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中国系列 6“《时代》之父”与中国的特殊关系.doc

时代中国系列 6“时代之父”与中国的特殊关系 鲁斯父母新婚燕尔来华传教 在文史参考上写“时代中国”这样一个专栏，还是有必要再集中讲述一下时代的创办人、有“时代之父”之称的鲁斯（Henry Luce）与中国的特殊关系。 不只是因为1923年他在纽约创办了时代周刊，创建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更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传教士的后代，他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中国一直是他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纽带，是他梦想中的重要场景。他以他的方式，延续着父辈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延续着父辈宗教的、教育的梦想。正是有这样的个人渊源和历史背景，时代与中国的故事才由他开始，也在他身后延续。 1967年2月28日鲁斯因病去世。3月10日出版的时代选择这位“时代之父”作为封面人物。时代用了这样一个标题：HENRYLUCE: End of a Pilgrimage。英语中Pilgrimage 有不同表述：去朝拜圣地、朝山进香、人生的旅途。在这里，该译为“人生旅程走到终点”？还是“一次朝拜的结束”？或者，对于鲁斯，两者本是一体的。 鲁斯1898年出生在中国烟台，他的早年记忆，是与登州、芝罘（fú）这样一些老地名连在一起的。 鲁斯父母的中国之行，在十九世纪末叶美国盛行一时的“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高潮中启程。发起这一运动的穆德（John R. Mott ）1888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他本人虽非传教士，却是许多基督教国际性外围团体的发起人或负责人。自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于同年组织了一个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主席。他提出的口号是：“要在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天下。”1894年，该运动举行的第二次国际会议时也提出这样的口号：“为基督征服世界！”穆德在各大学进行鼓动宣传时，请志愿者们填写的“志愿卡”上，便写着这样的内容：“如果上帝许可，我希望并愿意成为一个国外的传教士。” 穆德的鼓动对不少美国大学生充满诱惑，特别是当他们就业遇到困难时，到亚洲、拉丁美洲去冒险、去为宗教献身，不失为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据统计，到1891年，美国各大学签名志愿到国外传教的大学生达到6200多名。来到中国的一些著名传教士，如司徒雷登，就是在此时签名决定投身于中国传教事业，回到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第二故乡中国。 鲁斯的父亲中文名字叫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他与司徒雷登同期决定前往中国，后来燕京大学成立时，他一度是司徒雷登的副手，出任大学副校长。路思义1892年从耶鲁大学毕业，随后参加长老会，希望成为一位牧师。他在日记中曾写道：“神的意愿。我想到外国的土地上去，尽我所能在地球最远的地方来为他服务。”对于他，这个最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就在此时，路思义结识了一位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职员Elizabeth Middleton Root ，随后与之结婚。此时西方传教士事业在中国、特别是在山东，正遭遇中国民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和排斥。可是，这对年轻美国夫妇，还是执意前来。 胶东半岛，生于斯，长于斯 1897年9月，路思义夫妇新婚三个月后，乘船离开美国，经日本抵达上海，再转至芝罘，上岸后乘坐轿子，前往登州（今蓬莱）。在登州，路思义成了山东长老会传教团的一员，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几个月后，1898年4月3日鲁斯在登州出生。美国出版的鲁斯和他的帝国特意这样说父母在美国怀上了鲁斯。路思义夫妇把鲁斯放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放进了另一个国度的历史漩涡之中。 鲁斯的出生地当然不可能找到，连路思义夫妇曾经服务过的长老会教堂，在如今的蓬莱城也不复存在了。 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登州是西方传教士颇为活跃的地区。据蓬莱地方志记载，1861年，美国南浸信会传教士首至登州，在北街观音堂创立教堂，时为华北浸信会第一教堂。同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也来到登州，同在北街建立总堂。1866年，美国南浸信会在南街建浸信会教堂，1872年，在画河桥南西侧建基督教圣公堂。 位于北街的长老会教堂，即是鲁斯父母服务的教堂。这座教堂如今已被拆除，蓬莱城里唯一保存的是基督教圣公会的圣公堂。这座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圣公堂，历尽沧桑，几经修缮，仍保留着旧时模样，简洁而朴实。教堂伫立河边，与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故居相邻。 鲁斯有一张三岁时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他坐在藤椅上，身后树丛间有一条石板小路，不知是不是在登州他家的庭院。三岁的鲁斯踌躇满志，镇定自若而桀骜不驯地凝望前方。这种神情与幼小的年龄颇不相称，然而，后来了解他的人不难发现，这恰恰是鲁斯个性的形象呈现。三岁时，鲁斯已经听得懂中文，可以到教堂里参加中国教民的弥撒；五岁时，他可以向邻居的小伙伴即兴发表自己的布道。 三岁的鲁斯拍摄那张照片时，刚刚和父母一起亲历了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在这场主要针对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列强势力的社会动荡之中，与所有在中国的传教士一样，鲁斯一家也面临着生死威胁。危机之时，1900年7月1日，在保姆的帮助下，他们一家乘坐一位中国朋友驾驶的木船逃离登州，前往朝鲜汉城避难。风暴之后，他们又于当年深秋回到登州。 鲁斯一家在登州住到1904年，那年他们搬到了潍县。十岁时，鲁斯被送到位于芝罘的一所英国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一直读到回国。 鲁斯离开中国是在1912年秋天，这一年他十四岁。从出生到离开，鲁斯在中国亲历了中国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或者说转折：一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一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这些经历都是他早年生活的重要记忆，并成为他密切关注中国局势、并且一度相当深地介入中国事务的历史背景。 珍珠港事件当天，鲁斯父亲宽慰而逝 鲁斯的传记作者写到，鲁斯在中国时与父母生活在舒适、富裕的小天地里，而小院外面他所目睹的是贫穷、落后和动荡。这种强烈反差深深刺激着他，也影响着他。童年期间，鲁斯曾和父母一同回国探亲，亲自感受到了美国的富裕。晚年时，在和时代公司的一位职员讲到自己在中国度过的童年时，鲁斯曾这样说： 我可能形成了关于美国的太浪漫、太理想化的观点。我距美国很遥远，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我来说，只要美国能成为一个黄金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确，我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假如美国有什么过错，那就是和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美国有太多的人变得太富有，而富人则更容易变得有罪。形成这一理想化的美国观，是因为我接触到的美国人都是好人。（译自鲁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第48页）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于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讲中，鲁斯说：“整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人民像中国人民这样，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拥抱着和平、宽容和正义的理想。”鲁斯时期的中国形象作者还指出：“他将他们视为充满智慧、能干的人类生命，他不同意对中美合作的指责，相反，他称赞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们在抗战前所逐步推进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由美国人创建的教育机构。美国人应该越来越少，而中国人应该越来越多。” 鲁斯与中国的特殊感情，决定他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明显同情中国。他出面发起组织民间的援华委员会并率先捐款，还各处游说和发表演说进行募捐。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罗斯福总统的政府除了谴责日本，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援中国，甚至没有停止为日本提供贷款。对此，鲁斯不断提出批评。他在时代上撰写社论，强调有必要停止为日本提供的经济贷款，转而援助中国。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这天，当消息传到鲁斯家中时，鲁斯正在纽约寓所里举办一次家庭聚会。客人中有亲历过中国1927年大革命的美国著名记者希恩，有美国驻苏大使，还有中国作家林语堂等。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鲁斯正在格林威治村的寓所里举办一次聚会，两点三十分时，二十二人围坐一起午餐。鲁斯夫妇有个规矩，吃饭时不能被电话铃声打断。可是，正在吃饭后甜点时，一个太重要的电话还是打进来，管家把一个托盘放在鲁斯夫人桌前，里面有一张纸条。她看后，立即用勺子敲敲杯子，要大家注意。 “各位请安静，不要讲话，请听我说。”她说，“日本人已经轰炸了珍珠港。” 顿时一片嘈杂、呼喊，要求听听细节。当大家一起冲向收音机和电话机旁时，只有一位客人稳坐在椅子上。他就是林语堂博士，他歉意地吃完甜点：“你们知道，这是最让人盼望的事。”（同上，第189页） 路思义对这个消息感到尤为欣慰。奇特的是，路思义居然在获知这一消息之后的当天晚上安然去世。鲁斯一家与中国的特殊关联，在这历史大变故的瞬间增加了难以置信的巧合： 路思义和他的儿子一样，对这一消息感到兴奋异常。日本现在与中、美同时开战，意味着中国和美国将史无前例地站在一起。老人说：“我们终于要明白我们对中国、中国对我们的意义了。” 当天晚上，路思义博士在睡梦中死去，享年七十三岁。白修德向鲁斯慰问时，鲁斯平静地回答：“对于他，这是一个美妙时刻，他终于活着看到了美国和中国结成了同盟。”（同上，第189190页） 美国卷入对日战争，这正是鲁斯等许多人最愿意看到的事情。鲁斯在1941年初提出了“美国世纪”的概念时，曾发出美国应该介入远东战争的呼吁，现在终于变为现实。 对于鲁斯，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在后面的文章里，还将继续讲述鲁斯与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的故事，看他的历史天平最后如何向蒋介石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