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中官绅民的反教原因及其关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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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津教案中官绅民的反教原因及其关系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19世纪70年代规模最大的教案,也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主要考察了天津教案中官绅民反教的原因,即官府反教偏重于对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士绅反教多出于维护其自身领导权的需要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可;民众反教则侧重于个人实际利益的得失与否。由于社会地位,知识层次等方面的差异,官绅民在教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各不相同。 天津教案;官绅民;反教;传闻 B032 A 1002-2139(2009)-09-0047-2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教案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近年来,学术界对该教案已有不少研究,学术成果相对丰硕。但在一些重要
2、问题上,如本文涉及的关于天津教案中官绅民的反教原因及其关系尚无专文介绍。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官府、士绅与民众反教的原因,他们在制造和流传反洋教传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 一 教案一般多发生在官绅民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其起因是多种矛盾交织并相互作用的结果。天津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津民传言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仁慈堂(育婴堂)“迷拐幼儿”、“挖眼剖心”。这类关涉“迷拐”、“折割”的传闻不只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般诱因,更是重要且直接的因素。因此,探讨天津教案须从仁慈堂(育婴堂)谈起。 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法国天主教遣使会的传教区。法军驻地望海楼为传教所。由于他们随同侵略军一起入津,故津城绅民
3、对他们自始便有反感和敌意。1866年,法国传教士谢福音来津任主理司铎,传教工作开始有所发展。当时在津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主要依靠仁慈堂和育婴堂。为了扩大传教影响,发展教会势力,谋取传教经费,修女们往往只管增加婴孩数目而不问婴孩的来路,一些教民及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了赚钱,便拐骗幼孩送入堂中。另外,传教士和修女还把濒死婴孩作临终付洗视之为“拯救灵魂”的善举。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将病危濒死的婴孩抱入堂中付洗。人之将死,却被送入仁慈堂,死后又葬入教堂墓地,加之1869年望海楼教堂建成后,大门整日关闭,传闻教堂房屋皆有地下室,这些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采生折割”。 在教案发生的前几个月,天津到处传言说仁慈堂将
4、“迷魂药”分给教徒,指使他们迷拐幼孩送至堂中,以备挖眼剖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奏报中也称“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言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义冢内有幼孩尸骨暴露者,有谓暴露之尸均系教堂所弃者,遂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122-23其时又正值时疫流行,教堂中收养的小孩,时有死亡。为避免外人疑心,堂中每雇人于夜间掩埋。黑暗中视线既不清楚,又怕为人发现,往往草草了事,尸体因而容易外露。当18691870年间,反教揭帖文书从南方传来,大谈传教士如何用药迷从教者,如何取小儿脑髓、眼睛及五脏等,从而使津民的一切怀疑都似乎有了解释。“挖眼剖心”一说似乎找到了证据,于是浮言大起。
5、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促成津案的发生。 二 在天津教案中,地方官员、基层士绅以及广大民众皆普遍参与其中,但其反教原因却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和特点。 地方官员反教与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联。通过1858年的天津条约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外国传教士不仅可以进入各省自由传教,还享有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据美国传教士亚瑟•斯密司记载“在法国政府的鼓励之下,天主教徒们的确形成了国中之国,漠视当地的法律和习俗,压制不信教的邻人,践踏中国的法度。每遇教徒与非教徒发生争执,不论问题的性质如何,神父立即参与。如果他不能胁迫官吏使教徒胜诉,他便以被迫害者之一的身份出面,
6、诉之于法国领事。”21可见他们插手诉讼、干预司法,向官员的权威和地位发起挑战。李鸿章曾提到“自天主教弛禁以来,各省多毁堂阻教之案,足见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众也。最可虑者,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教主与地方官相抗。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类,尤藏异日之祸根。”3361由此可见,伴随列强的侵略及传教士的肆意妄为,作为一方行政权威的地方官府,出于维护地方稳定和其权威、地位的考虑进行反教是不言而喻的。 与地方官员不同,士绅反教则多出于维护其自身领导权的需要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可。首先,士绅在地方上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地方的领
7、导者,有较高的权威。当来自异国的教士们一批又一批地深入中国内地,建立或企图建立起传播一外来异教的基站时,这不仅严重威胁了士绅在民间的权威,亦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外国教士凭借条约,不仅不受中国官吏的管束,漠视地方绅士的势力,甚至与之分庭抗礼,自成一领导系统。”47这自然与士绅们的尊严与利益发生冲突。起而攻击,亦为当然之事。其次,士绅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是维护传统文化的中坚分子。他们之所以反教,是认为洋教触及了儒家传统。“基督教的教义与礼仪节文,有许多地方与儒家思想传统相反,因而被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自为势所难免。”45例如,当外国传教士蜂拥而入广建女学堂,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时,便与乡绅
8、所信奉的义理发生冲突。因而,不管是出于维护自身领导权的需要,还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各地士绅对传教士的抵制都是不遗余力的。 广大的民众既是外国传教士布道的主要对象,亦是官、绅所倡导的反教运动的主要力量。一方面,部分教士、教民的行为危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由于传统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导致某些民众出于得到传教士的保护而入教。这样一来,部分入教者即恃此胆大妄为,危害民间。不法教民诸如此类的劣迹严重扰乱了当地人们的正常生活,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育婴堂收买婴孩的行为也确实有悖于中国的日常伦理。这些很容易引发中国人的联想,认为育婴堂通过给予酬金的做法,引诱人们为了获得酬金去拐掠幼孩。
9、此外,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与中国乡土的“熟人社会”在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而且民众受教育少,知识水平较低,易受到谣言的煽惑而反教,以上种种原因都使得民众成为天津教案发生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诚然,没有哪一个教案的发生仅受其中某一种单独因素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人的反教是出于单纯的理由。天津教案的发生亦是如此,它是诸如上述各种原因互相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具有基于传闻而引发的教案所显示的一般性,又具有因特定时代背景下呈现出的官、绅、民反教的特殊性。 三 传教士及教民的不法活动,扰乱了官府行政权力的正常行使,威胁了士绅在民间的权力,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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