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办事拖没拉与推诿现象的成因及对策.doc

谈谈办事拖拉与推诿现象的成因及对策各位同事：在我局紧锣密鼓地展开整治“八风”活动并已取得明显的阶段性成效的今天，我接受局领导的委托，在这里与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八风”之一的“办事拖拉风”。接到这一任务后，我当然不敢推诿，更没有拖拉，而是及时地学习和准备。因为我很珍惜这一与大家共同探讨、互相交流、一起提高的机会。同时，我还把这次发言当作一次难得的自我剖析的机会，以期求得各位同事的批评指教。一、 办事拖拉与推诿的现象及其后果。可以这样说，办事拖拉与推诿扯皮已经成为机关官僚作风的主要特征之一，可谓历史悠久。早在1980年，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就对官僚主义这一“经典”脸谱作过形象的描述：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可谓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入木三分。我相信，所有的人，包括一般公务员，对于官僚主义是反感乃至深恶痛绝的，但是，主要存在官僚集团的地方，官僚主义就普遍性地存在，几乎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只不过是程度的轻重罢了。有一个典型例子，据美籍华人阮大方打算在浙江杭州投资开办一个停车场，从1993年开始，他先后用了几年时间跑了32个部门，盖了214个公章，耗费资金数百万元，停车场却至今未能开工。美国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高效行政的国家，但在某些职能部门，同样存在官僚主义。据互联网上的报道，驾机撞毁纽约世贸中心的多名劫机嫌疑犯的学生签证申请在美国移民归化 署压了10个月，直到这些恐怖分子在佛罗里达的飞行学校完成了飞行训练并撞击世贸中心而丧生6个多月后，移民归化署尚未办理完两个人的申请。当然，以上多个例子过于“经典”；其实，官僚主义就在我们身边，拖拉推诿的例子俯地可拾。比如，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事情：一名劳务工向我局有关部门投诉称：“老板为了防止我辞工，将我的身份证、毕业证书扣押了，请为我作主！”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般会说：“啊！是这样呀，这个老板是太过份了，他这样做是违法的！你可以据理力争。但你这事不是劳动争议，而是涉及了强占他人物品的行为，应该找派出所、治安办，我们劳动部门没法处理！”公安部门又会说，扣压证件并非抢夺或侵占，纠纷是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要求当事人回头找劳动部门。很可能当事人在公安与劳动部门之间往返来回，却难以找到帮助。再比如，3月初发生了西乡某企业员工诉我局不作为的行政诉讼案，虽然在法律的意义上我局可能胜诉，但该案仍然反映了劳动站与劳动局、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口的工作配合和职责分工方面尚待进一步明析，关系尚待进一步理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拖拉与推诿等官僚主义尚可能出现的部门设置和有效分工的病灶。是的，我们提倡依法行政，通俗地说，我们公务员行政，就应当一板一眼，照章办事。不应越雷池半步，这是不错的，但我们不要忘记了依法行政所包含的另一重要内容，那就是行政必须有效率，没效率就没有公正。西方有一句司法谚语：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英国曾有一个案例：一个市民养了一头牛做宠物，刚开始是小牛，他建了一间屋子圈养它，但小牛不乖，老爱哞哞地叫。邻居十分不满，交涉无效后便诉至法庭。该案从立案到最终判决，我们不知实际耗了多少时间，只知道判决生效后发生了执行难的情形：小牛从原来的门口出不来了,因为它已变成了一头又肥又壮的大牛。这个案例也可能只是个笑话，但它折射了人们对办事拖拉的辛辣嘲讽。以上所述的拖拉与推诿风当然只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其危害却是巨大的，它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工作交通，损害了政府的威望和信誉，使政令不畅，建设停滞，可谓罪行昭彰，贻害无穷。由于我们的领导已对官僚主义的危害性作过政治性的高屋建瓴的分析，并且后面还有胡指导在这方面的指导，所以在此我就不再发挥，我有理由相信大家也不会因此而忽视拖拉与推诿的危害性。二、 办事拖拉与推诿扯皮的成因。尽管人们非常痛恨和憎恶拖拉与推诿作风，但是，它却象那些令人讨厌而又生命力极其顽强的野草一样，仿佛永远在滋生蔓延，从来未曾断过根。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存在即合理。不管事物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只要存在，必有其存在的根据，即其合理性。那么，拖拉与推诿这种现象的存在，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心理意识，结合这两方面（即客观和主观）因素，本人认为推诿与推诿现象的成因主要有：1、理性官僚制的发展不成熟。一说到官僚制，人们往往把官僚主义和官僚制当作一回事加以痛斥，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现代世界公务员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就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根据韦伯的论证，世界上存在三种组织神秘型组织、传统型组织和法理型组织。官僚制组织是法理型组织的典型形式，它在精确性、稳定性、纪律性以及可靠性均优于其他形式，能达到最高的组织效率。官僚组织所表现出来的等级化、程序化、职业化、非人格化和政治中立原则，有助于克服行政组织的随意性和低效性。官僚制所传递出两个重要理念：其一，组织及其规定比组织中任何人更重要；其一，没有法律以外的权威。这两个理念可以说支撑了西方世界大半个世纪的稳定发展。我国虽然人事制度的历史攸久，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官制度即公务员制度至今不满20年，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借鉴西方官僚制的先进经验演变而来的，尽管我国的官僚制与西方官僚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政治中立），但官僚制本应强调的特征如非人格化、专业化、效率取向和法制程序等在我国仍然是十分不足的，这种制度发展阶段的幼稚性极易导致政府部门或部门内部岗位的职责重叠或不明晰，政出多门，更甚者表现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从我国建国至今已进行38次机构建革，每次都是精简膨胀精简膨胀，即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这就为我国机关官僚主义低效率作风的产生和蔓延埋下了祸根，这可以说是拖拉与推诿现象得以存在的制度上的原因。2、我国传统制度发展的历史惰性。二千多年的封建传统，使政府主宰社会的历史给民众流下“官上民下”的心理印记，公共管理体制上永远是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结构，造就了“当官为民作主”的“官本位”社会心理。掌握一二等权力的人往往把自己当作权力的所有者和社会主人，而把真正的主人公民忘却了，而最命的是民众自己也忘却或者没意识到自己的主人地位，强化了公民对政府管理的服从义务，换言之，我国的公共管理根本层面上表现为公民的缺位，找不到公民，有的只是“臣民”，“草民”。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口头禅说：“你要相信政府”凭什么要相信你政府？官员的潜台词是：我们是你的主人！不相信我们，还能相信谁？！依据的不是社会契约、承诺或者其他什么，好象这一命题是天然正确无须证明的，十分奇怪！这种传统官僚制发展的历史惰性，一方面使得公共管理的服务主体（公务员和机关工作人员）弱化了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使得公共管理的服务对象（公民，也是服务的本应享受人）缺失监督政府的主动性和权利感，这就为官僚主义作风的泛滥（如拖拉推诿）准备了社会心理上动因。这是明摆着的：我是机关工作人员，我是主人啊，主人为下人办事急什么？慢慢来嘛，再说，这事一定就成为本官办吗？可以找别人嘛！3、激励机制弱化的负面影响。在行政管理机构中，减少和防止拖拉推诿的有效措施莫过于激励机制。一般而言，激励的具体方法有正面激励和反面激励，即奖励和惩罚。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激励机制的运作环境有转型期变动必然伴生的无序性，加之制度运行中一些人为因素的客观存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激励机制弱化现象。比如公务员考核中评定档次过少，导致存在一定的评定形式化现象。我们都知道公务员评定分四个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而实际操作中，由于机关本身一贯的老好人风气盛行，不称职这一评定等级形同虚设，考核质实是在优秀和称职之间进行选择。一般公务员，经过一年或一定时间后没有什么重大错误，都可评定为称职，而优秀相对来讲是难以获得的荣誉，因为它与机关的评估领导作风直接相关，现实评定中真正能做工到客观公正并不容易。相对应的另一方面，即反面激励（惩罚），由于大家都称职，从而使一些本应评定不称职的人员逃脱了相应的惩罚。奖惩措施本来是在相呼应共同作用而发挥激励作用的，一旦奖惩不能落到实处，难免社会出现干多干少一个样，干革命好干坏差不多的现象，也是造成工作人员士气不高，效率低下，以至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负责任的因素。这就为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官僚主义作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和环境。4、公共伦理意识的缺乏。一提到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现在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工作人员思想觉悟低，没能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判为民所谋”的理念。当然，这些理念是好的，本人也百分百赞成，但这些提法与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毛泽东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提法相比，并显得更加进步，在文学修辞上也并不显得更有水平，在思想觉悟上也不见得更高。我认为简单化地实现地提“为公”，反而容易使用权“为公”落到实处。我们知道，公务员机关工作人员，就是一群使用公共财产从事公共管理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的人，公共伦理是支撑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一种共识性道德，选择公共职位作为职业者，必须接受公共伦理，这是逻辑十分简单的道理，但现实中，我们的公职人员往往缺乏的恰恰是公共伦理意识（公共伦理不是与调节私人领域的私伦理相对而言的，职业道德是其重要内容）。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本世纪20年代访问和观察中国后断言：“中国有私德而无公德！”确为智者之言。这使我想起法国大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在他的名著爱弥儿里所举的一个例子：一个古斯巴达克妇女的五个儿子都在军队时服役，她等待着战争的消息。一个奴隶从前线回来了，她赶紧问他：“怎么样了？”奴隶说：“你的五个儿子都战死了！”这妇女大声斥责他：“贱奴！谁问你这个？”奴隶马上说：“我们胜利了！“于是，这位母亲马上到神庙去感谢神灵。卢梭评价说：这就是公民！是的，这位母亲既是一位自然人，又是一位公民，同时失去了五个儿子的巨大悲痛是可以想像的，这是人之常情，但在战争的国难关头，她的感情首先受到了公共伦理的调节，这就是古斯巴达克人的公民意识！其实这位母亲感情的表现也反映了她内心痛苦的选择。我记得徐少英同志在我局讲话时谈到他在国外的一些见闻，其中对国外一些公职人员从不将个人情绪带进工作中而深为叹服。我听一位了解香港的法学教授讲过这样的例子：在香港，一对昔日的同窗好友，一人当了大法官，一个当了大律师。一次，这对同窗设宴叙旧。席间，大律师问及近日一案，因该在正由大法官审理，大法官马上报警，大律师于是被依法取销律师资格。这似乎不近人情，但这正反映了公共伦理在香港的深入人心。我认为，这其实是公共伦理强化的结果。现阶段公共伦理在机关队伍等公职人员中的教育明显不足，致使机关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差，不讲效率，这是机关办事拖拉与推诿在道德层面的成因。三、对策。关于整治办事拖拉推诿等官僚主义作风的对策，我们的领导在一些场合已经提出了明确可行的措施和全面的设想，特别是对职能机制上的调整、奖惩制度的完善等都是十分及时和有效的，这些大家都已有目共睹。而我对此没有什么“高招”，所以不准备往这方面谈。现在，我仅仅就个人心理方面谈几点粗浅的所谓“对策”：1、摆正主仆关系。首先明白“权为民所授”。世界各国，不管东方西方，现代社会都普遍接受卢梭的社会契约底细，该理论认为政府的产生源自公民对自己权利（无赋人权）的让渡。为了防止权利侵害，大家共同订立保护全体人的契约，授权一些人行使公共管理权，政府由此而来。我们的政府其实也一样，权力来自人民，我们宪法规定政府对人大负责，人大就是人民主权的组织形式。明白这个道理，可以确立公职人员服务意识的立足点。大家想想：我们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那么主人叫干嘛就干嘛，只要是合法的，那就屁颠屁颠的去干就是了，哪里敢拖拉扯皮，想都不敢想！2、加强公共伦理教育。加强公职人员的公共伦理教育，使其在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区分私域伦理和公共伦理，并真正对自己的职业的公共性有深刻的认识，这样一方面增加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另一方面可多其体会到公共职业的自豪感、满足感。从而愉快工作，提高效率，杜绝推诿拖拉现象的发生，从工作中体会满足而淡泊名利的人是存在的，虽然马斯洛的五需求层次论被世所公认，一般人的需求都是按生理安全社会尊重自我实现的需求逐级上升的层次分明且按顺序先后而演进的，但仍有例外，有些人丰衣足食却已别无所求；有些人可能食不裹腹，衣不蔽体，便他偏以追求精神信仰皈归，所以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便是例证。在我认识的人中，我科里的王仲刚就有个工作便满足而无他求的倾向。所以，我自主加强公共伦理教育。3、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办事拖拉推诿的一般性主观因素为不愿干或不敢干，即所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但也有少数可能的主观因素为确实干不好或干不来，即所谓的“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对这种情形，我想除了加强业务知识学习，别无他途。也只有业务精湛的公职人员才符合韦伯关于现代理性官僚制的专业化的要求，也才能与现代政府改革的步伐相协调。有人断言，现阶段中国政府的动力已几乎消耗贻尽，这句话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汹涌澎湃、一日千里的当今时代特别是我国入世以后，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都会身不由已的被这滚滚的浪潮裹挟前行，其实，这就为我国全方位的改革注入了新的动力。应该说，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一个大浪淘沙的社会，一个与拖拉推诿等官僚主义作风格格不入的时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们必须全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适应时代的节拍。 二四年三月三十日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