兄弟的情形自是与之相类似。阎显在历史上当然是过恶很多的人,但是由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所发动的诛灭阎氏的那场宫廷政变,不过是本执贱役之阉人乘间窃权
29、,淆乱纲纪之举,更没有合法的依据。后汉书宦者传论对当时朝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以至使此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汉之纲纪大乱矣”的局面,尝痛切直陈,而皇甫谧曾祖皇甫嵩,正是当时忠公之臣为宦官所排斥者40。由此亦可想见皇甫谧对此辈之观感。所以,此处谧以“阉人十九人”喻司马氏集团,对其所为实无肯定之意。总之,在这一段喻指曲折的言谈中,皇甫谧对曹魏政权及朝中的曹爽、司马氏两大集团各自不同的情感态度,自有明确展现,其亲疏向背如何,可不待言。 皇甫谧此梦及其后对梦的解说,表明了他对国家社稷命运的强烈关心和极深之忧惧。而在正始末年,朝廷中的政治形势已是异常紧张,危机
30、四伏,明眼人俱已看出一场大冲突的爆发迫在眉睫。世说规箴注引名士传载何晏“惧而赋诗”事: 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无由退也。着五言诗以言志曰:“鸿鹄比翼游, 群飞戏太清。常畏大网罗, 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 从流唼浮萍。永宁旷中怀, 何为怵惕惊?”何晏是圈内人,对危机将发的感受远过他人。恰好他也曾在正始九年十二月末问梦于象数大师管辂:“连梦见青蝇数十头,来在鼻上,驱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辂据相术之理答曰“鼻者艮,此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今青蝇恶臭,而集之焉,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41。在这番对答中,不难看出何晏内心对个人命
31、运以及与之相关的朝廷政局的深切忧虑。其梦正是这种内心焦虑的表现。而皇甫谧与何晏几乎同时的梦境,可以看出他虽然身处权力圈外,其忧虑的程度却并不稍减,而且与何晏相比,忧国家社稷的成份更为明显,其忠于朝廷态度是无庸置疑的。 对当时没有直接卷入曹马之争的广大士人来说,国家将有大变的现实,迫使他们考虑应变之方。无论情感好恶如何,依据个人的性格、思想、以及社会地位与利益的不同,他们也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应付方式。包括嵇康阮籍在内的许多较多受到老庄玄学影响的清谈名士,在正始嘉平之际选择了避世远害以保身的方法,退隐山林,或不与当局合作以保持个体独立,或犹豫观望,等待时局的明朗化。阮籍在正始八年前后被曹爽召为参军,他惧祸及,“因以疾辞,屏于田里”;曹爽诛后,“时人服其远识”42。山涛在正始后期为河南从事,夜宿传舍,预感政变将发,为“无事马蹄间”,“投传而去”。后“果有曹爽事,遂隐身不交世务”43,为数年后投入司马集团埋下伏笔。然而对深受汉学濡染且忧劳君国甚深的皇甫谧来说,在这一时期作出适当的选择却是极其艰难的一件事。在讨论“天下多故”的魏晋之际士大夫思想心态时,人们通常忽略了他们这种性格迂执刚介的正统儒学之士44,在面临那种与他们自来坚执的君父之节严重冲突的政治危机时,内心所产生的无法化解的强烈精神反映过程,以及这种观念冲突给他们心理和生理上带来的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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