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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最新推荐- 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几个突出问题思考 关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几个突出问题思考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作为国务院鼓励推广的一项试点工作，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不断普及试点。这项工作的理论、法律依据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确定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总的原则和方向，其实现有赖于不同阶段、不同领域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则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首选突破口和关键切入点。实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可以更好地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全面推行探明路子，积累经验。为此，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相对集中处罚权工作的决定（国发20xx17号文）明确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为代表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但是，由于现有法律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仅有原则性规定，在具体内涵、机构性质、地位、职能以及管理体制、运行方式等方面均没有法律明文界定。相应地，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的试点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实践中认识不一、运行程式不一，“瓶颈”问题较多的现象。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地规范，势必影响该项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当然，这些问题作为试点成熟前的“阵痛”是有其必然性的，试点工作的目的，就是在探索中发现问题，分析并解决。在此，笔者围绕xx市试点工作实践，谨就上述相关问题谈一点一家之见，并提出几点建议，与业者商榷。一、xx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现状自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区首个启动以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为突破口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以来，该项工作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铺开，全国已先后有23个省、自治区的79个大中城市和3个直辖市经国务院批准，开展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探索性工作。就特点而言，各地的试点分为几种代表性模式：以北京为代表的区管模式，以大连为代表的市管模式。还有xx现正实施的市区共管模式。xx于20xx年经国务院法制办批准为试点城市。同年9月正式组建“xx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及各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同时加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牌子，作为市、区政府在城市管理方面的综合执法机构，综合行使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市政管理、公安交通管理、工商行政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其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为：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按市、区两级设立，市设支队，区设大队，街道由区大队派驻中队；市支队和区大队对外独立行使行政处罚权，街道中队以区大队名义行使行政处罚权。市支队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直接领导，区大队受市支队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双重领导。二、xx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实施过程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xx市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试点工作，迄今已开展了半年有余，从效果上看，有效地解决了行政执法领域中长期存在的机构膨胀、多头执法、重复处罚、执法扰民、推诿缺位等问题。但也出现了值得思考的“瓶颈”问题。（一）法律体系不完善问题在目前的国家立法中，除了行政处罚法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有原则性规定外，尚无一部权威性的法律对各试点城市的成功经验予以肯定，并对存在问题予以规范。各试点城市为了规范本地的运作，围绕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各自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但由于大部分试点城市本身不具有立法权，这些文件中有很多不属于规章以上的法律性文件；即使是规章，也由于这些规章上无法律、法规作立法依据，下无现成的立法经验可借鉴，不足以规范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就xx而言，已出台了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xx市人民政府令第209号），作为新的政府规章，就指导性来看，还不能全面规范城市管理职能指向的各种执法工作。作为专门性法规，还不够细、不够具体。例如，针对俗称“城市牛皮癣”的乱贴乱画现象，xx等城市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屡禁不止的情况下，采取了俗称“呼死你”的制裁方法，也就是运用科技手段不断拔打乱张贴上所公布的电话号码，致其瘫痪，收效显著。从社会反响看，群众也比较满意。显然，“城市牛皮癣”是违反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的，对其制裁也是顺应民心的，“呼死你”的做法是顺应法意和民意的。但按“罪刑法定”的原则，“呼死你”显然是在“罪定刑未定”的情况下进行了“法外制裁”。实际上已有法律界人士在扬子晚报等媒体上对此发表了类似看法。由此看出，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的条文在制裁乱贴乱画方面还缺乏明文规定，或还需增加具体操作方法。对于执法部门来说，法无明文皆不可为，“法外制裁”显然不可取，但不采取措施，群众又会认为执法部门不作为。以上仅是管中窥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中还存在大量类似问题，可以说，现在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在很多方面还处于“没有金钢钻却有磁器活”的尴尬境地。（二）人员、经费不足问题1997年，xx市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通过专业考试、面试、体检、政审等一系列规范程序向社会招收了1000名全民事业编制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员，1999年又以同样方式增招了400名执法队员，今年还将招收100名。从社会反响看，广大适考人员报名应试十分踊跃，竞争十分激烈，录取率基本保持在25左右。应该说，招收人员是经过严格筛选，择优录取的，人员素质也是比较高的。xx作为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大型城市，相对于500多万人口，现有的1000余名执法队员是不算多的。另一方面，这1500人作为全民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其工资和福利待遇，并不能得到市政府财政全额拔款的保障。今年，虽然明确了年人头经费三万五千元的政策，但市政府财政只负担一半，另一半仍交由各区政府负责落实。一方面，作为年人头经费，这3万5千元还要刨去队伍办公费用，基建费用，用车费用等分摊开支，真正下发到执法队员个人手中的年收入大大缩水；另一方面，各区政府负担一半年人头经费，也存在一个落实问题。可以说，就目前政策而言，xx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的工资待遇是不高的。这对工作开展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一是不利于提高广大行政执法队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当工资福利落实不到位，甚至严重不足的时候，难免会出现“靠执法养执法”，“执法靠狠、经费靠罚”的作法，形成“执法经济”的不正常现象，从而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感，与“执法为民”目标背道而驰。（三）暴力抗法问题实际上暴力抗法问题也属于法律体系不完善问题的范畴，但其作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焦点问题，有必要单列出来，重点探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执法者与执法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就性质而言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执法相对人的素质参差，层次不齐，矛盾的尖锐程度很高，暴力抗法屡见不鲜。诸如取缔无证占道摊点，制止倚门开店等执法行为，遇到暴力抗法的频率十分高，执法受阻、执法队员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仅20xx年，xx市就有十余起暴力抗法事件见报，造成了多名执法队员受伤。就目前的保障制度看，仅有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公安部门应当及时处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活动中的治安事件，对拒绝、阻碍行政执法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还有就是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管理方法上提倡的“文明执法”原则。这些笼统的指导性条文、原则，并不能有效解决暴力抗法问题。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当中遇到突发的暴力抗法事件，如果以报警方式，无疑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公安机关事后介入，固然可以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但之前执法队员的人身安全很可能已遭到侵害，行政执法的严肃性已荡然无存，行政执法机关的威严更无从谈起。广大执法队员在遇到暴力抗法突发事件时，并不能从法律明文中找到怎么办的答案，只有“文明执法”的原则性规定。今年，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又向社会公开承诺：“年内不发生一例粗暴执法行为，不出一例打人事件，违者下岗”。那么遇到暴力执法时，面对违法摊主砍来的菜刀、泼来的开水，执法队员当然指望不上公安机关的“远水”，又不能冒下岗的风险与之搏斗，除了坐以待毙和落荒而逃外别无选择。实际上，上述现状已经造成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没有事”的消极执法现象，人民群众认为行政执法机关“不作为”呼声日盛。三、对进一步全面推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几点建议按照国发20xx17号文的精神，现在全国范围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已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接踵而至的是由点及面，全面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为了积极、稳妥而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围绕上述几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发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一）及时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律体系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基本法层次上，国务院还没有及时制定出相应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条例。在这方面，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关于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目的、原则、实施程序、备案与监督程序的原则性规定，这给各地地方工作带来了困难。但针对目前xx市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现状及发现的问题，市政府应该修改完善已出台的xx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行办法，进一步明确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的方式、步骤、领域、范围及报批程序，机构的设立、性质、地位、领导管理体制、运作以及与相关部门的关系，行使职能的程序等具体规范。尤其对现阶段执法工作中遇到的“无法可依”的新问题更要有法律明文规定，总之，要全面考虑，详尽说明，务求各项工作有法可依，可章可循。（二）完善人员经费保障制度要改变“以罚代管”的“执法经济”，树立公正、廉洁的执法形象，唯有从根本上解决人员、经费保障问题。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国家公务员，要杜绝将机构改革中的分流人员安排到新成立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的作法。行政处罚权划出部门的执法队伍也不能简单的人员合并，而应是通过高标准的资格考试择优选材，优化组合，这种筛选要参照招考国家公务员的标准来进行，要确保组成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的人员能够胜任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带来的多种职能。同时，执法机构所需经费必须由市政府财政予以全额保障，严禁以罚没收入返还作为经费来源或补充，真正做到权力与利益完全脱钩。（三）建立完备的执法安全保障制度针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中暴力抗法现象的突发性特点，要解决暴力抗法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或措施只能有两种：一是执法者本身就拥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二是执法的过程中有拥有限制人身自由行政处罚权的执法人员在场参与执法。前一种形式即香港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模式-警察执法（在警方机构内部设置侧重于城市管理职能的“小贩科”），后一种要求执法时有警力全程协助。就xx具体情况而言。笔者倾向于后一种模式，具体操作上，可以由交巡警110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110协同巡查执法。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精神，切实解决层次过多、职能交叉、人员臃肿、权责脱节和多重多头执法，继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试点突破口，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工作正是落实十六大精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有效途径。现在，此项工作正处于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有不少“瓶颈”阻碍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机，鉴此，笔者谨撰此文，以期抛砖引玉，与广大同行共商共勉。 对依法治村的内在观察一我们知道法治道路可分为政府推动型和社会演进型两类。打开国门后，要“尽快”变革国内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应对外部的压力与挑战是使中国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关键原因。在政府的推动下，依法治国已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而依法治村，也就成为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为使农民“懂法”以推动依法治村的进程，政府在农村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工作，这种普法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福利引导型模式，即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来开展普法工作，引导村民逐步依据法律这种“正式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十多年过去了，客观而冷静地看，农村普法取得的真实成效很难令人满意，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过于迟缓，不少“正式规则”并未如预期所料那样落到实处。村民的法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只是本村法治建设现状的反映，我们不能单单指望村民上好法制教育课、听好法制讲座，依据教科书、宣传册上的概念去形成和增强法律意识。因为村民们更为关心的是“活法”、是“现状中的法”。当我们反观农村现状时，就会发现普法宣传与法治实践之间存在着脱节，“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甚至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书面法律”（lawiooks）与“实效法律”(lawinactualoperation)之间的严重对立。村民们读完了从“送法进村”活动中得来的宣传册后，将其束之高阁，照旧依据着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来组织社会生活，来调整生产和生活中大多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作为一种传承性极强的“非正式规则”是不可能短期内仅仅以一套书面上的、外予的、理念化的“正式规则”所能代替的。例如，在许多村庄，有关外嫁女待遇的民间规范明明与书本上的“正式规则”所强调的公正、平等原则背道而驰（外嫁女在村集体经济分配中常常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但仍然得到了相当多村民包括相当多外嫁女本身的认可，其在农村中也仍在有效的运作。我们知道，与民间规范相比，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更具有优越性，更能够保证公平、民主的原则，也更能够保证村民的基本权利。但恰恰就是如此优越的法律，却无法较好的在农村得到实施，原因何在？二现代法律有效运作的前提假设一般是陌生人社会或个体主义社会。而在农村中，许多村民从出生、成长到终老，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很少能够跳出一个“本人亲人族人”的有限的圈子，这个圈子是个地缘和血缘的双重封闭圈。土地仍是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村民们紧紧的依附于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之上。即使在地处广州，一年生产总值超亿的村落里，村民们对土地还有着相当强的依赖性，村民们收入的一个基本来源是在土地上盖楼然后出租所得的租金。这相对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中的农民仍以种植业所得作为主收入来说只是换了一种“靠地吃饭”的方式。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局限在狭小的区域里，人流、信息流的运动半径都十分狭窄，“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外人的社会”。至今，村籍仍然是外人进入村社难以逾越的门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血缘关系对村民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其依靠对血缘关系的认同来制约村民的行为；其以传统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以血亲人情为基本取向，通常足以维护村社的基本安全和秩序。在这样的农村熟人社会中，村民们对法律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农村里，尽管市场经济红红火火、外地人来来去去，但在本村人的圈子内，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封闭性以及文化观念的保守性、滞后性使得村民们的关系意识里仍旧与内地农村一样保持了一种以血亲人情为基础，追求平衡性的传统。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建立往往还是立足于诸如“情大于法”、“公道自在人心”等一些传统的抽象的模糊准则之上，在追求伦理道德中的“义”时，常常极少会顾及到真正法律上的“正义”，即使在许多本应受法律调整的领域，村民们也往往坚持以宗法的儒家的“非正式规则”取代理性的可预见性的“正式规则”。村民们以“顾及面子”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的心态普遍浓厚。在他们看来，要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依据伦理道德来进行教化乃是比依法治村更高级、更有效的手段。为避开外来的不通人情的法律，大家都愿意采用私了和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那么找谁来调解？村民们当然还是习惯于找家族组织或村长，而不会找“外人”。实施“村民自治”后，由于国家政权相对放松了对地缘的控制，从而使得农村中的家族组织又有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长了农村中“调解”之风的盛行。由于在这种依据模糊原则的温情调解下，部分村民的权益极易受损，因此调解这一方式并不是所谓的村民们都“喜闻乐见”。由上可见，正是法律的“不实用”导致了村民对法律的冷漠，基于这种冷漠，若能产生对法律的信仰那才是怪事。然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需要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农村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没有达到使法律成为村民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时，以传统农村为场景的法治实现起来就会千重万难。而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等是不能单单依靠法的发展就能实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把整个依法治村看作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各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要对那些非法律因素给予相当大的注意，例如政治的民主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道德的提升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建设和维护现代化法治的前提和保证。三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和解决在依法治村过程中“说法”与“做法”“两张皮”的问题。第一，我们对依法治村的进程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清醒的预期。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法本身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传统法律缺乏西方法律背后所深藏的那种形而上的对法的信仰崇尚和终极关怀，而专制特权思想、法律工具论却长期发达的历史根基上，中国现代法治之路尤显艰辛。因此，在法治起步阶段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惧法、怨法、避法等严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法治的发展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的发展是并行的，而这些非法律因素的综合发展都需假以时日，尤其是传承性极强的文化条件的发展。因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由父母而子女的言身教化要远比那些系统的理论来得更有影响。要使积“千年之大成”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较大的转变无疑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目前农村中的二元结构式的法律秩序状态将会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但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难并不能否定法律的完善和发展对于依法治村的意义，因为法律的存在至少为农村社会提供了一种调整方式，尽管用到的时候不多，但村民们在规避法律而采用“非正式规则”来讨价还价时往往还会以法律规范作为一个的参照标准。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将与非正式规则在讨价还价的动态平衡中逐步推进农村的法治化。我们指出依法治村进程中的不尽人意处，并不是要放弃法治的理念，而去一味的迎合村民们固有观念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相反，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通过把“法治”理论置于中国传统农村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加以重审反思，加深对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确定其前进的方向，以使其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法治只有走好本土化的道路，才能有效的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存量，这些东西都积淀着祖辈们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传统法文化作为一个活的历史连续过程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并未因其是过去的东西而全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相反，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在农村中以民间规范、风俗习惯等形式获得了延续，进而影响着现代农村法律文化的面貌。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不在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上，而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法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外部法律制度来弱化农村中传统的民间规范，但我们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可能真正彻底消灭民间规范后深藏的传统法文化，传统法文化仍然在深深影响着村民们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模式，并且通过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抵制甚至架空了本本上的法律制度。而实施这种与实际生活有所脱节的法律制度所能取得的实效当然也就十分有限。因此脱开本土传统首先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邓小平曾强调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2那么，怎么办？“要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其出路就是：打破二元文化格局，寻求法律文化结构的内部协调，实现文化整合；中国法制建设的战略选择就应是：高度重视公民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协调”。3这样，在实施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能对从传统形态中衍生而来的非正式规则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而要在强调通过政府的理性建构来规划和引导农村法治走向的同时，充分尊重非正式规则，并有必要为非正式规则保留适当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法律制度供给时，也可将非正式规则的合理内容吸收到正式规则中来，从而尽可能的调和二者之间的偏差和冲突，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者，尤其是部分学者型党政官员的重视。如在制度立区一书中，作为广州市天河区区委书记的作者就曾指出：“通常，人们都说，在制定政策（包括法律、法规）或者其他决策时，要从实际出发，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说到底就是在制度（正式的规则）供给时，要特别重视非正式的规则，也就是历史的、文化的、习惯的因素。”4在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要首先走好一条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共同发展的道路，同时有意识的逐步走上“把正式的法律控制与非正式的其他社会控制相结合的道路”。5在另一方面，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结果只能是强化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造成两败俱伤”。6这种俱伤所带来的重要表象之一就是：在制度提供者看来，人们尤其是保留传统太多的农村人老是“生活在别处”。四在知道了如何解决好“两张皮”的问题之后，我们要想更好的解决因“两张皮”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诸如对于农村宽广的社会需求来说，现行法治方略及其实效过于单薄和狭窄等，就有必要跳出法治的本身来寻求解决途径，要重视非法律因素的发展对法治的推动作用，而当前极其紧迫和重要的就是要贯彻以德治村的方略，要德法并举、文明治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认识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互蕴涵和包容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对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来说，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也始终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依托和最终归宿，而道德规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被提升为法律制度，以强化其规范力度；“法对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发展，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增强起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同样，道德对立法、执法、司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7法律是刚性约束，道德是柔性约束。在许多社会领域，只有刚柔相济，法律和道德双管齐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其次，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第三，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8因此“从深层意义上加以考虑，之所以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虽严密，但法律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9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性约束，是“外律”。道德关注的是人们的思想和内心活动，是人们内在的自我约束，是“自律”，这才是我们抑制违法犯罪行为之根本。另外，“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段时期以来，反传统已成为新的传统，我们的传统道德因此受到猛烈的破坏：十年文革的毁损；西方强势文化对传统道德的冲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飞速转换所引起的道德缺空等等。同时，在这段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中，因常常出现法律制度短缺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要加强刚性规范的建设注意得较多，相比之下对柔性规范的建设，即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建设的注意却还不够。传统道德受到了极大损坏，而在文化多样性下的主导道德的高扬还有待时日，因此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一些不良影响以及商品社会的负面因素也就容易乘隙侵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从而使社会道德有所滑坡。在这一大气侯下，再加上村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极其有限，就使得不少农村中封建迷信开始沉渣泛起，涉黑的宗族势力有所抬头，黄赌毒屡禁不止等等。因此，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是时代的呼声。再者，“以德治国”的方略既是现实的需要，同时又是对我国古代优良传统的继承。儒家思想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在西周之初，周公就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后人则进一步提出了“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等等治国主张。当然，我们所说的“德治”绝不等同于古代的“德治”，而是在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扬弃后，将道德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即要以社会主义道德治国。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社会主义。同时，要求人们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讲究文明、爱护公共财产、提倡和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友谊、爱情、婚姻、家庭等关系，提倡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舍己为人、扶贫济困等精神。”10我们单从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中就可找到其传承下来的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的精华的合理的东西，例如：传统道德注重内心修养，通过强调“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样一些准则来调节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这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传统道德中还蕴涵着许多的传统美德，诸如爱家爱国、敬老爱幼、舍生取义以及忠于爱情婚姻等。在农村中，这些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合理的东西往往仍是以风俗习惯、民间规范等非正式规则为载体，并在其运作中得以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农村，德治的被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部分非正式规则的被重视，“以德治村”的提出使这部分优良的非正式规则被“正式的、上台面的”确认为治村方略。最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以德治国”的方略，就要严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上，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我们的村干部在治理村社的过程中就要亦此亦彼，学会用两条腿走路；要法德并举、文明治村；在不断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带动村民学好、用好、维护好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的同时，也要按照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来发掘当地风俗习惯、民间规范等非正式规则中的积极因素，并用好它，发扬它，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而最为基本和首要的则是村干部们要带头实践、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做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带头人。总之，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不仅要并举而且两者本身是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的。以德治村搞好了，就可以推动和巩固依法治村。参考文献1伯而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4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3刘作翔：法律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4曹鉴燎：制度立区，经济科学出版社，20xx年版，第244页。5朱景文、美马考利：关于比较法社会学的对话，载比较法研究，1998（1），第65页。6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71页。7李宁：德法同构：对社会治理方式的新探索，载南方日报，20xx年5月20日。89蒋述卓：德法并举长治久安，载人民日报20xx年4月7日。10黄建武、邓伟平、彭娟编著：法理学教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xx年版，第322页。 兼谈司法改革时代我们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不久以前，笔者曾参与一起发生在农村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审理，并在审结后尝试着以旁观者的心态对这起案件及其审理过程进行了一次力求深入的思考。当然，由于这起案件极其普通，因而在技术层面上不具有太多理论探讨的价值。但从另一意义而言，正因其普通，所以显得尤为典型，并进而使得对它的思考可以抽象为一种对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状况的观照。遗憾的是，囿于笔者自身理论基础的贫乏，这种观照同样显得肤浅。如果要说还有些许意义的话，大概也仅止于思考后萦绕在笔者心头的几许尴尬、欣慰和希望吧。下面，笔者将对这一案件的特点、经过及其相关社会背景作一些简单的介绍。需要说明的是，只所以要不各笔墨介绍与该案有关的背景因素，是因为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些因素有力地影响和改变着本文所欲探讨的主题：当前我国社会中法治观念的发展状况及其缺憾。同时，为了将该案中一些与主题无关的个别因素剥离开来，以便使下文中对这一个案的思考更具空间上的代表性，笔者以该案所涉及的全部参与者均将以“、”等符号代表称，而忽略其各自的本名。由此带来理解上的一些不便不处，请予以谅解。一、纠纷的发生及案件审理情况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经常可以遇到的民事纠纷。地点在村。村是其所属的镇镇治机关所在地，同时也是基层法院派出法庭所驻地。由于距县城仅有十公里，就交通、通讯而言，村并不显得闭塞，而就经济发展而言，村因众多家庭承包经营户纷纷从事钢球的加工、生产，而成为远近闻名的“钢球专业村”，其业务触角远及全国各地。在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之风的吹拂下，村的村民自然不能说是还处于蒙昧之中。“村民自治”和“依法治村”这一类现代法治观念的产物，也因其在村的传播和初步施行，而不再仅仅是使村民们感到新鲜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村的村级管理机构一直以工作严谨闻名，其基层调解工作更是屡受表彰，被公认为是农村调解工作的典范。就此，镇分管司法的一位镇政府官员曾这样评价，村工作确实搞得好，历年来很少把矛盾上交（“矛盾上交”意指村民间纠纷经村委会调解未成，而诉求至司法所调解或诉至法院）。本案原告及被告（男）、（女）（、系夫妻关系）均为村村民。生于1975年，初中文化，为村电管员，负责村内部分电费的收缴。20xx年10月6日，与被告、因收电费一事发生争执。双方互相辱骂中骂了一句“偷人婆”（方言粗口，意指女性作风不正派）。此时、即上前殴打，并致多处软组织挫伤。后经治疗用去医疗费500元。纠纷发生后，村村委会即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亲友进行调解。后村委会提出如下调解方案：、谩骂且殴打致伤，后负赔偿责任；辱骂引起纠纷扩大，应自负部分责任。故的医疗费由、负350元，其余由自负。在已同意上述方案的情况下，提出，村村规民约（该“村规民约”系由村党支部制订和公布，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规定，凡辱骂她人为“偷人婆”者，由村委会处罚款200元。故应罚200元，否则将不同意调解方案。村村委会成员均表示的意见可予采纳，由此导致的不满。调解未成。其后，即委托年轻的律师（生于1969年，自学考试获得法律专业大专文凭，1997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获得律师资格。现在县城某律师事务所执业已满年）为其委托代理人，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也委托了（生于1955年，因原在县司法局工作而经授予取得律师资格，现在县城某律师事务所从业14年）为其委托代理人应诉，并以辱骂其构成名誉侵权为由提起反诉。开庭审理后，法官当庭提出如下调解方案：由、共同赔偿医疗费350元；放弃其其余诉讼请求；撤回其反诉。对于所谓的“罚款”，法官是这样表态的：这是村委会与的事，与、的诉讼无关。该调解方案随即得到双方当事人同意。遂达成调解协议。由于诉讼前村村委会就此纠纷进行的调解均有详细的笔录，且双方律师因循其所熟识的办案流程而为本案进行了充分的调查取证工作。故而就事实建构而言，这起案件并不复杂。其中的法律运作包括实体法.程序法的选择适用亦颇为简单。从调解协议被毫无阻力地迅即达成一事可推知，案件当事人其实在对实体结果的预期上，亦是基本一致的。其争议仅仅在于上文所提及的所谓“罚款”的运用上。争议的案值极少，于是便反衬了本案诉讼各方成本投入的相对巨大。据事后调查，原告为此案支付了诉讼费300元，律师费800元。被告、为此案所作的经济投入同样是不遗余力的：诉讼费300元，反诉费300元，律师费1000元。因而，如果说这一件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有何特别之处的话，便是这种争议标的的细微与诉讼投入的巨大之间的反差了。由此生发的疑问不由令人反复地对其持久“凝视”，以求获得合理的解释。于是，在这种反复的“凝视”中，本案中各方参与者扭结的心态开始一一展开。并且，在条分缕析后，坦率地讲，作为一个法律职业者，由此的感受确实显得略微沉重。二、对案件参加者不同法治观念的剖析在法律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大概已没有太多的法律人会怀疑，法治及其运作是一个结构、实体和文化、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复杂的有机体。一个社会对诉讼目的的主流理解，其实决定了这个社会法律设计上的走向，也直接影响到“法治”的内容及其实现。我国古代的韩非子曾认为“法者，定分止争也”，从中国几千年的司法实践上看，诉讼的功用似乎更多地被定位于“止争”，即社会不和谐状态的解决和回复。相向而行的是，西方社会随着“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跨越，“为权利而斗争”已成为其法治追求的价值座标。两大思想体系的碰撞曾直接导致了法学上不同价值取向的分歧。从对这起人身损害赔偿条件的分析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种分歧伴随法的运用，伴随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社会关系的结合，也日益在日常生活的事件中不自觉地展开。在的委托代理人律师看来，诉讼的目的应当是追求被损害利益的救济。在法庭辩论中，他曾这样评价这起案件：“这是我执业以来，争议标的最小的几个案件之一，我认为对双方而言都不合算，所以也觉得好笑。”无疑，在律师看来，诉讼同样受经济规律制约，应当考虑投入和产出，即费效比。而客观上，从本案中、各处的投入和由此而得的利益上考量，此种诉讼显然确然“不合算”。但在律师看来，原告的起诉，甚至于的反诉，都不应当仅仅用眼前的利益得失来衡量其意义。和都是基于其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而通过诉讼在进行抗争。并在这种抗争中寻求是非曲直，也就是寻求公正、正义的实现。也许和还没有清醒认识到这一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这样的定性。”（律师言）相较而言，、因其文化水平和知识的欠缺，他们对这起起诉讼的理解显然要朦胧得多。心态更为复杂。曾说“只所以要起诉，是因为村里处理不好。”仔细地分析可知，“村里处理不好”，是因为作为基层权力延伸的末梢村委会对此类纠纷并没有强制的调解权。诉诸法律，自然是寻求国家审判权的代表法院对其主张的认可。而法院对其主张的评价。较之村委会在调解中作出的对其主张的评价，其优越之处就在于，前者具有国家强制力以保障贯彻和实现。由此可知，在权利纷争不能解决时选择诉讼途径，最直接的目的在于寻求国家强制力的保护。而对于这起诉讼是否“合算”，亦坦言：“钱是小事，主要是争口气。”显然，“争口气”几乎就是希望其人格权利在与、的斗争中得受尊重和保护这一愿望的直接表白。、在起诉讼中扮演的是两个相对被动的角色。在村委会调解中他们自觉到场参加，在法院传唤后也到庭应诉，这都反映了他们对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两种权利的畏惧。但即便是畏惧，也是有所区别的。对于不同权利背景的这两个机构所提出的几乎是同样的调解方案，向村委会说了“不”，但面对法院却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是法律的力量使然吗？显然不。两种权利间的差别同样在于：法院的评价是具有强制力保证的。因此，和在村委会调解中可以固执己见，以求其利益的最大化。但在法庭内，和却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因为固执己见，他们极可能面临国家强制力所保障着的更为不利的结果。而以名誉侵权为由提出反诉，似乎更多地应当从律师指导下的诉讼技巧上寻找原因，但同样不可否认，的反诉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人格权利的一种强调。显然，在权利的捍卫和金钱的支出中，与一样都选择了前者。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这起案件的案外人，某乡村法律工作者基层中不具有律师资格但经常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所谓“土律师”就此案也发表了与律师相似的看法，他甚至认为：“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以上的分析或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