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陷阱与制度缺陷2010.ppt

人口陷阱与制度缺陷,张车伟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主要内容,人口“陷阱”与人类前景 人口与经济发展 制度缺陷：外部性和“公共悲剧” 人口、资源和经济学的可持续性,1.1 “人口陷阱”与人类前景,1.1.1 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 1798年，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出版了人口原理，他从人的生物特性出发，认为人具有最大限度地养育孩子的本能，而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所以，食物供给将只能以自然级数增长，而人口则会以几何级数增长，会形成“人口陷阱”。 他把自己的人口理论归为3个命题 ：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显著的抑制。这些抑制全部归纳为道德节制、贫困和罪恶。他认为这 3点是支配人类命运的“ 人口自然规律 ”的基本内容。 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两个级数和两个抑制。,马尔萨斯的两个公理,“一是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二是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恒状”。 因此，“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提供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这两者的矛盾决定了人类永远不会“完善”或“至善”，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要受到这对矛盾的制约。马尔萨斯的全部人口思想是以这两个公理为基础的，其他的观点也都是从这两个公理中推理演绎得到的。,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物质资料是按照1 、2 、3 、4 、5 、6 、7 、8 、9、10的算术级数率增长； 人口是按照1 、2 、4 、8 、1 6 、3 2 、6 4 、1 2 8 、256、512的几何级数率增长。 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是不平衡的，前者要大于后者，即人口的增长总比物质资料的增长要快，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绝对的人口过剩。,马尔萨斯的两个抑制,是指两个“阻止”人口增长的手段或力量。 积极抑制（许多的学者认为现实抑制更为确切）。即通过贫困、罪恶、饥饿、瘟疫、灾荒、战争等来抑制人口的增长和消灭现存的多余的人，使物质资料与人口之间保持平衡； 消极抑制（又称道德抑制）。也即通过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来阻止人口的增加，实现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一致。前者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的手段，一般来说，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后者是一种人为的、自觉的、主观的手段。,马尔萨斯的几个结论,贫困和罪恶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 只有私有制才能消除人口的过快增长。工人的工资受人口规律的支配，工资水平随人口的增减而变动。 济贫法促使人口增长。 以上结论充分体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本质。,中国的马尔萨斯：洪亮吉,洪亮吉（17461809年），字君直，号北江，晚号更生，清朝阳湖（今江苏常州市）人。乾隆55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 他在与社会各阶层广泛的接触中，敏锐地看到了人口过快的繁衍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的矛盾，于1793年写出了著名的蕴含着人口论思想的专著意言，特别是意言中的第六篇治平篇更集中地表现了洪亮吉的人口论思想。治平篇比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发表还早5年，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口论专著。,马尔萨斯的预言实现了吗？,人口原理发表至今200多年来，世界陷入了“人口陷阱”吗？ 若把食品生产的年均增长率与同期人口年平增长率相比，作为食品增长对人口增长的领先系数，我们可以得到表1-1。,人口陷阱”为何没有出现？ “土地报酬递减律”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基石：土地规模一定时，从投入到土地的生产要素中所获得的收益将随投入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少。 土地报酬递减律忽视了技术进步的问题，随着技术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食物供给增加的速度完全可能赶上甚至超过人口增加的速度。 马尔萨斯错误在于他忽略了该规律成立的条件，而把它推广到整个人类发展历史。,事实上，马克思和斯密等许多古典经济学家都曾经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其他一切产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根据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化，劳动力通常是按照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顺序转移的；相应地，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逐渐下降。 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的研究证实，劳动力就业从农业部门逐渐转移出来，分别在工业和商业部门就业，是一个历史规律。农业劳动力所以能够不断地被转移出来，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能得以不断提高，而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又是人类社会不断创新和改进技术的结果。,在马尔萨斯时代，现在被认为是发达经济的国家，大约8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当时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不过11。到今天，发达国家中农业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非常低的水平，即使从世界平均水平来看，农业人口的比重也远远低于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世界上将近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事实表明：即使农业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我们仍能享受到比马尔萨斯时代多得多的食物供应。 人们的食物消费并没有随农业人口比重下降而下降，反而有所增长。据估计，1800年，英国人均卡路里摄取量为2237卡，法国为1846卡，到1970年，绝大多数国家人均卡路里摄入超过了1846卡。,1.1.2人类前景的不同看法,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是一部典型的马尔萨斯主义现代版本的代表作。发展中国家50年代以来出现了“人口爆炸”，直到70年代初期，其人口增长率平均仍高达到2.2，而且，70年代又发生了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和石油危机，人类前途的悲观看法在当时颇有市场。,悲观派的零增长理论,要避免人类社会的崩溃，就必须实现零增长 第一，出生率和死亡率相等，投资率和损耗率相等，资本设备的数量和人口数量都 保持不变 第二，各种投入量和产出量的比率都保持最低限度，最好能使二者在数量上相互抵消 对现有人口和资源数量进行调整和配置。当技术进步造成新的选择机会时，可以通过计划和市场的力量加以调节。,悲观派的实质,悲观论的实质在于假定了一个不断增长的人口与地球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 未来学者福斯特认为地球是一个有限的“馅饼”，地球资源正在逐渐耗竭，人口如同癌细胞一样以指数速率繁殖，而所谓的创新和发明，只不过是一种“陷井”，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已经超出了地球在稳定状态下所能承担的能力。即，人口极限已经到来。,乐观派的看法,凯恩斯（1937）和汉森（1939）都认为在成熟和发达的经济中，人口增长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动力下降的原因，刺激有效需求的源泉是人口增长而不是人口下降。 很多经济学家都持相对乐观的看法，如西蒙 库兹涅兹，柯林 克拉克，E 鲍色鲁浦，朱利安 西蒙，H 凯恩等。,乐观主义者（未来学家卡恩、人口学家西蒙和经济学家舒尔茨等）认为，地球是一个不断增大的“馅饼”，资源总的来说足够满足人类需要的，而环境问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创新加以解决。人口多意味着更多的人力资本，创新和发明是人类的最大希望所在，所以继续发展是人类福利和进步所必需的。 显然，人类的前景既不会象悲观主义者描绘的那样黯淡，也没有乐观主义者指出的那样光明。要避免陷入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争论的陷阱，就必须构造一个有别于以往的思维框架。该框要考虑到构成一个社会最大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因素，不仅仅包括常规的生产要素禀赋，还包括自然系统的恢复力、人类的适应力和创新能力。,1.1.3生产可能性边界与技术变迁 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可能超过生产可能性边界所设定的限制，在此意义上，存在增长的极限。在这个思维框架中，关键在于由常规的生产要素禀赋（如土地、资本和劳动力）、自然系统的恢复力、人类的适应力和创新能力所设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动。整个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就是一个生产要素扩大、自然系统演变和人的能力提高的历史。 表1-4表明了200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增长情况。,首先，常规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的数量都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 资本是生产活动中积累起来以便用于下一个生产过程的物质投入品，它会随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积累起来。按不变价格计算，从1500-1998年，世界总GDP增长了136倍；按照世界平均22%的投资率，1998年世界总投资为7.4万亿元。,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也许会终止于某一天，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永远不会停止；从发展的观点看，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劳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永恒的资源。,土地资源能否持续增加存在着很大争议，但几乎没有人否认当土地相对于其他生产要素来说变得稀缺时，可以通过技术变迁被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如美国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在19世纪末期就已停止，但通过培育高产品种和投入更多的化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美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生产国。,其次，自然系统以及组成这个系统的生物本身，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自然选择是进化论的核心，在这个过程中，自然生态环境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而生物或由其组成的自然系统，也会相应于环境的变化而提高适应能力。用美国学者古尔德的表述就是：“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就是通过差异性地保持生物更佳的结构与功能，从而跟上环境的变化，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最后，人类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更是以累积的方式不断提高。 在1700年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之前，技术进步以缓慢的速度发生。以第二次农业革命为转折点，人类技术进步开始飞跃发展：产业革命，瓦特发明蒸汽机，修建铁路，电话、电气化、汽车和飞机的发明，青霉素的发明，脱氧核糖核酸的发现，与疟疾作斗争，高速计算机的制造，人类登上月球，核能的利用，以及个人电脑的普及、染色体工程和信息高速公路。,1. 2人口会阻碍经济发展吗？,人们对人类前途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人口增长是否会停止以及人口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那么，如何来解释这些问题呢？ 1.2.1 人口与发展的统计学联系 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在统计上的相关性显而易见。从统计数字来看，当一方变化的时候，另一方也相应发生变化。图1·1比较了121个国家20002005年人口年均增长率和200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该图表明，人均收入低的国家人口增长率较高；而人均收入高的国家则倾向于具有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人口年增长率 ,人 均 G D P 千美元,图1·1 人口增长和人均GDP的相关性（散点图）,若把图1.1分成4部分，可以看出，在图的左上角部分是那些低人口增长率的富国，主要包括发达国家，如西欧、北欧、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国；在图的右下角部分则集中了那些被高人口增长率所困扰的国家，主要包括南部非洲和南亚等世界上最穷的大部分国家 在图的左下角部分是那些虽然有着较低的人口增长率、有时甚至是负的人口增长率，但人均收入并不高的国家，这些国家较低的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被转变为相应较高的生活水平，其原因要么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包括中国），如匈牙利等国，要么是因为仍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中，如古巴等国；图右上角部分则属于另外一类例外的国家，主要是那些富裕的中东产油国，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石油为这些国家带来了财富的迅猛增长，但生育率才刚刚出现缓慢下降的趋势。,1.2.2 发展对人口的影响：人口转变 经济学家的研究：1960年代起，加里·贝克尔 (Gary Becker)等形成了新家庭经济学关于生育决策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关于消费、储蓄、劳动参与、迁移、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生育率的决策由家庭作出；同时，人们会从孩子那里得到效用，生育决策过程就是使这种效用最大化的过程。 按照该理论，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很低的情况下，抚养孩子的成本较低，人们倾向于生育较多孩子；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孩子变得越来越贵，生育率会出现下降。,人口学领域中，人口转变 (Demographic Transition) 理论是解释人口的出生和死亡模式如何随经济和社会而发生变化的理论。基于对发达国家资料的研究，人口转变理论认为死亡率会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下降，但出生率不会马上出现下降，出生率的下降往往要比死亡率的下降晚几十年。 同时，虽然出生率很难下降到和死亡率同样低的水平，但最终会降到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终会从一种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经过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率的阶段，实现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率的阶段转变（图1·2）。,时间,出生率和死亡率 ,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出生率,死亡率,第三阶段,图1·2 诺特斯坦人口转变的三阶段模型,根据人口转变理论，虽然在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调整过程中，社会规范的转变会很困难，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行，家庭的作用会减弱，并最终削弱希望生育更多孩子的社会规范。 但人口转变理论缺乏对发展中国家是否会出现类似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的必然性论述，它也无法预测死亡率下降到什么水平生育率就会开始下降。,事实上，发达国家死亡率的下降是其自身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产物，而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中，死亡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外生 的变化 如果根据这种外生的死亡率下降去推测，发展中国家生育率也会象发达国家由内生死亡率下降引起生育率下降一样出现下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同时，导致昔日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的因素和条件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条件极大不同，这更使人们对人口转变是否能在今日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产生疑虑 。,1.2.3 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从长远来看，一个增长的人口会比一个不增长或下降的人口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科林·克拉克 (Colin Clark)和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等持有此观点 。 另一种观点认为，不管经济增长初始原因是什么，只有人口增长慢于经济增长时，经济增长才能变为发展，人均生活标准才能得到改善。墨西哥和美国1970-1980年间的人口与增长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 新马尔萨斯主义者 (Neo-Malthusians) 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世界面临生态环境退化、粮食和能源短缺、资源耗竭等问题的根源，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限制人口的增长。但他们不赞成用马尔萨斯的道德抑制，而赞成通过生育控制的方法（避孕）， 来限制人口增长。,自80年代中期以来，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的观点有所缓和。1984年墨西哥城世界人口大会上，美国代表改变了减缓人口增长率能促进经济增长的立场，认为人口增长并不一定是坏事，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也许并不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西方国家相当一部分的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只存在微弱联系。布卢姆 (Bloom)和弗里曼 (Freeman)；普雷斯顿 (Preston) ；美国国家科学院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对若干政策问题的思考持此种观点。 综上所述，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复杂，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人口和经济发展之间可以展示出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工业革命时候的欧洲（人口促进经济增长）1970年代的孟加拉国（人口阻碍经济增长）。,人口通过三个方面对经济产生影响：人口增长速度、人口规模大小和人口年龄结构，这三个方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都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在一个劳动力严重匮乏而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人口增长可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有利的作用；但是，在一个自然资源匮乏而人口过剩的国家，人口增长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有不同的影响，年龄结构太年轻、太老都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及其作用。 人口规模太小，社会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当然，规模经济不但和人口的绝对数量有关，还和人均消费水平有关），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但如果人口多得无立锥之地，显然更会影响经济的发展。,1.3 制度缺陷：外部性和“公共悲剧”,1.3.1 市场失灵 市场机制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强有力手段。市场中，一个理性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使全社会的效益达到最优。（亚当·斯密与 “看不见的手”）。 但市场只能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却不能同时保证财富分配公平性。要想在有效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使社会财富达到分配上的公平，只有通过市场之外的方法，如税收、立法或制度创新。 而且，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要想同时也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需要具有一定的条件：市场要能够有效地反映生产中的各种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否则，市场不一定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MCF,价格,-MCS =MCF,污染量,MCS,私人最适量,X*,X,社会会最适量,图1·3 污染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MCS曲线表示造纸厂排放更多污染的私人边际成本，MCF测度了更多的污染带给渔场的边际成本（社会成本）。X*是造纸厂最优排放量，污染的边际成本为零。但帕累托有效的污染排放点是X，在这个水平上，价格等于包括养殖场负担的污染成本在内的社会边际成本，达到最优的社会污染排放量。,1.3.2 外部性和“公共悲剧” “外部性”的存在导致产品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发生冲突。“外部性”指特定的经济行为影响了第三者的利益。在生产者之间，消费者之间，以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都可能出现外部性。外部性包括“负外部效益”和“正外部效益”，可以分为消费的外部性和生产的外部性。 产生外部性的关键在于，缺乏对关系到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物质进行交换的市场。市场经济一个暗含的假定是，个体可以在不考虑他人行为的情况下做出生产和消费的决定，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市场发生联系，他们所需要了解的仅仅是市场的价格和自身的生产和消费可能性。因此，当某种被人们关心的东西不能通过市场时，市场反映出来的结果就会造成一定的社会福利损失。,当产权界定不明的情况下，外部性就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悲剧 ”。公共资源是指人人都可以使用而不必付费的资源。 美国加州大学的生物学家格雷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1968年首次使用了“公共资源的悲剧”，他描绘了在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放牧的牧场，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过度放牧和牧场退化。 悲剧的必然性在于，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每一个牧民在寻求从牧场获取最大利益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要低于应该支付的社会成本，结果，牧民会不断增加各自牧群的数量，直到牧场因过度放牧被废弃为止。,（奶牛的收益） a MP AP （奶牛的数量） A B 图1·4：公共资源的悲剧：图中MP为奶牛的边际收益，AP为奶牛的平均收益，a为购买一头奶牛的成本。A点为能带来最大经济收益的牛群数量，B点为实际放牧的奶牛数量。,只要资源没有被赋予明确的产权，都会出现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不一致，导致资源被过度利用。 为什么在已经认识到环境污染危害的情况下，污染问题仍然不能被禁止，反而会日趋严重呢？究其经济学原因，也在于外部性的存在。 污染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产生了污染。污染的真正问题在于，污染除了对环境造成损害之外，还带来了社会福利的损失，在被损失掉的社会福利得不到补偿的情况下，伴随着污染的生产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不经济和缺乏效率的经济行为。 如果能够想办法使因污染外部性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损失得以补偿的话，是不是就解决了某种意义上的污染问题呢？经济学对此做了一些探索。,1.3.3 市场失灵的经济学解决 污染的外部性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一种经济学解释是缺乏对外部性进行交易的市场。因而为外部性创造市场条件可以消除外部性的影响。 理论上讲，赋予污染者或受害者一定的财产权力，污染者和受害者会可以通过讨价还价使污染达到一种对社会来说的最优点。科斯(Ronald Coase)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涉及到外部性的产品，其帕累托最优结果 (Pareto efficient outcome)的实现和最初的产权界定没有关系（科斯定理 ，Coase Theorem）。 科斯定理指出了一条解决污染问题的理论途径，却存在一定的实际操作困难：在不存在竞争条件的经济中，科斯理论不能发挥效应；在不存在讨价还价可能性的情况下，科斯理论也不能发挥作用。,污染的外部性所以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的另一种经济学解释是，污染的制造者面对了一种错误的污染价格。如果能够想办法使污染者面对一种正确的污染价格，就可以校正由污染外部性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损失。 一个方法就是向污染者征收污染税。当征收的污染税等于污染给受害者带来的边际成本时，污染者将会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并最终使污染物的排放达到一种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状态。该办法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Authur Pigou)提出，故称为庇古税 (Pigouvian Tax)。 但征收庇古税时，需要了解污染的最优水平，而这在实践中非常困难。因为，一旦知道最优的污染水平在哪里，实际上就等于解决了污染问题，这时，我们只要限制生产者的生产水平，使其不超过污染达到最优状况下的产量就可以解决问题，根本不需要通过征税来解决问题。,另外，消除污染外部性影响还可以通过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Internalization of the Externalities)的方法解决。通过内部化，污染外部性成本变成了企业的内部成本，外部性的影响因而消失。但是，当外部性影响所涉及的企业不具备联合可能性，或者说外部性影响涉及到非常多的企业，以致合并的成本非常高时， 内部化也难以实现。 总的来说，治理外部性问题的各种方法都试图使外部性的制造者能够负担其应该承担的社会成本。只有当能够比较准确的计算出外部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时，消除外部性才会成为可能。 但在很多情况下，外部性的社会成本很难确定甚至无法确定，如砍伐森林、温室气体效应、生物多样性的损失、臭氧层的破坏等社会成本。因此，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并不一定意味着生态环境意义上的最优，解决人类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仅靠经济学的方法远远不够。,碳税与全球气候变化,carbon tax-碳税是指针对二氧化碳排放所征收的税。它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希望通过削减二氧化碳排放来减缓全球变暖。碳税通过对燃煤和石油下游的汽油、航空燃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品，按其碳含量的比例征税来实现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与总量控制和排放贸易等市场竞争为基础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不同，征收碳税只需要额外增加非常少的管理成本就可以实现。 20世纪90年代初,芬兰、瑞典、丹麦、荷兰四个北欧国家先后开征碳税,此后,德国、英国、法国等相继开征碳税。 碳税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吗？企业的应对：减少产量，采用新技术；转嫁给消费者,中国应征碳税吗？,共同但有区别责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是因为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上存在差异，才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 碳税对中国经济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碳税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中国可能会在12-5时期开征碳税。,1·4 人口、资源和经济学的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有多方面的含义。生态学层面的含义固然是可持续概念最基本的方面，但并没有包括问题的全部。相反，如果站在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上，以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生态上的可持续恐怕还不构成人类所最优先考虑的内容。因为即使假定了经济发展一定会对生态系统产生有害的影响，这种影响也将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等到生态系统对这种影响做出反应并影响人类的生存恐怕还将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 所以，从一种短期的观点来看，人类虽然会对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所发生的某些人为改变产生极大的忧虑和关心，这也许并不是人类的当务之急。而在任何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最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担心自己业已享受到的福利水平是否会下降，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持续问题。,1.4.1 人口、资源的替代性和可持续性的条件 若把可持续性定义为人均福利水平随时间变化而增加或至少不下降的话，那从经济学上来说，这种可持续性是可能的吗？ 这和人口数量及人口的增长速度有密切关系。因为在一个不断增长的人口中，要使每个人所享受到的福利水平不下降，就要求经济以不低于人口增长率的速度增长，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人口增长率，人均所享受到的福利水平必然会下降，更不用说经济停滞或衰退。这就如同分蛋糕，若人口多，但蛋糕很大，个人所能分得的份额并不一定少；若在人口少、蛋糕更小的情况下，每个人所能分得的份额并不一定就比前一种情况下多。,如何使蛋糕变大的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只有蛋糕不断被变大，也就是说经济不断发展，人们所享受到的社会和经济福利才会不断增长。当蛋糕是可变的情况下，人口问题就显得并非表面上看来那样重要了。 人类福利的基础是消费，但任何物质产品的产出都需要一定生产要素组合的投入，有些要素投入的供给不存在耗竭问题，如劳动力；有些要素投入的供给则会受到资源耗竭性的限制。因此，可持续性和资源的供给有关。,如果资源的供给无限，就不存在经济学上的可持续性问题；而如果资源供给是有限的，可持续性将会严重依赖于资源之间的替代可能性。 一般来说，人类所利用的各种资源可以被分为两类：可再生性资源 (Renewable Resources) 和不可再生性资源 (Non-renewable Resources)。就可再生性资源与可持续性的关系而言，我们不必去考虑资源之间的替代可能性，只要考虑如何掌握好利用的度，就可以保证可再生资源的持续性。,假定存在一片森林，在规模较小时，森林的成长速度较快，随着面积的增加，森林的增长速度会逐渐减慢。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砍伐森林可以保证既能获取最大利益又能使森林资源可以被永续利用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上半部分，经济学的回答是：在木材价格固定，且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木材市场的情况下，当森林增长的速度等于银行利率的情况下，砍伐森林就可以保证获取最大的利益。 对于上面问题后半部分的回答是，只要砍伐森林的速度不超过它的再生速度就可以保证它的持续利用。 因此，对于可再生性资源，只要存在着明确的财产权，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可持续利用问题就存在着市场的解决办法。,不可再生性资源的问题则更加复杂，但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焦点恰恰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和永续利用问题。理论上说，无论人口规模大小和增长速度如何，也不论人类对其开发利用的速度如何，不可再生资源都存在耗竭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什么时间耗竭而已。因此，必须假定，为维持人类的福利水平，不是所有不可再生资源都必不可少，且在一定情况下，它们存在相互替代可能性。 上面的论证把森林资源也看成是一种能产生投资收益的财产。如果它的增长速度（增值速度）超过银行利率，取出银行存款投资于森林就可以套得一种超额利润；相反，如果森林的增长速度低于银行利率，把投资于森林的钱抽出存入银行显然也可以套得一种超额利润。当森林的增长速度和银行利率相等的时候，达到一种均衡，这时，无论我们把钱放在那里都可以获得同样的收益。,为了使研究可持续性问题成为可能，并使所讨论的问题有意义，能做出的假定只能是，资源是生产得以进行的不可或缺的投入，同时，在资本和资源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替代可能性。 如果把世界上所有不可再生资源比喻为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同时，不存在对这些资源的循环利用问题，且这些资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对于一个有着固定规模的人口来说，以何种速度来消费这块蛋糕可以保证永远有蛋糕吃呢？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吃蛋糕。因为，对于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来说，不存在任何一个大于零的消费速度，能保证这块蛋糕永远地存在下去，即一块固定大小的蛋糕不可能被分为大小相等的无限份。这就是在经济学上最早出现的关于可持续问题的吃蛋糕模型。,1.4.2 可持续性的经济学模型 在吃蛋糕模型的基础上，经济学家们设计出了很多模型来描述经济学上的可持续问题，如索罗哈特维克模型 (Solow-Hartwick Model)。 在哈特维克模型中，不可再生资源被假定为不直接用来消费，而是被用于生产。生产出的产品可以被消费掉，也可以作为一种资本积累起来，而且，积累起来的资本又可以作为生产的投入。在假定一个固定的人口规模之后，该模型探讨了可持续性的可能性，研究了是否存在一个不变的、能被永远维持的消费水平。,该模型的结论为，可持续的人均消费水平依赖于在生产中是否存在资源和资本之间相互替代的可能性。如果假定资源在生产中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没有资源，生产就不可能，在资源和资本之间不存在任何替代的可能性，那么，可持续性就象吃蛋糕模型所表明的一样，是不可能的。 哈特维克模型假定，在生产中，没有资源的投入就没有产出；但随着投入的资源数量越来越少，资源对生产的贡献份额将会变得无限大。在这种假定下，模型认为可持续性是可能的；,但是，只有采取一种特定的资本积累模式，并对资源的开采又遵守一种特定的时间路径情况下，才能实现消费的可持续性。这里所要求的特定储蓄模式就是要遵守上述哈特维克原则。 该原则阐述了在每一个阶段消费与储蓄的比例:在每一个时期，储蓄的数量应该等于生产中所使用资源的价值减去开采这些资源所花费的成本，故该数量又被称为使用资源的租金 (Rent)。,因此，按照哈特维克储蓄原则，使用资源的租金要被用于投资；同时，租金又遵守一种特定的时间路径，即租金随时间以等于银行利率的速度增长。这样，当每一个时期产生的租金都作为资本被储存起来，而不是用来消费时，可持续性就能够实现。 但是，遵守哈特维克原则只是实现可持续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因为，该原则起作用要求在资源和资本之间存在着替代可能性。在储量一定的情况下，随着不断开采，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稀缺，租金随时间以等于银行利率的速度增长反应了资源稀缺程度的变化。,哈特维克原则指出了一种实现某种可持续性的途径，但这完全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生态环境完全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生态系统的意义仅限于对人类的利益起了什么作用，而不是把人类也看成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同时，这种途径对人类最终利益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衡量建立在一种对物质产品消费的基础上，因此，上述可持续性不是真正的可持续性。由于没有考虑到生态环境中自然规律的约束，这种可持续性可能因为对生态环境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而难以为继。 不过，哈特维克原则至少向人们揭示了，当消费是以消耗耗竭性资源为代价的话，使一定的消费水平能够得以继续的最好办法是，消耗一种资源财产的时候，去积累另外一种资源财产。,参考文献： 1.蔡昉、张车伟，可持续发展战略观念更新和政策调整，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2.Johnson, Gale, Agricultur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May 1997. 3.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4.福格尔世界经济走向何方？，温特图尔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瑞士日内瓦1995年。 5United Nations. 1990. Demographic Yearbook, 198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6 美国国务院和环境质量委员会提交美国总统的报告，全球2000年研究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胡祖熊、邢相禹译，中国展望出版社，北京，1987年。第9页。,7.Bloom, D. and R. Freeman. 1986. “Effects for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on labor supply an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2 (3): 381-414. 8.Preston, S. 1986. “Are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growth a sound basis for population policy?” In J. Menken (ed.), World Population and U.S. Policy: the Choices Ahea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9.美国人口委员会“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课题组，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于学军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6年。第108页。 10. G.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968, pp. 1243-47. 11.戴维·皮尔斯等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12. Hartwick, J. M. 1977.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the investing of rents from exhaustible resourc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 972-4. 13. Clark, C. 1967. Population Growth and Land Us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