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满有运动”的象征意义及对边区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doc

“吴满有运动”的象征意义及对边区民众生活方式的影响文献标识码：A 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处境十分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起，在陕甘宁边区率先开展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涌现出众多的劳动模范和许多劳动致富的农民，著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就是最突出的一位。基于以往对此问题的论述大都偏重于宏大的叙事模式，似乎较少关注乡村民众本身对此的感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吴满有为代表的劳动英雄的象征意义作为切入点。从乡村民众的视角来看待“吴满有运动”对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的影响。 一 吴满有(1893年一1959年)，陕西横山人。1928年因逃避灾荒，移居延安柳林吴家枣园。1934年土地革命后分得一座荒山。由于他勤劳，再加之他有计划的安排农事，成为边区开荒地最多、增加粮食最多的农民。同时他还领导了吴家枣园的全村变工，使得吴家枣园成为劳动模范村。由于其突出的成绩，在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上被选为特级劳动英雄，并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接见，后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1943年3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开展吴满有运动”的号召。文章指出：“吴满有这种响应政府号召，努力生产，周密计划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他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于是农业上的“吴满有方向”与工业上的“开展赵占魁运动”一起成为“延安精神”的象征。 为吴满有等为代表的劳动英雄召开大会。这是自盘古开天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吴满有是劳动者英雄，是新社会的“状元”。这种对劳动者的认同“不仅是中国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且是东方各民族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当劳动英雄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之时，我们会发现人们的劳动观念与社会意识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曾经是一个逃荒卖女的破产农民吴满有，结果凭借自己的勤劳。可以与领袖的照片并排摆放，对于民众来讲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在此对劳动者的认同可以说使他们的自信得到了充分的张扬，这种深切的内心感悟让他们充分相信：“他们就是中国，他们就是中国的未来，他们并不只是这样在说，不是的，而是明明白白地表现在他们充满自信的每句话和每个行动上，表现在每种表情和每种微笑上。” 很明显在民众眼中，“使他在人民心中和毛泽东朱德并列的，不只是他的人格。他已经成为中国农民善良、健全、前进的象征，他已经成为对于克服古老落后的成功。对于新的政治社会制度的满意还有些惊异的中国农民的模范和骄傲了。”这种从未有过的现象，反映在民众心头的显然就是劳动不再下贱，几千年来挖土工作受到鄙视的人们。现在却得到了尊敬和荣光。事实上，其重要性还远不至于这一点。一旦把劳动和光荣联结起来，把劳动与英雄相并论，便成为民众争相比照的对象。于是便会出现这种现象：只要劳动英雄做什么，周围的人就跟着做什么。举凡办义仓，办合作社，办学校，办识字班，办黑板报，发动妇女纺线只要劳动英雄号召得好，马上就会得到大众的拥护。很明显，劳动英雄已发展成为群众的领袖，因此“假若吴满有把他的名字和某些新的事物连结在一起，并且在他的田地里试种，农民就更乐于接受，他是教育运动后面的推动力量之一。他虽然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他却要把本村学校变成其他学校的模范。” 相对于劳动英雄而言，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抓大烟、耍赌博的“二流子”，便成为众所反恶的头衔。在当时召开英雄大会时，延安市政府曾找了五个二流子参加旁听。大会上对于这五个二流子与劳动英雄一样招待，献旗，请酒，开晚会等，他们都一样的去参加，起先这五个二流子以为政府要骗他们去生产，但经过了会议，看到了劳动英雄们的荣耀。受到了劳动英雄们的教育，他们感动了，在劳动英雄面前。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在大会上，他们自动宣布：“如果不再改正，就不算是个活人了”。这部分“二流子”在耳闻目睹这些新鲜事之后，经过思想教育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年曾战斗于此的马文瑞指出，经过对这些“二流子”的改造，“不但使这些人受到教育成为新人，而且在社会上普遍形成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风尚。”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的这种变化，固然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乡村民众自身的内心体验和感悟，因为大凡一种社会现象的出现，总会在民众内心深处有所折射。因为“社会生活尽管与有形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本身不能归属于物理现象，因为其内在本质即那些制约社会现象的特征是根本不可能被感官感知的。是无形的；只能通过某种内心体验被认识。”可以说正是这种内心体验，奠定了他们自我意识的认知基础。而一旦这种自我认知凝炼成被乡村民众广泛接受的社会意识。便会在社会发展中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对于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而言，近距离的接触政治就成为一种必然。 二 很显然。乡村民众的社会心态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应该看得出边区人民劳动生产的热忱已经普遍发动起来。究竟何以会出现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呢?如果从乡村民众自身的心态演变观之，则是来源于他们内心的真实体验。劳动的权利，应该是普天之下作为农民阶层最基本的权利。而在那些劳动者甚至对于该耕种什么都不能自主决定的日子里，权利对于他们而言确属奢侈。但是当劳动作为“解放群众的内涵的精力，复活他们的创造力”，使其成为英雄并被人们广泛赞誉，并最终和整个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时候，人们方知原来劳动竟是如此崇高。所以当生产劳动不再成为束缚民众的枷锁。并和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的时候，政治其实就在自己的身边。在此情形之下，乡村民众的自我意识便自然得到了升华。 当边区的报纸期刊接二连三的在刊登乡村民众的身影与消息。这是乡村民众从未有过的真实体验，可以说“报纸小册子好比球场上的啦啦队，提高嗓子，向劳动英雄不断喝彩。每天解放日报第二版上所披露的，十有八九是生产消息，什么人半夜就上山开荒；什么人开荒多少，打破记录；哪一家的婆姨每天纺纱几两：劳动英雄吴满有的生产工作进行得怎样；所有这些消息，跟着一阵喝彩的声音，送到穷乡僻角去。于是有人向某人看齐了，有人向某人挑战了。”民众感觉他们距离这个社会是如此之近，这是从未有过的感受。特 别是劳动合作社的建立，不仅满足了民众自身的需求，而且也形成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从而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过去对劳动的态度。他们认识了今天的劳动不是像从前一样，只是替剥削者造幸福，而自己却劳而无获。正是如此，他们更认识了要保障已得的利益，保卫自己的家乡，保卫自己的国家。”因此可以说合作组织“是农业生产关系上的新转变和新纪元。农民由于组织起来成为集体劳动的合作社，就大大地节省了人力、畜力和工具，就在合作社内部和外部掀起生产竞赛，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能有时间并有兴趣集思广益地改进生产技术；最后，就不仅改变农民的生产关系，而且能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改进他们的文化生活。” 随着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加强，曾经与民众隔阂的政府不再被人们极端冷漠与仇视，“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红军”成为民众日常交流中的真实表达。斯诺曾这样描述道：“我并且很注意到：大多数的农民，当他们提到苏维埃时，总(将)它称作我们的政府。在中国农村里居然有这种现象，无疑的是很使我感到惊奇的。”一旦增强了这种认同感，使农民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与“我们的政府”的命运休戚相关，便会使乡村民众的民族自信心、政治归属感和民族向心力大大增强。广大农民开始走出家庭的小天地，摆脱狭隘的地域观念，现代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开始逐渐在他们心底生根。 于是在陕甘宁边区，“队伍里、乡村里、城市里、机关里、男女老幼，讲的是抗日话，做的是抗日事，大家都晓得大祸临头”。所以积极支持抗战就成为他们评价好坏的一个基本的认知与取向，即便是对于“穿国民党军官服的人。虽然似乎有点隔膜，但还是很友好的，还给我们讲全国人民应该团结抗日的道理。”许多抗日家属和贫农本来照例应当免税，但他们都自动的送粮食捐给政府。更有许多农民自动超过规定标准而缴纳公粮。张国焘曾回忆说：“以抗日名义来征收救国公粮，在当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口号感召之下。农民是特别踊跃缴纳这种公粮的。”如果有顽固分子蓄意破坏，民众的立场就是“要坚决的帮助八路军，帮助咱们的政府，把那些混蛋东西，打得抱头鼠窜。咱们的八路军没粮，就不能打仗!不能保护咱们这块自由、幸福的地方!”这种社会认知取向甚至体现在他们过年贴的对联里。如：“拥护蒋委员长，实行建国纲领”；“打日本为子为孙，除倭寇救国救民”；有的横批是“抗战救国”。有的甚至写“过年敌机又来了。惊的同志东西跑”。 曾经是荒凉贫瘠、保守落后的黄土之地。却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独特的体验和感受。长期以来乡村民众存在的那种对政治的疏理感，终于在劳动与抗战的激荡下，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得到了洗礼与升华。而随着乡村民众自我意识的不断觉醒和升华，又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社会生活方式。 三 可以说吴满有运动的开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乡村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精神领域，都体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陕甘宁边区作为当初中国的一个模范的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首先就体现在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上。 首先，在边区民众的政治生活中。最典型的体现在民主选举方面。例如对于选举什么人的问题。民众更是非常的关心与慎重，即便是长期以来不被重视的农村妇女在参加选举的时候，“都像出门做客一样梳头洗脸，穿上新衣服，绥德延家岔村的女选民，和男子一样争着提候选人。关中马栏市许多老年妇女冒着大雨，骑着毛驴，从几十里路赶来投票。”由此不难看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中，积极参与民主选举，无疑已成为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日常生活方式的重要内容。曾经是荒凉贫?、保守落后的黄土之地，在此时却在行使着当初条件下最为民主的权利。 其次，在经济生活中，劳动再也不是一种卑贱的工作，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劳动竞赛，所有这些成为边区群众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甚至于连道士、瞎子、老妇人也转入生产的浪潮。淳耀高湾区大香山金刚庙有一个道士张风鸣，去春受群众开荒热潮的影响，断然剃去头发，拒绝老师阻止，搬到连花洞务农。庆阳三十里铺有一个57岁的瞎子，开荒期间不甘落后，就叫他的孙子牵往地里，终于开了4亩5分荒，志丹妇女劳动英雄胡老婆，去秋收割时，鸡叫二次就起床，跑到各家门口喊叫大家快起来，鸡叫三次收拾起身，天刚亮就到了地里，使全村庄稼很快割完。”此情此景，对于当时的林伯渠也不无感慨的说：“像这样看来很平凡而实际上包含着巨大意义的故事，从历史上，从别处，你们也能找得着很多的吗?” 同时。在社会关系方面，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合作，从而形成了“用一种新的关系来代替过去人与人之间的残酷关系。”边区群众面对实际情况，在劳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变工”、“搭庄稼”、“扎工”、信将班子”等互助合作形式，特别是在面临灾荒之时。边区各地就普遍建立义仓。志丹县五区部分村庄甚至发展到集体存粮备荒，就连“二流子薛炳华也存了糜子一大斗。所存粮食全村人渡三四个月的荒年。”嘲除了创办义仓之外，群众还创办粮食信用合作社，规定每人可存粮一斗到五斗。每年由合作社付给三分利息，平时除红利可取一部分外，其余须至灾荒到来时才能领取。此外，边区群众还发展了其它的一些互助形式。如干部、劳动英雄、积极分子、进步人士开展借粮措施，利用亲朋好友关系实施借贷等各种措施等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乡村民众的新型的生活方式。从此“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陈腐观念在这里没有了市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愈益密切，人们都在适应现存的制度，把自己溶人其中。 而且。对于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进行抗日救国，不仅仅是民众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更是评价爱国与否的具体体现。正是由于如此，在边区的市镇和村庄，“劳动的呼声波动了整个边区，人民和军队，从乡村和城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卷入了劳动战场。”此外，由于自我认知的强化与社会心态的转变，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在陕甘宁边区。各种剧团纷纷下乡巡回演出，歌声笑声洒满了整个边区。“他们爱笑、爱唱，昕不到歌声是难得的。在星期日和假日。学生和老乡们有时在街上跳舞。”如果民众“听到说演戏或只要在街上贴一两张广告，就会使得全城都骚动了似的。女的男的，老的少的，人山人海的堆满在露天的舞台前面，伸长了头颈等待着。他们是饿狼似地渴望着，鼓舞着。台上的戏演到紧张的时候，我们的观众的情绪也跟着高涨起来，爆裂一样地喊出洪亮的口号，附和地唱出激动的歌声。”嘲另外陕甘宁边区的秧歌，无疑也是群众最喜欢的另一个文化大餐，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扭秧歌更是成为边区民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与升华。并在此基础上促使日常生活方式的嬗变，时至今日依然是中外人士热衷的一个话题。难怪有人不无疑惑的说：“陕甘宁不是中国农村的缩影，甚至也不是抗日期间建立的共产党的根据地的缩影。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生命在于体验。生活需要感知。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众自我意识认知的转变与升华，既是在客观的社会政策条件下的一种变化，更是在自身切身感悟后的实际行动。对于当前全国上下正在积极创建新农村的大潮中。我们似乎也应该从中总结一些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