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第二专题当前经济形势.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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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模式大发展的新阶段，被称为危机之年、变革之年、调整之年，也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最大的一年，中国经济也遭遇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背景下，中国有效应对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其他国家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一、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综述（一）世界经济探底企稳，但复苏艰难此次危机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美国，发生在作为经济核心的金融领域，发生在金融领域的心脏地带美国华尔街，对世界造成冲击之巨大，可想而知。国际舆论把它形容为世界经济的一场大地震、大海啸。这场金融危机，起源于2007年，爆发于2008年底，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创是在2009年，导致全球经济出现60多年来首次负增长。2006年、2007年、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5%、5.5%、4%。虽然2009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复苏好转迹象，但由于上半年经济大幅下跌拖累和连续五个季度负增长的惯性因素，多家国际权威机构都已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可能出现负增长（目前还未统计出来，可持续关注）。世界银行在2009年6月就预计2009年全球经济将为-2.9%，IMF（国际货币基金会）预计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2009年将下滑1%。2009年将成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并因此载入史册。在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作用下，世界经济在2009年下半年出现了乐观迹象，主要经济体出现了探底企稳迹象，但与此同时，刺激政策的负面作用正在显现。如美日等国财政赤字创下历史新高，大量的流动性资金流入市场带来了通胀隐忧，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趋暖但失业率居高不下，有增长、无就业。2009年11月25日，迪拜财政部突然宣布，由政府持有的迪拜世界公司及旗下的房地产分支棕榈岛集团将推迟偿付数十亿美元的债务最少六个月，以便进行债务重组。据纽约时报估算，“迪拜世界”的对外债务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总债务的74%。被此次迪拜债务危机深套其中的债权人包括汇丰控股、巴克莱、莱斯以及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全球多家知名大银行，这些知名银行，此前就已在金融危机中受了重伤，此番又遭迪拜危机打击，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打头风。迪拜债务危机未过，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又出现粮食价格大涨、通货膨胀严峻的新问题。2009年12月24日，印度宣布，由于土豆和蔬菜价格上涨，该国的食品批发价格指数已达到近11年来的最高点。印度的土豆价格同比上涨2倍以上，蔬菜涨价37.9。同日，越南国家统计总局表示， 通胀率连续4个月上升，12月越南的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升了6.52。发达经济体的巨额赤字、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隐忧，以及被视为第二次“雷曼事件” 的迪拜债务危机，警示着刺激政策后遗症已逐渐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还很不稳固，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不排除出现新的动荡和反复的可能。主要表现在：在虚拟经济领域，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尚未得到根本性治理，新的监管机制和交易规则尚未建立，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仍在继续泛滥，这些金融风险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在实体经济领域，美、欧、日经济虽止跌回稳，但不确定因素仍多；在国际贸易领域，受流动性增多、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国际上大宗商品以及黄金等贵金属的价格快速上涨，发达国家消费疲软，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对国际贸易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都将产生不利影响。（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大国整体崛起势头强劲国际金融危机使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消长变化。美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再加上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拖累，软硬实力都明显受挫。据统计，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用于反恐战争的账目费用就已累计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分别约为7480亿美元和3000亿美元。2009年12月16日，美国众议院又通过总额为6363亿美元的国防拨款法案，其中约650亿美元将用于阿富汗战争，这还不包括奥巴马12月宣布的对阿增兵计划所需费用。此外，美国国债和财政赤字屡创新高，对中国、日本等主要债权国的依赖和借重越来越深。而2009年美国经济持续低迷，前两季度继续负增长，经济增长缺乏新的动力，经济结构需要大的调整。美国引以为豪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日益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软实力大受影响。后美国世界的作者、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扎卡利亚说，“过去几年间，全球有近3/4的人口在崛起，只有一个国家在走明显的下坡路，那就是美国”。欧盟、日本也困难重重。欧盟经济自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连续个季度经济萎缩， 出现了自1999年成立以来的首次经济衰退。2009年第三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虽然增长0.4，结束了连续个季度的经济萎缩势头，欧盟27国经济第三季度环比增长0.2， 也正式走出衰退。但与2008年同期相比，欧元区和欧盟第三季度经济分别萎缩了4.1 和4.3。欧盟委员会在2009年11月初发布的秋季经济预测报告中认为，欧元区经济2009年全年仍将出现4.1%的负增长。日本2009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比2008年第四季度下降了3.2%，换算成年率为负12.2%，降幅为战后第二大降幅。第二、三季度虽然出现了正增长，但面临失业居高不下、通货紧缩、日元升值、个人消费势头减缓等多重挑战，基础不稳，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新兴大国虽然也受到一定冲击，但总体上仍能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印度经济增长率在2008-2009年度回落至6%；中国经济2009年第三季度已经达到8.9%，全年实现8.7%的增长。据中国海关2010年1月10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2009年出口总额超过1.2 万亿美元，已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预计2010年中国可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出现显著变化，新兴大国与发达国家占全球GDP比重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尤其是中印两国更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有利于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认识、把握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东西方力量对比的变化，二是国际政治力量结构的变化，即一超与多强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从东西方关系和力量对比变化来说，当今世界正处在500年未有之大变局。自西方引领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一直居国际舞台的中心地位，东方国家或者处在被殖民、被掠夺、被压迫的地位，或者在国际舞台上处于边缘地位。而现在，东方国家开始活跃于世界舞台的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G20峰会。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主要舞台的G20，有一半成员都是东方国家。通过G20的几次峰会，东方国家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权明显增大。比如G20同意东方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提升5。东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得到认可和重视。东方国家经济地位的提升，必然促进其政治地位的提升。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东方国家团结一致，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国家的片面立场，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东方国家能够不屈服于西方国家的压力，使西方国家不能按自己的愿望行事， 这在过去是少见的。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来讲，“一超”与“多强”之间相对消长在2009年更加明显，有人讲现在的格局正由“一超多强”向“多强一超”转变，有一定道理。也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多强”更加显眼，而“一超”的含金量则越来越小。在本轮世界力量调整过程中，新兴大国崛起成为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新兴大国凭借后发优势，多年来保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驱动力和增长点。世界主要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大国大部分都是新兴国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金砖四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2.8%，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50%。四国外汇储备共计达到3万亿美元，国内市场广阔，已经成为全球需求和消费增长的主要引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按目前发展速度，到2050年，“金砖四国”经济总量将超过西方七国集团。20年前西方七国集团占全球GDP的70-80%，现在只有50-60%。2000年，“金砖四国” 的GDP占全球的8%，2008年则上升到16%。随着新兴大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和发展模式的调整，新兴大国不仅会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主力军，并且还将成为全球重要的消费市场。从中长期看，全球投资、贸易格局和经济增长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化，逐步向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双向平衡的格局转变。近年来，新兴大国联合自强意识增强，合作机制不断发展。有代表性的是“3”、“4”、“5”三个机制。 “3”是中国、俄罗斯、印度。中俄印三国合作起步较早，务实合作成效显著。中俄印三国外长已经形成了定期会晤、轮流举办的机制，2009年10月，三国外长在印度举行了第九次会晤，并发表了联合公报。中俄印三国领导人也不定期举行会晤，商讨三边合作的战略性问题。“4”是“金砖四国”。“金砖四国”这个名词最早是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奥尼尔提出的，最初只是一个概念，目前四国务实合作不断深入，“金砖四国”从概念逐步走向现实。2009年6月，“金砖四国”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首次领导人会议， 提升了四国合作的机制。奥尼尔认为，“金砖四国”的前景越来越被看好，“绿芽已经长成水仙花”。“5”是指“展望五国”，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展望五国”则是在西方八国集团召开期间形成的南北对话会，也就是G8+5。由于西方八国形成一个集团，而五国是被邀请参加，地位并不平等，因此，后来五个国家加强了彼此战略协调，在出席八国集团期间也举行首脑会晤，日益形成了五国集团。（三）国际体系继续深刻调整，国际金融体系变革取得实质性进展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加速了世界力量转移的过程，从而推动国际体系深刻调整。广大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要求日益强烈， 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持续高涨。“金砖四国”等新兴国家加强协调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国际经济体系改革起步，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出现新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将发达国家5%和3%的投票权转给发展中国家。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平台。作为此轮国际体系变革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在危机中应运而生，作用不断提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迅速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以往G20虽名不见经传，但也不是什么新事物，早在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有关各方根据七国集团建议设立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年度对话机制，成员包括八国集团（G8，八大工业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俄罗斯）、巴西、印度、中国、南非、墨西哥、澳大利亚、韩国、印度尼西亚、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及欧盟，由10个发达经济体和10个发展中国家组成。过去的10年，G20机制并不引人注意，甚至没有太多人知道。但这次金融危机后，G20异军突起，风头甚至盖过G8峰会。这一变化深刻反映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全球性挑战上升，发达国家越来越难以垄断国际事务，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越来越离不开新兴大国的参与。为应对危机并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G20先后召开了三次峰会，第一次是2008年11月在华盛顿，第二次是2009年4月在伦敦，第三次是2009年9月在美国匹兹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里的份额。现在的情况很不合理，西方七国目前GDP下降到全球一半左右，却依然在国际金融机构拥有超过75%的投票权。中国、巴西等新兴大国在IMF的份额甚至不及一些欧洲小经济体。比如，荷兰、比利时的GDP加起来只占世界的1.2%，但两国在IMF的份额却占到4.5%。中国GDP占世界7-8%，但在IMF中的份额仅为3.72%。所以与会的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进行改革，以真实反映国际经济金融力量对比的现实。匹兹堡峰会决定，将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IMF中的份额至少提高5%，在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至少增加3%。这是国际金融体系变革的一个阶段性成就，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得到了明显提升。而三次20国集团金融峰会做出的有关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各种改革措施和机制都意味着国际金融体系面临着大幅变革。G8+5领导人会议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对话机制。就是八国集团成员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5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对话。这一机制最初是法国倡议召开的，初衷就是G8已经无法解决世界上的事情，需要发展中大国的参与，但实际上会议议题是G8说了算。就拿2008年在日本北海道的洞爷湖召开的G8+5峰会来说吧。洞爷湖是个十分漂亮的风景区，有山有水。日本将G8成员国头头脑脑们安排在视野更开阔的山顶开会，参加对话会的5国元首只能在山脚下“恭候”，8国开完会了，定好调了，再叫5 国上去。日本作为主办方，如此心机用尽、刻意安排，是为了显示G8的主导作用。不过，今后日本再也没有机会这么干了。2009年在意大利召开的G8+5峰会是最后一次。匹兹堡峰会决定由G20取代G8，G8即使不会很快解散，在国际上也难以有太大的影响了，因为G8自己开会解决不了世界上的问题。 （四）各种发展理念和模式都在深刻反思调整，发展模式多样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历史上往往大危机带来大变革，促使思想大创新。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对各种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热议，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思。美、英近30年来一直奉行新自由主义模式，主张少监管、少干预，强调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这种新自由主义思潮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被誉为“华盛顿共识”。至80年代苏东阵营瓦解，新自由主义更是踌躇满志，环顾世界罕有对手。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美英的意识形态泡沫，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质疑声浪在全球范围内泛起。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如果说柏林墙倒塌标志着“华盛顿共识”的胜利，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则“宣告了它的死亡”。虽然美国一再强调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国没有处理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与金融管理、合理储蓄与超前消费的关系，但这三大关系严重失衡的根源还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使美国出现了重新审视和修正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浪潮。奥巴马提出了庞大的经济复兴计划。从该计划的一系列内容来看，实际上预示美国将对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大刀阔斧式的改革修正。面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日益式微，法国、德国代表的欧洲社会福利模式则跃跃欲试，认为是可以向全球推广的最好时机。欧洲右翼领导人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开始与自由资本主义拉开距离，公开谴责市场无序的危害、投机资本的无良和道德缺失，呼吁重建“善良”的资本主义。欧盟在各种场合不断推广宣传欧洲的经济治理模式和高福利的发展模式。但欧洲模式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也暴露出动力不足的根本性弱点。在此次金融危机冲击下，虽然欧洲不是危机的起源国，但危机很快蔓延到欧洲，最后欧洲受到冲击反而大于美国。而从2009年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看，美国的经济要好于欧洲，不排除美国早于欧洲走出危机的可能。因此，欧洲模式虽然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但事实上却抵抗不住危机冲击，具有自身的现实弱点。俄罗斯继续完善和发展普京主义发展模式。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实施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成为近乎失败的国家。普京上台后推行新政，在经济上，对石油、天然气等战略能源资源实施国家控制，并利用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在民主政治领域，创造性提出“主权民主”概念并着力实践，维护国家政治稳定。由此，俄罗斯恢复了一定实力并具有了更多的自信，逐步“重返国际舞台”。但金融危机暴露了俄罗斯经济“成也能源、败也能源”的弊端，迫使俄罗斯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梅德韦杰夫总统最近表示，国家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着力推进医学、能源和信息技术、太空通信等产业。目前，俄罗斯正利用经济的复苏，大力推进“2020年前俄罗斯社会经济长期发展规划”，争取尽快恢复和发展国家实力。许多非洲国家认识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对其没有示范效应，明确表示要以“东方为师”，走东方国家的道路。拉美等一些奉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国家也开始纷纷抛弃现有的发展模式，开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五）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升，中国因素广受关注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背景下，中国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其他国家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日益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建设性作用得到各方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借重依赖明显增强，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显著增强。中国发展模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越来越强的吸引力。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取经”，希望借鉴中国的发展经验。国际上的“中国热”持续升温。2009年12月，美国一个叫全球语言研究所的媒体跟踪集团发布报告，该所对过去10年世界上的媒体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崛起是过去10年的世界头号新闻。具体来说我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一是中国力量明显上升。在全球经济出现衰退，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出现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采取了果断有效的措施，成功抵御了金融危机冲击，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2009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达到8.5%，增速跃居世界主要经济体首位，全年经济达到8.7%的增长。中国进出口和外汇储备继续上升，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 并有望在明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中国综合国力进一步提升。二是中国声音明显响亮。在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日益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发文要求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提出建立超主权货币储备的建议。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中国主动提出GDP单位能耗到2020年削减40%-45的目标，并毫不客气地批评发达国家在大气减排上虚伪和不道德行为。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9月份出席联合国核裁军峰会、联合国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20国集团金融峰会等四大峰会时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上述四个领域的改革主张和立场。可以说，在2009年，中国政府越来越注意在各种国际和地区场合阐述自身的主张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捍卫中国自身利益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积极推动建立更加合理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三是中国话语权显著提高。2009年不仅是中国勇于发出声音、表达立场观点的一年，更是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话语权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年。经过中国的不懈努力和争取，西方发达国家被迫同意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投票份额，同意以20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首次得以与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经济领域实现合作共治的可能。四是中国模式吸引力明显增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美英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日益受到质疑，欧洲的社会福利模式虽跃跃欲试但动力不足，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经验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把眼睛从西方转向东方，希望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来中国“取经”的外国学者政要明显增多，中国模式的关注度和认可度明显增强。与此同时，国际上过高估计中国的发展水平，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声音也在升高。不少国家既希望搭上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又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疑虑，还有一部分人有意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论调，企图牵制中国发展。对此，我们自己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虽然可能很快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经济质量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中国是“世界工厂”，但自己的世界品牌少得可怜。中国要真正赶上发达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遭遇了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率只有3.8%，而此前这一指标多年来都保持在16%以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长期保持在20%上下，2008年却是3.1%；2008年末， 上千万农民工被迫回到家乡，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当时温家宝总理讲，我们要有信心，有信心则心满，心满经济就满。温总理还讲，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宝贵。现在2009 年过去了，信心真的变成了黄金，真的变成了货币。（一）“V”型胜利来之不易按照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把握宏观经济主要看四大指标：第一是经济增长率， 第二是失业率，第三是物价上涨率，第四是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抓住这四大指标，就等于把握住了宏观经济的总体状况。从这四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到底是个什么状态呢？ 1.看经济增长率2009年，中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为335353亿人民币，比2008年增长8.7%。据联合国经济机构估计，世界生产总值在2009年下降了2.2%左右。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看，美国、欧洲、日本经济2009年都是负增长。在全球经济总体处于负增长的态势之下，中国经济能够实现正增长，而且增长率达到了8.7%，这是一个来之不易、非常了不起的成就。2009年初，在经济学家当中有过一场争论。争论的焦点是20 09年中国经济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走势。当时有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是一个上上下下不断波动的“W”型的过程；另一种意见认为，20 09年中国经济走势将是英文字母“L”型，一竖下来就横了，掉下去就上不来了，在底部长时间徘徊。还有一种意见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出“V”型的走势。实践证明第三种意见是正确的。实现“V”型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分析了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对这场危机做出了科学的判断，把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定位为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和挑战。正是基于这样的定位，中央果断地出台了战胜这场困难的一揽子方针政策。当时温总理多次讲过这么四句话，“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目标要准，作风要实”。2008年上半年，我们主要的工作还是“双防”： 防过热，防通胀，下半年就果断地出台了战胜这场困难的一揽子方针。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力度的刺激经济，确定4万亿投资，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制定了一系列扩大民生投入的措施等。核心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现在美国有不少经济学家批评美国政府，说如果美国政府在2008年9月份的时候就果断采取措施，不至于后来出现那么大的问题和损失，也不至于导致世界经济出现这么大的灾难。第二点，就是我们的体制优势。西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形势的预测总是不准，关键在哪儿，就是他们不懂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逐步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正在挑战传统经济学理论。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但是我们成功了。西方一些人不理解我们体制上的问题，总是批评我们，我们的体制有没有不足？当然有，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深化改革，但还要看到我们的体制优势，我们的体制特别能战胜困难。拿四川大地震和这次海地地震来比较，四川地震，我们以举国之力帮助四川，但在海地，联合国和各个国家的救援物资一到飞机场就被一抢而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面对这样的困难，中国体制的巨大优势， 这一点是国外经济学家意料不到的。中国在短时间内遏制住了经济下行，实现了整个经济的企稳回升。现在有人批评我们，说你为了保增长，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投入那么多的货币，发了那么多的信贷，推高了通货膨胀的预期，这种指责是片面的。经济学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任何经济活动都有成本，都有代价。经济学的本质是选择科学，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和收益。实际上，所有的经济思维，所有的经济决策都是要找到这个均衡点，经济活动不可能没有代价，保增长也一样，得有代价。为什么要保增长呢？这事关中国的国情问题。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业保不住，民生保不住，社会稳定就保不住。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这是大局，为了维护这个大局就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像人有病要吃药一样，任何药都有副作用，不能因为药有副作用就不吃药了，只不过随着病情好转，用药剂量可以减少。2.看失业和就业失业和就业是宏观经济非常重要的指标。中国是全世界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大到什么程度呢？联合国人口统计上有一个概念，16岁到65岁的人叫劳动年龄人口。我们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大约有9亿多。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有7个，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这7个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加在一起，也只有6亿。在西方国家，年增长率只要达到2%-3%，就业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因为每年退休下来的人和新就业的人数基本上是相符的。如果说它们就业有问题，主要是外来移民难以找到工作。中国的就业问题和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村人口只有5%，农村劳动力基本上都被释放出来了，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城乡的社会保障是一样的，农村人干吗还要进城呢？而中国不一样，还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的收入比城里人少，城乡之间的社会福利待遇不一样，而且差距很大。农村户口的人，不管经济情况怎么样，总想进城。所以，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再说一下年轻人的就业压力，2009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11万，2010年比2009年增加20万，达到630万。大学每年招生都在60 0万以上，但是高考升学率不到50%，这意味着每年有600多万高中生成为大学生，同时还有600多万高中生没考上大学。这两类人加在一起就是1200万，他们需要工作，一年的就业需求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如捷克，全国人口1020万。所以，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是中国最重要的国情。小平同志当年谈到中国国情的时候，讲得最多的是六个字：人口多，底子薄。改革开放30年后，“底子薄”有了根本改观，但“人口多”这个事实一点没变，任何决策都应当建立在这个国情基础之上。西方搞工业化，用机器代替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可我们都追求机器代替劳动力，就业怎么办？比如说，公共汽车实行无人售票，表面上省了人力，实际上降低了就业。一辆公共汽车无人售票，两个就业岗位没了，100万辆公共汽车，200万个就业岗位没了。当然，我们搞工业化，确实应该加大科技投入，依靠科技创新，但也要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2008年底，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被迫回到家乡。前段时间，有关部门调查了全国15000家企业，49%的企业反映用工又难了，特别是在珠三角、长三角。据广东省调查的结果，96%被迫返乡的农民工又回去了。这说明我们遏制了经济下行，保持整个经济平稳回升，关注民生，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解决了全世界想都不敢想的问题。3.看物价涨落2009年初，经济学家对中国2009年的物价走势也是争论不休，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通货紧缩，价格要持续往下掉。依据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我们连续5年处于通货紧缩的阴影当中，物价持续往下掉。2002年的时候，CPI是0.8%（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英文缩写为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说来当CPI>3%的增幅时我们称为Inflation，就是通货膨胀；而当CPI>5%的增幅时，我们把它称为Serious Inflation，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还有一种意见，说是要通货膨胀。因为我们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一年投入1500亿元。这一次，我们两年投入4万亿元，肯定要导致通货膨胀。现在，2009年过去了，CPI全国平均数是0.7%，中国既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也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这也是来之不易的。现在社会上的通胀预期很强，但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风险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因素是同时存在的，既有保持通货膨胀的风险，也有抑制通货膨胀的因素，而且，我们有能力使全年的物价处在温和可控的状态，这一点一定要坚信。4.看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对外贸易，顺差大了，会导致流通性过剩。2006年，我国贸易顺差1775亿美元，当时中央提出来减顺差，促平衡，结果过了一年，顺差不但没减下来，反而上升到2922亿美元。2009年，中国国际收支依然保持“双顺差”，国际储备资产持续增长。经常项目顺差为2841亿美元，较上年下降35%，占GDP比重由2008年的9.9%下降到2009年的5.8%。尽管顺差依然很大，但国际收支状况是趋于改善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国际储备资产的增加额比上年减少。2009年储备资产增加了3932亿美元，按可比口径，增加额比上年下降了18%。二是2009年经常项目顺差的绝对额是下降的，其占GDP的比重也进一步下降。2009年我国GDP同比增长8.7%，其中投资、消费分别拉动GDP增长8个和4.6个百分点，出口却把GDP拉低了3.9个百分点。这也显示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多的是从外需拉动转变为内外需同时拉动。事实上，2009年，由于外部冲击，中国贸易顺差明显减少，但是，中国依赖外需、通过出口吸收过剩产能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所以，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调整进出口结构；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减少对外资的依赖等。用宏观经济的四大指标看中国经济，应该说，我们取得的成就来之不易。当然，这次“V”型反弹有两个支点：一是内需主导，二是政策推动，真正来自市场力量的推动还相对薄弱，就是中央讲的“内生动力不足”。对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经济学家提炼了3个词语来形容：危机后时代、经济复苏时代、后危机时代。更多的人用后危机时代来描述当前经济形势。“后危机时代”仍存在危机，这是共识。（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快” 2009年中国经济呈现出“V”字型的走势，下去又立即上来，大家一定想，这多好啊！但是经济形势转好的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经济转型。让经济下去直接上来也不是很难，国家不断加大投资，一定可以上来。上来以后是不是经济就转型了呢？比如说， 产业就升级了，经济增长质量就提高了，自主创新就增加了？那就不一定了。繁荣往往掩盖了矛盾，前几年，我们老说要经济转型，为什么经济转型不那么成功呢？就因为当时的经济处于繁荣阶段，大家都觉得日子很好过。既然日子很好过，为什么要转型？过一段再说吧！所以换一个角度来讲，经济如果恢复得太快，不一定好，为什么？因为把我们主要的任务经济转型反而给耽误了。从深层次看，最能体现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是发展方式是否合理，经济结构是否协调，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合理的发展方式和协调的经济结构是决定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最根本的因素。8.7%的增长率固然可喜，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初步的，当前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如此之大呢？从表面上看，由于外部需求收缩造成了出口大幅回落，关联影响到出口的工业部门，再影响到上游的原料和能源部门。但深层的原因是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问题不断加剧。金融危机前，中国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主要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这就是内部的失衡。为此，股市和房市的调整2007年下半年已经开始。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使这种矛盾外向化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结构不合理、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从发展方式来看，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物质资源的大量投入，加剧了土地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创新激励机制还不完善，科技研发投入偏低，我国的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刚刚超过1.5%， 欧美国家一般为2.5%-3%。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管理粗放、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在产业结构上，突出表现在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盲目重复建设， 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行业都存在这类问题，有的新兴行业出现了一哄而上的苗头。对此，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今后一个时期，是推进中国经济战略性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因为既要化解过去积累的矛盾，又要为中国经济更长期的增长开辟新的空间，这就是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的使命，是要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增加在全球产业链上高附加值环节的比重，为中国经济更长期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中国成为经济强国创造条件。当然，转型离不开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有三点要强调： 1.要明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是什么这就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三个转变”：要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2.要在“加快”上下工夫、见实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了“五个必然要求”。他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