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doc

-范文最新推荐-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看全球化 近些年来，全球化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所谓“全球化”，目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一体化趋势。考虑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出现这一事实，本文倾向于后一种用法。这种用法有助于说明“全球化”在当代的特点和问题所在。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渐进历史过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它为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人们作出审慎的选择和回答。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认识、分析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概念 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就曾把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时代的产物和理论表征，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或“国际性”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88、86、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 共产党宣言形象地描绘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整个世界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生动画面：“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同上书，第276、291页。） 在当代，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以致全球化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而强烈的关注。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商品流通，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奔走于世界各地的资本家、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其次是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普及与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具有普遍性。相应的科学技术要求相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应的认识和思想方法，从而造成了不同社会的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互相理解和接近。近些年来，包括信息网络技术在内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更使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次，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决定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以及放射性污染、核威胁、基因技术、“克隆人”的负效应等问题，要求全世界采取联合、协调一致的行动。此外，跨国行动主体（如联合国、洲际非政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贯彻人权的要求，文化产品的跨国传播等因素，也使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这一切，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文之中所说：“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与行动、我们的组织与机构，按照地方全球的坐标重新定向，重新组织。”而“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的世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30、44-45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7。）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应该说，上述意义上的“全球化”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和更高的发展阶段。不过，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正如埃廷尼·吉尔森所说：“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5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但是，“全球化”是一个颇有歧义的概念，人们关于它的谈论也是分歧迭见，甚至是十分混乱的，从而问题的实质常常被疏忽和遮蔽。已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具有许多层次。仅仅就字面意义理解，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全球化定义。应该对“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义”等概念作出一定的区分。我们认为，如果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全球性(globality)就是这一过程中所生成的结果，而全球主义(globlism)则是一种思想主张，一种意识形态。 &nbsp&nbsp 但无论如何，今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只有卓有成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创造性发展。同时，在“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分析世界历史时代的方法，仍然是我们认识、分析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这里不妨选择几个在全球化讨论中有争议的问题略加分辨、讨论。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限度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资本、金融、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这也是今天能够比较现实地讨论的领域。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占有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同上书，第276页。）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才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然，今天这种情况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具典型性。以产品生产为例，目前一种产品可以同时分布在十几个、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使每个国家、地区发挥其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最终的产品成为“万国牌”的“国际性产品”。例如，波音747飞机共有45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6个国家的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其中包括了中国西安生产的飞机尾翼。 后来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据统计，目前世界上4.4万个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拥有28万个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0%以上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60%以上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要实行全球扩张，必须以其母国为依托；其母国则往往依靠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为跨国公司鸣锣开道，以其倡导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为跨国公司进入别的国家和地区排除障碍。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现代信息通讯工具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具有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强大力量，今天世界上能够完全躲避这种作用的“世外桃源”几乎不存在了。由于信息的充分流通，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终于可能、并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商品、服务、劳工、资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的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全球一体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这种扩张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ation)的社会。虽然后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使这一趋势有所缓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又重新得到加强。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就是说，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当然，德里克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地域中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通过在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 拉尔夫·达伦多夫也注意到全球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其次，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达伦多夫：论全球化，参见乌尔利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第20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哈贝马斯也指出，对市场全球化必须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消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述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原来那种“中心外围”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的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呈现出“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实际情况是，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是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发展，如欧盟和东盟。 三、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悖论，那么，对无论从已经达到的程度，还是从未来可预期的实现程度看，都远远低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localism)的紧张关系则更为突出。 &nbsp&nbsp 【摘 要 题】法国学者米歇尔·勒维在美国社会主义和民主杂志第14卷第1期（2000年春夏季号）上发表文章马克思的进步辩证法：封闭的或是开放的，认为马克思有两种历史进步观，一种是目的论的、先定的和封闭的，一种是非目的论的、未定的和开放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 正 文 】 一、马克思的两种不同历史进步观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历史进步观的俘虏。这一指责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进步观是辩证的，它既考虑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方面，也完全有别于那种认为现代文明会导致社会生活逐渐且必然改善的观点。然而，马克思的这一辩证法是不完备的，而且也没有免于目的论因素。实际上，在马克思历史进步的辩证法中，存在着两种不同进步观的张力。 第一种进步观是黑格尔主义的、目的论的和封闭的。它表现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进步观认为，历史具有终极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标，“历史事件”都是历史进步螺旋式上升中的某一时刻；而“理性的狡计”则能解释通向自由王国的不断运动中的每一事件（哪怕是最可怕的事件）。 在1853年另一篇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里，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在印度，“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尽管“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资产阶级和工业却“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同上，第772页），这个新世界就是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著名结论充分表现了第一种进步观的宏大和局限：“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同上，第773页）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进步的矛盾性质。他从未忽视资本主义的邪恶面，但他同样坚信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也就是说是有益的），因为它为“伟大的社会革命”准备了道路。 这种目的论的、欧洲中心论的论证，无疑为第二国际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了基础。这种决定论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增长）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也使得某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外观的理论将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辩解成“进步的”成为可能。最后，它还能为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论(stalinist productivism)利用。该理论将“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工人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 尽管这种“进步主义的”、决定论的和经济主义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基础，但是人们也能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另一种“进步辩证法”，这种进步辩证法是批判的、非目的论的，而且本质上是开放的。它认为历史同时既是进步又是灾难，既不会偏袒这一方也不会偏袒那一方，因为历史进程的结果不是先定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共产党宣言的评论很好地表现了这种方法：“马克思强烈要求我们去做不可能的事，就是说，同时积极地和消极地思考资本主义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在同一个思想中既理解资本主义明显的有害特性，又理解资本主义不同寻常的具有解放作用的活力，而同时两个判断的力度都不减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思想作这样的理解：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既是最好的事物，又是最坏的事物。” 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变体的框架里，与线性进步观相反，现代资产阶级文明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被看作既是进步又是倒退。“原始共产主义”时人类某些品质被建立在私有制和国家基础之上的文明摧毁了，而现代共产主义将恢复它们，这是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个主题。 在这个草稿中，马克思回到英国殖民问题：“至于东印度，除亨利·梅恩爵士之类的人以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对土地公有制的压制是一种英国式的野蛮行径，这种行径没有使土著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倒退。”（作者在这里注释说，这段话是从1881年3月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回信草稿的一个法文版本翻译过来的，这个版本是作为1976年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附录出现的，在马克思著作的英文版本中没有这段话。编写者注）这一判断与他1853年的判断并不十分一致，那里重点强调殖民体系给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进步方面。 这里的关键是历史进步的开放性问题。在开放性的历史进步里，历史进程的结果并非由不可逆转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向度预先决定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我们无法定义资本主义进步的最终性质：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还是“最好的”；是大灾难的前奏还是“伟大社会革命”的前奏。换句话说，应当将历史发展看作这样的进程：历史进程“充满了曲折和歧路，充满了分叉和交汇”。 &nbsp&nbsp 马克思并不总以惟一方式对待历史进步问题。例如，在资本论中，他给出这样的表述：“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类似的表述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著作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们也清楚地表明：“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如果将这一观点应用到今天的阶级斗争上，那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惟一的可能性：历史是开放的，历史结局并不由“生产方式的固有规律”预先决定。 丹尼尔·本萨义德(daniel bensaid)在评论这类文本时正确地认为，人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发现“自然科学模式（自然进程不可抗拒）影响和开放的历史辩证逻辑之间未解决的矛盾”。 二、后人对马克思进步观的发展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第一种进步理论，即决定论的和经济主义的进步理论，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如此，人们仍能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异端”流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所暗示的“开放辩证法”。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个从宣言所提供的一般假说中直接推导出当代结论的人。她提出了“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的著名口号，认为历史进程中事件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可约简的，从而与一切决定论性质的目的论绝交这就使一种最终承认“主观”因素的历史理论成为可能。被压迫者的意识，他们的革命组织，他们的政治主动性，不再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自封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说的那样：只对历史进程起到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历史进程的结果已经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预先决定了。 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完全摆脱第二国际“进步论”和生产力论的深厚传统，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们发展了批判的辩证的进步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没有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视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仁慈进程，相反，他认为这加强了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最野蛮的统治，是更加血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列宁已不把这个进程当作历史进步“不自觉的工具”。 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巨大贡献则是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割断了生产力水平与革命时机成熟与否之间的机械关联，明确提出了社会革命运动非但不是直线前进的：封建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包容的程度社会革命，而是相反：社会革命运动倾向于在处于边缘的不太发达和现代程度不高的国家开始。 对进步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中，已完全清除了进步观念。对他来说，革命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当然不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相反，他认为革命是灾难性“进步”的中断。用他的话来说，革命就像在炸弹（象征无法控制的技术）爆炸并葬送人类文明之前砍断导火索。 本雅明拒绝承认历史进步的观念，不管是“文明”意义上的或是“生产力”意义上的。他提出应当从历史受害者的角度，从遭受征服者的胜利战车碾压的阶级和民族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进步对本雅明来说是邪恶的风暴，它将人类清扫出原来的天堂，使历史成为“一连串毁灭堆积起来的灾难”。革命不再是历史的火车头；它毋宁是人类在火车坠入深渊时的紧急刹车。 三、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进步观的继承 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瓦尔特·本雅明丰富而具有洞见的直觉，长期为左派主流所忽视。左派主流一直陷于线性进步观和生产力论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但是在最近25年里，我们终于开始看到生态社会主义继承发展了这些思想，对全球资本主义无限扩张所导致的生态灾难作出回应。马克思在新的语境中被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与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产力论的生态学批判结合在一起。 &nbsp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的决定论。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统计”性质，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趋向”性质。1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是为了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使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和能动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们能够更自由、更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分析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理论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并不是说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是一致的，而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4 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呈现出种种偶然性。但是，在这众多因素中，又存在着基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使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上述情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5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所以，黑格尔说：“例外的东西证实了常例”6。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规律不具有直接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的某种先在之物，预成之物。恩格斯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时指出：“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7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 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哲学家认为，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而在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施塔姆列尔等人的著作中，“趋势”被描绘成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的、主要与偶然性相联系的发展过程。把趋势和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对社会历史作出预测的可能性，这是根本错误的。 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就可以让我们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机遇，有效地进行主体选择。同时，又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确定自己行动的目标、方向，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社会历史规律不是某种预成的、前定的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体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违背条件的制约及条件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 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严格的单义决定论，它给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来的单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为人们的活动规定出相应的可能性空间。客体条件作出的规定，既具有消极的含义，又具有积极的含义，就其消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限定着人的活动；就其积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提供了主体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活动。 &nbsp&nbsp 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能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也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体条件虽然是人活动的基础，但并不严格地限制人的活动。很显然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客体条件下，人们也可能从事同样的活动。因此，客体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了一定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背了客体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能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集团、民族或国家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体制，这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可见，客体条件虽然对主体有制约作用，但并不排斥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而只是将选择和创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都是相对的。客体条件的制约不应理解成为为主体活动设置绝对不变、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应理解为一种条件性限制，即仅仅提供了从事活动的客观条件。如果活动离开了条件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没提供条件并不等于给主体活动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事与之相适应的活动，但活动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客体条件的简单再创造。相反，从总体上，人类每一次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而每一次活动又都可能创造出新的客体条件。正因为如此，主体的历史活动既受客体条件的限制，却又可能超越条件的限制。这种超越，就是主体的历史创造。 以上论述表明，承认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并不必然否定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体制约性为理由而将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因此，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统一，不应理解为规律预先独立存在、人的活动只是实现规律的手段和工具，而应理解为规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条件的制约和超越中形成和实现的。 三、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客体的客观性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对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从客体的客观性去理解，而且对客体的客观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体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事实上，客体是纳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相对于主体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体理解为感性现实，理解为直观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体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把客体限制在直观范围内，从主体中排除了它的本质活动，把主体能动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领域。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事物的现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新的劳动产品。客体正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客观性。 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客体的客观性，而且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对象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体人的本质中如果不包含客观性的东西，人就不能客观地活动。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这与黑格尔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准确理解社会历史规律，仅仅把握它的客观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即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这是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会历史，从客体方面、从外在表现来看，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史，是生产方式的运动史，也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但从主体方面、从其内在本质看，却是人的活动史，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但人们却往往只从客体方面、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社会历史，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无主体的抽象，社会历史规律当然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规律。这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杀了。 人们在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时，往往将规律归属于某种过程，例如在具体阐述社会历史规律时，尤其在阐释其客观普遍性时，虽然承认历史过程有主体（指承担者），但却认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一些客体因素，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关系。这一理解忽视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观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主体选择排除在社会历史规律之外。 我们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没有从“现实的人”这一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据，而是在社会历史之外寻找社会历史发展根据。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2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