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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页 现代美术史研究论文 特征码 PDKMYsWsxDAOyjTbdkbT * 【内容提要】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从批评的状态向解释的美术 史方向拓展,特别是研究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更是一种学术的 推进。不过,在方法论的选择上也存在不少问题。西方汉学的 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虽然能发挥强大的解释 效力,但是,无论怎么对其进行修正,总是难逃文化意识形态 的陷阱,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在范式选择上的困境。摆脱 困境的策略就是进行方法论的突围。重新选择文化立场,以一 种世界性的视野和比较文化眼光来综合国际学术新成果,建构 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论成为一种必要。 “辩证历史符号学” 作为
2、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论建构,既可以避免文化中心主义 的嫌疑,又可以摆脱文化相对主义的困惑,同时,更是一种历 史研究的有效工具。 【摘 要 题】美术史 【关 键 词】比较现代性/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符号学/哲学的语 言学转向/辩证的历史符号学 【正 文】 第 2 页 一、研究范式的检讨 中国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就目前中国 现代美术史研究而言,虽然做了不少资料的整理工作但是研究 力度还是比较贫弱,原因主要是还没有达到一种伽达默尔所说 的“效果历史”的阶段,即对历史进行研究所需的一种适度的 历史距离,因而很难获得一种历史视域来提升对历史的整体把 握和尽量减少偏见。虽然作为批评的现代
3、美术史也还是大有人 在,但是,由于批评家更多的知识装备是用来应对现实的美术 创作问题,主要关心的自然是艺术本体,这样的研究虽然有一 定的艺术史观点和美学说服力,却很容易成为一种知识主张而 不是一种学术洞见。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中国现代美术 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作为解释学的美术史状态,对研究方法论的 引入也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在少有的几部研究中国现代美术 史著作中,郑工对方法论引入的自觉无疑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 种尝试。他的博士论文演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采 用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经过一番转换的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社 会理论。他说“中国美术现代化运动的基本性质是自设自叙” , 而其叙述框架则涉及两
4、个基本命题:一为“中国美术现代化是 现代化与反现代化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 ,二为“中国美术 现代化是内发的多向歧生的模式系统” 。他把中国美术现代化的 多个“共在体”置入动态交换的现代性情境中来研究,提出 “外来冲击-内部反应-结构整合”的理论分析图式,并充分注 第 3 页 意现代美术发展中的非主流因素,并且认为“多模式的共生, 使中国美术从传统到现代成为连续性的行为” 。 (注:郑工演 进与运动:中国美术的现代化(1875-1976)中的内容提要,广 西美术出版社,20XX 年 5 月第 1 版。 ) 郑工的方法是首先将现 代中国美术现象予以客观对象化,然后再作经验观察与分析, 并对其进
5、行有效的审视,避免了作为批评的美术史常有的价值 判断。应该指出的是,郑工在其博士论文的结语部分还是很坦 然地申诉了他对于现代化理论方法选择的理由及其文化立场, 虽然对 50-60 年代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现代化理论作了不 少修正,不过毕竟难以去除那种无奈的感觉。显然,郑工在进 行方法论修正的时候,我想或多或少借鉴了德国古典社会学家 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 1865-1923)的现代原则类型论理 论。特洛尔奇关于现代原则的历史构成的差异性以及带有历史 发生学性质的类型划分理论框架,其要旨是通过对现代世界的 历史进行系统的描绘,从历史的具体性来切实把握现代原则的 本质,透过类
6、型分析避免进步论历史观,即不把历史中出现的 思想或社会变迁视为一种进步式的推进,另外还把社会层面与 思想层面的事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这是一种采用历史 动态描述的现代结构分析方法,它将现代结构与现代原则有机 地结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确实可以为中国 的比较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有益的方法论借鉴。 (注: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 ,第 62-197 页, 第 4 页 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 1 月第 1 版。 ) 不过,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选择,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折 衷主义态度的表现。它一方面沿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同时又对 其进行修正,从而可以避免将中国的现代
7、化道路等同西方的现 代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化”而是“自设自叙” ,其方 法是在同一性中寻找差异性,又通过差异性来探视同一性;另 一方面又可以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对抗通过 结构耦合的方式予以整体描述和分析,抓住结构形态的开合流 变来展开对中国美术现代化道路的铺叙,从而成就出另一种结 构形态的“现代性” 。从根本上说,比较现代化或现代性理论的 选择,是一种文化立场和文化策略的选择,是对西方现代化意 识形态的规避和西方中心主义神话的破除以及一种地位平等的 对话权力的争取,其目的追求便是将中国与西方的对抗转化为 对等,所持守的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 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是一种研
8、究的新范式,可以说,在对历史 进行整体描述的意义上确实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和说服力, 因此,对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是一种推进。但是,同时我们 也应该看到,这一研究范式由于受到它自身问题域的限制,并 不能解开中国现代美术史实际发生发展的内在历史文化逻辑。 它无法进行一种历史的“深描” , (注:克利福德格尔兹文 化的解释 ,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 月 第 1 版。 ) 更没能挖掘出中国现代美术演变的历史动因和文化 第 5 页 动力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研究方法仍然是一种结构-形 式主义方法, “现代性”成为一种历史理念,成为“艺术意志” , 既是动力又是目的,在这里
9、, “形式”等同了“内容” 。一种黑 格尔主义的幽灵再一次以否定的方式现身。 尽管如此,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对我们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 我之所以要对它作一番辨析,就是企图从中筛选出一些有价值 的信息,从而为寻找解释中国现代美术更深刻更有效的方法途 径奠定基础。透过比较现代化理论方法在中国的应用现状,我 们探测到一种现象,即在当今强大的西方理论压力下中国学者 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本土化理论诉求的动机、目的和愿望。不过, 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西方中心主义是需要破除的话,同样中国 中心主义也存在危险,而文化相对主义则更是没有出路。因为 中国现代历史不是孤立地发生的,它已经置入到一个世界性人 类历史进程之中,
10、现在已经是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因此,我 们需要一种基于全人类的文化思考来重新考察中国的历史、中 国的现在以及设计中国及人类的未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 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中国是需要一种气魄和责任来重新参与创 造和建构人类的新文明。对于现在,我们需要文化交流和对话; 对于历史,我们需要文化比较与互识;对于未来,我们需要共 同探讨。这样一来,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就不 会是“现代化”或“现代性” ,而是转化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 “世界性”课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乐黛云就在西方 第 6 页 文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书的序中说,走向世界是一 个“比较”的问题,她引用一位女诗
11、人的话说“走向世界是不 能脱离走向自己的深处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走向自己的深处。 ” 她解释说, “走向世界与走向深处其实是一个辩证过程: 只有以世界的眼光,从现代人的全球意识出发,才能看清自 己深处的意义和内涵;另一方面,只有呈现自己深处的 意义和内涵,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独特的贡献,推动世界文化 向前发展。 ”(注:乐黛云、王宁主编西方文艺思潮与二十世 纪中国文学 ,第 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 11 月第 1 版。 ) 从乐黛云的这番话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中国历史研 究的新的设问方式的可能。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理论 范式的始作俑者,虽然他的“中
12、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属 于美国全球化总体战略支配下的“地区研究”(The Regional Studies)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相当强烈的对策性和政治意识 形态色彩。 (注: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 ,第 290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XX 年 2 月第 1 版。 ) 但是, 从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他还是在试图寻求某种历史 解释的客观性和理解的真理性。在他后来的反思中,他讲到了 “冲击-反应”模式下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概念对 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并不适合,他说:“当把我们的民族主义 和民族国家的术语应用在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向歧途。中 第
13、7 页 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 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的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当一 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 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暂时的文化优越感基础上的。我们 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 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 ”(注:费正清、罗德里 克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 王建朗等译,第 14-15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6 月第 1 版。 ) 费正清对于自己研究概念框架的调适,反映了他对中国 历史文化有着真切理解的渴望和一位历史学家的治学态度,这
14、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更为有意思的是,费正清的这一番话 反映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体认,以及对世界历史文化的重新 认识。虽然他这一反思的目的旨在服从于他的中国现代史研究 以便对其模式进行修正,他或许觉得用“文化民族主义”来把 握中国历史的现代演变更有说服力,但是无意中却透露出一种 比较文化思维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 费正清这一番话是值得进行多方面阐释的。如果按照“东方主 义”的理论来看,中国似乎只是费正清所想象的“他者” ,但实 际上,他也通过“他者”重新想象了自己。仅就他用“文化” 来限定中国的近代民族主义这一点来看,事实上,他毕竟看到 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看到了中国有着独特
15、 文化这一事实。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他不是用“文化”来限 第 8 页 定而是突出了“文化”本身。对于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作这样 的理解,在他看来,在“现代化”和民族国家建构的道路上, 西方历史的深层动力是政治民族主义,而在中国则是文化民族 主义,虽然是“冲击-反应”的结果。他的逻辑实际上是,对于 中国而言,文化民族主义不仅是抵抗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国 家重建的意识形态。费正清虽然透过中国研究看到了“文化” 这一独特事实,但是作为一个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他毕 竟只能从外部来理解中国,因此,他对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 不可能理解的。在这一点上,他离中国和中国文化确实还很远。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提出
16、一个问题,即美国的“中国研究”其 目的是什么?同时,我们也要问,我们又如何来研究我们中国 自身的历史?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住中国历史的真正脉搏?历史 研究除了合规律性之外,是否还有一个合目的性的问题? 基于上述思考,我认为,不论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对于中 国近现代美术史研究来说,乐黛云所持的比较文学(文化)的立 场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只有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内部,才有可能 解开这历史之谜;我们只有回到“人类”问题本身,我们才可 能解开人类历史之谜。因此,我们需要重建一种新的历史观, 这种重建不仅需要对历史理论进行反思,而且还需要一种新的 知识论批判作为基础,同时还要引入一种跨文化、跨学科研究 的方法论
17、视域才有可能。 第 9 页 二、从“历史符号学”到辩证历史符号学 “历史符号学”是旅美学者李幼蒸提出来的一个概念,他在同 名书历史符号学的导论部分对这一概念给予解释。他开篇 就从跨学科的角度直面学科分界的问题,他说:“表现形式比 较含混的历史话语和研究比较精密的符号学理论话语之间的特 殊联系和互动关系,反映出符号学作为比较研究方法论探讨的 最新可能性。与作为真正精密科学的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作 为准精密科学方法论的符号学是以语义含混的人文话语为对象 的。自然科学的观察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逻辑推理方法虽然更 为精密,却难以直接应用于人文科学研究。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 看出,他不仅对历史话语和符号学
18、理论话语以及自然科学和人 文科学的性质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而且他还对人文科学研究 者提出了理论和方法都需要进一步提升的要求。因此他认为, 对于当代国际学术最具影响的东西比较史学研究特别是中西史 学深层比较研究来说,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理论方法的建构是 必要的。他将历史理论与符号学进行跨学科的理论重构,从而 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方法论基础,并提出“历史符号学”这一标 新理论。他说“历史理论今日已成为人文科学理论创新的中心 部分。可以说历史符号学则在此部分中占据着最关键的地 位。历史符号学既是人文科学理论的中心之一,也是中西比较 史学和中国史学现代化理论探讨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李幼蒸 第 10 页
19、的“历史符号学”理论试图站在当今世界学术的前沿视域,同 时以强大的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为背景,以中国深厚的传统史 学如中国考据学为基础,对中西史学理论方法进行重构,其目 的主要是想摆脱研究视域的时代狭隘性和地域局限性而获得一 种开放的视野,并在中西比较研究基础上来展望人类人文科学 总体的未来,通过中西和东西学术全面互动逐渐形成世界性的 新型学术共同体。可以肯定地说, “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对 于中国的学术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李幼蒸看来, “历史符号学”与作为最高层次的符号学理论系 统的“一般符号学”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对一般符号学的功 能作了运作方式的限定。其一般性和统一性不仅表现在“历史
20、” 的全域性、全科性上,而且表现在“历史”的经验性上。他认 为, “历史符号学”名称中的“历史”涉及两层含义:经验的全 域性和对象的实在性以及史学理论。在他看来,历史符号学不 仅是对 20 世纪以来各种哲学流派包括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结 构语言学和信息论、系统论等进行融会贯通而综合形成的一种 全面整合化的理论,甚至还要成为一种永远“超” 、 “跨”现存 及新生学科的运作原则系统的代称, (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 中的“导论历史符号学的概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XX 年 5 月第 1 版。 ) 这不仅反映了将“历史符号学”作为方 法论来看待,同时还反映了他有意向本体化转移的学术追求。 在
21、我看来,实际上,从整个历史符号学一书来看,他更多 第 11 页 的还是把“历史符号学”作为工具性的方法论来看待。 应该承认, “历史符号学”作为方法论的建构现在还只是刚刚开 始。他提出的三级历史理论模型,即从常规史学到史学史再到 第三级的历史理论,使之成为对人文社会知识全域进行“鸟瞰” 、 “解剖” 、 “综合” 、 “地界重划”的最佳场地,因而可以从“历 史理论”基地“望”社会人文科学全域。特别是涉及跨文化研 究时,高层次的理论分析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中国传统的史 学而言,他除了仍然重视考据学之外,对结构主义符号学或语 义学的“文本”(text), “话语”(discourse)和“叙事”
22、(narrative)这些核心概念尤为重视。他甚至还把中国的“古史 辨”大家顾颉刚推为中国第一位“历史符号学家” 。他认为顾颉 刚思考的许多问题均与当代史学理论课题不谋而合,广泛地涉 及到语词表达、指称、意义,以及意识形态背景等各方面,其 方法远远超出了清代“辨伪”传统。在他看来,顾氏的思考方 向是语义学的,因而也是符号学的。不过,李幼蒸除了肯定并 转换了顾氏的理论之外,还进一步提出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或 符号学研究还应该包括一门中国史学特有的“历史叙事学” 。总 而言之,他提出“历史符号学”实际上是一种历史的“文本批 评”学和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他认为,透过这一方法论的 使用,可以帮助我们细
23、致地区分古代典籍中求真的部分和意识 形态“功用”的部分,对于历史话语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历 史叙事学”而言则通过历史事件编叙程式来透析出史实的“实 第 12 页 证性压力” 、知识性限制和意识形态框架这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及其历史实质。 (注:李幼蒸历史符号学 ,第 23-58 页,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 年 5 月第 1 版。 ) 李幼蒸的“历史符 号学”的操作应用在他最近出版的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 学结构分析中最能反映出来,他主要是从横向共时面的角度 来进行语义学分析,同时对理论体系的语义学变迁进行历时性 的考察。他说“一般来说儒学指四书五经系统,其存 在具有综合的史学内涵,而仁学为
24、独立的思想文本。因此不妨 比喻说,仁学是横向存在的,是纵向历史中的横向存在, 而儒学是纵向存在的;仁学是伦理学思想系统,而儒学是 社会文化史过程。 ”他还说“我们将仁学与儒学区分开来,首先 可以使孔子思想和中国两千年儒教政治史分开,两者成为虽相 关而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结果不仅有益于古典学术研究,而且 有助于未来文化学术创新的事业。一个直接的益处是使传统仁 学和现代反封建思想运动可以彼此兼容一致。一方面,只 有仁学,而非传统儒学全体,才能有进一步参与中国现代化和 全球化伦理学对话的可能性。 ”(注:李幼蒸仁学解释学 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的“序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XX 年 7 月第
25、1 版。 ) “历史符号学”的工具价值在这里确实显 示了它的强大威力,因而也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历史符号学”的方法论基础于“理论符号学” 。 “理论符号学” 是李幼蒸通过对西方现代符号学进行全面研究和总结并进行了 第 13 页 综合的一个理论成果。他甚至把“理论符号学”称之为“人文 科学认识论的语义学研究”或“文化思想普遍语义学” ,并认为, 作为与人类生存直接相关的价值统一问题的人文科学研究与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相比,人文科学应占据学术首要地位。因此, 符号学在人类全面技术异化的危机中更应担负起力挽狂澜的使 命。 (注: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的“再版序” ,第 1-7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26、社,1999 年 6 月第 1 版。 ) 他的理论 符号学导论可以说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的所有理论进行了重 构,组成由“语言符号学” 、 “一般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 构成的三大理论板块,并对这三大板块的符号学之间的区别与 联系进行了理论界定。 “语言符号学包括语言结构、语义结构、 话语结构三个部分,是对自然语言的研究而且把它视为符号学 理论的硬核,是符号学和语言学、语言哲学和文学理论的交汇 面;“一般符号学”强调了语言系统和非语言系统以及社会环 境分析的关联;“文化符号学”则是探讨对文化思想所进行的 符号学分析,既涉及文化思想深层结构的解剖,又涉及人文话 语的意识形态因素问题,它将符号学与哲
27、学、文学和思想史研 究联结到一起。尽管从表面上看, 理论符号学导论一书仅只 是对西方现代符号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疏理,似乎没有什么创新, 而实际上却是一次理论重构。如果说,语言学主要包括语形学 (语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三个部分的话,那么,李幼蒸的 “理论符号学”三大板块就是对语言学三个部分所进行的拓殖 第 14 页 和重构,但是,从三大板块的关联来看,与语言学的三个部分 的内在关联显然有着同构性,因此,实际上它照样依循了结构 主义早期从语言学扩展到一般符号学的逻辑。它一方面对语言 学进行了拓殖,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抽象,从而将符号学转化 为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理论。它显示了与德国哈贝马斯 的
28、社会语言学认识论和阿佩尔的语言学的认知人类学方向的不 同,从总体上看仍然是结构主义性质的。因此,以这样的理论 符号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再转移到历史研究领域,自 然也就难以摆脱法国结构主义思想的阴影。这也正是“历史符 号学”之所以重视“文本” 、 “话语”和“叙事”并把“历史话 语”的语义学作为主要分析的对象的原因。 虽然符号学理论变化万千,但是它的结构主义性质始终没有改 变。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巴特、福柯等,他们骨子里 深藏的其实仍然还是典型的结构主义思维方式,只不过由于 1968 年的“五月风暴”促使他们把这一理论工具的使用调转并 服务于对理性主义信仰的批判和现代社会症结的探讨了
29、。而正 是在这一点上,李幼蒸的“理论符号学”和“历史符号学”与 西方的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分道扬镳,他更多的是建构主义 和科学理性主义的。据他自己称,结构主义自 70 年代以来,除 了法国派向后结构主义转变之外,荷兰则将结构主义的科学理 性精神火炬传承了过去,他特别推崇荷兰的符号学家托伊恩A. 梵迪克(Teun A. Van Dijk),认为他所做的工作推动了符号 第 15 页 学的新发展。李幼蒸对中国的问题显然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他认为对于中国的学术问题来说,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更 为根本,符号学理论的科学性发展方向是使中国的现代学术走 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有力保证。因此,他所关心的问题和
30、需解 决的问题与那些对西方思想方法亦步亦趋和鹦鹉学舌式的学人 相比,显然有着更深刻、更敏锐的学术思想洞察力,应该说, 这是一种当代中国学者所应持有的文化学术立场。 “历史符号学”概念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既可以对传 统文化表现重新加以排列,使其意指结构突显,从而促进其他 文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时在微观水平上进行的比较文化研 究又必将显著提高对文化表现涵义的理解,使各不同文化在重 构的分析层次上有效地进行比较和沟通, (注:李幼蒸, 理论 符号学导论 ,第 107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6 月 第 1 版。 ) 因此,它更注重历史话语的语义学分析,而不是历 史语境的重构。可
31、以看出来,李幼蒸对于“历史符号学”这一 概念的使用是有限定的,他更愿意选择作为一般符号学这一中 层理论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操作。特别是他透过对艾柯与格雷马 斯的符号学理论所进行的比较与批评,觉得后者的理论更适合 于进行社会科学研究。他说:“一般说来,格雷马斯的符号学 意识形态论研究,既涉及以符号学为方法来揭示社会人文科学 话语中意识形态隐蔽因素的方面,又涉及符号学方法本身的意 识形态前提方面。但在具体讨论中,格雷马斯主要关心前者, 第 16 页 对后一方面只限于做纲领性的说明。格雷马斯同样未能就如何 区分符号学固有意识形态前提和符号学科学性问题进行明确的 阐释,他的有关研究中主要的贡献表现在从积极
32、方面运用符号 学分析方法来尽量认识和排除错误的意识形态干扰。由于其分 析对象是话语表达面本身的意识形态结构问题,故具有深刻的 理论符号学意义。 ”(注:李幼蒸, 理论符号学导论 ,第 571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6 月第 1 版。 ) 正是基于对 格雷马斯的批判性吸收,当他面对中国历史话语语义学的问题 时,就有了清晰的判断。在他看来,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与中国 历史话语结构之间显然存在着对应关系,认为中国学术意识形 态系统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映射,而其各种程式化的表现风格均 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特定的社会功能。因此,对中 国历史话语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就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历史的
33、 真实面目,并间接地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 (注: 李幼蒸历史符号学 ,第 51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XX 年 5 月第 1 版。 ) 故而,我们也可以把“历史符号学”称之为 “去伪存真”的理论。 “历史符号学”对于历史话语的研究应该说是有效的,甚至对 包括思想、文化话语的辨析也同样有效。这个工具的操作程序 基本上是这样的,首先确立一个历史话语,然后对其进行意识 形态因素的剔除,再从历史的演化过程来探询话语语义的本意 和真意。从目的结果来看,虽然倾向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还 第 17 页 原精神,但却具有一种历史主义的立场,目的是为更有效地进 行异质文化系统的比较与沟通而奠定
34、语义学基础;从程序过程 来看,虽则与福柯的知识话语考古学和谱系学相仿,却又在学 术的问题方向上与其对立,福柯的目的是要对西方的理性主义 进行批判和对知识话语的权力-意识形态结构的揭露,从而否定 话语的“真理性” ,福柯对于历史更强调它的断裂性和非连续性, 他基本上是一个反历史主义者。 “历史符号学”可以说是从积极 的辩证的角度达到对二者的综合,显现了其难能可贵的品质, 这一点显然与目前国内的一些文化研究意识形态批判、解 构传统的学人不同。不过,总体看来, “历史符号学”主要还是 用来进行历史话语的语义研究意义系统的分析与理解而不 是历史研究历史过程的深度阐释,因而,它的局限性也就 显露出来了。
35、 作为历史研究,其目标和任务不仅在于对社会历史过程的意识 形态等方面的揭示,而且更注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以及对历史 发展的普遍关联的探寻。这样说来,这个工具就显得有些消极 了,因为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而言,它只能成为解决部分问题 的工具。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历史符号学”本身,而在于这 个方法论概念的提出者一开始就对它进行的理性化的自我限定。 但是,我认为, “历史符号学”并不一定要限制在理论符号学的 中层即作为一般符号学的孤立地位,而应该与前后两个理论板 块层贯通起来成为一个开放的概念,这样一来,这个理论的内 第 18 页 涵就有可能被扩大,就会成为一个非常灵活而有效的工具。可 以这样设想,如果我
36、们又重新把符号学拉回到语言学的位置上 的话, “历史符号学”就会被还原为“语义学” ,而概念的提出 者恰恰又有意回避语法学和语用学这两个方面。从 20 世纪下半 叶西方发生的哲学转向来看, “语用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无论是德国的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还是哈贝马斯的社会 批判理论,他们的哲学重建无疑都是建立在“语用学”的基础 之上。他们在哲学认识论上的突破,甚至可以这样来说,如果 说康德完成了哲学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的话,哲学 的语言学转向则把康德的先验主体认识论推向了先验符号学(语 言学),即一方面为“认知人类学” ,另一方面为“知识社会学” , 从而使我们对于知识论有了一种批
37、判的态度, 在某种意义上说,先验符号学是继康德之后德国哲学的又一次 大综合,是对西方偏于科学精神英美分析哲学与偏于人文科学 的大陆解释学的大融合, (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诠释 学的融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XX 年 6 月第 1 版。 ) 从 其根本精神来说,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的回归与再阐释。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于以康德、黑格 尔为代表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批判,并为之奠定一个“实践” 的先验基础的话,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镇法兰克福 学派第三代传人的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两人所发展起来的先验符 号学,则是透过对形式语言学的批判,重新回到语用学这一人 第 19 页
38、 类学和社会学的维度,并且为语言学或符号学建立先验基础。 或许对于阿佩尔来说,更重视先验符号学的认知人类学的理论 建构,即他所谓的“哲学的改造” (注:卡尔-奥托阿佩尔 哲学的改造 ,孙周兴、路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 7 月第 1 版。 ) ;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他在对形而上学认识论 的批判问题上与阿佩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是有着一致性,如对 认识的旨趣的批判和对语言交往中的理性歪曲独断论、意 识形态和目的性等的批判以及试图建立在规范的论证前提下的 交往伦理学和政治学。差别在于哈贝马斯意在于建立一个针对 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因此,他不同于阿佩尔的认知人类学方 向的“先验”语言语用学哲学
39、建构,而是更着意于方法论方向 的“普遍的”语用学哲学建构。 (注:李红当代西方分析哲学 与诠释学的融合 ,第 222-24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XX 年 6 月第 1 版。 ) 不过,从总体而言,他们都反映出一种从语 言学的框架来改造传统哲学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对语用 学的重视,更反映了出了一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 的回归。可以这样说,哲学的“语言学语用学”转向也是一次 哲学的“后现代转向” 。虽然后现代现象确实有点令人眼花缭乱, 但是,作为思想资源的后现代哲学的确可以重新开启思考世界 和历史的新视角。 语言哲学向语用学、交往实践和社会历史的转向,无论从认识 论还是从方
40、法论来看,都有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根本一 第 20 页 致性,它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认识论和 方法论所具有的普遍意义。语言学符号学不仅转向语用学甚至 “先验语用学”和“普遍语用学” ,为语言学符号学方法论的全 面建立和使其朝着完善而有效的方法论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 同时,我还认为,语言学符号学如果要发展成为普遍的方法论, 还必须向着辩证语言学方向生成,也就是要将语用学、语法学 和语义学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种辩证语言学关系, 使其相互依赖、互相生发、相互转化,建立一种辩证的内在语 言学关系。基于同样的思路,我们也需要对“历史符号学”进 行重构,使其朝着辩证“历史
41、符号学”的方向发展。从理论符 号学的意义上说,也就需要贯通“语言符号学”和“一般符号 学”以及“文化符号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使其成为一种 辩证的与社会历史关联着的外在符号学关系。这样, “历史符号 学”就成为了辩证的历史符号学,从而也可以成为历史文化研 究的一般逻辑。 三、结论 总体而言,辩证历史符号学的目的就是要将孤立的、静态的和 单一目标的“历史符号学改造成为上下、内外关系处于一种 动态、灵活和适应不同目标的自由工具。这样,对于历史研究 来说,它就可以避免对历史话语的考察分析仅仅停留在语义学 的目标上,而在对历史进行全方位的阐释时,既可以对历史话 语进行语义学的历时与共时分析,也能进行历史话语的语境还 第 21 页 原,同时还将能对历史话语发生的历史文化逻辑给予揭示。如 此一来,辩证历史符号学就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 有效工具,而且还可以成为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化研究的阐 释方法。这对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最 佳选择,因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已经不是在一个完全封闭的文 化系统中发展了,而是在东西方的文化碰撞中生发,在它的历 史流变逻辑中饱含着历史主体所进行的深刻的文化比较和知识 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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