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学生普通话学习中的文化差异探析.doc

少数民族学生普通话学习中的文化差异探析 摘要：由于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普通话时遇到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为地域文化的差异、历史文化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差异和审美观念的差异。 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具有储存文化信息的功能。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语言自身必然不断地积淀文化，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反映民族文化的全部特征，因而我们在习得一种民族语言的同时，也就是在习得这一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普通话，就必须学习普通话所承载的汉族文化。由于少数民族与汉族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宗教信仰等的差异形成了千差万别的文化，这决定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语言和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别。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汉语时遇到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地域文化的差异，二是历史文化的差异，三是宗教信仰的差异，四是审美评价的差异。 一、地域文化的差异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一个民族的语言同该民族生存的特定地域环境密切相关，该民族的语言必然表现出使用该语言的民族地域环境所独有的山川、交通、气候、特产等方面的特色。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不同民族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会有所不同。如汉族居住的北方地区，四季分明，冬季有些地区常出现冰天雪地的现象，那里的人对雪的认识要比别的地区深刻得多。汉语里有关雪的称谓及描写雪的词汇很多，而对于居住在南方无雪地区的少数民族来说，语言中少有关于雪的词汇，因而无法想象“鹅毛大雪”的样子，也很难感受到“风雪交加”、“冰天雪地”的寒冷，更不易体会到“瑞雪兆丰年”所蕴含的喜悦。这些文化上的差异都是由不同的地域环境与自然生态条件所造成的。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不同民族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铁树，也叫苏铁，热带一种的常绿乔木，不常开花，移植北方，生长则非常缓慢，开花变得更加稀少，故“铁树开花”比喻事情非常罕见或愿望极难实现。相同意义的词语在维吾尔语里则用“沙子开花”来表达，这同维吾尔族生活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气候干燥，沙漠占全区面积的22%，因此维族语言里也就含有这方面的强烈色彩。再如“风平浪静”、“无风不起浪”这些与海有关的词语的产生与汉族居住地东临大海关系密切，而许多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没有海，在这些少数民族的语言里就鲜有由海产生的词汇。与“无风不起浪”意思相对应的词语，维语则为“无风树不会晃动”，这个短语的产生直接来源于维吾尔族生活的自然环境。汉语中的“杀鸡用牛刀”，傣语中用“大斧砍芭蕉树”来表达;汉语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傣语中则成了“一朝被象逼，十年害怕牛”。汉语中的“不毛之地”，在壮语中成了“光秃得像猴子屁股”;汉语中的“鹤立鸡群”与维语的“骆驼进了山羊群”同出一辙。这说明各民族语言的产生与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反映了该民族特有的自然环境特色，折射出的是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二、历史文化的差异 历史文化指的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由于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和社会遗产，因而也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体现为民族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文化典籍，它们具有深厚的民族色彩和文化个性，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最能体现不同文化的特点。汉语中有大量的与汉族文化渊源相关的词汇。一是与汉族历史背景相关的，如“破釜沉舟”、“卧薪尝胆”、“夜郎自大”、“完璧归赵”、“乐不思蜀”、“毛遂自荐”、“中原逐鹿”等。这些词汇是汉族历史在汉语言中的留存，如果不熟悉这些相关的历史，就难以理解这些词汇表面意义背后的深层含义。二是与汉族文化传统相关的，如“鹊桥”、“冲喜”、“不倒翁”、“跑龙套”、“摆龙门阵”、“月下老人”等。这些因文化遗存积淀而来的独特词汇，多涉及到传说故事与民族习俗，必须结合汉族特有的文化生活传统，才能更好地理解和使用这些词汇。三是与汉族文化典籍相关的，如“空城计”、“高山流水”、“天衣无缝”、“愚公移山”、“庄生梦蝶”、“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等。这些语汇在汉族语言中，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沾粘着汉族特有的文化气息，是汉族文化个性的集中体现。它结构虽然简单，但在字表意义下往往隐含着“言外之义”，不能简单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如“长城”，本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抵御外来侵略的产物，由于它的特殊性和唯一性，现已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的象征。虽说可以将之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但对一些少数民族来说，恐怕是无法与汉语中的“长城”在汉族人民心目中触发的感慨与联想相提并论的。又如“粽子”，没见过粽子的少数民族，很难体味到这样一种普通的民间食品，竟寄托了千百年来汉族人民对一位忧国忧民的先贤哲人的深情厚意和无尽哀思。这些词语所反映的背景文化知识是汉族特有的，不了解汉族历史文化的人恐怕很难读懂这些词语里蕴含着的深层文化意义。此外，亲属称谓也体现出不同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异。汉语的亲属称谓是一个非常丰富庞杂的系统，尔雅?释亲当中，以本人为中心，上有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本人及其兄弟姐妹、子、孙、曾孙、玄孙、来孙、弟孙、仍孙、云孙等十三代直系亲属称谓，据统计古往今来有记载的汉族称谓词有1700多个。汉族亲属称谓最大的特点是：称谓复杂，注重亲疏、尊卑、长幼、宗法等级秩序与封建伦理道德。如此复杂多样的亲属称谓，很难在其他民族的称谓体系中找到一一对应。如“弟弟”的汉语意义可以概括为“同父母而年纪比自己小的男子”;壮语中与之有对应关系的是“侬”，指同一辈分之年幼者，对“弟、嫡弟、堂弟、表弟、嫡妹、堂妹”都称“侬”，壮语里，同辈之间不分年龄，不分嫡旁，都是兄弟姐妹;维语中的“uka”，除了称呼“弟弟”外，还可指“妹妹”;藏语中的“yine”，则指称所有比自己年幼的同辈男性亲属和辈份比自己低的男性亲属，包括血亲和姻亲、直系和旁系，也可以称辈份比自己低的所有男性;“弟弟、堂弟、表弟、妻弟、妹夫”等在纳西语言里都属于“ggee ss”这个词的范畴。苗族亲属称谓不仅世系交叉、性别交叉、姻亲非姻亲交叉，甚至还有辈分交叉，存在两代共同一个称谓的现象，如“hlangb”指称“孙子”和“孙女”，“niagb”指称“嫂嫂”和“儿媳”，“ghettat”指称“祖父”、“岳父”和“外祖父”，“wuk”则包括“祖母”、“姑祖母”、“舅奶”、“外祖母”和“岳母”。由此可见，一些少数民族亲属称谓中的共用称谓比汉族多，要区分汉族的这些亲属称谓并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对一些少数民族来说并非易事。这正是不同民族亲属称谓的文化意义的不同所在，它体现着语言间历史文化的差异。 三、宗教文化的差异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指的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在不同民族在崇尚、禁忌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宗教信仰不同，语言的象征意义有时相距甚远。佛教和道教对汉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他们心目中“佛祖”、“玉帝”是万物之主;而伊斯兰教认为胡达是创造宇宙万物，主宰一切的唯一真神。可见，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必然反映着使用该语言民族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意识的特殊色彩。自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后，佛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并对汉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统计，佛教中各种术语、名词、典故、人名、物名、仪式名称、比喻词等不下万条。赵朴初先生的俗语佛源一书仅仅摘录来源于佛教的民间通俗词语，亦多达五百条。佛教典籍中的许多形象生动、富有表现力的词语，极大地充实了汉语语汇宝库，成为汉语语汇宝库中的珍贵部分，如“现在”、“世界”、“平等”、“一刹那”、“开眼界”、“三生有幸”、“走火入魔”、“顶礼膜拜”、“不可思议”、“吉祥如意”、“八字没见一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点石成金”、“脱胎换骨”、“鸡犬升天”等，则与道教的神仙人物及神仙故事在民间流传有密切关系。这些语汇，具有浓郁的佛教、道教的文化色彩，蕴含着佛家、道家文化丰富深刻的内涵。莲花，是一种吉祥清净的花，出污泥而不染，有香、净、柔软、可爱四德，这一品格、特性与佛教教义相吻合，故莲花成为佛教的象征，吉祥、清净的标志。佛教以莲为喻的词语数不胜数，佛教中关于“莲”的词语多为褒义，佛座称“莲花座”，佛教宣传的西方极乐世界为“莲邦”，佛教庙宇称“莲刹”，佛国称为“莲花国”，佛陀被称为“人中莲花”，善于说法者称为“舌上生莲”。而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和信奉原始宗教的鄂伦春族、赫哲族、锡伯族等，由于缺乏佛教的信仰背景，因此无法想象“火中生莲”那种解脱的稀有与难得，也无法理解“步步生莲”的轻盈与多姿，也难以体会到“口吐莲花”的妙语连珠。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在不同的语言中同一概念所蕴含的宗教文化信息会有所不同。如“蛙”在汉语中为普通的动物，与“蛙”有关的词语多表达“目光短浅”、“见识浅薄”等贬义。而“蛙”是壮族先民瓯部落的图腾，春秋战国时代，在西瓯人中已占据保护神的地位。直到近现代，一些地方的壮族人对蛙仍然敬若神明，认为它是雷王公子，被作为天使派到人间来的，所以壮族先民铸造的铜鼓鼓面上常有蛙的立体雕塑，壮族聚居区还保留有祀蛙的“蚂节”。 四、审美观念的差异 审美观念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感受、体验、评判和再创造的心理过程。不同的民族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的不同，都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审美观念。如汉族常以松、竹、梅作为人品坚强高洁的象征，以兰作为高雅、脱俗的象征，以红豆作为相思、爱情的象征，这些是在历史和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蕴含着汉族丰富而浓厚的文化风情，体现的是汉族的审美观念。对此其他少数民族并不一定有此同感，他们有着与汉族不同的审美观念。由于审美观念的差异，对同一事物，不同民族虽有着相似的审美诉求，但也存在着差异，他们有着各自的视角和感受方式。“百灵鸟”因其声音优美动听，常常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悦耳的歌喉，如汉语中说“她的声音像百灵鸟一样动听”，“百灵鸟”在汉语中多指女生;维吾尔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但“百灵鸟”在维语里还用于男生对女生的喜爱程度，不仅用于女生，也用于男生。有学者指出，狩猎民族在把握事物的动态和动感上，较农业民族来说，就一般情况而言，更敏感和细腻。蒙古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对马的审美与汉族有着较大的差异。汉族文学作品中对骏马的赞美，多呈静态和间接的描述：“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竹劈双耳俊，风入四蹄轻”之类，最高的赞美是“真堪托死生”;而蒙古人则将马视为“比怀中的娇妻还珍爱”，“掖起袍子前襟的功夫，飞过九十九座山，掖上袍子后襟的一瞬，驰过七十七条河流”极言马飞奔速度之快，但这种审美却是“内感”式的。由于审美观念的差异，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不同民族采用不同的语言形式来表达。“鸳鸯”因为成双成对地生活在水中，永不分离，汉族人常用鸳鸯象征忠贞的爱情和恩爱夫妻;在维语中“鸳鸯”却是个普普通通的动物，不会带来什么联想，维吾尔族人倒是用“布谷鸟和再乃甫”作为忠贞爱情的象征。汉族人用“杏核眼”比喻姑娘的漂亮眼睛;维吾尔族人则用“驼羔眼”、“瞪羚眼”来形容姑娘俊美的黑眼睛，“驼羔的眼睛”还被视为美女的代名词。 总之，不同民族的地域文化、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哲学观和伦理道德观等，直接影响到民族审美观念的形成，影响着不同民族的审美取向。不同民族间的审美观念的差异既客观存在又难以把握，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汉语时，须加以细心体会。由此可见，不同民族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审美观念等必然反映在其语言中，使不同的语言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差异。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在汉语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观照本族语与汉语的文化差异，需根据汉族的传统文化和心理积淀来理解和把握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