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中官绅民的反教原因及其关系.doc

天津教案中官绅民的反教原因及其关系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19世纪70年代规模最大的教案,也是学术界长期讨论的热点之一。本文主要考察了天津教案中官绅民反教的原因,即官府反教偏重于对政治权威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士绅反教多出于维护其自身领导权的需要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可;民众反教则侧重于个人实际利益的得失与否。由于社会地位,知识层次等方面的差异,官绅民在教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各不相同。 天津教案;官绅民;反教;传闻 B032 A 1002-2139(2009)-09-0047-2 1870年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教案史上规模较大的一次。近年来,学术界对该教案已有不少研究,学术成果相对丰硕。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如本文涉及的关于天津教案中官绅民的反教原因及其关系尚无专文介绍。本文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剖析官府、士绅与民众反教的原因,他们在制造和流传反洋教传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 一 教案一般多发生在官绅民与外国传教士之间,其起因是多种矛盾交织并相互作用的结果。天津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津民传言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仁慈堂(育婴堂)“迷拐幼儿”、“挖眼剖心”。这类关涉“迷拐”、“折割”的传闻不只是天津教案发生的一般诱因,更是重要且直接的因素。因此,探讨天津教案须从仁慈堂(育婴堂)谈起。 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法国天主教遣使会的传教区。法军驻地望海楼为传教所。由于他们随同侵略军一起入津,故津城绅民对他们自始便有反感和敌意。1866年,法国传教士谢福音来津任主理司铎,传教工作开始有所发展。当时在津天主教会的传教事业主要依靠仁慈堂和育婴堂。为了扩大传教影响,发展教会势力,谋取传教经费,修女们往往只管增加婴孩数目而不问婴孩的来路,一些教民及社会上的不法之徒为了赚钱,便拐骗幼孩送入堂中。另外,传教士和修女还把濒死婴孩作临终付洗视之为“拯救灵魂”的善举。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将病危濒死的婴孩抱入堂中付洗。人之将死,却被送入仁慈堂,死后又葬入教堂墓地,加之1869年望海楼教堂建成后,大门整日关闭,传闻教堂房屋皆有地下室,这些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采生折割”。 在教案发生的前几个月,天津到处传言说仁慈堂将“迷魂药”分给教徒,指使他们迷拐幼孩送至堂中,以备挖眼剖心。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奏报中也称“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言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义冢内有幼孩尸骨暴露者,有谓暴露之尸均系教堂所弃者,遂有谓天主教挖眼剖心者。”122-23其时又正值时疫流行,教堂中收养的小孩,时有死亡。为避免外人疑心,堂中每雇人于夜间掩埋。黑暗中视线既不清楚,又怕为人发现,往往草草了事,尸体因而容易外露。当18691870年间,反教揭帖文书从南方传来,大谈传教士如何用药迷从教者,如何取小儿脑髓、眼睛及五脏等,从而使津民的一切怀疑都似乎有了解释。“挖眼剖心”一说似乎找到了证据,于是浮言大起。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引发教案直接导火索的武兰珍迷拐案,促成津案的发生。 二 在天津教案中,地方官员、基层士绅以及广大民众皆普遍参与其中,但其反教原因却呈现出不同的倾向和特点。 地方官员反教与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联。通过1858年的天津条约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外国传教士不仅可以进入各省自由传教,还享有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据美国传教士亚瑟•斯密司记载“在法国政府的鼓励之下,天主教徒们的确形成了国中之国,漠视当地的法律和习俗,压制不信教的邻人,践踏中国的法度。每遇教徒与非教徒发生争执,不论问题的性质如何,神父立即参与。如果他不能胁迫官吏使教徒胜诉,他便以被迫害者之一的身份出面,诉之于法国领事。”21可见他们插手诉讼、干预司法,向官员的权威和地位发起挑战。李鸿章曾提到“自天主教弛禁以来,各省多毁堂阻教之案,足见民心士气之尚可恃。而邪教不能以惑众也。最可虑者,教士专于引诱无赖穷民,贫者利其资,弱者利其势,犯法者利其逋逃,往往怂恿教主与地方官相抗。因习教而纵奸徒,固为地方之隐患;因传教而召党类,尤藏异日之祸根。”3361由此可见,伴随列强的侵略及传教士的肆意妄为,作为一方行政权威的地方官府,出于维护地方稳定和其权威、地位的考虑进行反教是不言而喻的。 与地方官员不同,士绅反教则多出于维护其自身领导权的需要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可。首先,士绅在地方上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地方的领导者,有较高的权威。当来自异国的教士们一批又一批地深入中国内地,建立或企图建立起传播一外来异教的基站时,这不仅严重威胁了士绅在民间的权威,亦扰乱了当地的社会秩序。“外国教士凭借条约,不仅不受中国官吏的管束,漠视地方绅士的势力,甚至与之分庭抗礼,自成一领导系统。”47这自然与士绅们的尊严与利益发生冲突。起而攻击,亦为当然之事。其次,士绅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是维护传统文化的中坚分子。他们之所以反教,是认为洋教触及了儒家传统。“基督教的教义与礼仪节文,有许多地方与儒家思想传统相反,因而被视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自为势所难免。”45例如,当外国传教士蜂拥而入广建女学堂,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时,便与乡绅所信奉的义理发生冲突。因而,不管是出于维护自身领导权的需要,还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认可,各地士绅对传教士的抵制都是不遗余力的。 广大的民众既是外国传教士布道的主要对象,亦是官、绅所倡导的反教运动的主要力量。一方面,部分教士、教民的行为危及到他们的切身利益。由于传统民间信仰的功利性,导致某些民众出于得到传教士的保护而入教。这样一来,部分入教者即恃此胆大妄为,危害民间。不法教民诸如此类的劣迹严重扰乱了当地人们的正常生活,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另一方面,育婴堂收买婴孩的行为也确实有悖于中国的日常伦理。这些很容易引发中国人的联想,认为育婴堂通过给予酬金的做法,引诱人们为了获得酬金去拐掠幼孩。此外,天主教育婴堂和孤儿院所遵守的保密制度,与中国乡土的“熟人社会”在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而且民众受教育少,知识水平较低,易受到谣言的煽惑而反教,以上种种原因都使得民众成为天津教案发生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诚然,没有哪一个教案的发生仅受其中某一种单独因素的影响,也没有任何人的反教是出于单纯的理由。天津教案的发生亦是如此,它是诸如上述各种原因互相关联,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具有基于传闻而引发的教案所显示的一般性,又具有因特定时代背景下呈现出的官、绅、民反教的特殊性。 三 传教士及教民的不法活动,扰乱了官府行政权力的正常行使,威胁了士绅在民间的权力,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从而造成了官绅民的不满。由于官、绅、民的知识层次、所处的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在促成天津教案发生中所起的作用,亦即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是各不相同的。 在天津教案发生前夕,有关涉及“迷拐、折割”传闻即颇为盛行。有的说教方收买拐匪“迷拐”儿童,挖眼剖心,有的甚至说是用以配置欧洲到处都在搜求,并不惜以重金收购的某种特效药。“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简直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52-3这种传闻起先是在民间相传,到1870年6月6日,由静海诱拐孩童来津的张拴、郭拐在西关被查获扭送县衙。随后,张光藻以知府名义张贴告示“张拴、郭拐用迷药拐幼童,询明是实正法。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以作配药只用。”6227可见,官方的告示中一方面肯定迷拐幼孩取脑挖眼剖心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指明“迷拐犯”四处皆有,特别是以“受人嘱托”之辞暗示了拐匪是受教方指使,这实际上是以官方告示的形式肯定并播扬有关传闻。“为对知府的断然措施表示感谢,绅民曾向张光藻呈献万民伞与万家生佛牌位”。7257事实上,张拴、郭拐案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对此外国传教士颇感怀疑,认为官方告示上“所用的人名中有拴 拐的字眼(拴作捆绑解,拐作绑架解),不大可能被华人选作人名,这就使人一望就知其出于杜撰”。522实事求是地说,名字上的这种巧合概率相当小。 无论如何,本来民间已有相关传闻,此时官方对张拴、郭拐一案的证实,对于民间正在迅速滋长的反教情绪无疑是一种刺激,更提供了一种佐证。对于此次暴动,外国传教士曾产生质疑。山嘉立教士在致镂斐迪的信中提到“如果纯粹是民众的运动,为什么在他们的情绪已经处于那样激昂的状态下,府县官员居然还要发布那些蛊惑人心的告示?为什么他们不向各国领事要求彻底查清事情的原委并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来平息民愤?为什么老百姓毫无理由地从一开始就声称官老爷们站在他们一边?”523并且案发后,“张光藻首先召集水火会绅董,再三保证不追究他们的责任,要他们各安本业,协助保护洋行。”6228可见,地方官员实际上是教案的支持者和保护者。 在教案发生前后,士绅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基层民众的反教一般来说表现为直接的宣泄和过激的行动,而不会以书面的规范形式表达出来。因此,大部分的“反教书文揭帖”均是地方乡绅所书写,“他们往往把一些民间对外人异端行为的厌恶冠以采生折割这一正式的法律术语,以增强其想象与传统律令对妖术惩罚的一致性,同时也使反教行为有了法律依据而趋于合理化。”850此外,地方士绅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以及在民间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决定了他们必然成为反教的中坚力量。案发前士绅集会孔庙,书院停课。他们在上层乃至京官中传播反教舆论。案发当天上午,水火会即在城内公开鸣锣聚众。对此,外国传教士的观点是“每一个火会都有一个头目或主管人,系由士绅充任,他的名字是在衙门注了册的。如果主管人不知情或未点头,火会成员是不会像这次那样敢于拿起武器或参加闹事的。这些人胆敢违反清政府官员的意志或者在后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支持像这样的示威行动吗?”522由此不难看出,津案是在官府允许的前提下,由士绅鼓动带头而起。 在整个反教斗争中,无论就反教的数量、比例,广大的民众都走在了反教运动的最前线。由教案发生当时的情势分析,众所周知的法国领事丰大业的行凶施暴是激发天津民众暴力行动的最直接的首要的因素。而当时因信教方主使迷拐、折割的传闻而激动起来的广大民众,已经陷入了一种失控状态,势不可挡,一触即可爆发。所以才有了事件发生时,“街上百姓聚集近万,狂怒的百姓杀死了丰大业、谢福音、十名修女以及他们遇到的所有外国人,共二十名,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十座英美耶稣教堂。”6228这足以说明参与教案的民众数量之多,可谓充当主力军的角色。 综上所述,伴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传教士亦深入中国内地开展传教工作。由于种种因素,外国传教士的传教行为和具体做法招致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就天津教案发生的起因来看,官府反教偏重于政治权威、地位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士绅反教多出于维护其自身领导权的需要和对传统文化的认可;民众反教则侧重于个人实际利益的得失与否。由于社会地位,知识层次等方面的差异,官、绅、民在教案中所扮演的角色亦各不相同。但值得肯定的是,天津教案的发生,最终形成群众运动的动因均与反教话语的导向相吻合,而官府和士绅的介入往往扮演着强化这些导向的角色。所以,反教话语的制作和传播,终致天津教案的发生,从某种程度讲,是地方官府、基层士绅、以及民间百姓力量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的结果。 1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2. 2王斗瞻.一八七?年天津教案.近代史资料.1956.(4).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1985. 4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发行.1985. “师”之概念，大体是从先秦时期的“师长、师傅、先生”而来。其中“师傅”更早则意指春秋时国君的老师。说文解字中有注曰“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师”之含义，现在泛指从事教育工作或是传授知识技术也或是某方面有特长值得学习者。“老师”的原意并非由“老”而形容“师”。“老”在旧语义中也是一种尊称，隐喻年长且学识渊博者。“老”“师”连用最初见于史记，有“荀卿最为老师”之说法。慢慢“老师”之说也不再有年龄的限制，老少皆可适用。只是司马迁笔下的“老师”当然不是今日意义上的“教师”，其只是“老”和“师”的复合构词，所表达的含义多指对知识渊博者的一种尊称，虽能从其身上学以“道”，但其不一定是知识的传播者。今天看来，“教师”的必要条件不光是拥有知识，更重于传播知识。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5).中华书局,2000. 要练说，得练看。看与说是统一的，看不准就难以说得好。练看，就是训练幼儿的观察能力，扩大幼儿的认知范围，让幼儿在观察事物、观察生活、观察自然的活动中，积累词汇、理解词义、发展语言。在运用观察法组织活动时，我着眼观察于观察对象的选择，着力于观察过程的指导，着重于幼儿观察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6刘海岩.有关天津教案的几个问题.近代中国教案研究. 7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 8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2018. 单靠“死”记还不行,还得“活”用,姑且称之为“先死后活”吧。让学生把一周看到或听到的新鲜事记下来,摒弃那些假话套话空话,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篇幅可长可短,并要求运用积累的成语、名言警句等,定期检查点评,选择优秀篇目在班里朗读或展出。这样,即巩固了所学的材料,又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还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等等,达到“一石多鸟”的效果。 附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08级硕士研究生 孙建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