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加强执政党干部管理和监督的思想.doc

-范文最新推荐- 论邓小平加强执政党干部管理和监督的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肩负着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任务。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不仅需要政治路线的正确，而且需要组织路线的保证。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因此，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应该看到，我们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主客观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获得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甚至腐败变质的危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一些干部经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腐化，败坏了党的声誉和形象，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如果听任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有鉴于此，邓小平把新时期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问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大课题加以系统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深刻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关于加强执政党干部管理和监督的思想，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对于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现，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党的执政地位和任务所决定的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重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指出，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他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努力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使我们党真正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深刻阐述了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 第一，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我们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岗位，这就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这种考验，既有执政的考验，又有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一些干部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不能很好的行使权力；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些人抵御不住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在糖弹面前会打败仗。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党就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党的执政地位就不巩固。“因此，对于我们党来说，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需要接受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以利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克服缺点，减少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5页。）邓小平认为，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实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并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他强调，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二，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特别是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但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解决组织路线的问题。邓小平认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政治路线，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因此，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按照“四化”标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选拔接班人，同时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 第三，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是提高执政者素质的迫切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党为了完成所担负的伟大任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证权力的正确实施，而要做到这样，就要着力提高执政党干部的素质。邓小平指出，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讲，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领导干部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不实行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接受群众的监督，就不能端正党的作风、改造社会风气，实现党的领导。他尖锐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有的滥用权力，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针对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特别是搞特殊化、搞腐败的现象，他强调，为了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 二、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核心问题是防止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对于共产党的领导来说，什么时候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党的执政地位就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就紧密，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违背了群众的利益，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动摇，党和群众的关系就紧张，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邓小平关于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的理论内容很多，但核心是防止以权谋私和滥用权力。 首先，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谨慎用权。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因此各级领导干部担负着领导职责，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在领导活动和政府管理中能不能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仅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关系到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有些执政的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名利、权力和地位，把人民给的权力作为个人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的条件和手段，甚至为所欲为，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由此可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一定要紧紧围绕如何掌权用权这一根本问题来进行。邓小平指出：“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第一，我们要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权，不能让权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第二，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注：邓小平文选第1 卷，第303304页。）他认为，必须强调执政党的特点，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防止领导者由人民的勤务员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其次，防止滥用权力必须形成坚强的领导机构。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集体领导，因此，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一方面要加强对领导机构的监督，一方面要通过领导机构对领导干部进行监督。邓小平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建设问题，他认为，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解决不好，接班人的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天下大乱。他要求，各级领导班子不能成为僵化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班子，而应当成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领导集体，成为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领导集体，成为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密联系群众的领导集体，成为能够开创新局面、干实事的领导集体。在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一定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邓小平还强调，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都要认真加以解决，但是最重要的是解决中央领导机构的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365页。）他希望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自觉地有意识地维护这个核心，因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有了这样一个坚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第三，防止滥用权力必须解决特殊化和腐败的问题。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腐败现象水火不相容的，与腐败现象做斗争，防止和消除腐败，是执政党的历史责任。邓小平认为，特权思想和特殊化是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身居要位，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不认真解决加强管理和监督的问题，消极腐败现象就会蔓延滋长，权力就会被滥用，那样就会脱离群众，出大问题。因此，“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7页。）邓小平强调，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只有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的权利，党内决不允许有不接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他特别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必须惩治党内的高层腐败，否则我们就有失败的危险。因此，一定要下决心加大反对高层腐败的力度，严肃查处腐败案件，以取信于民。 三、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必须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 历史的经验证明，没有完善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就难以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难以遏制腐败。邓小平认为，加强对执政党干部的管理和监督，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必须解决制度问题和经常性的监督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上下结合、内外结合的监督机制。 第一，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过，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以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以致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认真总结和汲取了斯大林破坏法制和毛泽东在领导制度方面的教训，明确提出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因此，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更重要的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他强调，我们的各项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继续完善和发展，尤其是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民主监督，以防止少数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 第三，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管理和监督，应该说领导班子的自身的作用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薄弱，有一部分领导班子缺少正常的相互监督和帮助，成员之间很少有坦诚的思想交流和严肃的批评。邓小平说：“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9页。）他认为，批评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同志和一把手，他们的威信应该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上。领导人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问题在于有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听了正确的批评能不能接受和照办。有错误，自己讲，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 第四，要加强经常性的思想教育。邓小平认为，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不能离开思想政治工作。他指出：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央认为，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他反复告诫全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于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对于保持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防止和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有效地进行反腐败斗争，是极为重要的，必须高度重视，长抓不懈。 第五，要实行监督责任制。只有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才能保证管理和监督取得实效。邓小平指出：“要有分工负责，要从上到下建立岗位责任制。这样，工作才能有秩序，有效率，才能职责分清，赏罚分明，不致拖延推诿，互相防碍。”（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9798页。）按照邓小平的思想，各级党委和政府一把手要切实负起管理和监督的责任，在自觉接受监督的同时，抓好对领导班子成员的管理监督。另外，对干部要进行严格、全面、经常的考核，根据考核结果，有奖有罚，鼓励廉洁奉公，真正干事业的人；对滥用职权、造成损失的人，要严肃追究责任。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nbsp 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最为辉煌的两大事件。前者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后者深深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潮流。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受到苏东剧变影响，处于低潮的最困难时期，中国在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机勃勃，充满希望。邓小平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列宁讲过，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首要依靠的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中国和前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时代发展的新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我国决定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将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四个现代化建设时，针对国内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明确指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还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整体，“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也就是不丢“老祖宗”。同时邓小平又赋予它新的涵义和时代内容：坚持社会主义，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把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要恢复遭到破坏的党的优良作风，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全党的团结，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没有这些新的理论补充和发展，就难于在新的条件下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 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能使社会主义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和优越性突出表现在它能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上。邓小平从总结历史教训和观察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中，看到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尖锐地提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从理论上深刻阐明，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中国经济要发展，摆脱落后状况，还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并强调对外开放是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把改革与开放作为不可分割的、相互促进的统一体，并深刻指明，“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改革开放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改革开放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框架和创新的支点。 只有真正弄清社会主义本质，才能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努力把发展经济放在各项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并将其内容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在社会主义史上是第一次。在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后，邓小平又非常明确地指出：“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发展生产力。” 在发展生产力上，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大失误是脱离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始阶段，人为拔高生产关系，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三纯”，急于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匆忙实行向共产主义过渡，结果欲速则不达，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这就为我国建立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对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的定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仅要建立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还必须建立适应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运行机制。把人们从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划时代的重大贡献。若没有这一理论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仍有相当的局限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活力仍很有限。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导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新理论。 只有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才能真正体现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社会主义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善广大人民的生活。然而，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在经济上得不到持续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不可能有持续不断的改善，这种情况长期存在下去，就难以说明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1987年，邓小平明确指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正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才使我们能够经受住各种严峻的考验，保持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创造 科学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指南，但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并不等于实践必然成功，关键在于在实践中要有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战略、策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以跨越各种艰难险阻，是由于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实践时，有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创造。 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刻，克服“左”倾错误，拨乱反正，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证明，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克服右或“左”的错误，关键是要端正思想路线。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的束缚。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把端正思想路线问题提到政治高度，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而“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0多年来实践的每一次新探索和获得的新成果，都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的思想保证和奥秘所在。 紧紧抓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放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回顾以往，一般地说，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忽视抓生产，发展经济，主要缺点是并没有始终把它看作中心，抓紧不放松，而是经常受到冲击和干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核心是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路线的核心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要有两手：一手搞改革开放；一手“搞四个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两手中最核心的是发展生产。（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57页）改革开放20多年来，正因为紧紧抓住这个中心，一切工作围绕这个中心，全党全国人民的认识和行动统一于这个中心，才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为解决社会发展的各种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证。 鼓励敢试、敢闯，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改革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每一项新措施、新部署出台，人们由于受某些传统观念和思想的束缚，总要出现姓“资”姓“社”的疑虑和争论。对此，邓小平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和手脚，鼓励大胆试，大胆闯，从“三个有利于”中找动力，找活力，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也就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为人民谋利益的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争取时间更快发展社会主义的标准。 改革开放从人们关心的切身利益做起，摸着石头过河，循序前进，一切经过试验，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先进的科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付诸行动，究竟从何着手，怎样才能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减到最低点，这是一项高超的谋略和领导艺术，处理不当，事与愿违。邓小平概括我国的做法是：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上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同上，第457页）这话是邓小平在1991年10月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说的，表明我们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做法不同，结果也不同。我们取得的成果，受到国际上广泛的赞誉，这被认为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这就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最终代替资本主义将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期间，资本主义还会有发展，还会创造出有用的东西。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能否防止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将对社会主义产生重要影响。邓小平指出，“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他还说：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是为了最终超越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邓小平独具的世界眼光和战略目标。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相应稳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但上层建筑有相对独立性，也会起反作用。牢牢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决不照抄照搬西方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他同时提出了判断政治体制改革目标的价值标准，“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根据这“三条”要求来进行的，既稳妥，又有实效。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振兴的新希望 邓小平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新，使社会主义焕发出新的生机，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新的声誉。在世界上拥有超过12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低潮中振兴，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提供了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对宣言中的基本原理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学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都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果。中国革命的成功，也是毛泽东实行这一结合的光辉范例。可是自从本世纪30年代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盛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被当作坚持社会主义的唯一选择，扼杀了各国的创新精神。这是导致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出现停滞、遭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他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成功，坚定了社会主义者探索走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现在，建立“本国式的社会主义”，已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一个普遍的命题和目标。这是振兴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 中国成功的发展经验，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发展思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想，不发达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现实世界，实现这种跨越发展的国家是少数。80年代后期，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情况下，第三世界国家要利用这一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与发展经验，可供第三世界国家借鉴。 在本世纪最后一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发展。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得到更快的发展。当我们回顾邓小平理论的诞生和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伟大成就时，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事实根据宣告，数年前盛行的所谓“20世纪兴起的社会主义，将在20世纪内灭亡”的预言彻底破产。瞻望21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定将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发展趋势。&nbsp&nbsp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有机的统一体，健全和完善法制是发扬民主的基础，同时民主的发展又促进法制的完备。邓小平同志的依法治国理论，是我们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变革的指导思想，它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公共生活秩序的转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邓小平/民主/法制/转型及完备 【 正 文 】 坚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有机统一，努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化，用完善的机制，维护稳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秩序，保障人民群众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理论，以及党的十五大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的正式提出，是我党治国理论发展历程中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它标志着我们党对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人治”范式，以及建国后在极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全面专政”与“无法无天”政治状态的彻底否定；标志着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公共生活秩序的转型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 邓小平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出发，把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实现依法治国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重要目标。他一再强调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1邓小平摒弃了过去那种把法制当作一种实现政治意图工具的浅薄观点，把法制建设问题提升到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高度，赋予了法制建设作为中国政治发展根本取向之一的重要意义。邓小平曾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首先，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康、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互相依存的。一方面，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就不可能有体现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制，法制的健全和完善有赖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法制离开了民主，就可能蜕变为“刑民之具”。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健康稳定发展也只有在法制的轨道中运行才有可能，民主离开了法制，就会演变成无政府主义。正如邓小平所一再强调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1法制建设对民主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突出表现在：一是民主政治只有实现制度化、法律化，才能有效地保障其权威性与稳定性，才能保证国家政治生活依照法定的民主程序进行，保证民主政治的发展、国家的治理方式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二是民主政治制度只有在法律的引导、规范和制约下，才能得到有效的运作，才能保证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化与有序化，避免以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那种不负责任的恣意妄为。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1三是只有广泛运用法律手段对各种社会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边界作出明晰的界定，以法律作为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形成稳定的规范秩序时，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才能为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其次，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现代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要实现社会分工条件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平等自主的商品交换，就必须用法律制度对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利和平等地位加以严格的保障。现代意义上的市场交换，大多借助于市场主体之间自主达成的契约进行。契约是市场关系的法律形式，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契约方式、契约过程及其结果的确认和保护，就不可能有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不同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是实现市场资源有效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根本途径。要实现公平竞争，就必须用法律制度对竞争的规则加以界定，用法律来保护公平竞争、限制不正当竞争。现代市场经济是同适当的政府调节相匹配的市场经济，合理、有效的政府调节是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重要保证。但是，只有当政府调节的领域、方式、规则及界线得到法律制度的严格界定时，政府的调节才不会妨碍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现代市场经济是国际化的经济，同国际市场接轨是促进市场经济繁荣的必由之路。市场的接轨必然要求行为规范的接轨，要求我们必须适应国际通行的法律体系，学会“按国际惯例办事”。由此可见，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律经济，它根本特点即是经济行为与经济关系的法律化，以法律作为规范和调整经济行为的基本方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实质就是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机制与方式的法制化过程。没有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关系就不可能有发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状态，直接制约着市场体系的发育与成熟水平。 最后，加强法制建设，实行依法治国，也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实行依法治国，实现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这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法治精神体现的是一切社会成员平等的地位，是社会行为准则的普适性与规范性，以及对社会成员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的尊重与保护。而“人治”反映的则是“刑不上大夫”的等级秩序，是社会规范的特殊主义取向，以及对普通民众权利与地位的漠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具有漫长的封建主义历史的国家，“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1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实现依法治国，这是对旧的文化传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它将推动整个社会文明朝着法治文明这一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飞跃。因此，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加强法制教育，努力营造法治文明，本身即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这正是邓小平强调“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深刻寓意所在。法制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途径和重要保障。法律是带有价值判断和道德寓意的行为规范，它不仅直接强制性地规范着人们的行为，而且还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深刻的影响。通过遵循法律形成良好的懂法、守法的行为习惯，逐步将外在的强制规范，内化为自律的行为准则、价值信念以及道德良知，正是道德观念形成的重要机制。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生活的急剧变迁，使得大量传统的道德观念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社会迫切需要塑造形成新的与社会实际生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因而法律规范不仅可以及时填补传统道德失范留下的社会规范的空白，而且还将为新的道德观念生成提供现实的基础。法律规范对人们行为的调整，是通过其刚性约束机制实现的，这使得法律规范在道德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以致人们感到难以适从的情况下，对人们的行为调整具有思想道德教育难以比拟的普遍有效性。因而在迈向法治文明的进程中，将社会主义的价值准则渗透到法律规范中去，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道德教育，也只有取得法律制度的有力支持，获得法律秩序的保障，才能真正取得广泛的社会成效。在一个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社会环境中，希望社会成员普遍本着一心向善的精神，严以律己，表现出崇高的思想道德境界，毕竟是不现实的。 &nbsp&nbsp 综上所述，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概括的，“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它不仅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也具有深远的全局性意义。 二、实现依法治国，是中国政治转型的重要途径 有了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