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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 陆铭李爽 * 摘要: 与社会资本有关的非正式制度对人类行为和福利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 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和正式制度之间既可能是互补的,也可能是互替的。 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本身及其作用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中国,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变化还存在着一定的城乡差异。 关键词: 社会资本、社会互动、非正式制度、经济发展、市场化 制度是人类行动的规则,是人类决策所面临的社会结构。制度有成文的、匿名的、大范 围内适用的,属于正式制度,也有不成文的、非匿名的、仅适用于特定社群的,属于非正式 制度。 制度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成文,而在于它是否实在地起作用。
2、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所 谓“约定俗成” ,没有成文,但人们都遵从 。正式制度如法律,如果脱离习俗太远,有了规 定也不一定被执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家理解真正制约着人们行为的那些结构更为 重要,哪怕它只是非正式的制度。 近十多年来,日益成为经济学研究前沿和热点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与非正 式制度的形成与作用联系紧密。已经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例如 Durlauf and Fafchamps, 2004; Zanella, 2004; Sabatini, 2006 ) ,为了突出本文与既有的文献评论 的不同, 我们这篇文章试图在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
3、经济发展之间建立联系,而对于一些 其他相关的问题没有过多涉及。首先, 我们讨论社会资本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关系,研究社 会资本如何影响人的行为,如何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接下来, 我们讨论社会结构调整与制 度变迁的互动。本文的第三部分仅针对转型与发展中的当代中国,讨论社会与经济的关系。 第四部分是简要的总结。 一、社会资本与非正式制度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将人的社会行为全部表现在以市场价格为中介的 人与人之间间接互动,而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互动却并未考虑。 新古典经济学基于 “理性人” 假设, 认为在各种可能的选择中,决策者只根据价格做出最符合其目标的选择,人与人的互 动是匿名的, 但这
4、一分析范式却较少涉及到社会结构。而在现实社会中,社会结构对人的行 为和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资本实际上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一种非匿名的资本,它的 主要形式是一定社会空间内部的关系网络、信任和行为规范。Putnam(1993)提出,“社会 资本是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经济效率的网络、信任和规范” , 指出了社会资本具有 “协 调行动”的功能,这与制度的功能是一致的。 相比于新古典经济学,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这门分支学科尤其重视社会结构, *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感谢教育 部 2008 年度应急课题“改革、
5、发展、稳定、和谐互动机制研究”(2008JYJ01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07BJL051)的资助。同时,本文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和复旦大学 “ 中国经济国际竞争 力” 创新基地建设的研究成果。感谢韩国庆熙大学报告会(2007 年 9 月) ,以及复旦大学组织的“社会资本 研究网络”的讨论,特别是佐藤宏教授和周业安教授的意见。 习俗的适用范围可能很大,但仍然只有具备共同身份特征的社群成员才遵从习俗。 博弈理论中的策略性互动是个例外。 有时,人们所说的社会资本还包括在更高层面(例如国家层面)的规范,以及对于体制的信任。 2 以及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作为一种对行为的社会经济
6、学分析,除了传统的价格机制,人与 人之间直接的相互影响等非市场互动(non-market interaction) 也被纳入其研究范式。社会经济 学认为, 空间因素在行为人的决策中是重要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经常产生于同一 空间,比如相同的居住区、学校等。有时,“社会空间”内的互动还超越了物理空间,而仅 指一定交往边界 (社群, 或具有同样身份认同的人们)内的互动,而这些互动往往并非直接 借助于价格机制而形成的。 目前的文献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大致有三种观点(Serageldin and Grootaert,2000) 。第一, Putnam(1993)认为,社会资本是对社区生产能力有影响
7、的人们之间所构成的一系列“横 向联系”,这些联系是以关系网络和社会准则为依据的。第二,Coleman( 1988)在此基础 上扩大了社会资本的范畴,提出社会资本既包括横向的协会组织,也包括纵向的科层组织。 第三种观点更为宽泛,在第二种观点之上,加入了政治制度、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这三种 观点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和经济、 政治、社会等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紧密相关,特别是与非 正式制度有关。 与此同时, 在制度包含的亲族、宗教、 经济、政权和法律这五种基本形态中, 每种形态都包含了相应的社群单元,而这些社群单元又以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互动为基础。这 样,社会资本与制度实际上在概念上就相互渗透了。 需要指出
8、的是,尽管社会资本与非正式制度两者在概念上相互联系,但并非完全等同。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它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且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 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而从社 会资本的定义来看,基于以上三种观点,其口径则相当宽泛。广义地讲,社会资本不仅包括 政治、 法律等正式制度和社会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同时也涵盖了组织形态(比如社会关系网 络)和成员的偏好表达(如信任)等维度。Anirudh Krishna (2000)甚至明确地把社会资本 划分为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种既不同又相关联的表现形式。其中制度资本与促进互利集 体行动的结构要
9、素有关,比如规则、 程序和组织等, 而关系资本则涉及到在与他人互动过程 中产生的价值观、态度和信念等。然而,作者同时也指出,目前的经验研究还未能纯粹地区 分制度资本与关系资本这两种社会资本的类型,社会资本实际上更多地是建立在这两种形式 兼而有之、 相互支持、 相互补充的基础之上。鉴于社会资本的定义非常丰富,甚至有些混乱, 因此,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主要集中于文献中研究较多,在实证文献中更多被量化分析 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我们的理解是, 无论采取何种定义和分类,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 资本与正式制度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通常仅适用于特定的社群内部,而且其作用过程也不 是“匿名”的(或者说对所有
10、社会成员是有所区别的),而正式制度则恰恰相反。社会网络 和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最为重要的两种形式,之所以可以被作为非正式制度加以研究,也是 因为它们的作用仅发生在特定的社群内部。 社会资本对人类行为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具有一般性的。很多文献从理论和实证上讨论 了社会资本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事实上, 至少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使社会资本能够作用于 经济增长(见图1):一是社会资本作为资本的一种形式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二是社会资 本表现为非正式制度的形式,通过影响参与人的激励、预期和行为来影响增长。在概念上, 作为“资本”的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作为投入品的东西,是可以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平 行的概念,而且
11、是与某种特定社群相联系的资本,这种概念类似于“文化”。而在本文中,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主要是经验研究中已经被度量的社会关系网 络和信任。 关于社群的形成,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相对成熟的经济学研究集中在社区公共品提供和居 住区选择方面的群分(sorting) 效应。本文对此不作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陆铭和张爽(2007) 。 3 图 1 在微观层面,社会关系网络和信任在消费、风险分担、劳动力流动(找工作)、金融市 场上的借贷等方面普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参见前文中提到的几篇综述)。在宏观层面,社 会资本也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例如Putnam, 1993;
12、Knack and Keefer, 1997)。例如, Grootaert (1999) 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社会资本与家庭福利存在正向相关关系,拥有越多社 会资本的家庭将拥有越高水平的人均支出、资产、储蓄以及信贷可得性。同时,社会资本减 少了贫困发生的概率,并且它对于穷人群体来说,具有更高的回报。社会资本在提高收入方 面的作用在坦桑尼亚农村地区也得到了印证(Narayan and Pritchett,1997) 。此外,在基于 拉丁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和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的研究中,Grootaert(2001,2002)也有类似 的发现, 即社会资本的确对穷人群体来说更加重要,并且相比于人力资本
13、,社会资本在增进 家庭福利方面作用更为显著。以玻利维亚为例,相比于基础教育投资来说,用于社会资本上 的投资将在提高家庭福利方面获得比前者高至2.5 倍的回报。至于社会资本起作用的机制, 作者则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协会会员之间的信息共享、机会主义行为的减少以及集体决策 的改进。在中国,大量研究集中在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找工作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上(例如 Zhao, 2003) 。此外,社会关系网络作为非正式的保险机制也被证实了。范飞(2008)发现, 在中国民间,亲友间互赠互济的行为十分普遍,如在小孩出生、出席葬礼、婚礼等红白喜事 的时候都时常会有馈赠发生。他发现, 家庭的婚嫁馈赠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
14、越大,则该家 庭购买正式保险的可能性则越小。换句话说, 婚嫁馈赠作为一种非正式的保险制度,在一定 程度上替代了正式医疗保险制度的作用。作者还发现, 随着教育年限的增加,馈赠支出对正 式医疗保险的替代会下降。 社会资本并不总是好的。社会关系往往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形成政治上的裙带关系 (political connection) 。政治裙带关系一方面可以给企业带来可观的利润,但是另一方面它却 可能危害到整个国家的发展。Faccio (2006) 利用 47 个国家的数据, 研究了企业的政治关系, 以及具有深厚政企关系的国家所具有的特征,结果发现, 在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大都伴随着 较为普遍的政企联
15、姻关系,同时, 当企业的高层或股东涉足政界的时候,则往往会使该企业 得到增值。同样,在印度尼西亚,Fisman (2001) 也发现,企业的政治关系对该国经济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影响,该国经济自1997 下半年以来下滑正是由企业的政治裙带关系所导致的后 果。在东南亚, 一个企业在政治上的关联关系是其盈利的最主要因素。企业可以通过其政治 关系谋取不正当利益来扭曲投资决策、赚取利润, 同时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种 状况在印度、俄罗斯、巴基斯坦、中国等国家也存在。 社会资本还往往在特定的地域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因而被认为与文化有关。例如, 在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基于家庭的社会结构特别重要。尽管
16、西方国家也存在基于家庭的决 策和家庭内的利他主义,但在中国和其它亚洲社会,这一因素在行为人决策时更为重要。以 教育和养老为例,在西方社会,孩子较少承担家庭养老的功能,因此孩子对于家庭来说,更 可能是父母的“消费品”,而在中国或者国外的华人社会,孩子需要承担孝道和养老责任, 路径二(间接) : 路径一(直接): 影响参与人的激励、预期和行为 直接作用社 会 资 本 自 身 类 似 于 物 质 资本、人力资本 表 现 为 非 正 式 制 度的方面 经 济 增 长 4 因此孩子更是父母的“投资品”,这就导致父母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资水平普遍较高,相 应地, 华人家庭常常会更多地储蓄,用于孩子的人力资
17、本投资。家庭养老的文化提高了教育 投资,以及与之相应的储蓄,这对促进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刘永平、陆铭,2008) 。此外, 基于家庭的社会结构还在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产生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组群内 部(如家庭成员、亲友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但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比以美国为代 表的西方社会低(郑也夫、彭泗清等,2003) 。对于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来说,缺乏相对于 “自己” 的“他人” 概念,而只有亲疏远近不同的“圈内人” 和“圈外人”,即费孝通 (1985) 所说的“差序格局” 。 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对于理解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由于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社会
18、资本,它完全可能成为加剧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最近的一项研 究通过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决定以及农户间收入差距的分解发现,在各种收入决定因素 中,社会网络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仅次于村庄哑变量、非农就业比重和教育,位居第四(赵剑 治、陆铭, 2008) 。在中国特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社会关系网络往往会嵌入到政治治理 的等级制结构中,使得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相结合,并进一步加剧腐败和不平等,继而影响 到社会一般的信任水平。此外, 关于对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信任,可能也并不存在一个一般意 义上的对政府机构的公共信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不同层级、 不同地区政府的绩效各 有差异, 李连江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社会
19、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越到中央政府信任 度越高( Li, 2004 ) 。 二、社会结构调整与制度变迁的互动 在经济学文献中,不少作者认为, 社会资本与正式制度两者的作用相互补充,也相互替 代。 Stiglitz (2000) 指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与基于市场的交换和分配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在这一互动中,可能存在着一个社会资本密集度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倒U 型关系。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市场规模相对狭小,市场机制尚不完备,社会资本能够在很大程度 上弥补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导着生产要素的运作。但是, 随着市场的不断深化与正式制度的 逐步建立, 社会关系网络有可能受到冲击,成熟的法律、 规
20、则等正式制度会逐渐取代以社群 为基础的关系网络的作用,社会关系网络的价值以及相关的社会资本的价值也会随之下降。 与 Stiglitz(2000)的观点类似,Li(2003)和王永钦( 2006)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社会分工程度制约着该社会所采用的合约形式和政治、经济制度。 在经济发展早期,分 工程度较低,基于关系的治理(关系型合约)是一种较好的治理结构,优于基于规则的治理 (如:法律和民主)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分工程度的提高,规则型治理的边际交易成本越 来越低,规则型合约会逐步取代关系型合约。另外,卡尔 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在 传统的社会中, 经济体系嵌入于总的社会关系中,价格
21、机制仅仅在经济领域内发挥作用,经 济资源的分配还同时受到政治、文化、 宗教等社会关系的制约。而自发调节的市场一旦形成 之后,市场开始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市场的逻辑通行于整个社会,指导着经济、政治、文 化等诸多领域的运行,社会关系被嵌入到经济体系里,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颠 倒,市场将会按照自身的逻辑去改造世界的运行规则,改变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社会结构 的重构也将会进一步推动着制度的变迁(Polanyi, 1944, 1957 ) 。 社会结构和制度除了存在上述互动之外,两者在各自的发展中也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于对方。 第一,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不平等,从而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权力
22、持续精英循环” 因为亚洲社会对亲友信任程度高,而对陌生人信任程度低的特点,对于信任的测量应引起特别的注意。 在英文文献中,通常用“你是否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信任的”这样的问题来测量信任,但在中国和其他亚洲 社会,对于“大多数人”的信任可能是一个没有太大意义的问题,因为,人总是被自然地区分为亲友和陌 生人的。 5 理论 (Rona-Tas, 1994; Bian and Logan, 1996) 认为,在转型社会中,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与政 治权力会嵌入到市场经济中,并显性化为获取资源的优势,因而传统的权势拥有者在渐进转 型的过程中将继续主导着资源的配置。具体地,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社会结构赋予
23、了 人们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资本,而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并未被打破, 同时,如果制度的变迁和政策的调整是内生地由原先这些拥有权势的人来主导的话,那么, 转型前的这些社会资本便会嵌入到新生的市场机制中,权势的拥有者便能够将权势转化为收 入,腐败和不平等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和扩大,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将进一步转化为制度变 迁的动力。 第二, 制度变迁 (或机制设计) 可以反过来帮助构建社会资本,而且可能是新的社会资 本。 Schneider et al.(1997)认为,关于地区公共物品的制度安排能够影响社会资本的发展水平。 作者发现, 赋予家长在孩子就读于哪所公立学校更大的选择权,实
24、际上是更多地把家长当作 “市民”或者“消费者”来看待,这样会使得家长有激励去参加那些有助于构建社会资本的 活动。 作者采用了准试验研究的方法,比较了在两组地理位置相似的学区中,父母对孩子就 读学校选择权大小的差异所导致的父母本身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 拥有选校权的家长在所 有衡量社会资本的指标上均较高。由此作者认为, 适当的制度设计的确能够提高个体对那些 能够构建社会资本的活动的参与程度,从而促进社会资本的形成。关于灌溉系统的机制设计 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形成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遍布世界各地的灌溉用水系统中,很多 农民自发地通过制定规则、建立组织, 成功地维持他们的系统长达几个世纪。他们在集
25、体决 策的时候, 时常会面临这样一些问题,比如如何决定由谁来分担建立、维护系统的成本,如 何分配利润, 如何进行监督以避免免费搭车行为的存在。在适当的制度安排下,人与人之间 的合作逐渐地建立和维持,信任等社会资本也得以构筑(Lam, 1995) 。 更为宏大的制度变迁也会对社会资本产生影响。例如,一项针对波兰的社会学研究发现, 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对公共信任(人们对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信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该国 经济转型中, 人们的公共信任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过程。在转型前期, 由于人们在新 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公共信任有所下降;而当转型取得了较为显著 的成效时,人们对于公
26、共机构的信任又会明显提高(Sztompka, 1999)。 三、转型与发展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与经济 在当代中国经济的转型阶段中,如何建立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 安排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话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两个,一 个是价格是自由的,另一个是商品和要素流动是自由的。在这两个普遍特征之上,是否可能 存在“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只能从市场经济体制的社 会和政治结构出发,去发现“中国特色”,并对未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作出判断。 对此,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去考察社会资本与转型、发展这一对概念是如何互动的。 在传统的经济学里,发展
27、仅仅是指GDP 的增长 , 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而现在,发展越来 越多地被认为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等多方面的向前推进,而且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从 一种经济体系向另一种经济体系过渡的转型阶段,新的制度安排的建立和完善将是漫长而艰 巨的,在这个阶段, 社会的维度将如何去影响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在转轨中的路径与其他 的国家又有着怎样的差异?众所周知,苏联、 东欧国家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采 取了基于现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的“休克疗法”,将价格完全开放,全面、快速 地实现私有化, 消除财政赤字。 但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国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倒 退,市场化改革面临重重困境。而中国
28、作为渐进转轨的典型案例,在正规制度完全建立之前, 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被急速地摧毁,而是尽可能地得到了维持,这 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1) 给出了一个收入差距、社会矛盾与政治转型之间的关系的一般理论。 6 样,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和政治结构非但没有被新生的市场机制所瓦解和替代,反而是嵌入于 其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王永钦,2006) 。当然,社会资本作为 一种非正式制度, 其作用也有可能被市场化过程中形成的正式制度所替代。为了发现社会资 本的作用在市场化进程中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复旦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近年来做了一系列的实 证研究。
29、中国是一个在时间维度上市场化不断加深,在空间维度上市场化存在差异的国家, 因此,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市场化将如何改变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 的作用,同时也为理解什么是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的关系提供依据。 首先, 以中国的转型经济时期为背景,陆铭和张爽( 2008)考察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公共 信任的变化。 作者认为, 中国的市场化在农村引起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一是家庭层面的劳动 力流动;二是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三是省级层面的市场化进程的差异。作者发现,在中国 农村, 社区层面的劳动力流动将会增加对于农村当地的公共信任,其原因可能是, 由于带有 较强城市倾向性的经济政策长期
30、存在,农民工在进城打工之后,会受到社会保障、教育、就 业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这样, 农民工有可能产生对城市的负面评价,并且相对地增加对原 来农村社区的公共信任。同时, 作者发现社区层面的收入差距将减少公共信任,而省层面的 市场化水平也将影响公共信任水平,具体说来, 在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的地区,市场化会显 著地减少公共信任;而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市场化将增加公共信任。这一U 型的关 系与 Sztompka(1999)在波兰所观察到的市场化与公共信任的关系是类似的。 除了像信任这样的社会资本本身会在市场化进程中发生变化以外,社会资本的作用也 会随着市场化而变化。张爽等(2007)考察了中国农村
31、地区社会资本对于缓解贫困的作用, 以及这一作用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变化。他们发现, 无论是家庭的还是社区的社会网络与信任 都能够有效地减少贫困,并且在社区层面的作用尤其显著。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家庭 层面的社会网络的作用显著减弱,而社区层面的社会网络与信任的作用并未被市场化显著减 弱。 我们的另外一项研究试图发现社会资本是否能够帮助农村家庭抵抗自然灾害对于消费形 成的冲击。 虽然早期的一些在特定地域的经济学和人类学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有帮助农村家 庭抵抗自然灾害对消费的冲击的作用,但我们的研究用的2002 年的全国范围的数据却没有 得到这样的发现。同时,我们还证实,随着非农就业的增多和外出打工人数
32、的增加,社会资 本帮助农村家庭抵抗自然灾害对消费的冲击的作用正在减弱(Lu, Sato and Zhang, 2008) 。我 们还考察了在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收入的影响,以及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在不同地区 间有何差异,结果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网络对收入的提高作用,以及 社会网络对于收入差距的贡献度明显高于中西部(赵剑治、陆铭,2008) 而在中国城市地区,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变化似乎呈现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故事。 Knight 和 Yueh (2002)发现,如果分别根据年龄虚拟变量和所有制部门对样本进行分组,可 以发现, 社会关系网络与党员身份在私有部门的回报率高于国有部门
33、,在年轻群体中的回报 率高于年老群体。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年轻群体相比于年老群 体更大程度地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同时, 私有部门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扩大,社会关系网络 与党员身份这两种非市场力量对收入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李爽等 (2008)也考察了市场化对 社会关系网络与党员身份在中国城市不同所有制部门对个人收入的作用的影响。结果发现, 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在传统的国有部门并未体现,但在非国有部门中对收入有显著的正影 响,如果我们相信非国有部门市场化程度更高,那么, 社会关系网络对收入的正向作用被市 场力量加强了。 相比之下, 尽管总体上中共党员身份对于收入的提高作用已经得到证
34、实,但 是这一作用却并未在不同所有制部门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同时,通过比较 1995 年与 2002 年的数据,发现党员的回报也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上升。 这些发现对于中国在转型阶段的制度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当然,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 作者用除去本家庭的村内其他家庭的社会网络和信任作为村层面的社会网络和信任的度量。 7 研究来检验既有的发现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在中国农村, 社会关系 网络的作用至少在家庭层面是下降的,而在城市地区, 非国有部门的社会网络的回报却是在 上升的。我们不妨再次用“转型”和“发展”这一对概念来对上述发现进行解释。对于农村 来说, 发展是比转型更为重
35、要的主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基于家庭和家族的封闭的乡村 治理结构受到冲击。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被减少,家庭层面的社会关 系网络的作用会被市场力量减弱,匿名的市场则逐渐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而在中国 的城市, 转型是比发展更为重要的主题,原来的社会、 政治结构嵌入到了新生的市场机制里, 所以, 市场机制反而提高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回报。在传统的国有部门,社会关系的回报有很 多是隐性的,不能全用收入来衡量,但到了非国有部门,社会关系的回报反而被货币化了。 国有企业的转制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如果企业家拥有一些与政府的关系,则很可能在私有化 的过程中去侵占公有财产(Lu, Chen
36、and Zhang, 2008) 。最后,私人关系和政治权力之间纽带 的加强,很可能导致在中国虽然有法治,但却是“人治之下的法治”。正是因为知道政治权 力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观察到民营企业家们纷纷走上了参政议政的道路。李宏彬等人考察了 中国民营企业家参政议政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 越是市场制度发育不完善的地方,民营企 业家就越可能参政议政,因而,参政议政也被视为在转型国家的市场和制度不完善条件下民 营企业家的一种积极的应对措施(Li et al., 2006) 。陈钊等( 2008)发现,一个企业的规模 增大,非常显著地增加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可能性和等级。企业规模本身是一 种经济上
37、的权势,在中国的改革进程里,经济上的权势似乎正在向政治上的权势转化。 四、结论 社会资本、 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而有趣的话题。由于人类行为受 到一定社会空间 (社群) 内部非市场互动的影响,社群内部成员之间会互相帮助、互相分担 风险、 互相交换信息、遵循共同的规范。在市场发育不充分的发展阶段,社群内部成员之间 的网络、 信任和规范作为非正式制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的 焦点。 相对而言, 研究者关注较为不足的,也是本文更为关注的问题是市场化和经济 发展如何影响社会资本及其作用。具体来说, 这又可以分为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资本本身如 何在市场化和经济发展过
38、程中发生变化,二是社会资本的作用如何受到市场化和经济发展的 影响。从目前已经有的一些研究来看,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在农村发展中,似乎有所减弱。 同时, 在农村地区, 社会关系网络仍然加剧着人们的不平等,而且在市场发育更为充分的东 部沿海地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不平等的贡献更大。相比之下,在城市,由于制度本身是内 生的, 新生的市场机制似乎使得社会关系网络的回报有所上升,而不是下降。 从社会资本本 身的变化而言, 我们自己的研究关注了信任的变化,我们得到的发现表明,市场化可能导致 基于传统社会治理机制的公共信任下降,但进一步的市场化也可能逐渐加强基于现代社会治 理机制的公共信任。这些研究发现都还只是
39、初步的,相关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化。 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对于理解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重要,中国 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具有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这就使得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在 此类问题上具有很高的价值。此外,类似问题的思考对于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也至关重要。 很多人都认为,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基于亲缘关系的社会结构是个有力的冲击,如果 这是个事实, 那么, 面对这种冲击, 是不是会连家庭这个防线也无法守卫?中国未来是否将 会走向基于原子式的个人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是否可能在社会结构这个维度上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来回答的重大问
40、题。 8 参考文献: (1)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91(4): 938-963. (2)Bian, Y. J. and J. R. Logan, 1996, “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 American Socio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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