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心态调查报告（优质16篇）通过调查报告的撰写，可以提供深入的问题分析和解决方案的建议。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推荐几篇值得一读的调查报告范文，希望能够对大家的写作有所帮助。当前河南省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报告超八成受调查者认为当前社会处于亚健康状态，“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位列当今社会病态前三项。“若请您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健康程度打分，从O到10,分值越高越健康，您的诊断是？”选择5分及4分以下的各为24.4%和57.7%,选择6分以上的仅17.9%o如果将“5分”视为社会肌体健康的警戒线，那么有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亚健康状态。当前，中国社会总体运行状况良好，反腐之
2、风正紧、八项规定深入人心、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生活规范有序，但由于中国正经历急剧的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等各方面交叠变化，难免有诸多不适应、不协调，这也使得社会病态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社会病态是社会常态或者健康状态的反常状态，是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矛盾、冲突、混乱等现象的总体概括。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通过深入调查采访和梳理提炼，初步整理出如下13种公众反映较多的社会病态。娱乐至死：崇尚个人享乐主义，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看客心态：阿q式的冷漠、麻木与围观，崇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处世哲学；。习惯性怀疑：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
3、而怀疑一切;。审丑心理：丑闻成为丑闻制造者的通行证，假恶丑盛行、越骂越红；。社会焦虑症：因工作、生活、养老及未来无法预期等而长期紧张与不安；。信仰缺失：价值多元化下存在信仰与道德有关的精神危机，道德赤字与坏账凸显；。暴戾狂躁症：粗暴野蛮、乖张残暴，易怒且好走极端甚至危害社会；。“鸵鸟心态”：逃避现实，“掩耳盗铃”，面对压力与困难采取回避态度;。思考恐惧症：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对于谣言或他人观点，不假思索，附和跟风；。网络依赖症：对网络及移动媒介上瘾，产生依赖，沉溺在虚拟世界中不能自拔；。初老症：未老先衰，心比实际年龄老得快，过早放弃追求、过早妥协；。自虐心态：骂共产党、恨体制，甚至获得体制内好
4、处越多的人骂得越凶。综合调查数据，我们发现，“信仰缺失”、“看客心态”、“社会焦虑症”、“习惯性怀疑”、“炫富心态”、“审丑心理”、“娱乐至死”、“暴戾狂躁症”、“网络依赖症”、“自虐心态”位列当今十大社会病态。1、关于“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近九成的受调查者认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强调以道德和信仰形成社会规范来规约各种利益主体。但调查发现，当今社会有高达88.0%的人（完全认同、比较认同者分别占60.2%和27.8%）认同“信仰缺失、道德滑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近年来在网络上频发的公开求包养、炫富事件，以及沸沸扬扬的各种娱乐丑闻“门”更突
5、出地说明了中国人当下信仰缺失和道德迷失状况。在回答“哪类群体信仰危机最严重”时，超过半数的网友（占比57.5盼认为信仰缺失主要表现在官员群体身上。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奇怪，“大师”王林事件曝光后，“官场迷信”再度成为舆论关注和讨伐的焦点。部分官员“不问苍生问鬼神”折射的是他们“权位观”和“为民观”的偏执与错位。官场迷信是一面照妖镜，照出的是其背后官场腐败的危险信号。贪腐官员的所作所为，很大程度上是信仰缺失、精神缺钙所致。信仰缺失削弱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影响党员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公信力。“信仰缺失”的原因有很多，其中50.8%的网友认为“制度层面，一些不道德的现象没有受到制度的惩处，反而成
6、为一些人效仿的对象”是造成这一病症最主要的病因。“没有漏洞，就没有缺憾”，信仰与其说是束之高阁的繁文继节，倒不如归为行之有效的典章律法。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冲击则分别以20.8%和15.K的比重位列第二和第三大因素。这说明信仰还受到经济因素和认知层面的影响。超过八成的网友认为“看客心态”是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顽疾，其中认为这一心态“很普遍”、“较普遍”的网友分别占63.7%和25.5%,仅有0.3%的网友认为这一现象在社会中并不存在。可见，“看客心态”已不再局限于学术探讨，它已成为“飞进寻常百姓家”的流行语。概括来说，看客心态即是社会中的每个人只要在不涉及自
7、身利益的前提下所表现出来的“事不关己”的情绪和态度。当回答，“以下哪类群体的看客心态最普遍时，“说不清，因人而异”得票最高（占比31.3%）,就受访者来看，看客心态并不特定地存在某一特定人群，社会上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看客。当今社会，老人摔倒讹诈路人、见义勇为遭人冷眼、好心少女帮孕妇却被杀等等事件的发生，让“好人有好报”一说变得如此苍白无力，由此演变的“看客心态”逐渐成为“路人”自保的护身符，“宁少一事不多一事”渐渐成为社会大众的普遍心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官员群体也成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主要群体，占比26.9乐这个数据高于知识分子、白领阶层、青少年等其他群体。官员是看客，更多地是与其高高在
8、上、拥有权力、占有资源、享有话语权却往往不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有关，在强拆的冷漠中，在截访的无情中，在灾祸面前的微笑中，均有官员的身影闪现，这些都严重影响着官员的形象。调查结果显示，“冷漠和麻木的负面示范效应极易导致恶性循环，造成更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34.9册和“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潮泛滥，会严重影响公民的道德素养”（25.1盼成为“看客心态”最大的危害。从宏观角度来看，看客心态不仅是一种孤立的病态，还是可以导致“多米诺效应”的“原罪”，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从微观角度来说，“看客心态”是一种腐蚀剂，这种心态如果长期存在下去，会侵蚀健康的人生境界、破坏高尚的道德情操。当被
9、问及“习惯性怀疑”的表现时，“政府说什么都不信”（41.2%）、“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感”（35.2%）、“怀疑食品、药品的安全性”（33.5%）、“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不信任”（28.0册是社会各群体认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与习惯性怀疑的表现相对应的，“政府公信力下降”（24.O盼、“社会诚信缺失”（22.4%）、“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不力、惩处机制不完善”（16.6%）、“特定职业人员缺乏职业精神”（14.6%）成为“习惯性怀疑”这一社会病症诱发的重要原因。今天，这种“不相信”、怀疑一切的情绪成为公众的集体意识，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
10、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公正诚然，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但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却值得关注，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等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与此同时，得票率为32.6%的弱势群体成为易患“习惯性怀疑”症的第一大人群。这一方面源于弱势群体占有极少的社会资源，在知识经济的社会中，他们无法凭借丰富的信息资源了解社会诸多现象背后的原因，只好采取“怀疑一切”的态度来面对未知的世界;另一方面在于弱势群体享有较低的社会认同，怀疑一切的心态其实也反映出他们的无奈与无助。此次调查中，有61.0%的网友认为“娱乐至死”是社会流行的病症，其中认
11、为这一病症“很普遍”和“较普遍”的分别占32.7%和28.3虬这说明了，娱乐之风、享乐之气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认同的社会疾病。究其原因，“社会价值观体系紊乱，缺乏健康的公民文化土壤”（50.4%）、“逐利主义、拜金主义驱使下一切向钱看所致”（46.9%）、“权力操控文化市场，管得过严、过宽、过死，导致真正有价值的文化产品难产（43.6%）是导致“娱乐至死”病症的前三位原因。正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王雪野所言，“当今，从电视到电影，从报刊到新兴媒体，无不充斥着以感官刺激为表象、穷尽低级搞笑、卖弄噱头之能事”。在这个急速转型的社会里，娱乐被民众曲解为享乐，娱乐演变成一种文化产品，它需要借助市场来满足消费
12、者各式各样的需求和欲望。享乐主义代替了娱乐品质成为了最直接的消费形式。从调查中可看出，官员群体（36.5%）和青少年群体（27.1%）成为这一社会病症的主要人群。中国现有制度的缺陷放纵了官员的越权行为、减少了违法乱纪的成本。如果说官员群体的娱乐是“明知故犯”，那么青少年群体的娱乐则是“无知者无畏”。青少年崇尚一切形式的刺激，意欲尝试一切新鲜的事物，他们的娱乐心态也是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冒险和窥探。5、关于“暴戾狂躁症”“易偏激、动怒，恶语相向”（42.5%）、“动辙以威胁他人或自己的生命为解决之道”（24.4%）、“恶性事件中手段残忍”（24.3%）,成为暴戾狂躁症排名前三的表现。高达85.3%的
13、受访者认为当前社会上弥漫着较为严重的暴戾狂躁症（选择“严重”和“比较严重”的分别占比39.8%、45.5%）。而“弱势群体”（33.6册则被认为是患有“暴戾狂躁症”最为显著的群体。缺乏机会、缺少资源，被剥夺、被挤压等“标签”是社会对这类群体的刻板印象，“在看不到任何可能的出路之时，暴力方式就成为非常可能的选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如此分析。而事实上，暴戾与狂躁又紧密相随，暴戾以“饮鸩止渴”的极端化方式图一时之快，暂时缓解了问题，却也起到了极为负面的示范效应，催生出更多的绝望者走上暴力之路。其冲击的不仅是社会的安全防线，更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一一在一个心理失衡与安全感匮乏的社会，每一个人都
14、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的“弱势群体”。相较而言，“知识分子群体”、“城市白领阶层”两类社会群体在受调查者看来是最为理性、冷静的群体。尽管从严格的社会阶层分类定义出发，这两类群体较难并列，但他们身上强烈的职业辨识度与职业特征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众的判断，即人们普遍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产阶层有责任、也有能力担负着一个社会“稳定剂”与“缓冲器”的重任，也理应发挥缓和社会矛盾、消弭社会裂痕的作用。归纳病因，“社会不平等加剧，弱势群体被剥夺感强”（42.4盼首当其冲，成为诱发“暴戾狂躁症”的第一诱因。其次是“法治不健全，公民法制意识淡薄”（35.9%）,而“压力型社会，个体易产生焦虑感，负面情绪易被激发”
15、34.O盼、“人际关系淡薄，充满不信任，易偏激、动怒”（23.9%）,属于社会“暴戾狂躁症”的次属诱因。显然，在公众看来，与日常生活层面的因素相比，社会结构与制度机制上的问题更为根本。（三）从系列调查数据应当反思什么。其一，高度重视社会病态乱象，加快培育社会核心价值观。当前社会病态种类复杂，充分凸显了社会失范的现状堪忧，值得高度重视。夹在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乡土与城市转型之间的个人，物质上极大繁荣，精神上漂泊无依，为了逃避生活的不确定感，人们需要社会供给价值、意义，需要某种指导，并从指导中获得安全感。当问及“您认为以下哪些是导致中国社会亚健康的原因”时，在受访者看来，“失：传统向现代急剧转型
16、新的尚未建立、旧的被迅速打破，游戏规则、伦理道德等重塑过程中沉病积弊泛起”（49.5盼是造成当前社会“亚健康”的首要原因，“乱：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跨越发展陷阱的关键时刻，社会乱象多等导致的适应不调”（占比36.7%）和“杂：价值多元、诉求多样、真善美与假恶丑并存”（32.O盼排在第二、第三位。从以上结果来看，社会转型期，秩序规则重塑、道德失范、价值多元是造成当前社会“亚健康”的重要原因。通过什么样的机制举措来培育民众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以凝聚人心，如何构筑和谐文化以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不啻为一个值得思考的大课题。其二，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在您看来，治疗社会病症、消解负能量最具
17、疗效的药方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发展更加注重公平、使改革红利惠及更多人，使个人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隙”位列第一（占比54.6酚，而“政治体制改革需继续推进，从体制上机制上根除社会漏洞”（占比42.6%）,居第二位。纵观世界各国，社会病态凸显是社会急剧转型期的常态现象。治疗社会疾病还须回归本源，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调查发现，受调查者对“生活更有尊严、发展更有保障”更为期待。其三，“社会之病”的治愈还需从执政党做起。“社会之病”是时代的投影，社会之病从根本上说还是“人心”之疾，折射的是人的理想追求和精神状态。当前的社会病态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人心”的失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18、人与人之间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和谐，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问题，更是集“素养、心性、价值观”等为一体的文化问题。在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多的利益诉求和不断凸显的社会矛盾时，如何努力涵养人心，凝聚人心，培养民众积极健康、乐观进取的良好心态，对于掌舵社会航向的执政党而言，无疑是摆在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社会调查报告海尔集团总部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其前身是隶属于青岛二轻局家电公司的青岛电冰箱总厂。1984年，该厂有员工820人，年生产电冰箱740台，销售收入348万元，固定资产500万元，年亏损额147万元，全员劳动生产率4200元，出口为零。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前身是1955年组织起来的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959
19、年，随国民经济的改组和调整，过渡为合作工厂一一青岛电机厂（后改名为东风电机厂），主要生产交直流电动机、电葫芦。在研制成功民用吹风机、小台风扇后跨入家电行业。1979年先后研制出单缸洗衣机和滚筒洗衣机。为此，在1980年3月经青岛市二轻局批准，青岛东风电机厂、青岛工具四厂合并成立青岛日用电器厂。19791983年，青岛日用电器厂共生产了“白鹤”牌洗衣机5.8万多台。1983年，产品因质量问题被淘汰。此时企业基本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传统、盲目、粗放式的生产和经营。1983年10月，根据部、省、市的指示精神，青岛日用电器厂着手进行电冰箱生产技术方面的国内市场考察和生产的准备工作。1984年1月1日
20、经青岛市经委的批准，企业正式启用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名称。在对市场考察的基础之上，企业决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与德国利勃海尔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电冰箱制造技术合同。合同于1984年9月12日生效，青岛电冰箱总厂成为由轻工部批准的我国最后一批电冰箱定点生产企业。间随地大小便。1984年企业面临的环境是，全国生产电冰箱的厂家已有近100家，国外产品蜂拥而入，各种牌号的电冰箱充斥市场，其中不乏有“部优”“省优”产品，竞争十分激烈。青岛电冰箱总厂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回顾海尔集团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创业阶段（1984年12月1991年12月）这一阶段既是海尔经营史上的创业阶段，同时也是以“
21、名牌战略”为战略定位，实现中国家电名牌的高速发展阶段。在创名牌的战略定位下，海尔逐渐把一个区域性的品牌作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品牌。“质量高于利润”成立海尔为贯彻“名牌战略”而采取得经营理念。1984年，青岛电冰箱总厂从极低点起步，首先对当时的国内家电市场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认为当时虽有100多家电冰箱厂平分中国冰箱市场，但没有最优秀、具有导向性、引导消费的名牌电冰箱。因此将“琴岛一利勃海尔”冰箱定位为最终成为影响并带领整个行业市场发展的名牌龙头产品。因此企业做出了第一个重大决策一一实施名牌战略，把产品目标、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战略定位在出名牌产品上，这一品牌定位，确立了海尔现在以至未来发展的战略指导思
22、想，也是它后来者居上的成功基石。7年间，青岛电冰箱总厂通过转变观念、大胆改革、锐意进取，树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意识和观念，其核心目标是提高产品质量。从提高产品质量人手，建立了新的管理体制和强化了。ec基础管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使海尔实现了由产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战略调整和战略转移。经过整整7年稳扎稳打的专业化生产，琴岛-利勃海尔电冰箱在1988年获得中国电冰箱生产史上第一枚国优金牌，一跃成为中国家电第一名，而最重要的是经过这7年的艰苦奋斗，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现化管理经验和理念，积聚了宝贵的无形资产，造就了一支具有海尔文化精神的员工队伍，给海尔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超常发展阶段（199
23、1年12月1997年9月）在这一阶段，海尔以资本营运为核心内容进行规模扩张，走集约化经营之路，形成了集团式的管理框架。这一阶段是海尔以产业扩张为基础，构造大、优、强名牌企业集团的超常发展时期。在1991年12月20日，以琴岛海尔集团公司成立为标志，海尔完成了由单一生产型企业到生产经营型企业的转变，开始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化经营。20某某年9月，琴岛海尔集团更名为海尔集团，更改商标为“海尔”，所属企业名称也全更改为“海尔”。11月19日，青岛海尔电冰箱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筹得资金3.69亿元，用于海尔工业园的建设。通过上述活动，海尔集团对外完成了全面有效的转轨并制，对内实行了内部改造，在战略决策
24、经营管理、资源配置、科技开发、生产质量、服务手段、文化道德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重组合进一步完善。在这一阶段中，海尔集团采用了“联合舰队”集团运作模式，使资本集聚和资本培植向集团化的方向发展，资本营运成为集团发展的主旋律。主要资本运作的个案有：g.1997年9月，出资60%与杭州西湖集团合资建杭州海尔电器公司；h.1997年12月，出资59%合资建贵州海尔电器公司（冰箱）；i.1997年12月，兼并黄山电子公司。3、跨国经营阶段（1997年10月以后）在这一阶段，海尔提出10年规划，确定了进军世界500强的目标。把企业经营目标设定为创出中国的世界名牌，成为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海尔进行了发展
25、史上的重大战略转移，开始了跨国经营、创世界名牌的二次创业阶段。以1996年2月海尔莎保罗有限公司在印尼雅加达正式成立为标志，海尔集团已成功地实现了跨国经营，走向世界。从1997年开始，海尔在销售收入、利润、税收、集团人数、出口创汇、资本增值能力和劳动生产率方面与前两个阶段相比都有了质和量的飞跃，在产品、技术和资本输出方面初步具有了跨国公司的基本素质。海尔提出从现在至20某某年，要向成为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的宏伟目标冲击，创出世界名牌产品和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海尔认为，要成为跨国公司就要有自己的国际名牌；向国外出口和海外企业的销售收人之和至少占到集团总销售收人的50%60%以上；在国际市场进行技
26、术资本输出；国内国外企业股权多元化和多国化等等。海尔将继续实现3个1/3的市场竞争战略和走向市场国际化的标准。在今后的10年中，大力发展信息产业，比如网络通讯、软硬件制造业等；发展生物工程。在家电业方面不再做大的投入。今后，要使电器行业销售收入占集团总销售收人的1/3；信息行业销售收入占1/2生物工程行业占1/6的比例。在贸易方面，要向综合商社方向发展。在金融方面，要有自己的期货代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咨询公司等等。从1999年开始要重点建设海外市场。海尔集团多年来一直保持很高的发展速度，下表是1984年以来的海尔集团的主要经济指标。目前海尔集团共有7000余个规格的产品品种，产品批
27、量出口到欧、美、日、中东、东南亚等8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对欧美出口占总出口量的60船东南亚占16机海尔在海外有49家经销商，其中31家是专营经销商，国内外共建立了1.8万多个销售网点。在128个国家和地区注册了556本海外商标。在海外设立了10个信息站和6个设计分部。目前，集团除生产“白色家电”和“黑色家电”外，又进入以通信、计算机软件和硬件为代表的“米色家电”市场。中国社会心态调查报告1社会心态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感受、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心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了解社会心态不
28、仅对于了解社情民意、社会热点以及公众情绪非常重要，而且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前提。本调查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260个乡（镇、街道），520个村（居委会）抽取7063个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抽中的居民户中按规则随机选取1人作为被访者，由调查员手持问卷对该被访者进行访问。调查时间为2023年46月。本文主要涉及公众对社会状况的感受、主要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感受。（一）生活压力感一一遇到最多、感觉最大的生
29、活压力来自经济方面。近年来，教育、医疗、住房负担过高是民众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调查显示城乡居民遇到最多的生活问题是“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其次是“医疗支出大，难以承受”，再次是“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比例分别为51.3%、45.5%和45%；排在第四到第六位的生活问题分别是“人情支出大，难以承受”、“子女教育费用高，难以承受”和“家人下岗失业或无稳定收入”，比例分别为34.8%、34%和30.1%；排在第七到第九位的生活问题是“社会治安不好，常常担惊受怕”、“社会风气不好，担心被欺骗和家人学坏”和“赡养老人负担过重”，选择的比例分别为24.5%、23.3%和22.3%；选择比较少的
30、问题是“家庭成员有矛盾，烦心得很”和“家人与邻居有矛盾，担心发生纠纷”，比例分别为9.8%和5%。城乡居民对所遇到的压力评价由大到小的顺序是住房、医疗、下岗失业、教育、家庭收入低、赡养老人、人情支出、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家庭矛盾和邻里矛盾，民众感到生活压力大的依然是经济压力，其次是社会压力，人际压力较小。（二）社会安全感一一食品安全感最低。安全感是人们对于目前处境的一种主观判断，是一种面临风险大小的判断。调查发现，居民安全感最高的是个人信息、隐私安全，最低的是食品安全，其他各项由高到低分别是人身安全、劳动安全、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居民认为食品“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2.6%,认为“比较
31、安全”的比例为46.4%,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36.7%。认为医疗很安全的比例只有9.5%,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2.9%,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26.7%。认为交通“很安全”的比例仅为11.7%,“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2.8%,“不大安全”和“很不安全”合计为32.3%。认为财产“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8.4%,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8.8%,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20.2%。认为劳动“很安全”的比例只有17.2%,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60%,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16.9%。
32、认为人身“很安全”的比例只有20.3%,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60.1%,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17.2%。认为个人信息、隐私“很安全”的比例只有21%,认为“比较安全”的比例为56.9%,而回答“很不安全”和“不大安全”两项合计的比例为11.3%。（三）社会支持感一一家庭、亲友是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社会支持系统是指人们遇到困难和自己无力解决的问题时可以得到获得建议、指导、鼓励、帮助的社会性资源。社会支持系统可以帮助人们减轻社会压力、改善情绪和行为反应。调查问卷中民众感受的社会支持来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分别是“家庭”、“家族、宗族”和“私人关系网（朋友、同乡、战友
33、生意伙伴等），“家庭”介于“帮助较大”和“帮助很大”之间的水平，“家族、宗族”和“私人关系网”介于“帮助较少”和“帮助较多”之间，属于有帮助水平。而其他机构和组织中“社区组织”、“工作单位”、“地方组织”和“党组织”得分稍高，但得分水平介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之间。这一调查结果说明，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系统较弱，城市单位较强的社会支持功能和农村集体所有制下的社会支持功能弱化，而民间团体和组织还没有发育，使得家庭、亲友这些传统的社会资源仍为社会支持的主要力量。（四）社会信任感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高。信任是人们对他人或者组织未来表现的推测，与个人的信心和预期有关，这里的社会信任感是指人们对于所
34、调查的社会组织、社会角色、信息来源是否可以信任的主观感受。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接近很信任，而对法官和警察、地方政府、信访机构的信任程度接近比较信任水平，消费者协会等维权组织、社区组织、环保等公益组织的信任程度与之接近；信任程度更低的是行业协会、宗教组织。在信息获取上政府新闻媒体、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的信任程度高于互联网信息和小道消息。（五）社会公平感一一制度公平高于机会公平。社会公平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的公正性。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对总体上的社会公平状况的评价接近比较公平。公平程度最高的是高考制度，其次是义务教育和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最不公平的是城乡之间的待遇，其次
35、的不公平是提拔干部、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待遇、社会保障和财富分配。综合起来看，民众对制度公平感评价较高，而对机会公平感评价较低。（六）政府工作满意度对社会保障最不满意。调查中为了了解民众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程度，问卷设计了包括如下方面的问题：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和救助、义务教育、环境保护、科技发展与推广、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依法办事、发展经济、实现社会公正十个方面。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政府“义务教育工作最满意”，对“社会保隙和救助”最不满意。群际关系。（一）干部与群众一一干群关系被认为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调查问卷把社会分为不同的群体类型，“穷人与富人”、“干部与群众”、“城里人
36、与乡下人”、“雇主与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了解城乡居民对不同群体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可能性的判断，推断不同群体矛盾和冲突的存在程度。统计结果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雇主和雇员，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调查还显示，公众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差距是最大的，50.7%的人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最大，17.5%的人认为干部和群众差距最大，9.5%的人认为城里人与乡下人差距最大。冲突就不难理解了。被调查者对不同层级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评
37、价不同，最基层的村（居委会）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总的表现比较融洽，“很融洽”与“比较融洽”两项合计的比例为72.5%,乡（镇、街道）干部和群众关系两项合计为53.8%,县（市、旗、区）干部与群众两项合计为40.4%。由于县（市、旗、区）干部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比较少，有更多的被调查者选择了不好说，而相应地选择融洽和不融洽的比例都低于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二）穷人与富人致富归因影响贫富阶层关系。在一个三选题中有10.87%的公众把“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问题”列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在重要社会问题中的排序中列第三，综合三个选项，有33.05%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38、在调查中发现虽然更多的被调查者认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最大，但穷人和富人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可能的被选比例却排在干群关系之后。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这与人们如何看待富人致富的原因有关，与如何理解富人致富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有关。总的说来，人们对于富人致富的归因中包含了积极的因素，如承认富人致富的努力和能力，以及教育程度，但也有相当多的人把富人致富的原因作负向归因，作外在归因，这就使得人们在与他们进行社会比较时更容易产生不公平感、不公正感，怀疑富人致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成为贫富阶层冲突和矛盾的隐患。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冲突。（一）公众视野中的社会问题。有57.32%的人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是重大社会问题，3
39、3.13%的人认为就业、失业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33.05%的人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是重大社会问题，28.04%的人认为贪污腐败是重大社会问题，26.39%的人认为养老保障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19.71%的人认为教育收费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有五个问题属于比较重大的社会问题，如13.34%的人认为住房价格过高是重大社会问题，13.16%的人认为社会治安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10.44%的人认为城乡、地区差距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10.08%的人认为社会风气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而对于进城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问题、干群关系问题、司法不公问题、征地拆迁补偿不公问题、卖淫嫖娼问题和劳资矛盾等问题，只有
40、10%以下的人认为这些问题是重大社会问题。（二）矛盾、冲突化解策略。1.社会矛盾和冲突。调查中调查了公众对于不同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应对方式，问卷中把社会矛盾和冲突分为四种类型：（1）与政府公共权力相关的矛盾和冲突。调查发现，被调查者对政府公共权力行使中的矛盾和冲突了解比较多的是“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不了解的比例仅为27.1%,但主要是间接了解，有亲身经历的只有3.2%；另一个了解比较多的是“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但直接了解的比例较高；被调查者对“社会保隙纠纷”的了解最少，亲身经历也最少，而有5.3%的人回答亲身经历过“司法不公、执法粗暴”，但是，考虑到我国现阶段亲自参与司法过程人数的比
41、例并不高，所以，5.3%的比例还是偏高的。对“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和“司法不公、执法粗暴”这些问题的了解渠道主要是新闻媒体。（2）与政府或经济组织相关的矛盾和冲突。经济组织中的典型矛盾和冲突放在一起讨论。在这些问题中，“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的影响最大，只有32.3%的人回答不了解，而回答有亲身经历的人数最多，占18.4%。另一个了解比较多的是“拖欠/克扣工资/超时工作”；其次，对“下岗失业没得到妥善安置”了解的人数比较多，考虑到样本中大量的农村样本的存在，因此，这一问题在城市社会中应该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而“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一项，虽然亲身经历的比例为7.8%,亲身经历
42、的比例低于前述几项，但考虑到这一问题本身涉及的社会面较为狭窄，但所产生的影响却大于其他问题，因此，这样的比例也应该得到充分重视。（3）教育、医疗行业中的矛盾和冲突。调查中发现，教育和医疗行业中的问题存在不同的特点。被调查者对于“学校乱收费”的了解程度较高，只有31.4%的人回答不了解，但有19%的人有过亲身经历，是所调查各项社会矛盾和冲突中亲身经历人数最多的；而有“医患纠纷”经历的比例较低，为3.4%,这一比例较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医疗问题并非是以一种纠纷的形式表现的，而教育的问题在教育费用上表现得较为突出。（4）消费矛盾和冲突。消费的问题与前几类问题相比，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了解程度都很低，这
43、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在包含大量农村样本的条件下，购房等城市生活中容易引起纠纷的大型消费并不普遍；二是消费矛盾在商品市场化已经比较完善的情况下已经不突出，或者已经有了市场化的解决方法。2.化解策略。（1）无行动是最普遍的行动策略。各种类型的行动方式中采取最多的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其次是“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在各种类型的矛盾和冲突中，采取这种消极忍耐方式最多的是遇到“学校乱收费”，其次是“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再次是“工作环境恶劣，老板/经理管理粗暴”，然后是“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采用最少的是“购房等大额消费中的纠纷”。（2）诉求策略是面对与政府公
44、共权力有关的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策略，其次是沟通策略。对“司法不公、执法粗暴”，有11.58%的人选择了“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对“政府有关部门乱收费”有&14%,对“社会保隙纠纷”有21.69%,对“贪污腐败、侵占国家集体资产”有15.74%作了同样的选择。对“社会保障纠纷”有16.67%的人选择“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其他几项都有5%以上的人选择了这种沟通策略。此外，对“司法不公、执法粗暴”的另外的主要的行动还有“打官司”，有15.71%的人作了选择，另外的行动方式还包括“找关系疏通”。（3）沟通策略和诉求策略是解决政府或经济组织相关的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策略。“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
45、合理”、“下岗失业没得到妥善安置”、“拖欠/克扣工资/超时工作”、“工作环境恶劣，老板/经理管理粗暴”和“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各项分别有11.09%、10.45%、18.47%、12.62%和10.03%的人选择了“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而选择“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的比例分别是18.99%、12.13%、8.38%、4.55%和16.93%。此外，在面对“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时有6.08%的人选择了打官司，并有2.59%的人选择了暴力反抗。（4）沟通是处理医患纠纷的主要策略，面对教育乱收费无奈采取无行动策略。在遇到“医患纠纷”时，22.13%的人采取了“与对方当事人/单位
46、协商”的行动方式，其次有5.45%的人选择了“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而遇到“学校乱收费”，无论是沟通策略还是诉求策略，虽然依然是选择最多的策略，都明显低于遇到其他问题时的选择比例，显然，这样的策略对于问题的解决可能有作用，但采取这种行动方式后的不利影响或者对不利影响的顾忌使得人们在面对这一问题时显得束手无策。沟通策略是消费纠纷的主要解决策略。有22.13%的人选择“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的办法来解决大额消费纠纷。其次，“打官司”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的选择比例分别为7.51%和5.45%。（5）法律策略没有成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主要策略。除了在面对较为严重的“司法不公、执法粗暴”时
47、有15.71%的人选择了“打官司”外，另两个选择较多的问题分别是“医患纠纷”和“征地、拆迁、移民及补偿不合理”，所占比例分别为7.51%和6.08%,其他问题中选择“打官司”的比例均在5%之下。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大众的法律观念不是很强，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法律策略的成本较高。（6）疏通策略很少采用。被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行为具有关系取向，但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找关系疏通极少被采用，除了在遇到“司法不公、执法粗暴”时有5.59%的人选择了疏通策略外，其他情况下极少被采用。（7）对抗策略虽然很少使用，但在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且侵害主题明确的情况下也有使用。当前河南省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报告中青在线上海5月2日
48、消息，近日，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与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联合发布大学生心态调查报告(2023)。报告显示，越是来自大城市的大学生社会信任感越弱。调查发现，大多数年轻人不大赞同“诚信吃亏”。大学生的社会信任程度较高，过七成的被访者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另外，对社会的普遍信任感在城市等级间仍然呈现出分化。来自北上广深和其他大型城市的学生的信任感明显低于来自中小城市、小城镇及农村的大学生。调查发现，总体上来看，对于“诚信吃亏”的说法，分别有42.0%和28.6%的青年学生选择了“不太赞同，诚信有时也带来好处”、“很不赞同，讲诚信的,人才能最终受益”，远高于选择“非常赞同，
49、老实人受欺负”的4.4%和“比较赞同，很多好人没好报”的15.5机面对社会中的大多数人，71.6%的大学生都认为“是可以信任的”，显示出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但对社会的普遍信任感在不同等级的城市间呈现出分化。来自北上广深和其他大型城市的学生的信任感明显低于来自中小城市、小城镇及农村的大学生。除“北上广深”外(65.9%),从“其他大型城市”到“中小型城市”、“小城镇”，最后到“农村”，学生的普遍信任度依次从64.4%提高到了72.现、74.0%和75.6机从主要成长地类型来看，越是来自大城市的大学生社会信任感越弱，社会经济等级上的“大城市”成为信任感上的“小城市。此次调查历时一年，样本来自39所高校6351名在校大学生，在
