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方正》及“方正”观研究.doc

世说新语.方正及“方正”观研究世说新语?方正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郭淮作关中都督，甚得民情，亦屡有战庸。淮妻，太尉王凌之妹，坐凌事当并诛。使者征摄甚急，淮使戒装，克日当发。州府文武及百姓劝淮举兵，淮不许。至期，遣妻，百姓号泣追呼者数万人。行数十里，淮乃命左右追夫人还，于是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既至，淮与宣帝书日：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宣帝乃表，特原淮妻。” 所谓“方正”，通常的解释往往强调其端方正直之意，但据此概念来看这个故事，则不免让人困惑。郭淮起初的“至期，遣妻”还颇有尊重国法，忍痛离妻的方正意味，百姓之“号泣追呼”尤可衬托其垒垒正气：但此音未绝，他就“命左右追夫人还”，还“文武奔驰，如徇身首之急”，与此前行为相比，反差极大，而其理由也谈不上有力。如果说前半段着力表现其方正的话，此刻的徇情之举却立即将之消解得一干二净，那么，这个故事究竟在哪里谈得上“方正”呢? 在两汉时代，“方正”经常作为选举科目之名出现，有时也会指代通过此科晋身的士子。而“方正”作为形容评价之词，含义也与其作为科目时的要求息息相关。汉书?爰盎晁错传中记载了爰盎对策时的一段话：“诏策曰直言极谏，愚臣窃以五伯之臣明之。臣闻五伯不及其臣，故属之以国，任之以事。五伯之佐之为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诬，奉法令不容私，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见贤不屈其上，受禄不过其量，不以亡能居尊显之位。自行若此，可谓方正之士矣。”。 爱盎的论述显然是以春秋名臣为例，从朝廷对臣子立身和勤政的要求出发，提出了时人评判方正之士的一系列标准，而其重点更在于臣子的立朝辅政。 这种观念无疑已为后人所接受。如，在世说新语笺疏?方正“王大将军既反”条后，余嘉锡案：“伯仁临难不屈，义正词严，可谓正色立朝，有孔父之节者矣。世说方正之篇目，惟伯仁、太真及钟雅数公可以无愧焉。其他诸人之事，虽复播为美谈，皆自好者优为之尔。”此处，余嘉锡显然是依此标准将周顷、温峤、钟雅当作方正的典范，而同时，亦颇可见余氏对“其他诸人之事”列入方正的不以为然。 的确，以传统观念来看方正，我们会发现颇多抵牾之处，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爰盎定位“方正”的主要着眼点在臣子立朝勤政，然而，方正的重心却不在此。在方正凡66条中，有关军政之事的仅有17条，其他三分之二强的内容则涉及士人的交游、联姻等多个方面，也就是说，在方正中，“方正”的背景已经从朝廷政事拓展到了私人交往的环境。 其次，在有限的涉及政事的17条中，也出现了与传统的“方正”观念相龃龉的情况。除上述被余嘉锡认为无愧于方正这一篇名的周额、温峤、钟雅之外，其他如陈群、陈泰、华歆、孔坦、刘简诸人，所行多遭后人质疑甚至贬斥。 “魏文帝受禅”条记录了“魏文帝受禅，陈群有戚容”且于文帝前坦言服膺先朝之语，将陈群此举视为方正。对此，李慈铭评日：“案陈群自比孔父，义形于色。可谓不知羞耻，颜孔厚矣!”蒙初亦斥之“所言正佞之尤”。 而即使不谈类似陈群这样因辅佐曹氏而被认为大节有亏者，单就具体参与政事的事例而言，我们也发现方正的选材对爰盎所谓“尽心力不敢矜，遭患难不避死”原则的严重背离： “苏子高事平”条：苏峻之乱后，百姓凋敝。“王、庾诸公欲用孔廷尉为丹阳”。照理说，艰难时事，正是臣子出力之时，况且掌管都城之所在，也是一项荣誉，说明才能的被肯定。但孔坦的回答却是：“肃祖临崩，诸君亲升御床，并蒙眷识，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列。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犹俎上腐肉，任人脍截耳!”然后“拂衣而去”。国运艰危，孔坦所关注的却是自己先前未受重用的颜面之失，在其心中，国家利益实在是比不上自己尊严重要的。用刘辰翁的话来说，就是“小人语，岂识国家大体，见辱方正”。 “刘简作桓宣武别驾”条：主人公刘简是以“刚直”见称的人物。作为桓温属下，他“尝听记，都无言”，桓温问他“何以不下意”。他的回答很简单：“会不能用”。在这里，传统的忠臣直谏、为国为民的意识荡然无存，全是计较个人名誉、尊严之心。 事实上，我们透过方正里士人们的行止言谈所看到的正是士人维护其个人和家族尊严的心态，而最能体现这种心态的，一方面，是高门望族的后代对所谓“小人”或是后出门户的轻薄和拒绝；另一方面，是高自标置的士人在权臣乃至最高统治者面前对个人尊严和家族荣誉的坚持。前者如手批刁协的周嵩、拒婚桓温的王述；后者如坚持不与曹操交往的宗承、数落武帝的王济。在维护个人尊严和家族荣誉的问题上，士人们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坚决和坦率。然而，随着士人的尊严和言论自由则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传统“方正”观中强调国事的观念却变得相当淡薄。余嘉锡对这种现象曾做过深刻的描述：“盖魏晋士大夫止知有家，不知有国。故奉亲思孝，或有其人；杀身成仁，徒闻其语。王祥、何曾之流，皆不免党篡。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竟成虚语。六代相沿，如出一辙，而国家亦几胥而为夷。” 作为魏晋南朝前半期的社会生活的反映，方正所反映的这一特点是与朝代更替的社会背景尤其是士族阶层蓬勃发展的状况相联系的。唐长孺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后世往往不满于五朝士大夫那种对于王室兴亡漠不关心的态度，其实在门阀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士大夫可以从家族方面获得它所需要的一切，而与王室的恩典无关，加上自晋以来所提倡的孝行足以掩护其行为，因此他们对于王朝兴废的漠视是必然的，而且是心安理得的。” 士族势力的蓬勃发展，固然是魏晋士大夫强调个人和家族尊严而淡化国事地位、臣子职责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足以就使其轻易漠视皇室的尊严。其实，在方正里，我们可以感觉到，主人公们看似无所顾忌的言语还是有一定限度的。“明帝在西堂”条中，周伯仁在明帝前坦言当今并非圣治，险些招致杀身之祸，但实际上，他对自身行为的后果有着充分的估计，心知“罪不足至此”。刚直如周伯仁尚且这样，其它的人就更是如此。在有关政事的十几条中，有不少表现了主人公面对帝王或王敦这样的权臣并不跟风附和，颇有所谓“正色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