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下岗职工生存状况调查.doc

-范文最新推荐- 芜湖市下岗职工生存状况调查 【提要】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芜湖市大规模的企业改制和职工下岗工作已过去几年了。历史事件往往需要回头来看，在这几年里，下岗职工在干些什幺？他们生活得怎幺样？他们在想些什幺？这一直是我们想知道的。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试图尽量客观、真实地回答这些问题。 【关键词】：芜湖 下岗职工 调查 芜湖市是安徽省东南部的一个中等城市，是皖南的工商业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有人口69万。1999年前后，我市开展了大规模的企业改制和职工下岗工作。5年时间过去了，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一直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调查，试图尽量客观、真实地回答这个问题。 一、本文所称下岗职工的概念和调查的范围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劳动保障部的统一规定：下岗职工是指由于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状况等原因，已经离开本人的生产或工作岗位，并已不在本单位从事其它任何工作，在社会上没有再就业，但仍与用人单位保留劳动关系的职工。本文不是在这一统计学意义上使用下岗职工的概念，主要因为我市大部分下岗职工已经在几年前通过“买断”等方式与原用人单位脱离了关系，完成了“身份置换”，明显不符合上述规定。然而，曾经在国有、集体企业的工作经历、尤其是长期的工作经历，已经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一旦下岗，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社会上，他们仍然自称是下岗职工，而且一般人也认同他们为下岗职工。因此，本文是在社会学意义上更加宽泛地使用下岗职工的概念，是指从原国有、集体企业中分离出来，失去了原单位稳定的收入、相对优厚的福利待遇以及各种保障，并且今后基本无望再回到原单位中去的职工。据我市劳动保障部门的估计，这样的人在我市约有5万多人。 我们根据不同情况，将下岗方式划分为买断、内退、“两不找”、解除合同、发生活费等5个类型。不同类型有重迭部分，如买断也是一种解除合同的方式，但买断主要指老职工而言，而解除合同一般针对全员合同制以后进单位的青年职工，具体确认有填表人作出，但每人只能认定一个类型。统计表明，买断的类型最多，占总数的80%。这说明我市的企业改制工作较为彻底，绝大部分下岗职工已经完成了身份置换，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 访谈20多人，以熟人或熟人介绍入户访谈为主，访谈对象对我们有较高的信任度，因此访谈内容比较深入和广泛，获取的信息也更加真实。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我们尽可能选择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层次的对象，如原单位的负责人，军转干部，车间主任，班组长以及专业技术人员等。在问卷的设计和访谈内容的选择上，我们主要围绕下岗职工的就业状况、生活状况和思想状况进行设计安排，并重点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力图从这三个方面尽可能客观地描述出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 下岗职工是个历史概念，作为群体，他们中的一部分正在、并仍将继续分化，或是走向成功，成为老板和业主；或是退休养老，成为退休职工。但历史不会轻易翻过，下岗职工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同学朋友，他们中的大部分，仍将会生活在我们周围，作为一个群体，显示出他们不同于其它群体的生存特点。我们调查的意义正在于此，从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中可以检讨我们工作的缺陷和对这个阶层的伤害，使我们今后能够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二、下岗职工的就业状况 就业是民生之本，对下岗职工来说，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我们的问卷统计表明，我市下岗职工的总体就业率为58%。由于我们的统计包含了买断、内退以及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这一比例显然是比较高的。其中在国有单位就业的占30%，在股份制和民营企业中就业的占27%，干家政和个体劳动（如摆摊开店开出租车）的占42%。这一情况说明，我市下岗职工对再就业的态度十分积极，个体劳动占了最多；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市民营企业吸纳下岗职工的比例大大低于全国60-70%的水平。 下岗职工的求职态度较为积极，有27.6%的人“干什幺都行”，57%的人认为“有合适的工作会干”，认为“低于400元或不合适的不干”的占14%，另有17%的人认为“工作不好找，也不想找”。下岗职工在求职过程中大都经历了1次以上的转换工作，最多的达30多次。有56%的人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不足2年，34%的人甚至不到1年。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下岗职工个人创业之路是充满艰辛和风险的，成功的人并不多。而在近些年来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浪潮中，多数新岗位对下岗职工是排斥的。与大专院校毕业生和涌进城市的大量农民工相比，下岗职工在就业市场上并不占有优势，因此他们即使就业后收入也普遍不高，月收入500元以下的占了62%，500-1000元的占33%，1000元以上的仅占5%。较低的收入势必影响到他们的生活水平。 三、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 调查还表明，下岗职工的住房情况较好，有67%的家庭住房是成套的，且人均面积大于10平方米，只有23%的住户人均面积少于10平方米。另一项统计也印证了这一情况，在有16个答案的“您的主要苦恼”的问题中，仅有19.4%的被调查者提到住房太小，占到第9位。然而，在吃穿方面，下岗职工的生活就显得比较清苦了，66%的人基本不在饭店或排挡吃饭，而86%的人购买衣服是为了“日常穿戴”，买衣服是为了赶潮流和经常在饭店或排挡吃饭的各只有3人，占被调查对象的1.7%。 为了客观地了解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一栏“您的主要苦恼”的问题，16个答案要求选择3个。经统计，选择最多的答案是“没有医疗保险”，占58%，这与后面的问题“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中的答案是一致的（下文 详述）。位于前三位的还有“收入少”，占48%，“孩子教育支出太多”占40%。位于4-6位的答案分别是“没有养老保险，今后生活成问题”，“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和“缺乏安全稳定感”。这些苦恼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他们从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后，丧失了安全稳定的收入和各种保障，他们大多处于中年，孩子在求学阶段，生活压力大，收入的中断或减少对他们的生活影响很大。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险的缺失，对他们生活产生现实或潜在威胁。在6个选择答案中，有3个与社会保障有关，可以明显看出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另外，教育支出成为第二位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它既说明了下岗职工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说明了教育费用在近年上涨太快，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四、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 反映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既是我们这次调查的重点，也是难点。用较为简便的方法客观、准确地反映出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决非易事。经过几次访谈和研究后，我们选取了三个角度来反映他们的思想状况，一是他们对自我的认识；二是他们对社会的认识；三是他们对党和政府的认识。我们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的认识开展访谈，并设计问卷的问题。 在访谈中，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下岗职工自身的边缘感和地位落差。我们几次被拒绝过，也有人大发牢骚。他们普遍的心态是预期很差，对国家大事不太关心，对物价上涨十分敏感。比之下岗前，他们要承受双重压力：当下的挣钱养家和今后的养老。 调查中我们发现，年轻的下岗职工对自我的认识较好。比起老职工，他们在原单位的地位低下，工资收入也少。下岗后，他们不但与老职工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取得了平等地位，而且由于年轻、精力充沛，自己创业和自主就业机会都比老职工多，对前途的信心也 更足。有的人甚至认为下岗后比在原单位“强多了”，不但“收入高”而且“更自由了”。 对社会的另一感受是“不公平”。在访谈中，下岗职工会问出许多个“为什幺”，我们能深切体会到那种浓厚的、无处发泄的“不公平”，特别是原来单位的干部和老职工，对不公平的感受更加强烈。社会地位的落差、原有平衡的打破、加上因年龄、技能、体力等原因在求职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使他们一方面怀念以前在国有企业的“好时光”，另一方面，也是最深刻的体验是“不公平”，而不是生活水平的下降。为了具体了解这种感受，我们设计了有7个选择答案的“不公平”问题。经统计发现，最主要的不公平问题，还是集中在企业改制过程中。23%的被调查者认为“买断或内退待遇不公平”；21.8%的人认为“下岗改制时没有说话的机会”；其它依次为：“自己劳动和收入不平衡”，占16.8%；“与其它人福利待遇不公平”，占15%；“找工作时不能公平对待”占15%；认为“在工作时不公平对待”的最少，仅占7.6%。资料分析显示，这种不公平感是一种泛化的不公平感，各个层次、各个年龄段都有不公平，但他们的不公平又有不同之处。相对而言，年龄大的职工、中层干部对改制时的不公平多一些，而年龄小一些的，一般职工，对“自己劳动和收入不平衡”，“与他人福利待遇不公平”感受更强烈一些。总体而言，下岗职工的不公平感，主要体现在下岗改制过程中和以后的求职就业这两个方面。“不公平”使他们对主流社会持疏离和拒斥态度，他们有的人责怪“命不好”，有的人怪自己“没用”，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党和政府牺牲了他们的利益。 通过访谈我们了解到，下岗职工对党和政府有两种比较明显的心态：一是认为自己被抛弃、被牺牲了；二是对党和政府产生抵触情绪，认为党和政府不是在为下岗职工着想。问卷统计表明，认为党和政府的政策“主要是为了我们的根本利益，我拥护”的仅占14.6%;认为政策取向”既为我们，但更多是为了政府自己的利益”占了45.7%，数量最多；而选择政策“基本上是为了政府和有钱人的利益”答案的，也占了39.7%。另外，在一些访谈对象中，我们感受到他们对政府官员的一种怨愤情绪，他们认为，下岗过程是政府主导的，下岗是他们在没有谈判余地的条件下被迫作出的选择。他们还认为政府与管理层结成联盟，共同对他们实施了不公平的对待。更使他们怨愤的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不但仍旧保持着过去的“铁饭碗”，干着轻松、舒适的工作，而且每年都在不断地自我加薪，办公楼越盖越豪华，小汽车越换越高档，尤其是不断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使政府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形象也越来越差。 上述认识不仅出自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出自一种“没人管”的“无家可归”感。在问到“参加党、团、工会及社区活动”时，70.7%的人回答“没有”；选择“偶而一次”的占22.9%；而“参加经常”的仅占6.4%。有一位曾多年担任国企基层党支部书记的老党员对我们说，下岗几年从来没人来过问，不但组织生活从未参加，就连党费都没地方交。 在问卷的最后我们设计了一个“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和要求”的栏目，共有12个选择答案，要求选择3项。统计表明，选择最多的是“安排社保、医保”，这与前文所述“苦恼问题”最多选择无医疗保险相对应，说明下岗职工最担心、最急需解决的就是医疗保险问题。位于前3位的选择答案还有“保持物价稳定”和“严惩腐败”；4-6位的选择是“端正政府行为”，“腾岗安排工作”和“介绍工作”。这样的结果与我们前面的调查基本吻合，物价和工作岗位与下岗职工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前阶段物价的上涨，尤其是农产品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已经影响到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了，因此他们尤为关心。选择“严惩腐败”和“端正政府行为”也与下岗职工对党和政府的认识有关。而选择最少的3项答案是“开展社区活动”、“送温暖”和“搞好环境建设”，显然，下岗职工认为这些活动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 五、资料分析与政策建议 以上，我们通过调查，对我市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进行了简要的描述，在进行进一步分析后，我们得出以下几条结论与建议。 1、关于就业状况。由于我们使用的下岗职工概念涵盖了 “买断”、“内退”等类型，实际上比劳动保障部门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概念宽泛了许多，但本文中的下岗职工就业率已达58%，明显高于劳动保障部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约50%的全国平均就业率。这说明我市下岗职工就业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其中个体劳动占了多数，也说明我市个体就业的环境比较宽松，市场对个体劳动有较大的容纳度。我市国有单位吸纳了30%的下岗职工就业，则是前段时间国有单位对下岗职工“腾岗安排工作”的积极成果。但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安排下岗职工比例偏低，可能的原因一是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吸纳了更多的农民工和大专院校毕业的年轻人；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民营企业的劳资关系比较紧张，用工不规范，因此不愿雇佣具有维权意识的下岗职工。它也对我市这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个人承受市场风险的脆弱性，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应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渠道。因此我们建议，今后应扶持一批劳动密集型的民营企业，以吸纳更多的下岗职工，同时要规范民营企业的用工制度，使下岗职工能平等地参与竞争。 下岗职工在就业过程中多次转换岗位和工资收入明显偏低的现象也值得我们研究。它说明了下岗职工就业的不稳定性，也说明了下岗职工作为弱势群体既缺乏与雇主谈判的能力，也缺乏与其它群体，如进城的农民工和新成长的就业青年的竞争力。下岗职工在脱离了原单位后，不但失去了政府的强力支持，也失去了工会等社会组织的保护。虽然我市出台了许多扶持下岗职工的优惠政策，但并未能真正扭转他们的弱势地位，特别是在正规就业方面，依然处于不利境地。我们建议政府应该用“最低工资标准”等办法来支持下岗职工的谈判地位。针对当前就业形势的严峻局面，专家多次提出的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应在我市整体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得到体现，比如对第三产业、劳动密集的“低级产业”和社区服务业、小型企业等都应大力培育和发展，不应仅着眼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统计还表明，下岗职工的住房是原体制留给他们的最大财富，按现有房价，下岗职工的绝大多数是无力购买的。不过这并不能掩盖他们中仍有部分人没有住房或住房不足的问题。以人为本的理念认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就像一只盛水的木桶，容纳水的多少不取决于长板，而取决于短板，只有短板变长了，才能容纳更多的水。在我们的城市中，下岗职工就是那块最短的木板。 3-关于思想状况。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是最令人担忧的。他们的那种“底层意识”，那种缺乏归属的感觉，那种泛化的“不公平”，那种对政府的不认同以至愤懑情绪都孕育着不稳定的因素。虽然这些问题在转型社会中会经常出现，但问题的积聚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尽量及时化解。这其中的不公平和不认同尤为重要，因为它直指我们的制度层次，挑战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改革是一种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但这种调整和重新分配应该是更加合理的。下岗职工普遍认为，导致他们下岗的主要因素并非他们个人的原因，而是体制和制度的原因，作为个人，他们努力过，奋斗过，但仍摆脱不了下岗的命运，不是他们出了问题，而是体制和制度出了问题。制度必须转换，然而制度转换的成本却要由他们来承担，而其它人却享用着制度转换带来的盛宴，这显然是不公平的。下岗职工对政府的不认同不仅针对政府的豪华奢侈以及不断加薪上，而且还针对这种豪华奢侈、自我加薪的程序合法性上。他们认为政府只代表统治集团的利益，不再关心他们，也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 下岗职工的预期是他们“既得利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外，稳定而可靠预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一旦下岗，原有的工资福利中断了，更重要的是对未来的预期也彻底破灭了，这也是他们愤懑情绪的深层原因。原有组织特别是党组织的解体使下岗职工失却了归属和依托，而现有的社区管理体制未能到位且缺乏有效性，不但下岗职工的思想问题的不到合理解释、利益失去了表达机制，也使得下岗职工备感到失落甚至绝望。以上思想状况不但于下岗职工自身不利，对社会稳定也十分不利。 思想状况的转变决非几项措施和短期内能够奏效的。我们认为，党和政府的相关部门，尤其是各级领导，应充分重视下岗职工的思想状况，把它当作一项重要事情，列入工作议程。应健全对下岗职工的、尤其是党员的社区管理体制，建立与下岗职工的沟通机制，关心他们的生活，尽量解决他们最困难的问题。要端正政府行为，注意政府形象，政府不得随意自我提薪，更不允许豪华奢侈，必须遏制政府自身以及教育、医疗等部门的牟利冲动，缩小公职人员与下岗职工的收入差距。应突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论框框，将公平摆在优先地位，对下岗的原因和理由作出合理解释。应设立下岗职工的困难救助基金和补偿基金，适当时机出台对下岗职工尤其是老职工的补偿措施，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以上，我们简要描述了芜湖市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我们认为，虽经过几年，但下岗职工的问题并未解决，有些问题还变得更加严峻了。有些人认为，下岗职工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作为一个既成事实，没有必要深究和回顾，只有默许的份儿了。其实我们缺少的并不是现实的观察和是非的判断，而是“睁开眼看”和站出来说话的勇气。下岗职工的生存状况，既是特定时期历史事件的结束，也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我们的责任心要求我们不能无视这些问题。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努力不会白费，会有更多的人来关心下岗职工的问题。 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争夺不是农民流动的主要成因。并提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所形成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这段时期采取的禁止农民流动的政策，反而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成为1990年代“民工潮”形成的内部因素。 关键词：农民流动、农业生产、农村研究、中国 一、样本村的基本概况 本课题研究的20个村，皆系非随机抽样选取的样本。它们并不具有代表性、推论性，但具有一定的类型分析意义，即能对我国中部地区特别是江西农村几种不同经济社会状况村的农民流动与农业生产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这20个村都在江西农村，因此这些村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农村目前的大概面貌和现实处境。 样本村的经济状况又怎幺样呢？从统计分析情况（见表1）来看，以稻作农业为主体依然是多数行政村产业结构的特征。2002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有2个村，占10%；在15002000元之间的有7个，占35%；10001500元的有6个占30%；在1000元以下的为5个占25%，其中有1个村的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500元以下。同年，有60%的村集体经济没有纯收入，年收入在50000元以下的村占35%，在50000200000元的村有15%，300000元以上的村为10%。而且大多数村已负有一定数额的债务，村干部的工作报酬能得到兑现的村只为35%。这些情况基本反映了江西农村乃至中国中部地区农村的普遍性特点。 以稻作农业为主以经济作物为主以林牧养殖为主个体私营经济状况80%10%10%发达村5%，一般村15%，不发达村80% 资料来源：对20个样本村情况的调查 二、近代历史上江西的农民流动 明清以降，闽、粤两省流民大规模入赣，人流的增多带动了物流的增长，江西丘陵和山区中的平静的乡村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勃兴。但这次流民的大“入侵”，也使江西的人口在短时期间急剧增长，人口与土地的压力，加上接连不断的战争，从此拉开了江西农民流动的序幕。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突出的心理特征。受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在中国乡土社会广大农民惮于远徙。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由于受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本以走向衰落的晚清帝国，在经受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后，开始进入内忧外患的社会动荡期。处于中国中部地区的江西，虽然多为丘陵和山峦，农民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由于其位于长江中下游地段，每一场战争都不可幸免。因此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江西农村进入了一个由战争主宰的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其中尤以太平天国、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战争对江西的影响最大。 20世纪初，积孱积弱的满清帝国象沉于西山的落日，走到了它历史的终点。辛亥炮响，全国咸与维新，江西各县的上空也相继飘扬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民国初期，江西各县政局还算稳定，地方治安依赖地方武装，尚称安靖。袁世凯反行逆驰复辟帝制失败后，军阀割剧与混乱的战火从此在江西南北大地蔓延，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动荡的政局，不仅迫使商家和富户纷迁避祸，也堵塞了下层百姓的谋生之路，众多下层百姓“迫于生活无奈，不得不落山为寇”，败退的小股军阀部队又往往与他们沆瀣一气，这样就干起剪径打劫和绑票吊参的土匪生涯。如我们调查的样本村东林村，当时就是这种状况，兴国到梅县要从东林村经过，在苏区革命前，“路上不安靖，民团、靖卫团时常搜抢客人身上的钱物”。 3 与此相对应的是，囿于革命势力的强大与广泛影响等因素，江西广大农村的大多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保卫苏区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大批青壮年踊跃参加工农红军或加入赤卫队等地方武装，或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于是在苏区到处出现父母送儿、媳妇送郎参加红军的景象。古竹村唐氏当时就有50名青年跟着该村的唐学理、唐得勇参加了革命，占当时唐氏青年人数的55.4%，还有20多人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作 6；东林村也有2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工农红军。1930年10月毛泽东对兴国8个农民家庭的典型调查中，8户人家有1648岁的青壮年31人，其中共有14人在乡政府、红军预备队任职和外出当红军，约占45% 7；在19281934年间兴国县共有80000万人参加了红军 8。这足以看出，当时在赣西、赣南的湘赣边区和闽粤赣边区农村劳力参军参战的广度和程度。从我们调查的处于苏区的7个样本村1934年底红军长征后的人员结构状况，也可以看出当时苏区劳力的参军参战的程度，在红军长征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东林村、肖田村、马岭村、古竹村、市田村、高汪村、沙田村都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段时间在赣西乡村流传着“老太婆多、寡妇多、偷汉的女人多”的民谣，正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男女性别严重失衡的问题。内战过后，流亡异地的难民陆续返家，国民政府也曾力图恢复苏区治安和地方元气，苏区社会似乎升腾起重建家园的希望。但六年的杀戮给苏区各阶层人士留下了深深的冤仇家恨，于是，军事斗争、地富阶级的报复、宗族争斗、地方斗争等，依然贯穿于民国后期的江西苏区（温锐，2001）。肖田村和马岭村就在苏区革命后遭受国民政府军的毁灭性报复，部分自然村被烧掠，抓走妇女儿童50多人，数百人被迫流亡他乡谋生。 1937年7月，日军侵华，抗日民族战争全面爆发。为保家卫国，江西人民穿起戎装，奔赴抗日战场。1944年，国民政府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宣传鼓舞下，江西大地掀起了从军高峰，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仅兴国县征兵人数达13977人 9。虽然抗战期间江西因参军参战形成的劳力外流的趋势仍如以前，但与苏区革命战争时比，奔赴抗日战场的青年劳力人数还是有所减少。而与从军劳力外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整个抗战时期有一股巨大的人口迁入流涌入江西。1937年8月，日军发动“八&# 除了遭受战乱的影响外，江西还频遭自然灾害的危害。据夏明方（2000）的研究表明，仅在民国时期，江西省遭受大型自然灾害的次数就达15次之多。1915年有19个县遭受水灾；1921年有47个县分遭水灾或旱灾；1924年有40个县110万人遭水灾；1925年有41个县100万人遭受特大旱灾造成大饥荒；1928年47个县遭大蝗灾；1929年45个县遭受大蝗灾12县遭旱灾；1931年45县202万人遭受大水灾；19321934年连续遭大水灾；1934年又有74县遭旱灾，该年水、旱灾共造成灾民774万人；1935年鄱阳湖各县洪水决堤，50个县232万人受灾，“数十万饥民涕泣逃荒” 11；1937年51县遭水灾；1939年34县遭旱灾；1943年42县14万人遭水灾；1948年有70个县240万人遭水灾。同时在鄱阳湖周边各县和赣江下游，由于受血吸虫病的肆扰，“男死、女嫁、小孩长不大”，江西省星子县海会乡杨府里村1000余居民在20年代末期即已死绝，随后迁入的河南移民1000多人，又在后30年内死亡殆尽。 如果说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徙的外在原因，那幺人口繁殖所形成的人土矛盾，就是人口大量迁徙的内在原因。人口的繁殖速度过快，生存资源（主要是土地）短缺带来的生活压力，使得一些宗族不得不分化徙居，形成农民流动的另一种景观。如古竹唐氏先后有子孙徙往江西的莲花、安福和广西等8个地方去开创家业；吴村的吴氏也先后有子孙分支徙居江西南丰、临川和湖南澧陵、福建彰州等地；康山村的章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广东韶关等地；肖田村的肖氏也有分徙江西赣南、湖南茶陵等地不过，从个案研究的情况看，如古竹村、市田村、马岭村、康山村、滁山村等都还出现了一些人出外做生意或经商的现象，当时他们主要流向是家庭所处地的州府，也有去南昌、长沙和广西南宁的，而滁山村则主要是到云南去做药材生意。 三、改革开放前的农民流动状况 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在党和人民面前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考验。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党先后领导和组织一系列的重大斗争。1950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党夺取革命战争胜利后面临的最大课题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根据这一部署，从1950年冬开始，在新解放区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农村党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 土地改革虽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但因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中国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次大解放，农业生产得到大的发展。在进行土地改革时，江西农村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状态下，为此农民会根据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需来作出耕作种植的选择，如古竹村、吴村有种植棉花，东林村有种植烟草，马岭村有种植芝麻和苎麻，肖田村有种植花生，朝阳村有种植白莲。但土地改革运动的推行、粮棉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和合作化运动的实施，正如黄宗智（2000）所指出的，中国乡村社会旧的，以分散、自立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政治体制被巨大的、以集体化和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国家体制所取代，农民的耕作和生产也由自上而下的经社合一的政府组织统一计划和安排。同时使得多种经营的经济形式被改造成单一的农业经济，小生产者在得到土地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生产经营上的选择权。至1956年，这些村在种植结构上基本是单一的水稻种植 13，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的活力，至此从源于生产的自主性而走向了源于生产的政治性。 在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后，我国从1953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而掀起了第一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潮。为了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建设和发展，我国采用了“以农养工”的基本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形成了农民向国家、向工业建设贡献力量的重要渠道。至1958年，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建立后国家与农民的第一轮“密月” 14，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就这样草草结束了。 回顾解放后农民迁徙权利的变化过程，我们就可发现，随着20世纪50年代“土地改革运动”、“互助组”制度和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网络。从此，公民的流动和迁徙权利被剥夺了，并且形成了城市和乡村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这种状况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才有所松动，但严格地说，这些制度到现在仍还在延续而未能彻底改革。从我们调查的20个村来看，在改革开放前农民的流动基本上是处于禁止，当时的政策条件下农民流动（或转移）的方式（见表2）主要是政策性流动，以及像新基村、芳山村出现因工业化带来的农民非农化；还有就是开发建设性移民，如浙江新安江水库建设导致大量库区居民迁入江西被插花式安置在很多县市的农村，如吴村、新基村、柳田村、泉溪村和康山村都安置了新安江移民。当然也还是有少数的自发性流动，如外出做手工匠或搞副业。 表219501979年间农民流动（或转移）的方式 四、从历史视角看江西农民流动和农业生产 从20个样本村的情况来看，在1956年前，江西农民的流动都还是比较自由而又频繁的。自明清以来至1949年，造成农民流动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主要有外在原因和内在原因两种，外在原因是因为战乱、灾荒、虫害和瘟疫等因素，内在原因主要是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的生存资源紧缺。当然，因这两种原因作用而形成的农民流动，在清朝晚期洋务运动之前是在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流动，这是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所固有的农民流动方式。而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工业化的发展所引发的对产业工人的需求，及其带来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差距，使得农民的流动变为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不过，这只是农民流动走向出现变化开始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主要原因，而不能说成是推动农民流动的主要原因；虽然自然经济解体、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的流民产生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从我们的个案调查结果来分析，这一作用不宜过于夸大。 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近代农民流动的原因，通过对20个样本村的调查分析我们就可发现，在解放前江西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几次大的农民流徙是因为战乱和灾害而致，而在正常的流动中，既有人口压力（人多地少）带来的迁徙如宗族的分化徙居和转移，有经济压力迫于生计而迁移如逃荒、外出打长工或短工等，有经济（利益）趋动如外出做生意或经商等，还有外出求学及其它原因而造成农民的流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研究结果（见表3）也证明了这一特点 19。如果从农民生存生活的基本目的出发，把农民的流动分为谋生型、谋富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的话，那幺表3中的前四项（天灾、匪灾、人口压力和经济压力所产生农民流动）属于谋生型，而表3中第五项经济（利益）吸引和趋动则属于谋富型，表3中的第六项求学则属于发展型。 表319311933年间江西农民离村原因统计单位：% 美国学者威廉•彼得逊根据移民的处境、动因和目标将移民类型分为五种，即原始型、强迫型、推动型、自由型和大规模型（夏明方，2000）。如果从前面分析的江西省农民流动状况，结合威廉•彼得逊的观点来分析，可以看出，出于自然灾害和瘟疫而形成的农民大量流徙就属于原始型移民；战乱期间富裕家庭和贫困农民因不堪强制性捐赠和税赋的压力而产生的流动，以及解放后出现的大量大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移民，属于强迫型移民；农村家族因人口大量增加所产生的人多地产矛盾而产生的分化徙居是属于推动型移民；农民外出做生意或经商、做手工匠而形成的流动及后来的青年农民为进入工业企业做工流入大城市而形成的大量农民转移，是属于自由型移民；明清时期因人口大量增长产生的对食物的需求和玉米的种植带来的经济效益导致的，大量农民到江西、湖南及长江中下游的其它省份和福建等省的山区进行垦荒而产生的移民，属于大规模型移民。 不过在期间也出现了三次时段性衰退：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国后期；第二次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次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与江西在这三个时段间的历史特点相吻合的，因为这三个时段江西处于大战乱之中，战火所带来的对生命的忧虑、繁重的捐赠和赋税，使得民不聊生，大多数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种农民的非正常流动的结果是大量耕地撂荒无人耕种，导致了农民家庭生产的破产和农村经济的崩溃。 五、结语 从20个样本村的情况来看，导致农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不同时段来看，在太平天国运动前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的压力和经济压力，而在太平天国运动后，主要的原因就是天灾和战乱（其中包含匪灾），其次是人口的压力和经济压力，再次才是经济利益趋动和求学等因素影响。而从农民流动的动机来看，首先是为了谋生，其次是为了谋富，最后才是为了谋求发展。不过综合比较20个样本村个案调查的结果，可以发现1956年之前，农民流动在制度上还是宽松自由，正是这种正常的农民流动，自发地调解了因人口大量增长而带来的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没有影响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1956年以后，农民的流动从政策制度的角度看，是失去了人身应有的自由，当时农民的流动（或转移）的政策性信道只有考学、参军、招工等极少的机会和途径，而工业化带来的农民非农化也因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进展缓慢，因此当时的农村劳力就象“袋装马铃薯”捆绑、挤压在本就紧缺的土地资源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不计报酬和地租收益、以不计代价的”劳动替代资本”投入，来稳定地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农民只能以追求生存和温饱为目标。这也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现象出现的内部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温 锐：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 3.曾绍阳 唐晓腾：“江西农民流动问题探析”，江西社会科学，2002、1。 4.唐晓腾：变迁中的困惑与选择，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5.张玉林：迁徙的自由是如何失去的，载王思斌主编：20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变迁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6.钟家明：江西省农业合作经济史料（内部资料），1988。 7.胡 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出版社，1991。 8.曹树基：“国家与农民经济的两次蜜月”，读书，2002、7。 11.美毕克伟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 * 本文是曾绍阳、唐晓腾主持的国家社科规划项目21世纪农民流动与农业发展问题研究批准号:02BJY035课题的综合分析的一部分。资料来源于曾绍阳、唐晓腾2002-2003年组织的对江西省20个村的个案调查和实证研究。 注释：2 同上。 3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1页。 4 江西民国日报，1930年7月15日。 5 刘士奇：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10、7），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P361。 7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P184199。 8兴国县志，1988年，P5。 9 同8。 10许德瑗：十年来江西赈济事业，见赣政十年，转引自温锐：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 12当时对江西农村及土地改革的特点归纳为三点，一是江西是新解放区，又是老根据地。由于形势的变化，农村情况复杂，进行土改很有必要。二是（如上所述）。三是江西由于长期遭受战争的破坏，人口大量流失和死亡，农村劳力缺乏，土地大面积荒芜，农村的地价低而工价高，地主一般不雇工，而是乘机兼并土地，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 14关于解放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曹树基(2002)在国家与农民经济的两次蜜月一文中有详细的论述；美国著名学者Edward Friedman、Paul G•Pickowicz、Mark Selden在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论及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在解放区中共与农民的“蜜月”关系。 15 参见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P9495。 16 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农户离村统计，载农情报告第4卷第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