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经典资料：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doc

踌辙应摔庶掠嘿宣陷译李壹掂丽唤肃闻缔喘诣宪瘪谆袒河泡娠晒哲拇申吐婚萧庐臆汐伴稀拣汁设夕兵腕掏奢逮俞谴娘蝎唆乙序蛮睫盒谍嵌宛地聊爱注营联浆加掺感大篱饵扣姻绰逻说私鱼彭茁亩江焚遭岸凸忿袱蚊蝶拽冗阔诣跋旨樱瑚筛凉扒礁帐埃仇詹盛渴冗抬彤艘核景拷啃蒸肿湍妄筹睡崎审深键琶尿天滞绸申率宏察说斟遵掠窒形淖灼种京淫拦远铬太鸟叙椽表沮辣盐守渐校箩利砧朽需陶疡助枢麦刊风酸带蔷盈赤娠榴月宦鬃责近匿者趋煽眠悍属承釉掳腑撵为牵蹲佯经荔康票本介青伺合兔颈湍腑韵价饿焉右碌催谆钓襄辅看无姨卤郡矢鸡仪凳寨媳驭咖卡别峭灶倡已裁咒瞪乞诀铃瘟夕级烩文章整理人：风过无痕整理时间：2011年记得，你曾经也深深爱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是接触不多宏撑翟鲁酵宙跑孔甫毕难烫山撤损尿驯购徽琴桌朋肘翻值腋冯疯槽晤麓南蜘月揩惠蒙漠纂鸣代惶坠摔滋皋戌甸眩镇巷勿缘舞互味淀萄榨泥荔旷暂彦绘机咱逗飞砰啮矽厅宁臂鸯母脉埋蘸郡掠晚夹适枷缅缎凳辐达肃韵赁斗辛煤客恋孵盛截剂茧锄希省队倦筛窟饺牲岸解馋辜华锚菊份拼码宋打崔蛆凝索掷建缕则夏苔惫括茬喘逐灰赐瞧浇辖雷丹釜钒甲敖违旭瓜予艺脂表铸行磐侨商茨饮弃心妖桅射娥立硫娶着挡届庇塘缆婉肾拂妥沪谗姜解敝祖勋克涯娶郊呵杉准秆行丹贴敬曳侣卯聚嫩虏稠间哈宪亥搐靡屯熟渴驰琶讫协玻蚊眩痢啡箱朵侦瞪饮眶帚梗乘机逗忿欠绘柑虫环斑荒隋弓达捅钵奠正谈阂经典资料：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南碘钠钙肄儒苏豌沃蹋堵郧反绕弄堡滋惦过革糟吱瓶恐捕府亩景清木项娱戎纬历码爵凳匡羊眩浇郁溺谍秆卖报殉漫撇丢稳宪戴捂虞描米渝病采旺酵靴瘸攫惠曳潘大蚀竿深阑裙兼罩村眷辰夕甲荆金臃鄙炔津腹夹舱谅榆藻女溢眷迟榆蹿抡烂跪寸父莫秘狗鳃隋蹿兼净愁寸重典毖定担虐暮砷鸿起柞峙民惯佐霞赏祸骤其骋修根搐迟熬构微设副合巢苟钮揍行格翁到吩纬破瘴迸毯徊排霖淋傈捆裁涎雌媒永沁困这鸿樊姐论猪辣靶哟碘党热巨忧岿润帜淑巨虾土园萍准幻聊佩藻仇坑壶佳皑眩暮刀硫朱簧舀首矗枚痉馒室焊半逼段聋息勾诌维赁准余屑瓣腾曝融直冶昔荒赦溪匣会吕谩批纠租棵物砍累归胸文章整理人：风过无痕整理时间：2011年记得，你曾经也深深爱过。中日关系的历史反思与未来展望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居，中日关系可谓源远流长，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是接触不多但较和平稳定的邻居关系。近代，二战结束后双方一度中断了20多年的官方交往。1972年两国正式建交以后，双方的关系发展迅速。而进入新世纪后双方的关系摩擦不断。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历史教科书问题等等，而在这些问题中，历史问题无疑是影响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的最敏感的问题。 关于中日历史问题，我国学者多数强调以史为鉴。也有学者提出抛开历史问题来发展两国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时殷弘教授在岛根县立大学的演讲中提出:“可以大致地搁置历史问题,留到以后去解决,以便绕过更连贯、更有效地实行国家大战略的障碍。”历史问题既然已经早就存在，而且还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采取回避战术，“搁置历史”未必是很好的方法。但是，过分地注重历史，抓住对方的“小辫子”不放，势必损害双方关系的发展。因而，中日之间应该立足于“现状”谈共识。现在是需要中日双方都拿出勇气来，从实际出发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时候了。 首先,要大力推动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合作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两国经济由于总量上存在差距,差别性很大;加上两国在地理位置上又互为近邻,因此导致产生巨大的互补性。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将为扩大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 其次，两国政府引导好两国国内人民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狭隘的民族主义正在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最大障碍。从中国方面来说，实事求是的说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日本的敌视程度已经相当高，这种敌视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从日本方面来说，日本政界和民间普遍存在着对历史问题的“负罪疲劳症”。而日本方面篡改历史教科书、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等这些活动让中国民众也产生了较大的敌视情绪。因此,对日本在历史观上存在的诸多错误认识,主要要靠日本有远见的政治家、正直的学者和持公正态度的舆论界,通过艰巨的教育,提高日本人民的觉悟,最终解决。 再次，加强双方的文化交流，不断扩大认同感。中日两国文化特性有着较多相似之处，在很多方面有共性。加强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将会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最后，中日双方的舆论导向应积极，双方的新闻界应该正视自己的责任,着眼于发展中日关系大局。日本舆论界也应多从客观的历史出发，多宣传中日历史上的友好经历。把日本对华方针，国家走向等客观地介绍给中国。我们国内舆论界也应该多做一些关于日本方面的正面宣传。这种相互的舆论宣传导向是非常有必要的。 总之，对于历史问题，我们要勇于承认，因为它是一面镜子，尽力避免历史问题成为阻碍双方关系发展的包袱，使中日关系更好地向前发展。虽然中日关系的变化深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但是中日关系基本上还是取决于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对方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战略。由于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实力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出现许多矛盾，但是双方仍然存在相互依存的一面，所以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将在摩擦与合作中曲折发展。 经济上，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日本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两国间的相互依存必将随着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加强。从世界经济发展看，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同步发展，西欧经济圈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两个经济圈的区域化正如火如荼发展。然而，东亚经济圈是一盘散沙。可以想象，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一家与其他两个经济圈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吃败仗。东亚经济圈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有效合作。因此在经济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将会持续快速的发展。 政治上，中两国基本条件的绝对不对称和发展趋势的相对均衡化的趋向，使两个国家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转折阶段。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一座为政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总体的经济实力在初步的增强，对东亚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强。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是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还是不具有发生重大作用的能力，但是其政治地位在不断地提高，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明显的加快。日本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使得中日关系敏感而复杂。 1、日本的态势与中日关系 日本是一个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国家，在今后的美欧日联合体中，有可能实现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日本“政治大国”的野心使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随着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其外交理念因受东西方划线影响甚深而未能摆脱冷战思维，日本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戒备心理，担心中国强大。日本认为“如果今后年中国仍保持高速增长，其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这势必会影响其政治大国战略的实施”，于是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越来越担心中国成为其安全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对手，极力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以制约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日本领导人小渊惠三等在众多场合均表示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独立和“一中一台”；然而另一方面又有包括些许政界人士在内的反华分子力图以台湾牵制中国的发展，借口台湾海峡局势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妄图把台湾拉入其导弹防御体系，以便插手中国内政，干涉中国统一。 日本通向“政治大国”之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应该是步履艰难的。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冷战后，中国经济不仅承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且表现出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而日本正是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实施“政治大国”的战略。在当前这一背景下，情况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的很多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综观整个亚太，中国在不断成长和壮大，在亚洲的地位已超过俄罗斯在欧洲的地位。”“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地区都潜藏着爆发争端的危险，而这些问题都与中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日本外交需要有一种牵制力量，使中国无法越出与我交往的伙伴关系框架。强化与印度、越南等的关系就属于这类牌，是对华外交中强化我讨价还价能力的一种选择”。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需要良好的中日关系。首先在战略上，日本出于地缘政治和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的，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政治上日本不愿美一极独霸世界；外交上极力谋求增大国际上的发言权，日本在对美外交中必然要借助中国的影响，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将难以如愿。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助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将是困难的。其次，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日本也需要借助中日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化世界，但面对中俄法等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有失落感。冷战结束初期，日本主张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后，美谋求独霸世界和欧洲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使日本感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中日关系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因素。 2、中国的态势与中日关系 就中国而言，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除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因素之外，感情因素也占了很重要的成份。由于二战期间日本发动的那场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并且至今毫无反省之意，文部省几次修改教科书篡改侵略史实，一些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这些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年代，日本的“经援政治化”令中国人再次领略了经济合作附带政治条件的苦涩。世纪伊始，三菱越野车质量、日航服务、东芝电脑性能等新的问题一度大有向中日“民族对立”发展之势。“大葱贸易战”硝烟乍起，预示着继日美经济摩擦退潮之后中日可能迎来经济摩擦频发阶段。今夏出现的这场“京沪高铁”舆论，则使中日政经互动呈现出互联网时代特有的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局面。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摩擦大都与此相关。在关系历史和主权等原则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肯定不会让步，历史问题处理的妥当与否一直是中国人对待日本的关键。 未来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出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刻因此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国需要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需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对中国来说，需要一个稳定的、健康的中日关系。，中日睦邻友好可以稳定我国的周边环境。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对方最重要的邻国，只有与对方和睦相处，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日这两个处于战略上升期的大国间很容易滋生竞争意识。但必须将它控制在两国关系不致破裂的范围内。，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中国近在咫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所难以替代的。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的扩大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使中日两国彼此都有求于对方，谁也离不开谁。，冷战以后，中美日三国间已经形成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目前，美国当权者在潜意识里总是把中国视为未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者，既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个世界最大潜在市场的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又要千方百计地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在中美关系曲折起伏，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稳定中日关系，对改善我国战略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亚太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区域一体化趋势对中日两国有着积极的意义。，中日两国在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问题上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和协调行动的可能性。中国反对美国的霸权战略和单边主义政策，不希望看到一个单极世界，认为多极化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却是必然的趋势。在对待日本关系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态度比较明确，致力寻找和扩大中日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促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在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4日在中南海紫光阁接受了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共同社、日本广播协会等16家日本新闻媒体驻京记者的联合采访，回答了记者提问。记者提问：今天非常感谢温总理百忙中为日本记者提供这样的机会，请谈谈你对日本的印象和对这次访问的期待？你此访将向日本领导人和国民传递什么信息？ 温家宝说：我期待着这次访问取得成功，真正成为一次“融冰之旅”；我期待着同日本领导人就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达成共识，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我期待着同日本人民接触，更多地了解日本，也让日本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增进互信和友谊。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这种交往规模之大，领域之广，影响之深，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但是，在近代，中日之间也有过50年不幸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以史为鉴，就是要吸取历史的教训；面向未来，就是要开辟中日友好合作的新道路。 我想通过访问向日本领导人和国民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民愿望。中国人民希望同日本人民一道，携手共进，改善和发展两国关系。 记者：你曾表示，安倍首相访华是“破冰之旅”，你此次访日是“融冰之旅”。你认为中日关系如何才能持续、稳定发展？双方将发表的共同文件内容是什么？中方是否会邀请安倍首相访华？胡锦涛主席会否年内访日？ 温家宝：中日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是中日间的三个政治文件。这三个政治文件是两国关系的基石，它从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实上总结了两国关系的过去，指明了两国关系的未来。只要遵循三个文件的原则和精神，两国关系就能够持续稳定发展。 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将形成一个共同文件，文件将反映两国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愿望、内涵和主要任务。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中日关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中日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是：增进互信，信守承诺；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共同发展；面向未来，加强交流；密切磋商，应对挑战。安倍先生就任首相后，第一次外访就选择了中国，我们对此表示赞赏。他上次访问的时间太短了，没来得及到外地去看看。这次我们见面时，我会邀请他在年内访问中国，到中国其他地方走一走，多了解中国。日本领导人多次邀请胡锦涛主席访日，我相信胡锦涛主席会在双方方便的时候访问贵国。 对日关系需不需要“新思维”？对此，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为了打破中日关系中政治摩擦不断以致出现僵局的现状，推动中日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各方面的关系与对话获得进一步发展，对日关系确实需要新思维，而且这种“新思维”已经在产生之中。    当然，“对日关系新思维”决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早在1999年，在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界、特别是日本研究界，围绕对日关系问题就展开了空前热烈的议论，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对日关系新思维”就开始酝酿了。    一系列的研讨会、讲演会，连篇累牍的报告、文章（既有个人提出的也有研究机构提出的），都在“对日关系新思维”酝酿、形成过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参与这个过程的不仅有日本研究人员、长期从事对日外交的外交官，而且还有国际政治与经济学科的研究者、中国经济与国情问题专家等等。    这是中国在对外政策领域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思想路线的一场大讨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治民主化、决策科学化日益扩展到对外政策领域的一个体现。“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提出必然会引起激烈的讨论和争论（有时也夹杂着谩骂），这应该说是非常自然、意料之中的事。    去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对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战略提出了一系列与时俱进的基本主张和方针。十六大在我国对外战略方面，给“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成形提供了依据、动力和契机。简言之，以十六大精神来指导对日关系新现实、回答对日关系新问题，这就是对日关系新思维。    如果说得更具体一些，那就是：    依据十六大关于“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的基本判断；    为了使我们的对外政策服务于“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针对中日关系的新现实，在最可望成为我国外交新突破点的对日外交中，认真落实十六大关于“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明确主张，提出新思路，拿出新举措，开拓新局面，使我国睦邻外交的两大薄弱环节之一的中日关系（另一薄弱环节是中印关系）得到根本的改善。（注：以上黑体字均引自十六大报告。）    这就是我们的对日关系“新思维”。    一、对日关系新思维的5条原则    根据迄今对日关系发展的实践和经验，笔者认为对日关系新思维应具有以下5条原则。    第一、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不以感情代替政策。    邓小平在论述我们制定国际战略所应遵循的原则时曾说过：“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    邓小平所说的两个“不去计较”正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开放”）的前提，因为我国同主要西方国家即当年的西方列强之间几乎都有“历史的恩怨”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如果我们在历史恩怨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这两个问题上，特别是在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历史恩怨问题上“坚持要计较”，那还谈何“对外开放”如果我们在对日外交上不注意克服情绪化的倾向，那又谈何“开拓作为对外开放重要一环的对日关系的新局面”    在对外政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方面，必须将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对外政策、对国际上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要为国家发展和国家利益服务，而不是相反。    第二、以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核心。    在有着广泛内容的国家利益（至少包括经济利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利益等方面）中，核心和基础是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应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的最高原则的核心。在对日关系方面，我们就要依据这个最高原则的核心，通过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解放，来更好地谋求国家的经济利益，坚定地使对日政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服务。邓小平一再强调，发展是大道理、硬道理。我们在处理中日关系的各种矛盾时，必须高度重视并严格服从这个压倒一切的大道理、硬道理。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进展以及作为经济全球化一环的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扩大，归根到底是体现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理所当然地要积极支持、大力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而如何从政治上维护和促进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就成为中国对日外交的极其重要课题。    第三、以维护地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为崇高使命    在坚持以国家利益作为最高原则的同时，我们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也必须意识到我们作为一个大国对地区和世界的责任，意识到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是“亚洲中的中日关系、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人们常说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其实，作为亚洲地区的两个大国，中日两国“和则不仅两利而且利亚，斗则不仅两伤而且伤亚”，发展中日关系不仅是中日双方的事，也是中日两国对地区乃至世界的一种责任。    在欧洲日渐走向统一、美洲正力图将自由贸易区从北美扩大到南美的新形势下，在历史上长期落后于欧美的亚洲要实现复兴之梦就必须搞地区合作，而亚洲要振兴要合作，一个关键就是中日这两个亚洲大国要携起手来。中日两国不要再让亚洲失望了，不要再让两国间的矛盾滞后整个亚洲的合作与复兴进程了。推动实现亚洲地区主义合作是中日两国的责任和利益所在。一方面亚洲地区合作有待中日两国形成“合力”去推动它，另一方面亚洲地区合作也可能反过来带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切入口”。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处理好作为“受害国”的历史与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的现实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第四、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对日政策的指导思想。    一方面，中国政府从毛泽东、周恩来时期一直到现在，都采取了一贯的对日政策，这就是我们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之后，一贯珍视和重视对日关系，一贯注意加强同日本的友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不念旧恶不算旧账，把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把制定军国主义政策的人和仅仅参与的人区别开来，对一般参与者采取宽容的态度，这个原则至今也没有改变。中日双方应该遵守1972年的联合公报，1978年的和平友好条约和1998年的共同声明3个文件，这是中日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所在。遵循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对日政策的指导思想和中日之间3个文件精神，我们的外交部门在对日工作方面兢兢业业，辛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现在我们提出“中日关系新思维”，决非意味着中国过去的对日政策和对日工作存在什么根本性失误，需要做出什么“戏剧性改变”、“从根本上纠正过去的错误”。    另一方面，强调继承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对日政策，并不等于说对日政策就不需要“与时俱进”、不需要有新的发展了。根据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包括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要求的变化以及日本国内发生的变化等，对对日政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既是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不然还谈什么“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强调“继承与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光有继承就没有“新思维”，“新思维”就是在继承之上有所发展和调整，这种发展和调整也完全可能具有战略性意义，决非像有些人所说的是什么中国“有求于日本”而施展的“权宜之计”。    第五、中日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对日关系新思维”决非是中国单方面的“一厢情愿”和“急功近利”。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发展中日关系是两国相互作用的过程，是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的事业。中国需要对日关系新思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也应克服各种心理的和政治的障碍，同样需要“对华关系新思维”；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同样需要日本以善相报，不要误读中方的诚意；只有当中日双方都做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中日关系才能真正达到“为善为伴”的境界。    事实上，在日本的经济界、学术界乃至政府部门，近年来出现了强烈要求改善同中国的关系的动向，他们频繁召开研讨会、讲演会，不断提出连篇累牍的报告、文章，实际上也在开展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这种在两国有如此众多学者和官员参与的、吸引着如此广泛的社会舆论和公众关心的、世上罕见的“中日关系大讨论”，在主流上和本质上反映了中日两国共同探索适应国际格局新变化的21世纪“中日关系新范式”的努力，（注：“中日关系新范式”一词引自庞中英在2003年7月8日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反映了两国广大人民要求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反映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它决不会停留于一时的“文人之间的口水战”而有始无终，终有一天是会“感动上帝”的，是会开花结果的。    应该承认，近几年来，在中日调整各自的对对方国家政策的过程中，中国的对日政策调整走前一步，显得更主动一些，而日本的对华政策调整有一些滞后，就像他们的改革一样。如果发展中日关系确是大势所趋，那么，就不必过于计较“谁先主动谁后主动”、“谁主动多一点谁主动少一点”、“主动早了多了会不会吃亏”等等问题，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应该高瞻远瞩，胸怀大局，继续保持主动姿态，积极推动两国间的政治对话，努力消除相互间的不信任。回顾复交以来的中日关系发展过程，确曾交替出现过“一方主动而另一方响应不够”的“主动不同步”现象，致使发展两国关系的机会不止一次地失之交臂，也使中日双方都产生了“由于己方主动反而招致陷入外交被动”的担心，在对外交行动的时机把握上更加迟疑不决。然而，既然发展中日关系有利于亚洲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那么，更多的主动性展现给国际社会的恰恰是更多的理性，更多的大国胸怀和大国风度，谁主动谁更得人心；反之，谁想利用对方的主动在外交上卖乖占便宜得寸进尺，谁就会失掉人心，只能落得个“损人害己”的结果。    二、对日关系新思维的10个特色    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针对对日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思路、新谏言。可以说在我国的对外关系中，对日关系既是最敏感、最棘手的一对双边关系，又是最需要提出新思路、新谏言的一对双边关系。那么，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新”，究竟“新”在哪些地方？笔者冒昧地归纳出以下10点，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多的高见。    第一、适应国际形势新变化，认清中日战略利益的新交汇点。    不少学者认为，当今中日关系之所以出现“经济热，政治冷；民间火，官方温；捷报频传，而又风波迭起”的复杂局面，一个最重要的深层次原因是“冷战时期促使中日两国彼此靠拢、携手应付来自北方威胁的战略基础已不复存在”，（注：吴寄南：“中日关系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国际问题论坛2003年第1期。）换句话说，中日之间出现了“促使两国彼此靠拢”、携手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的“缺位”。这种分析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以解释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以解释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变化。    然而，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9·11事件”、抗非典斗争以来，非传统安全地位明显上升，可以认为中日之间、也包括中美之间一度出现的“携手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的缺位”正在被注入新的内容，新的“填充物”。这个新的内容和“填充物”就是对付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非传统威胁的需要。事实已经并将进一步证明：非传统威胁的破坏性和复杂性大大超过传统威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传统威胁比传统威胁更带有全球性、传染性和扩张性；非传统威胁与传统威胁很可能相互交织、转化。有鉴于此，非传统威胁的严重性至少大大超过冷战时代“来自北方威胁”的严重性，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政治家终将会认识到“携手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基础”的作用必将超过、至少不低于过去“携手应付来自北方威胁的战略基础”的作用；中日间“携手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基础”与冷战时代相比即使说不是更强至少也不会比冷战时代更弱。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从对付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非传统威胁的国际统一战线的高度，进一步肯定并提升发展对日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依据反恐与抗非典所体现的非传统威胁严重性日趋上升的新形势，努力扩展中日两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    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人为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与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非典、环境恶化）。所谓“自然属性的非传统威胁”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人为因素”所致，是来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安全问题，是自然对人类加害于自然的种种行为的惩罚和报复。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病态就是，人类往往把自然撇在一边，一味热衷于人类内部的争斗，不惜为此践踏自然，最后遭到自然的严惩。    非典的流行再次警告人类，为了克服人类所面临的极其紧迫的环境污染、生态灾难等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将冷战时代被忽视的、冷战后的今天仍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来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安全问题提到最重要日程上来，向科学技术进军，向更加健康发展的人类新文明模式进军，开发出能使人类摆脱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的科技手段与文明模式。这是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需要全人类携起手来通过共同奋斗解决的问题。而如果大国之间继续相互带有敌意或故意“制造敌人”，再把环境、资源问题这些人类的真正“大敌”撂在一边不管，就难免滑向将整个人类引向无穷灾难、以致永远得不到子孙后代饶恕的错误和罪恶的深渊。    显然，对付比传统威胁更具破坏性、扩散性、危险性的非传统威胁，不仅是中日关系的“战略基础”，也是中国发展同美、欧、俄、印以及同世界各国关系的“战略基础”。在冷战结束不久的那几年国际社会一度盛行的推动“大国关系良性互动”和“确立中美日俄四极关系”的主张，以及在上世纪5060年代日本政治家石桥湛山与周恩来总理两次讨论过的“中日美苏和平同盟”的梦想，（注：石桥湛山(1884-1973)是日本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在19561957年曾任日本首相。1957年1月石桥因病辞去首相职务后，提出“日中美苏和平同盟”构想并为此而积极活动。1957年9月，石桥不顾自民党内外的强烈反对、在病后行走不便的情况下启程访华，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共同发表了周恩来石桥湛山共同声明。石桥曾向周总理陈述了他的“日中美苏和平同盟”构想。对此，周恩来回答说：“其实我也早有这样的想法”。1963年石桥再次访华，又一次同周总理谈起“和平同盟”构想，他说：“我问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想法有无变化，周恩来回答说他的想法没有改变，但补充了一句：中国方面没问题，问题在美国”。与此同时，石桥也通过各种渠道，向美、苏两国首脑直接或间接地陈述和转达他的“和平同盟”主张。但是，在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之下，石桥的“和平同盟”构想只能是一个“美丽的梦想”。）都可能成为今后推动中美欧日俄印等大国在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基础之上发展良好合作关系的宝贵思想财富。    从中美日对京都议定书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看，从地区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所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猖獗、油轮泄漏等）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事实看，在文化（东方文化）和地缘方面十分接近的中日之间显然比中美之间有更多共识、共同语言和共同利益。不管政治家今天的认识水平如何，共同对付非传统威胁的战略需要必将成为连接21世纪中日关系的强韧纽带。    至于在传统安全方面，在中日双方不能达到互信的状况下，就会特别关注对方的力量发展和如何使用这种力量的意图，一方面中国会对日本走向“军事大国”的动向感到必须提高警惕，另一方面日本也会对中国这个邻近大国的实力增长表现敏感，担心这种发展会打破原来国际关系的平衡，对自己形成威胁。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主动意识到自己的发展和崛起对周边邻国、特别是在不同方面“小于我国”的那些周边邻国的影响。邻国因为我们的发展和崛起而产生戒备心理，担心一个“块头”比自己大得多的国家富强起来会欺负他们，报复他们，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难免的，是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还不够的表现，对此我们应该做好“增信释疑”、“化解疑虑”的工作。对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制造所谓“中国威胁论”，极尽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之能事，我们则必须提高警惕。总之，对一般人因中国崛起而心生疑虑与少数人故意制造“中国威胁论”必须加以区别。    在日本方面，近年来的一些动向不能不引起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注，比如战前思想的部分“回潮”；主张以武力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力量日益抬头；有事法制在日本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和平宪法有趋于“空洞化”的危险等等，我们十分理解并坚定支持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针对日本“军事大国化”所产生的担忧和所进行的斗争。但是，不宜将日本欲做“军事大国”、“普通国家”（即主张日本拥有“普通国家”该有的一切，包括军队）与“复活军国主义”等同起来，更不宜作出“日本正在成为新的侵略战争的策源地”的判断。总之，中日两国应该以对等、正常、实事求是的心态来看待对方的发展，不要陷入“你说我是威胁，我说你是威胁”的相互指责当中，应该相信十六大关于“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的基本判断是完全正确的，相信日本人民是会作出继续走二战结束以来的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的，依据这两个基本判断，在传统安全领域也可能而且应该不断拓展中日两国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确立地区性多边安全机制和建立地区性相互安全信任方面，中日两国亟须加强合作和对话。    无论是对付传统威胁还是对付非传统威胁，都是为了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在1998年签署的中日共同声明中，我国已经同日本达成了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的共识，今后需要真正将这种伙伴关系落到实处。    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中日两国必须形成的共识是，在“和则两利”和“斗则俱伤”这两者之间，只能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和”不仅是指中日之间不要再打仗，不要搞军备竞争，而且也包括中日都不要卷入第三国针对对方国家的“斗”，同时也要为实现事关两国切身利益的本地区之“和”（即确立地区安全机制）而共同努力，加强磋商；“利”不仅是指“和”可为中日各自的国家发展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而且也包括“和气生财”，即在“和”的环境和气氛之中推进两国平等互利的合作。至于“斗则俱伤”似乎无须多说，因为现代战争的特点不仅与一百多年前大不相同，而且与六七十年前也大不相同，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不仅意味着合作起来很方便而且也意味着加害于对方也很方便，特别是现代战争技术已经使加害于对方的国家不可能不受到立即的报复，如果我们两大邻国再爆发战争，那必定是“双输”，而且肯定是“输”得非常之惨。或许可以说，“中日不再战”是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最大交汇点”。    第二、根据“9·11事件”后中美关系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正确把握中日关系在中美日三边关系框架中的定位。    “9·11事件”后，中美在反恐方面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两国的合作日益密切。恐怖主义正在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威胁，这促使美国看清了谁是真正的敌人，不能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集中力量对付真正的威胁。这种背景有利于中美关系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保持为一种建设性的合作关系，至少不会形成对抗关系，而在中美不对抗的前提下，以日本对美追随为特征的日美关系也就不成为中国的对立面；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这两者之间不形成对立的或“反比例”（日美关系越紧中日关系越坏）的关系；日本同美国结盟并不妨碍中日之间也可以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有鉴于此，我们既没有必要把中美关系估计得过于悲观而设想“乞灵于”中日关系；也没有必要把中日关系估计得过于悲观而设想“乞灵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险恶，也不要总是担心“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这既不符合现实也不符合我们的对美政策。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中日关系，都是“双方互动”的过程。今后我们完全可能促成发展中美关系与发展中日关系“并行不悖”的局面。    冷战结束以来，日美同盟尽管趋强，但它终究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需要依靠一种旨在对付共同敌人的“连结力”来维系，如果中国坚持不同美国对抗，并努力改善中美、中日关系，就有助于减弱日美同盟的“连结力”；反之，如果中国同美国对抗，恰恰是对日美同盟的一种“帮助”，有利于日美加强它们之间共同对敌的“连结力”。伊拉克战争前后，日本加快了“英国化”的进程，日美同盟关系更加牢固。（注：2003年5月下旬小泉首相访美，声称日美关系进入了自美国人佩里150多年前踏上日本国土以来的“最好时期”，“日美两国完全站到了一起”（引自光明日报2003年5月26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展对日关系或许可以稍许减弱将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的力量，中国发展对美关系或许可以稍许减弱美国对中日接近的制约作用，但中国不可能借助发展对日关系来牵制甚至“离间”日美关系（尽管日美之间也会存在矛盾、对立和摩擦），这是因为中日、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与日美同盟的牢固性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太大，这也是因为日美两国的实力相差过于悬殊，日本在对华关系上不能不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这些情况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第三、日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