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问题积淀与现代趋向”会议综述.doc

-范文最新推荐- 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问题积淀与现代趋向”会议综述 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善农民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因此，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提交了论文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探讨了历史上赋税征收的对象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赋与役的关系。他谈到：历史上赋税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的，纳税者都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对土地出卖、出租、转让的权益。尽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佃农从未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实际以自耕农为主。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有了耕地，但随着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土地实质变为国家所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今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一次受的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的新型剥削。另外，徭役与赋税的关系，在上古、中古时期，表现为“役”重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赋税逐渐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从历史的启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他认为：一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农民；二是从徭与赋的关系上看，绝对不能忽视税收以外的东西，即税外之税；三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师范大学教授陈亚平就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财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方面提出了问题。国家权力的无限地位与农民的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危机当中，农村金融正大量外流，商业金融因经营不佳纷纷退出，支农资金连乡镇一级都很难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农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学院副教授龚关提交了论文农村金融问题，在论文中，他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状况，并将现实农村金融问题与之对照，指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认为：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闲置资金投向农村的热潮，商业银行一则为了对其有效利用闲散资金，二则银行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遂将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向农村所投资金仅占其可利用资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市场为导向，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周期长，价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润偏低。因此，农村金融的解决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为才能得以解决。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识，但由于资金受限以及种种内外原因，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来讲，需要政府在农村金融问题上有所作为，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但作为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严密控制，导致农村产生了地下金融市场，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论者呼吁，在政府的作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对民间的金融市场有所放开，从而缓解农村资金的不足现状。 二 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着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提出的六边型区域抽象模型，展开激烈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史建云研究员在所提交的论文对施坚雅市场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从运输成本、生产及土地潜力开发、市场、社区理论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农村的模式建构，对施氏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报告从人口增长、村庄扩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集成市场诸要素和层级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从中国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群体共生的发展趋向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南开大学的许檀教授也加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她在提交的对史建云教授文章的一些补充一文中，认为学界在批评施氏的理论时，将他的理论放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相比较，实在不妥。因为这一理论本身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不能指望这一抽象的理论与任何具体市场时态相一致。她进一步指出，施氏的核心理论“中心地理论”并非施氏原创，而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提出的地理学概念，这一理论构建是以一系列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就农村的具体市场而言，河北大学的黄正林教授做了关于西北农村农村市场的报告，他以西北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区域为范围，利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区域近代农村市场进行了长时段细致地考察。报告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对农村市场主要形式如共同性市场集市、庙会、特殊性集市如寺院类等作了深入分析，也对其集期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集市功能及其特点、专业市场、特殊产品类市场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还对晚清民国农村集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总体性和共趋性研究，指出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北农村集市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期性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西北农村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三是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非常穷困。 三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之一是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核心问题，今后20-3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一课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线索。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在其提交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民进城中，考察了近代以来城市移民的特征与农民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机械性的增长。论者将近代以前后近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作了比较，指出：近代以前的移民潮呈现出候鸟式的季节性特征，农忙和春节时期则返乡，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程度不够，导致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极为有限，进而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近代开埠以来，移民季节性特征有所改变，移民定居者增多，此局面得益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容纳空间，为农民的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保障。这种趋势与当代极为相似。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的容纳能力绐终有限。农民的流动趋向并非是指向其熟悉的环境，指向与他们居住地靠近的中小城镇，而主要向较大的沿海城市、工矿企业较发达的城市集中。这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从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论者还就人口流动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谈了自己看法。他指出：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口产生了诸如暴力、下层社会、城市问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对乡村而言，导致青壮年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荒芜。要缓解这一矛盾，从城市的角度讲，则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使更多的农民冲破身份的束缚，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月忠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他在从过去上山下乡运动到新时期的下乡上山实验工程论文中，侧重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动态考察，对两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作了对比分析，从文化传播视角和城市化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两个“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对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城乡差别，需要将城市中的先进文化、理念向农村扩散，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事实上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目的手段不同，其绩效也是不同的，表现出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新时期的下乡运动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民间的自觉行为；二、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正常的城乡交流活动；三、不是城市援助农村，而是城乡互动。其交流的内容中广泛多面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为城市的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空间。论者还从实地考察某企业下乡工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这一工程中如何将处于小农生产的农民组织成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他最后强调：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不完全是城市援助农村的行为，还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传统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仍把目光局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实城市化的重要一部分是城市人员、城市要素、城市资金、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这还有待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以及从历史学领域寻找相关的佐证材料。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再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印焕在提交的论文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解决途径的现代反思中，将民国时期的农民“离村”与现在的民工潮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认为民工潮集中体现着三农问题，农民离村问题长期困扰着国家与社会。如何使之走上合理有序的轨道，不但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采取过多种举措，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都没有解决根本。农民离村问题的症结不在离村本身，而在离村的原因与政府的治理方式。民工潮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差距、工农差别以及城乡差别，而非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把农民外出当作致富的途径，往往采取鼓励的政策。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充分，导致了城市不能接纳所有的民工。流入城市的农民除体力劳动外，毫无其它生存的技能，且农民流入城市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流入成员不能充分就业，即使就业的农民，在人身安全与工资问题上还会经历重重磨难。民工问题体现着“三农”问题。如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民工的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民工的待遇问题，都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农民外出的解决需要以其他问题作为前提与凭借。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妥善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合理安置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异，提高文化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等等。 针对农民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消灭农民为出发点，除社会生态原因外，也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能否想出一个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方法，保住农民的职业身份，同时推动农民向前发展。他还强调：如果一味的想要“消灭农民”，其成本在中国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农民一旦消灭掉，社会生态环境恐极度恶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会断裂。因此，除城市化外，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有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 四 目前中国农民缺乏自己的民间组织，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农民缺乏代表自己的组织，很多权益则无法保护；没有合作组织，造成贷款困难；更重要的是没有民间组织，乡村文化习俗无法得以传承，乡村社会无法良好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中，以乡村私塾的作用为例，强调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农村社会，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介民间组织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是作为一个一个散乱的个体直面国家的，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的扩张。因此，不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培育民间组织，农村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他对某一地区尚存的古代意义上的私熟经过实地调查，矫正了一些过去对私塾功能不全面的看法。过去认为，废除科举，私塾衰亡，一方面导致了农民的师资力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乡村精英的流失。但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以前严重低估了私塾的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熟。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使乡村社会得以运转良好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的存在，是农民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论者最后强调：要想减少国家对农民的伤害，就得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培育农村的民间社会。 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正负作用效力，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思在一个村庄共同体的五十年外来压力与内部习惯一文中，利用了大量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到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传统文化在乡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认为，解放以后的50年，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从土地改革、大跃进、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在其收集的农民的自述记录与来往信件中显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已深入农民的灵魂。此外，各种收据、签单则表明国家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达到相当程度。而另一方面，在外来的压力下，村落内部传统习惯的作用力仍有相当的持续性，如村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分家单、换契单，实证了农村中的很多经济活动仍延用传统的形式。作者最后强调：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变革与农村传统的关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层，过去的研究往往人为地将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通过阶级区分法区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山东大学刘平教授在提交的论文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论者首先从边缘群体的概念入手，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或者说自耕农。这一群体是乡村社会的主流群体。由于各种内外复杂动因，主流群体分化重新整合，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而成为地主、士绅官僚或大商人；部分农民则向下流动，成为流氓无产者，土匪等，从而构成了边缘群体。论者进而又提出用同心圆概念来描述传统社会的结构层次。就乡村社会而言，他认为地主、农民是主流群体，流氓无产者是边缘群体，这一结构的稳定性极差。社会结构人群的观念趋向于主流群体，这就造成了现实与观念的心理落差，成为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论者认为学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有所忽视，应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边缘群体的研究：一是游民，如光棍、流氓；二是江湖人物；三是土匪、强盗；四是秘密会社、宗教组织。 五 就“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实质、演变趋向与解决办法，学者们还谈了总的看法。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在其论文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认为，“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但根植于农村、农民、农业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维民则在其对农村问题的实质、缘由、出路论文中，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困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始终围绕着地权问题在争论。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了解决的土地产权问题，使农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并未得以持续，20年以后，农村的各种矛盾再次凸现。因此，农村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地权问题，也不在于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农业负担，保护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在于如何改变农业物质文明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身份地位的问题。他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加速城市化发展，以城市文明系统改造农业文明系统，“消灭农民”，终结大部分农民的现状。他还强调研究农村历史应从长时段宏观的眼光看待农业物质文明，追溯农村问题的各种诱因，探寻对农村问题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将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引入历史学科在史学界已达成共识，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兰林友在其提交的论文文献“田野”与田野工作学科互渗的方法论意义中：结合个人对乡村社会的实地考察经验，谈了文化人类学及田野方法与历史文献学互相渗透的意义。他认为：人类学是从共识的角度来认识所研究的对象的，但在田野实地考察地基础上，利用文献资料进行历史的分析，才能更清晰地观察出社会发展的轨迹。因此，只有共识与历史的结合，两种研究方法互相渗透，才有更强的对比效果。同时，从东西方学术的互补性方面强调确立自己研究的话语权的重要性。 本次学述讨论会时间虽短，但论题明确，现实针对性强。与会学者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就目前“三农”问题所涉及到诸多难题如土地产权、赋税改革、农村金融问题、农民城市化、民工潮、村民自治、民间组织以及乡村传统文化等各抒己见，展开激烈交锋，力求从历史的视野中追根溯源，为解决现实的困惑寻求历史的理论依据。与会学者们普遍认为，历史学家在“三农问题”的对于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实行的村民选举与自治制度，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实际工作部门，都有着不同的判断与评价。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教学与研究中心郭永虎提交村民自治的历史积淀与未来来关于近代以来中国村民自治的历史考察论文，从历史的对比中阐述了当代村民自治的现实意义。作者认为，村民自治，从萌芽到发展，经历了发端成形磨合再生的发展时期之后，进入到了现如今的全新、完善、成熟的新时期、新阶段，新的时代为村民自治注入了新的活力，预示了美好的前景。村民自治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和中国特色。在近代 在市委六届三次全会上的总结讲话同志们市委六届三次全会现在就要结束了。会上，如垠同志代表市委常委会所作的重要讲话，全面总结了过去一年的工作，深刻阐述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大庆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的总体构想，明确部署了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与会同志精神饱满，讨论认真，一致认为这个讲话精辟深刻，实在具体，既符合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全会精神，又抓住了推进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实践性和针对性，对大庆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大家一致表示，要结合自身实际，学习好、传达好、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现在，构建大庆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的思路已经清晰，新一年工作任务已经明确，下步的关键是抓好落实。实践证明，抓落实至关重要。落实问题不解决好，再好再清的思路和措施也难以奏效，再多再大的机遇也会白白失去。抓落实的效果如何，是对干部能力、作风、水平、党性等综合素质的检验。对此，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有足够和清醒的认识，努力做到落实、落实、再落实。为此，我强调以下几点意见。一、抓好落实，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上来市委做出构建大庆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的决策，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这是在多方学习考察，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大庆实际，经过充分酝酿形成的。这一重大决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和全新成果；是在放眼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纵观国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立足大庆可持续发展的大前提下，对我市在未来国际、国内竞争中所处地位和扮演角色的全新定位和思考；是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攻方向、战略目标、推进措施的再丰富、再完善、再创造；也是对我市实现“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目标过程中执政理念和行政理念的进一步总结和升华。一是继往开来的创新发展。近年来，我们坚持建设高科技现代化城市、特大型城市、生态园林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实施以“六大战略”为重点的推进措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构建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是上述目标、思路、措施的延伸和发展；是适应新形势，针对新问题，实现抢占经济社会发展制高点的具体举措和步骤。实施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标志大庆经济将进入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二是抢抓机遇的客观要求。当前，我们正面临老工业基地振兴、落实“三农”扶持政策、构建哈大齐工业走廊等诸多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应该认识到，这些有利条件是双向的、互动的，是机遇也是挑战，更是考验。构建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般的思路创新，根本上是为了更好地抢抓机遇，增强全市上下加快发展的紧迫感、责任感和危机感。抓不住这些机遇，大庆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三是总揽全局的战略决策。构建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涉及方方面面，关系各个领域，是定位、是目标、是措施。目的就是要把全市上下的力量进一步凝聚到快发展和大发展的平台上来，把思路进一步深化具体，尽快培育高水平的接续产业，建设高水平的财源项目，形成高水平的优势产业集群，以此来支撑大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是立足市情的现实选择。当前，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压力、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区域经济的竞相发展、国家和省的更高要求，使我们必须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谋求更快、更大、更好的发展。多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宝贵的大庆品牌、油化优势、经济基础和工作经验，为我们构建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可以说，建设新高地有优势、有潜力、有基础，经过努力完全能够实现。因此，全市各级党政班子和领导干部一定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切实把思想、行动和目标统一到市委的重大战略决策上来。二、抓好落实，必须始终保持争创一流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状态这是保证工作落实的基本前提。构建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必须要有抢站排头、争创一流的勇气和能力。因此，一定要高标准地开展工作。会后，各县区、各单位和部门都将结合自己的实际，研究贯彻这次会议精神的规划和措施，确定自己的工作任务和目标。希望都要立足高标准。一是要有高标准的竞争意识。干什么工作都应有一股往前抢、争上游的劲头，特别是要经常与先进地区和部门对标。我们到山东等地看到，各地竞相发展，不进则退、小进也退。没有昂扬向上的士气，敢争天下先的干劲，什么事情也干不好、干不成。各县区、各单位和部门都要按照构建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的要求，增强竞争理念、超常发展意识，拓宽视野，抬高起点。特别要与先进地区、同类地区进行对比，找到自身优势是什么、差距在哪里，瞄准先进，锐意赶超。二是要确立高标准的工作目标。如垠同志的讲话在阐述构建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发展、城市功能、社会事业等一整套目标体系，特别是明确了今年我市经济增长水平保争××的目标。这些目标就是努力方向。我们做计划可以留有余地，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但是确定工作目标一定要体现高标准、高水平。因此，各县区、各部门都要从实际出发，把工作目标确定在能够力争达到的高标准的基点上。三是要采取高标准的推进措施。就是要坚持用十二分的努力确保十分的成果。这次全会明确了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各县区、各部门要逐个逐项地研究，拿出具体的推进措施，坚持一项事业抓到底，一件事情抓出头，善始善终。三、抓好落实，必须始终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指导工作、推进落实，必须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经验主义，把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一是要十分强调项目建设。构建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归根结底要靠项目支撑。我们把今年确定为全市“项目建设年”和“招商引资年”，就是要多上项目、上大项目，搭建起建设发展新高地的产业框架。要把项目建设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的重要指标，把项目建设作为评价干部政绩的具体标准。搞项目要坚持不务虚功，科学论证，追求效益。二是要十分强调环境优化。无论是搞项目还是抓招商，环境是关键。现在投资者越来越关注人文、法制、公正等社会因素，交通、土地、电力等基础条件，说到底就是环境问题。我市的环境虽然比较宽松，但环境优化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创新过程，必须正视在环境上与先进地区的差距。为此，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工作效率，改进行政作风，增强服务意识，坚持依法办事。三是要十分强调按市场规则办事。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善于用市场的观念引导经济行为。坚持用工业化思路谋划农业，重点抓住龙头企业、特色绿色产业、劳务经济、水利建设，同时通过发展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坚持用产业化思路谋划工业，着重帮助企业开发市场、研究品牌、融资上市、提升科技水平。坚持用经营的理念谋划城市建设。四是要十分强调群众第一的观点。基层的干部群众是抓落实的力量源泉。完成各项工作任务，需要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做每项工作，都应注意考虑群众的意愿，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千方百计争取大多数群众理解。要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着力解决好就业、社保、扶贫、治安、动迁、土地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大力倡导深入基层、深入实践，体察民情民意，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四、抓好落实，必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落实这次全会提出的战略目标和工作思路，必须要敢于突破，大胆实践，善于创造。一是解放思想，敢闯敢试。构建大庆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必须发扬敢打敢拼、勇于创业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解放思想的要义在于拓宽思路，增强胆识，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敢闯敢试就是要打破已经不合时代要求的条条框框，克服各种陈规陋习，勇于突破自我。做什么事都因循守旧，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不可能开创工作新局面。二是正视矛盾，敢于碰硬。工作落实难，很大问题在于干扰多，不敢碰硬。不排除干扰，不敢不善于碰硬，就谈不上落实。一件事说了几个月甚至几年还没有动手干，不仅可能丧失机遇，也会贻误事业。工作中遇到复杂矛盾、棘手问题是正常的，关键在于要正视矛盾和问题，敢于碰硬，攻坚破难。领导班子不敢碰硬，就成了“维持会”；领导干部不敢碰硬，就会遇到矛盾绕着走。这样的班子不是好班子，这样的干部也不可能有所作为。所以，我们要支持鼓励那些正视矛盾、敢于碰硬，勇于排除干扰，致力于解决问题，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班子和干部。三是抓住重点，力求突破。我们各级领导同志既要总揽全局，也要突出重点，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比如，产业问题、项目问题、人才问题、环境问题、机制问题等，都是制约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要紧紧扭住这些问题不放松。对久拖不决的“老大难”问题，领导要亲自动手，一抓到底。每个班子、每个领导一年中都能干成几件大事实事，就能不断开拓新的局面。四是转变作风，务求实效。大庆有“三老四严”的光荣传统，各级领导干部要沉下身子，多做调查研究，注意分析新情况新问题，有的放矢地指导工作，说到的事就要做到。要从文山会海、应酬接待中解脱出来，把主要精力用在项目建设、环境再造、改善民生和解决热点难点问题上。五、抓好落实，必须建立健全科学有力的推进机制把市委提出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不但要靠得力的措施，更要靠良好的机制。一是健全目标责任体系。有关部门和各县区要按照全会提出的建立和完善干部激励约束机制的要求，把今年的工作目标层层分解，逐一细化，落实到具体部门和领导身上。在目标责任体系中，要把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环境再造等作为主要内容。二是加强督查考核。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纪检监察等在督促落实上的作用。政府督办检查组织要把市委全会议定的重大事项分解成为若干大事实事，按照工作标准、进度时限、完成绩效等进行跟踪督办。对此，各级领导要高度重视，形成“一把手抓、抓一把手”，“领导抓督办、督促领导办”的格局。三是注重搞好典型示范。培养典型，是推进工作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一个好的典型，就是一个榜样、一个标志、一个标准。各行各业都要树立和培养一批立得住、叫得响、有说服力的典型，通过以点带面，点面互动，推动工作。四是实行统筹协调的领导方式。对于涉及条块之间、部门之间、块块之间关系交叉的重点工作，要建立必要的专项推进组织，包点抓面，合力推进。班子成员之间、部门之间既要讲分工，独立大胆开展工作，又要讲协作，加强横向协调配合。这里还应强调的是，要提高独立负责抓好推进落实的能力。既要善于谋划，又要善于操作，既要对某项工作或事业有系统地研究和自己的主张，应有独立完成任务的思路和办法，又要能够克服困难，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关于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总的要求是要从各地、各部门实际出发，认真领会精神实质，切实把全市上下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构建大庆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的决策上来。会后，各县区、各单位和部门，要迅速组织学习传达如垠同志的讲话，把会议精神原原本本地逐级贯彻下去。要搞好会议精神的宣传，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新闻媒体，把会议精神传达到基层干部群众，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全市叫响构建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这一主旋律。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必须在做好当前工作上下功夫，为全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很关键的就是抓好一季度工作。一是要抓好项目建设和备春耕生产。要谋划好项目，抓紧做好前期，积极落实计划、落实资金、落实队伍，抓好续建和新上项目的建设。同时，要加强经济运行的调节，抓好工业资金、电力、原材料、交通运输等重要生产要素的调度协调，为今年工业生产打好基础。要抢前抓早组织备春耕生产，按照建设抗旱保收田的要求，开展冬春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落实好种子、化肥、生产资金，落实好党在农村的各项惠民政策；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扩大信贷规模；要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督，防止假药、假肥、假种等坑农现象发生。二是要抓好安全和稳定工作。要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高度重视安全工作，消除各种安全隐患；加强节日期间值班值宿，妥善处理好群众来信来访；加强城乡弱势群体救助，按时足额发放离退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失业人员失业保障金；解决好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和农民工工资问题，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三是要深入开展警示教育活动。下周一省委廉洁过好“两节”巡视组将深入到我市，我们一定要主动配合巡视组工作，自觉接受督查指导，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市委要求，提倡廉洁过节，严肃财经纪律，严禁借各类评比之机突击花钱、搞奖励，以及公款请客送礼、巧立名目拉赞助等行为，精简合并各种会议，坚决制止奢侈浪费，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文明新风。四是要丰富人民群众节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组织好市场商品供应，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保证食品安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性系列文化活动，为群众创造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五是做好节日走访慰问工作。春节前，要组织干部深入基层，慰问困难职工、受灾群众和贫困户；慰问离退休老同志。市政府将拿出专项资金，解决好城市下岗职工、老红军、老复员军人、伤残军人、烈属等重点优抚对象和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以及农村五保户的实际困难。同时，认真做好节日期间的双拥工作。同志们，××年是实现十五计划目标的决胜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意义重大。让我们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五大班子和大企业与全市人民一道，同心协力，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奋力拼搏，努力为构建大庆全面发展战略新高地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春节将至，借此机会，我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大家拜年，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 。七、规范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选拔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村民委员会是我国农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发展本村的公益事业，起着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的重要作用。 针对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和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政府应采取如下措施，规范农村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选拔一支高素质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 1、教育广大农村村民认真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有一定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能够公开、公平、公正地处理村务问题，能够带领广大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村民担任村民委员会干部。 2、防止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或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发生。防止当地社会邪恶势力的骨干成员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村民委员会干部。 3、充分发挥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领导和指导村民委员会做好工作。 4、乡镇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要加强指导、支持和帮助。 5、地方人民政府应定期对村委会干部进行必要的培训，以提高村委会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办事能力。 6、地方 民政府主管领导应认真听取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村村委会日常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对村民依法罢免村委会干部应予支持。 7、建立健全村委会工作监督机制，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防止村委会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八、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条件，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本保障。 1、采用灵活多样的筹资模式，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入，进一步改善农村交通、通讯、电力、广播电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条件。 2、改变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民直接饮用井水、河水或湖水的状况，在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积极推进水处理厂建设，逐步使广大农民能饮用到自来水，从而保障农民的身体健康。 3、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农村没有下水道设施，污水直接排放，厕所缺乏基本的卫生条件，希望能够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尽早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4、目前，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小城镇和农村冬季普遍采用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分散供暖方式，即浪费了能源，又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政府应考虑在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冬季集中供暖模式，实属利国利民之举。 总之，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比较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3%，是我国最大的一个社会群体。政府对“三农”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着手解决或帮助农民解决，否则会影响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影响我国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 25 /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