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本质、物有所值理论研究.doc

PPP本质、物有所值理论研究一、引言 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为了提升基础设施供给水平、解决公共部门资金不足和公共部门效率低下等问题，英国财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率先提出采用PPP合作模式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社会资本，随后PPP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运用于基础设施、水的供应与处理、交通运输、环境保护、市政工程等众多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提出众多挑战，大有后发而上，超越前者的?势。然而作为一个全球化的概念，由于历史文化、政治和经济体制、要素约束、发展阶段甚至是个体禀赋的差异，世界各国在合作伙伴、发展动机、采购程序、监管服务等认识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就合作伙伴而言，瑞典完全把国有企业排除在外，把PPP的合作伙伴限定在私人部门。而我国的私人部门的概念则十分广泛，涵盖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多样化的差异性导致对PPP本质的理解也各不一致。 在我国，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公共服务需求层次和需求数量的不断提高，PPP版图也在不断的拓展，实践中有两个较为显著的趋势：一是由单个项目向综合项目拓展；二是由提供终极的公共服务产品向提供中间服务产品拓展。实践发展不断对PPP物有所值理论形成挑战，曾经先进的理论，在应对实践的质疑时显得苍白无力。是PPP物有所值落伍了吗？还是时代变了外部环境变了，需要赋予PPP物有所值新的蕴意？这值得理论界和实践界深度考量。 笔者查阅了19902015年的众多文献综述，发现一方面是高速发展的PPP实践，另一方面是严重滞后的PPP理论研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尚未对PPP本质达成一致认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导致PPP鱼目混珠、真假难辨，严重制约PPP在我国的推广和发展。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以社会共同需要理论为底层架构，通过对不同视角PPP本质的比较研究，联系PPP项目实施的全流程，有效区分PPP的本质属性和派生属性，界定了PPP本质，阐释了PPP物有所值理论，进而提出推进我国PPP可持续发展的可行政策，以期为相关研究和实践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PPP本质理论综述 本质属性就是决定该类对象之所以成为该类对象并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有属性。事物本身没有本质和非本质的区别，是人类在实践活动基础上进行思维加工的结晶，是人们根据事物的不同属性在认识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而做出的逻辑规定。有了这些逻辑规定，运用这些逻辑范畴，去认识事物，就有助于区别事物、概括事物，认清事物的本质，可见本质属性有质的规定和与他事物的区别性两个重要特征，而派生属性则只有区别性而不具有质的规定，如何研究事物的本质属性？事物的属性是通过和他事物发生联系的过程表现出来的，一个商品的价值通过和他商品交换才展现出来，否则没有交换就无法估价。交换重要性如此之重，能否说交换就是商品的本质属性，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可见研究某一属性是否为本质属性，需要联系一定领域的特定对象，如果是本质属性就能成为本事物区别他事物的显著标志。对PPP本质的研究，就是研究PPP之所以为PPP的特有属性，判断PPP的哪种属性在众多属性中扮演主导地位，起到主导作用。这需要联系PPP所在领域，即对PPP的交易过程、交易过程中谁在扮演不可替代的作用等，在此基础上归纳和提炼PPP的本质。 世界范围内对PPP的理解各不相同，对PPP本质的解读也千差万别，大致可以从以下几种视角去解读。 （一）制度供给的视角 英国财政部侧重从制度安排的视角解读PPP的本质，认为PPP是一种以政府和社会资本相互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安排，是介于政府部门独立运作和私人部门独立运作的一种中间状态。贾康（2015）认为PPP表征上是投融资机制创新，本质是制度供给的伟大创新，在我国经济新常态下，PPP制度的正面效应非常值得关注和期待，会形成大批“聪明投资”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为经济增长带来长远后劲，助力供给侧，适应经济的“新常态”。田紫晗（2015）认为PPP的本质是社会治理的变革，对PPP的理解不应局限在投资、融资、债务等问题，而应该基于政府、社会、市场三维一体的视角，治理是不同主体的平等互动，治理以调和为基础而不是支配，PPP不能成为社会治理变革的重要推手，势必淹没在社会变革的历史洪流中。 （二）契约治理视角 世界银行侧重从长期合同视角理解PPP的本质，认为PPP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就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签订的一种长期合同，其中，社会资本承担重大风险和管理责任。张羽等（2015）认为PPP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基于契约的长期合作，受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有限理性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公私部门的契约是不完全契约，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投资问题、风险分担、利益分配等问题会影响PPP的效率，由于持续时间长，外部环境多变，PPP具有天然的不完全性。 （三）组织结构视角 樊千、邱晖（2015）认为PPP的本质是一种混合组织，是介于私人组织和公共组织的一种中间状态的组织类型，不是单纯的姓“公”或姓“私”的味道，而是兼具两方面的特征。混合型组织在信息共享、管理创新、市场竞争等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参与各方具备独立的剩余索取权和独立产权，依靠契约关系来维护和协调，具备横向一体化的优势。 （四）其他有益视角 加拿大PPP中心侧重从绩效的视角理解PPP的本质，认为PPP是一种长期、基于采购而来的绩效型公共服务，在设计、施工、运营等阶段私人部门承担主要的财务、建设风险和确保绩效产出。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从伙伴关系、服务协议、资金引入、风险共担、私人部门效率等不同视角来解读PPP本质。 刘薇（2015）认为PPP即是投融资模式的创新，也是管理机制和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PPP具备风险分担、利益共享、伙伴关系三个重要的特征。贾英姿（2015）认为PPP的起源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缺乏，但是重要推手是公共管理变革的理论，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对政府独立供给的公共服务的有效补充，PPP本质依然是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提供。 综上所述，从世界范围内对PPP不同解读来看，PPP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属性：（1）PPP是采购而来的绩效型公共服务；（2）PPP是长期合同关系；（3）PPP构建的是伙伴关系；（4）PPP模型需要共同负担风险；（5）PPP引入私人部门的资金和效率。对PPP本质的解读倾向于从制度供给、合同治理、组织结构、绩效管理、融资模式等几个视角，得出差异性很大的结论。至此对PPP的解读拨开云雾没能见得天日，为什么迷雾一般的PPP在理论上存在如此大的争议，在实践中却得到世界各国普遍响应？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热衷于PPP项目，尤其是高铁、核电、交通等基础设施供给领域。 三、社会共同需要理论视角下的PPP本质 PPP的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理论，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社会分工及其经济理性，并以扣针为例阐述了分工的经济理性。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分工经历了简单协作、工厂手工业、机器大工业等三个阶段，由于分工的不断演进和提高，极大促进了生产效率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演进的背后是社会制度的不断变迁，从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每一次制度演进都依稀看到分工的影子。社会制度变迁推进了组织结构变革，PPP的长足发展受到分工理论的影响，同时也预示着“采购型政府”越走越近。亚当?斯密描述中的理想政府是“小政府”，政府扮演了“市场守门人”的角色，曾经一度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经典。20世纪30年代，那场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摧毁了经典理论的“象牙塔”，凯恩斯的政府调控理论在应对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经典经济理论的交锋，引发了“大陆学派”和“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分别从两种迥异的视角对财政基础理论的思考。然而严重经济学化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失去了解释和预测财政现象的基本功能，难以走出数理的藩篱。 何振一先生于1980年提出“社会共同需要理论”的思想架构，并于1985年系统阐述了他的理论思想，核心思想为社会共同需要不是公众主观需要的集合，而是“维持社会正常存在必须有社会实施的公共事务需要，其本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社会和公众的不同分工”，主张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为造就真正的市场竞争，创造良好的平台和机遇。李俊生（2012）提出应把社会共同需要作为财政学基础理论的核心概念，作为贯彻整个财政理论的中枢。西方经济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经济危机、凯恩斯革命、滞涨等挑战，但是财政学的基础问题、基本概念没有发生变化。涉及基本概念公共物品、寻租、集团利益等，这些问题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以满足“公共需要”为前提。何先生的思想说明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施政者（或者说安排者）代表了公共的需要，提供公共服务是公众支付税金的价，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不是政府对公众的“救济”，而是政府存在的基础，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公众需要，取信于公众。 在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下政府是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和供给者，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政府是按照传统财政学的思维逻辑办事，充当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的角色。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数量和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供需缺口越来越大，按照老路子老逻辑，问题没法解决，于是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应势而生，这就是PPP产生的思维逻辑。私人资本决策基础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有大量的文献进行过论证，并奉为经典，政府追求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二者融合产物PPP用老的财政学思维去解释显得苍白无力。PPP这个怪胎，为什么能跨越地区、历史文化、体制、人种的差异，引起全球的热捧，看来需要新的理论去解释，去演绎。 （一）共同需要视角的政府职能演进 解释财政领域的PPP问题，需要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政府是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还是公共服务的安排者，这密切关系政府的职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服务而不是掌舵”，基于价值的共同领导，政府不是试图控制公众意志，而是表达和满足公众的共同诉求。珍妮特?V?登哈特比较形象地描述了政府如何行使权利才是民主的政府。从新公共服务的视角阐述了政府是公众的政府，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公众价值。但是应该如何界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新公共服务理论没有解答，也没能解答政府如何代表公众行使公众授权，追求终极价值。 图1描述了共同需求视角的政府职能演进，第一阶段政府是典型的“自给型”，公共服务的生产全部由自己生产和供给，政府扮演了传统的政府职能，此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政府供给公共服务是维持公众的基本需要。第二阶段是“供给型”政府，政府采用招投标等方式选择施工单位和供应商，政府负责运营和生产，全部的风险由政府承担，政府供给较高和较多公共服务。第三阶段是“采购型政府”，采用PPP模式提供公共服务，采用政府采购模式选择最优的合作伙伴，由政府和合作伙伴共同提供公共服务，提供更好的服务。 在共同需要的理论体系下，公众授权政府行使法定职能，为了能够增进社会福利，提升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采用PPP模式。PPP模式下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实施的关键是寻找最优社会资本。如何评价社会资本，采用政府采购的模式引入竞争机制，选择最佳的社会资本？如何确保PPP采购是最佳的社会资本，或者说物有所值（VFM）？答案在于物有所值是在社会资本之间的激励竞争中产生的，而采购人需要做的是将竞争保持尽可能长的时间，可见有效竞争，充满效率的采购程序才能为公众带来最终的物有所值。 在共同需要的理论体系下，政府代表公众行使权利，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安排者，不再是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政府角色和公众角色只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不同，政府负责安排制度模式，安排合作模式，安排如何选择社会资本，安排选择谁为最终的合作伙伴，目的是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而保障这套机制有效运行，彰显公平正义，体现法治效率的核心制度体系，正是政府采购制度中引入市场竞争和信息公开因素。在有效竞争、信息公开的规则体系下实现政府和社会资本的长久伙伴关系，实现公众价值。有效竞争、有效率的采购程序是PPP物有所值的重要源泉，也是PPP的特有属性之一。如果说PPP本质是政府采购，实质上PPP采购的复杂性远超过传统的政府采购，只能说采购是PPP特有属性中的部分属性。 （二）PPP不是市场供给，亦不同于传统政府采购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市场供给的重要特征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PPP模式下社会资本在项目公司中占有主要股份，运营风险由社会成本承担，那么PPP是不是市场供给？或者说PPP是不是私有化？传统政府采购十分注重信息公开和有效竞争，追求采购结果的经济理性，那么能不能说PPP就是传统的政府采购呢？ 通过表1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PPP模式价格的形成机制并非完全由市场根据供需进行自我调节，而是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形成。政府在资源整合、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功用是私人部门无法替代的，而私人部门在管理效率、创新等方面优于公共部门，二者的深度伙伴关系，能够有效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PPP不等于私有化，也不等于市场供给，而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一种有效供给模式。传统的政府采购根据法定权利强制安排，而PPP倾向于根据需求决定供给，PPP模式通过有效竞争、长期合作、绩效付费等制度安排，可有效解决政府部门单独供给的政府失灵，市场部门单独供给的市场失灵问题。PPP和传统政府采购区别明显的两点：一是PPP倾向于大资本，有“资本主义”的特征，传统政府采购注重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二是PPP根据绩效付费，是长期合同，而传统政府采购是一次性付费，付费根据中标价格确定。 通过表1可以看出，PPP是政府和私人部门的长期合作，能否有效合作的关键是通过竞争性程序招来的合作伙伴是否合适。在竞争合作伙伴的选择过程中，需要考虑，采用PPP模式是否优于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以什么价值标准来判定竞争伙伴的质量，以什么样的程序来确定合作伙伴，合作伙伴确定以后合同怎么约定，合作过程中风险怎么分担、利益怎么分配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传统的政府采购，在市场供给和传统政府采购中，政府部门根本不用考虑这些问题，这既是PPP的难点，也是PPP的效率所在，由此可见，PPP是一系列复杂问题的组合。 如何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组合呢？PPP内在体系隐含了“绩效付费”和“长期合同”两个治理机制。PPP采购的是“交钥匙合同”，即达到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政府按绩效产出在未来的合同期限内逐年付费，达不到绩效要求政府可以终止付费或者减少付费。采购绩效服务有效规避了工程质量风险、工程延期风险等工程建设领域的常见风险。PPP采购是“一段婚姻，而不是一场婚礼”，长期的契约合同决定了谁是中标人，甚至决定了伙伴关系能否形成，“婚礼”能否继续的问题。PPP通过“绩效付费”和“长期合同”两个内在体系，巧妙地化解了PPP的复杂问题组合。 综上所述，PPP的高级性、复杂性是PPP采购内在体系的特征，是政府采购共同构成PPP的特有属性，PPP的特有属性是高级复杂的政府采购。 （三）PPP的属性体系研究 由图2可以看出，PPP特有属性为高级复杂的政府采购，PPP的高级性包涵合同治理和交钥匙合同两项，延伸出PPP的合同治理和PPP为交钥匙合同两项派生属性；PPP的?驮有园?涵技术复杂、组织结构复杂、融资结构复杂三项蕴意，延伸出PPP为组织结构和PPP是融资结构等两项派生属性；PPP是政府采购，延伸出PPP物有所值是有效率的竞争机制，信息公开彰显了公平、正义。PPP的高级性、复杂性、政府采购特质决定了长期伙伴关系，进而实现国家善治，善治是PPP有效实施的结果，是自然功能的衍生品。 综上所述，PPP的特有属性是高级复杂的政府采购，统驭了PPP是合同治理组织结构、融资结构等派生属性，输出长期的伙伴关系，实现了国家的善治，PPP的本质是高级复杂的政府采购。 四、“政府采购”本质论下的物有所值研究 PPP本质是高级复杂的政府采购，研究PPP的物有所值（VFM）自然离不开政府采购。政府采购的目标和私人采购目标是一致的，识别所需材料来源，在可接受的质量标准下尽可能降低成本。采购部门必须有效快速满足需求，采购政策、程序需和商业惯例相一致，采购而来的项目必须满足使用部门的需求，政府采购的首要原则是经济有效性。PPP项目采购中包括融资、施工、设计、监理及运营等方面的风险，在评价PPP模式时，需要考虑风险转移、收益分配、合同的长期性、产出标准、市场需求、私人部门的管理技能和创新技能等方面。PPP项目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传统的政府采购理论，从采购方案设计、采购模式选择、采购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对传统政府采购形成挑战和冲击，PPP项目普遍的特征是资金量大、公益性强。把如此复杂、重大的项目交给私人部门去供给，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危害是不言而喻的，因此物有所值的评估就显得十分重要。 下面的研究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把PPP项目划分为不同阶段，从物有所值的逻辑起点可行性研究着手，论证可行研究和VFM的区别，再逐层解剖，论证VFM给不同阶段的政府采购市场供给了什么？结合PPP发展的新问题、新动态开展系统论证，进而提出物有所值的实质。 （一）全生命周期的PPP阶段划分 董士波（2003）认为全生命周期的工程项目划分为：决策阶段、设计阶段、实施阶段、竣工验收阶段和运营维护阶段等。其对全生命周期下工程项目的阶段性划分，比较恰当和准确，但是，PPP是政府采购而来，有其特殊性，用普通工程项目的阶段性划分去度量PPP项目的阶段性划分，就显得不那么恰如其分，需要对其进行修正。参考董士波的划分依据和划分思路，把全生命周期的PPP项目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图3所示，全生命周期下PPP项目可以分为可行性研究、采购方案比选、政府采购、项目施工、竣工验收、项目运营等六个阶段。其中可行性研究阶段主要工作是从宏观到微观进行技术经济分析，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项目决策阶段主要是通过公共部门比较值和影子价格比较是否存在物有所值，据此来选择采购方案。政府采购阶段是政府采用法定程序和形式来确定最终的合作伙伴。项目施工阶段是私人部门根据合同的约定标准开展工程项目建设。竣工验收阶段是政府根据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进行验收。项目运营阶段是项目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标准输出服务，政府或公众依据绩效付费。 （二）可行性研究和VFM评估的区别 近年来，可行性研究在企业投资、基本建设、研究课题、工程项目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减少决策失误，推进项目有序进行和顺利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观VFM评估，来自实践的观点认为我国PPP缺乏基础数据的积累，PPP的定量评价成本偏高，并且精准度很低，多轮PPP没有实际意义。采购方案比选阶段的VFM评估、公共部门比较值（PSC）和影子价格的计算（SB）缺乏精准性，而政府采购过程中的实际价格（AB）又是一个动态博弈的结果，提出VFM只有阶段参考价值，而不具备项目决策参考价值。VFM真的不具备项目决策参考价值吗？那么缘何得到世界众多国家的力挺？ 通过表2，可以看出物有所值评估和可行性研究，从牵头部门、目的作用、使用范围、研究论证的重点到评价的技术指标，都从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关键的技术指标兼容性也非常小。可行性研究不可能取代物有所值评估，可行性研究价值评判偏好项目方案的技术可行、成本可控、符合规划；物有所值评估偏好采购方案的成本适中、履约能力、服务标准。物有所值偏财政性评估，注重成本收益、风险分配、创新能力等，但缺乏长远规划、技术方案、环保方案的论证，难以独胜重任，二者相互补充，不可或缺。 （三）全生命周期的VFM供给研究 世界各国对VFM评估时间节点、评估次数的选择各不相同，根据彭为、陈建国等（2014）的观察，英国分为三个阶段贯穿采购全流程，分别是年度预算阶段、OBC阶段、项目融资前；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采用一次评估法，是在收到投标方案之后。本文对PPP物有所值的评估，也是采用多轮评估法，不同的是本文是在全生命周期的视角下观察问题，认为项目运营阶段的VFM也是不可或缺的，需纳入观察领域。 依据表3可以得出在PPP采购的不同阶段，政府想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也不一样：在项目决策阶段的目标是政府采购方案的比选。通过科学计算和严谨论证，如果存在物有所值就采用PPP模式采购，不存在物有所值就采用传统政府模式，这实质是对政府采购方案的绩效管理。在政府采购阶段，政府通过有效竞争和信息公开的引入，其阶段性目标是实现采购方案的选优，目的是通过有效竞争寻得最佳合伙伙伴，实现长期伙伴关系。采购过程重点是私人部门融资能力、管理能力、创新能力、技术实力等。整个采购过程既是政府对采购结果经济性追逐，也是政府部门绩效管理的结果。项目施工和竣工阶段，关注私人部门创新、工程施工进度和技术输出标准等，是政府对公共服务生产过程的绩效控制，需达到最低设计标准。项目运营阶段政府关注私人部门的供给绩效，该阶段的目标是提供更好的服务，本质是政府部门服务质量的绩效监控。PPP采购和传统政府采购相比，在项目决策、合同治理、项目运营等监督方面创新决策方式、合同治理、监管方式，通过对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供给，实现公共服务的绩效交付，实现国家善治。 （四）PPP在我国实践的新问题、新动态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PPP版图不断拓展，尤其是进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领域后，PPP的异化显得更为突出，具体表现如下： 1. 供给产品的异化。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性质非常特殊，它不像水、电、气那样可以直接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是为不同类型的公用事业提供公共性和基础服务的公用设施，是一种“中间化”的公共服务产品。 2. 付费机制的异化。传统意义上对PPP收?M对象的理解，要么是最终的消费者，要么是政府付费。而PPP地下管廊项目的收费对象是地下管廊的承租人，包括水、电、气等服务的供应商。 3. 生产偏好的异化。传统的水、电、气供应商根据消费者需要，自己铺设管线、自己维护，是典型的市场行为。采用PPP模式以后，供应商必须从管廊运营商租赁管线。政府把一个原本属于市场供给行为集成起来，给供应商提供新的偏好选择。 PPP物有所值理论该如何解释把分散的市场供给集成为项目的集中供给？如何解释公共服务产品的“中间化”？如果从单个企业的决策视角来看，PPP物有所值难以量化，但站在公众和企业的集合视角来看，PPP的地下管廊项目至少避免了重复挖掘，重复施工，有效降低企业集合的总体成本，通过资源整合，物有所值达到的终极目标依然是公共服务的绩效交付。 综上所述，PPP的VFM评估始于可研，终于产出，全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想要达到的目标也不一致，但终极目标是确保可输出高质量的服务。VFM评估贯穿了整个PPP采购的全过程，是对终极目标的过程控制。虽然在我国的实践产生了一些新问题、新动态，但是政府部门追求物有所值终极目标依然是公共服务的绩效交付。 五、社会共同需要视角的治理建议 社会共同需要视角下政府代表公众行使公共服务的采购权，政府和公众的区别只是社会再生产中的分工不同，PPP的本质是高级复杂的政府采购。政府在PPP采购中负有代理、监管、服务等职能。追求绩效交付的政府，需在独立的PPP机构设置、权利制衡、规制设计等方面努力，确保行使好公众赋予的权利。 PPP的顺利实施涉及发改、国土、环保、财政、规划、房产、交通等多个部门的权利和责任。责任在财政、权利在部门，呈现严重的权利和责任不匹配，独木难支，凭财政一家之力很难办成大事。因此独立的PPP机构设置就显得十分重要，让PPP的归PPP，部门的归部门，确保PPP项目的整体协同、有序推进。公众赋予政府行使公共服务的采购权，监督私人部门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不能让权利失衡，成为个别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要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权利成为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利器。政府采购过程涉及多方利益博弈，有效的竞争性采购过程是物有所值的重要来源。彰显采购的程序合法、公平正义，就要把采购过程纳入规制的体系之下，不断完善政府采购规制。我国PPP没有专门法律，PPP采购按照政府采购法和招投标法的规制设计和运行，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政府需在PPP法律制定方面加大力度，争取早日立法。 ?C上所述，PPP作为高级复杂的政府采购，在实现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过程中被寄予厚望。在当前经济形势下，PPP对于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提升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当前我国政府处于PPP的高速发展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热情空前高涨，深入认识PPP本质和PPP物有所值的本质显得十分重要，这事关PPP法律体系如何设计，事关PPP的健康和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